经由 迭戈·马泰伊（Diego Mattei S.J.） “写作，至少于我而言，首先是对直觉的探索”[1]。玛丽莲·罗宾逊1943年出生于爱达荷州北部的桑德波特（Sandpoint），尽管在四十年间只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散文，她却是当代文坛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自《管家》（Housekeeping）[2]于1980年问世之后，2004年的《基列家书》（Gilead）、2008年的《家园》（Home）、2014年的《莱拉》（Lila）和2020年的《杰克》（Jack）相继出版。2005年，罗宾逊凭借《基列家书》获得普利策奖。
她的写作风格温和，注重于捕捉某些人物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在人生及某些人物的极限范围内通过他们的目光向我们讲述的生活。除了为女作家赢得1982年海明威笔会奖的处女作之外，其后的四部小说大多围绕约翰·埃姆斯·鲍顿（John Ames Boughton，他被亲朋们称为杰克）这一人物展开，这四部作品中有三部发生于爱荷华州一个虚构的名叫“基列”的小镇上[3]。第一部《基列家书》和第二部《家园》从两个不同的叙述视角展开，其中所描述的事件在时间上基本吻合，从而加强了罗宾逊作品的整体感。
四部小说：第一部《基列家书》
“昨晚我告诉你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你问我去哪儿，我说去见上帝。你又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已经老了。你把手塞到我手里，一边说我还没那么老，好像这事儿你说了算”[4]。
小说《基列家书》的开头是77岁的公理会牧师约翰·埃姆斯写给7岁儿子鲍比的一封凄美的信。就像现代的亚伯拉罕一样，埃姆斯将家族历史留给了儿子。就像摩西在尼波山上从高处看到应许之地一样[5]，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看到小鲍比长大成人后的生活；因此，他在日记中将自己漫长一生中积累下的经验传授给了儿子，他一辈子都在为这个服务，在每个主日中为她基列小镇缓慢而昏沉的乡间生活的节奏像一幅拓印版画似地被呈现出来。
由此，读者一点一点地了解到埃姆斯家族的事件。这个名副其实的传教士血统始于祖父，他是一位充满火一般激情的先知，像施洗约翰一样严厉、毫不妥协，在南北战争之前支持废除奴隶制，但后来对那场血腥战争的结果深感失望，因为这场战争仅在形式上解放了有色人种。除了祖父之外，还有他的父亲，一位激进的反军国主义者（并因此而与祖父产生矛盾），以及他的弟弟，一个极富天资的男孩，因早熟而被送往德国学习哲学，学成归来时是无神论者。与家庭回忆录交织在一起的是对他与妻子莱拉之间关系的回顾和反思。莱拉是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人，这个突然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神秘人物使他喜出望外地成为父亲。在日记中段出现的人物是约翰·埃姆斯·鲍顿，长老会牧师罗伯特·埃姆斯·鲍顿的儿子。罗伯特与约翰·埃姆斯牧师有着竹马之交，两人终生为各自会众准备布道，每周都在埃姆斯家聚会。为了确认这种友谊，他们还各自以对方的名字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杰克这一人物越来越频繁出现于埃姆斯的回想中：在光与影和不可捉摸之中，这是一个于今已迈入而立之年的男子，他是一个最受宠爱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不值得爱且患有孤独症的人。虽然才华横溢，聪颖过人，但他在天生缺陷的驱使下自幼便开始小偷小摸。他还时而天真无邪、时而庸俗而顽劣地与埃姆斯调侃，用嘲讽的语气叫他“爸爸”，迫使埃姆斯在这种挑衅下保持越来越令人尴尬的沉默，以免为杰克留下惹朋友鲍顿伤心的口径。
我们一点一点地发现20年前促使他离开基列以及如今促使他重归故土的原因。约翰·埃姆斯在自我争斗中纠结于对杰克的不安和对父亲鲍顿的感情之间。杰克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卑鄙小人：如何与这样一个人相处？但与此同时，鉴于为与他恢复关系而付出的努力以及自己毕生中所宣扬的福音教诲，又怎能不宽恕他？这是一场漫长的内心斗争。我们避免在此揭示杰克返回基列的原因，但这些原因有助于化解他和埃姆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以至于在结尾处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祝福场景。这两个人–一个是“正式的”父亲，一个是“名义上的”儿子–之间的关系闪烁着本真的火花，祝福的给予和接受降临在他们身上，也许他们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一刻。
整部小说不仅贯穿着圣经人物，而且还涉及对《圣经》的回顾，对经文直接或间接的引用。小说围绕父子之间的关系展开，反映了父子间相互赋予的亲情：“杰克说：能够从父亲那里得到认同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6]。如果说约翰·埃姆斯是一个新的亚伯拉罕，有一个晚年所生的儿子[7]，那么杰克就是浪子[8]，他是约瑟，是雅各众多儿女中的宠儿[9]。
这部小说的力量是那在其脆弱和本真中真实可信的强烈声音，它来自一位怀着感恩和信任从上帝话语中重读自己一生以及自身遭遇的老人，而这种感恩和信任正是有信仰者之灵魂本质。
第二部：《家园》
第二部小说《家园》叙述了杰克重归基列的故事，叙事从鲍顿一家的视角展开，其中尤其是从格洛瑞的视角。格洛瑞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经历了感情挫折之后，她于38岁时返回家中，照顾年迈体弱的父亲。几周过后，得知离家20年的杰克即将归来的消息，格洛瑞在家里迎接他。杰克的归来充满了期待与紧张，还有父亲的期盼：与这个最宠爱的儿子和解的渴望使他对功过得失完全置之度外。格洛瑞的视线缩短了与杰克的距离，使读者–包括那些已经通过阅读《基列家书》而对他的故事有相当了解的人–有机会一点一点地发现他的伤口、脆弱、对改变的渴望以及他的畏怯。
对话的重要性使这部小说的结构近乎戏剧化，这些对话通常发生在家居环境内，尤其是厨房或干草仓，干草仓是象征杰克最阴暗内心深处的地方。过去的阴影若隐若现，几个悬疑逐渐抓住了读者的心弦：杰克能否刷去如影随形的污名？父爱能否治愈儿子？儿子能否实现自发的悔改愿望？鲍顿牧师能否承担进一步的失望？杰克内心的孤独——那个为他的青年时代打下烙印的恶魔是否会被战胜？父亲对儿子的欠缺心知肚明，尽管深知儿子的罪过，他仍然爱他，并自责不够耐心。这位父亲遵循圣经的指引，既循规蹈矩，又在不自觉中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杰克也果然试图探究父亲对种族问题的观点，因为那是与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蒙哥马利（Montgomery）提出抗议相关的年代，那个时期所引起的反响通过刚刚问世的电视机而传入基列。
几周过去了，杰克打理着家里的花园和闲置在干草仓里的一辆旧汽车。他给心爱的女人写信，等待她的回音。在这第二部小说中，杰克也使人想起圣经人物拉撒路[10]，那个死而复生的兄弟。杰克像拉撒路一样被裹在床单里，被清洗，被照顾，被穿上衣服。杰克，这个充满悲伤的人[11]，失去他将是整个家庭的终结。杰克希望通过最后的谈话让父亲对自己的灵魂状态放心，但父亲因疲弱和痛楚而陷入了老年痴呆，这阻止了杰克的欺骗，成为痛苦事实手中的工具。
“‘永远回家了，格洛瑞！是的！’，她的父亲高呼着，让她感到一阵心痛”[12]。小说以此拉开序幕。格洛瑞，或者说上帝的格洛瑞，回到了鲍顿家，浪子杰克也随着她的出现相继归来，她将在杰克经过之后在这个家里留下来，不做任何变动，成为记忆的守护者。这个家成了真正的圣龛[13]。格洛瑞形影不离地照顾杰克，给予他倾听和支持，也为他落泪。杰克的典型动作是用双手捂住脸，或是用掌心蒙住眼睛；而格洛瑞则常会在聆听杰克的诉说或感受他的痛苦时洒下泪水。她是《圣经》中为“死去”的兄弟擦洗身体的姐妹。这是一种真正的神学职能。
第三部：《莱拉》
《莱拉》是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它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讲述的是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基列公理会牧师约翰·埃姆斯的第二任妻子莱拉的故事。事情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之间。莱拉成长于那个时代最昏暗的时期，即1929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以及1930年代美国的大饥荒冲击之后[14]。
莱拉是一个被一个女人“偷走”的小女孩，这个女人在小说中的唯一名字是她的昵称“多尔”（Doll，中文意为“娃娃”）。多尔将小女孩从一个被忽视和冷落的环境中偷走，实际上是救了她一命。“小女孩就坐在门口笼罩在黑暗中的台阶上，双臂紧抱着身体，抵御风寒。她已将眼泪哭干，快要睡着了。她已经没劲儿再哭喊，反正她的哭声也不会被他们听见。要是听见，就更糟了”[15]。小说的开场白这样写道。
两人加入了一群靠打零工度日的流浪者雇工。埃姆斯家中作为牧师妻子的安定的现今（我们已从之前的小说中了解到这一点）与回忆穿插在一起。与多尔痛苦的分离；在妓院做杂工；迷恋上一个男人并痴心妄想照着自己的经历去偷一个孩子来抚养；以及最后突然离开圣路易斯，偶然来到基列，在一个雨天为了避雨而碰巧被带进埃姆斯牧师的教堂。她发现身边的环境，那里的光线、蜡烛、牧师的话语让她留恋不舍，促使她再次返回。牧师和莱拉之间立即产生了某种共鸣，尽管存在年龄的差异与生活和文化条件的不同，两人间产生的深度默契使得莱拉表示希望成为他的妻子，埃姆斯接受了她的要求。这是一段微妙而脆弱的关系，因为此前格外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莱拉对一切关爱、感情和温柔都极为敏感。她曾经度过窘迫万分的生活，此外，遵照多尔的教导，她不依赖任何人，也避免陷入离不开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的处境。
莱拉意识到自己的伤痛，也知道她不信赖任何人，因为她感觉到即使自己也既不可靠又不值得别人信赖。然而，这位接纳她进入教堂、进入他的生活和家庭的老人对她说的话很重要，最要紧的是，他的理解和耐心让她能够坦诚地站在他身边，而无需任何谎言。另一方面，这位牧师也有自己的伤痛：他的前妻在分娩时和女婴一同丧生；经过一生的孤独，突然间，在年迈之际，这位他“认识”的女人的到来，以她坦诚和深刻的人生经历向其展示了一种他仍未认识到的上帝话语的面貌和深度。她教他使用本真的话语。他则先是教她一些基本词汇（如“生存”一词[16]），然后教她认识一些基本需求（关爱和温柔），最后教她理解一些圣经段落[17]（尽管是她赋予了这些段落以生存的深度[18]）。小说中最主要的圣经线索是先知以西结的一段话：“你出生的时候，在你生下来的那一天，没有人替你断脐带，没有人用水洗净你，没有人用盐替你擦身，也没有人用襁褓包裹你。没有谁的眼睛顾惜你、怜悯你，替你做以上任何一件事。你反而被人扔在野外，因为在你出生的那天，你就惹人厌恶”[19]（结 16:4-5）。
他知道，对她来说，牧师妻子的生活方式与她以前的生活大相径庭，而他对她以前的生活知之甚少，并且他也不想知道太多，之所以如此，是出于谨慎和尊重，而不是出于畏惧或是对莱拉的占有欲。他知道莱拉随时可能决定离开。但后来莱拉怀孕了，经过一个相当平凡的小插曲（莱拉在与埃姆斯结婚前住过几个月的棚屋里碰见一个“绝望”的青年），两人决心把孩子生下来。婴儿出生了：虽然虚弱得似乎存活不了多少时间，但实际上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并在度过最初的几天之后接受了洗礼。小说随着施洗仪式而进入尾声。只有在最后几页，也就是与洗礼有关的部分，才间接提到了前两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杰克。
在《莱拉》中反复出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事情会是这个样子？”[20]。然后是：那些不懂圣经的人，那些对宗教一无所知的人是否会得到救赎？ “有些人生来就极具勇气，却又无的放矢，只能将这种勇气用在勉强生活下去的林林总总中，对此，老牧师会说什么呢？”[21]。没有受过洗礼本身就是定罪的理由吗？[22]。“惩罚那些勉强糊口的人是不公正的，他们按照自己的衡量标准去做好人，而且必须拿出浑身所有的勇气才能做到这一点”[23]。
莱拉感到深刻而迫切的需求，她想与那些遭受排斥的人在一起：与多尔、玛塞尔、多恩，与那些曾经在她生命中出现 的男人和女人，哪怕为此而迷途。温情而凄美的一幕是：当她想通过在河水中再次洗净自己而“免除洗礼”，以求在死者复活时能与多尔重聚[24]。
这部小说比前两部更难读，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思考部分占比大幅度增加，而这种沉思式的基调决定了叙事中更多的停顿和更加舒缓的节奏。第二，对莱拉一生的叙述中并没有任何惊喜和波折，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被开门见山地道明，但渐渐浮现出来的是她的行为动机的复杂层次。第三，小说所暗示的苦行（在这方面的描写非常有效），因为故事中所描述的生活条件极端悲惨，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阅读时，很难不沉浸在故事所唤起的凄凉悲伤之中，并意识到一切都是恩典[25]。
第四部：《杰克》
《杰克》是该系列的第四部小说，如果没有续集的话，它将是四部曲的最后一部。继莱拉的插曲之后，作家的视线重新回到这个年轻人身上。主人公依然是杰克，但故事首次以他的视角展开。对于那些从第一部作品开始关注这个故事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杰克》抓住了同名主人公人生转折真正关键的几个月。年轻的鲍顿把自己放逐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圣路易斯，在那里遇到了黛拉·迈尔斯，一位在一所首批为黑人学生设立的高中里任教的年轻非裔美国教师。在从一个睡着的流浪汉那里偷来的一把雨伞和一身深色套装的帮助下，杰克给人一种可敬的感觉，两人结识了，他们之间建立恋爱关系的可能性也由此而生。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仍然实行种族隔离法，根据这一法规，与不同种族的成员通婚以至同居均属非法行为。
第一部分约占整部小说的四分之一，讲述了两人在该市白人公墓共度的夜晚时光。两人出于不同的原因而被关在里面。这距离他们初次相遇以及那个夜晚已有一年，那个夜晚由于杰克的过错而以难堪并使他感到可耻的方式结束，也在他的眼睛下面留下了一道疤痕。就像拉撒路，或是与杰克同样灵魂倍受煎熬的哈姆雷特一样，他从坟墓中走了出来，和黛拉恢复了关系，并深深意识到与她约会的危险。黛拉冒的风险最大，因为她是一所著名的非裔美国学生高中的年轻教师，她的工作不可能承受与白人偷情的丑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堪和与生俱来的弱点。他感到惧怕，预感到自己会伤害她，使她失望，给她带来麻烦。女孩则不顾家人不容置辩的要求，阻挠他与她拉开距离并正式确定关系，尽管他们不能这样做，但依然还是决定“结婚”。
在这第四部小说中，罗宾逊似乎并不像该系列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小说那样希望探讨加尔文的宿命论，而是意于探讨过错与责任问题以及改变的可能性。杰克是一个因感到自己的不堪而被击垮的人，他被自我毁灭的习惯侵蚀，因为坚信只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伤害而为自己做出了希望变得“无害”的选择。他渴望以来实现“无害”的愿望：这是一种带有基督论色彩的选择[26]。然而，黛拉却爱上了他，爱上了他纯洁的灵魂。这是关于灵魂的主题，也在其他小说中反复出现。
三部曲还是四部曲？
该系列是三部曲还是四部曲？可以对此作出不同解释。如果以故事发生地为主要依据，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到此结束了的三部曲。事实上，只有前三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基列，一切都始于这个小镇。如果我们以“杰克”这一人物为主要依据，因为他作为故事的重要人物甚至是主角出现，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将该系列视为一个不包括《莱拉》的三部曲。最后，作为在我们看来最尊重罗宾逊作品发展的选择，可以将所有作品视为一个四部曲，一个对基督信仰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神学探索的空间。我们确实希望将这四部小说视为一个神学空间，某些基本问题在其中反复出现，这些问题包括宿命[27]、人的改变的可能性[28]、灵魂的存在[29]、最后的审判和复活[30]、上帝的怜悯和宽恕[31]。
四部小说，四次经受了对叙事技巧和文体驾驭能力的考验。事实上，每部小说的风格也各不相同。《基列》以书信体和日记体为这一系列开篇。随后的《家园》几乎倾向于戏剧化色彩，因为对话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占有中心地位，而且几乎都发生在家庭环境之内，其中有许多在厨房展开。第三部小说《莱拉》是最尊重客观化小说准则的一部作品：它以第三人称再现了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氛围。最后，第四部以大段篇幅对杰克的意图和心灵活动进行了心理分析，采用了心理小说的缓慢节奏、时间上的重叠和不同框架的构成。尤其是篇幅很长的第一部分，它几乎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抓住了杰克与黛拉在公墓度过的短短几个小时：他们在经过渺无音信的一年和由于杰克的过错而以失败告终的第一次约会后在那里偶然相遇，这让人想起19世纪一些伟大的俄罗斯小说的氛围。
政治还是神学书籍？
罗宾逊的叙事探索不仅涉及生存与人物，而且首先展示了其神学性韵味。“基列系列”的四部小说构成了一个神学空间，探究基督宗教传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通过约翰·加尔文以及新教改革的路德和梅兰希顿（Melantone）的思想背景。罗宾逊的文章“厚重”，充满了想法和反思。在我们看来，她的一篇文章中的以下一段话意义重大：“我有幸与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共事。他们都是值得尊重的人。 […]他们来找我，深信美国读者不能容忍他们在小说中表达的思想”[32]。
罗宾逊在题为《想象力与群体》的文章中论述了群体想象力与个人叙事写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补充。在她展开思考的大背景下，虽然上文引用的那段话只是顺带一提，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段话对于理解其作品的一个特征至关重要，即：反省的深度和思想的广度。这是叙事文体必须具备的特征，也自然展现在基列系列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情节是次要的，况且许多事件会重新出现，被不同视角的光照亮。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物所体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当我进行叙事写作时，我可能试图模拟一种综合性脑力工作，通过文化、记忆、良知、信仰或猜想、环境、恐惧或欲望而进行感知和思考，塑造经验和反应的瞬间，然后以叙事的形式对两者进行重塑，一面将一种想法与另一种想法进行对比，寻求它们之间相同或相反的效果，一面进行评估和合理化，感受同情，或是不悦”[33]。
鉴于这四部小说整体上的情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种族问题，甚至可以说种族问题是故事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我们不禁要问，罗宾逊的小说究竟是社会小说还是政治小说。如果我们指的是对社会状况的谴责或“激进主义”立场，那么它们并不属于这些类型，尽管小说中不乏在种族壁垒的一边或另一边为变革而斗争和努力的人物，其中首先是约翰·埃姆斯牧师富有预见性的祖父，此外还有黛拉的父亲和兄弟，他的父亲是孟菲斯（Memphis）非裔美国人教会的卫理公会主教。作者将自己的部分记忆寄托于上述人物，以极大的热情和感激回顾了马丁·路德·金的时代。那是在美国宗教情愫中重生的年代，也是伟大的公民承诺时期。对于罗宾逊，我们已经说过，她的兴趣在于从神学角度探讨杰克的故事。
这一探究和阐释过程也是通过大量自觉并得心应手地引用圣经来进行的，这些引用在每部小说中都众多且重要。这些与圣经的联系至少有三种类型。有许多是含蓄的，尤其是在《基列家书》中，转借一位年逾80的老年传教士的言谈，他一生都致力于对《圣经》的默想、写作、反思和谈论。此外，还有间接的明文引用，其中兼具《旧约》和《新约》中的人物。在《基列家书》中，人们很容易从约翰·埃姆斯身上看到亚伯拉罕的身影：这个孤独生活了一辈子的鳏夫获得意外的恩赐，在晚年得到了一个儿子。在《家园》中，最明显的参照是浪子和慈父，但也有拉撒路[34]。鉴于女作家将马大和马利亚的兄弟与杰克相提并论，拉撒路一定是罗宾逊所珍视的人物。
最后，还有直接的文本引用，特别是在《莱拉》中，对《以西结书》的引用成为阅读和诠释的基本关键：对主人公而言是解读其自身生活，对读者而言是解读小说的故事。但是，以精湛技艺引用圣经经文或圣经人物并非使女作家的叙事具有整体宗教氛围的唯一因素。因为首先，四部曲的背景本身就是一个牧师的世界：杰克的父亲罗伯特·鲍顿和后来追随他的脚步的哥哥都是牧师；约翰·埃姆斯是基列的公理会牧师，他的父亲和祖父也曾经担任这一职务，祖父是一位好战而激昂的先知性人物，对自己和他人要求都极为严格；黛拉的父亲是孟菲斯的卫理公会主教；还有圣路易斯的浸信会牧师哈奇森，他是年轻的杰克在最痛苦的日子里的对话者。进一步充实这一景观的还有杰克姐妹的名字：“希望”（Hope）、“信仰”（Faith）、“恩典”（Grace）和“荣耀”（Glory，中文版中被音译为“格洛瑞”——译者注）。这些名字明显指涉不同的神学功能，就像Glory在该系列的第二部小说《家园》中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结局。无需道明细节，我们可以说，从时间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结局代表着我们作为读者所能达到的杰克故事中的最后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写于《家园》之后的《莱拉》和《杰克》叙述的都是更早的时期。在这个结局中，拯救和救赎的可能性似乎被交给了后代，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但这只是一种观点，可以与其他解释并存），对杰克来说，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命运仍未告终。
散文
再来谈一下散文。在意大利，它们被收录为两本书： Quando ero piccola leggevo libri（可译为《我小时候读书》）和Quel che ci è dato（可译为《我们被赋予的》）[35]。即使只是浏览索引，也能看出女作家兴趣的多面性。这些文章可被归纳为不同类别。第一类文章涉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神经生物学学科的还原论方法与罗宾逊提出的人类例外论之间的关系，前者将人性的奥秘扁平化为一些生物及荷尔蒙功能，而后者则有趣地使用了“上帝之子”这一神学范畴，还有一些分析“人子”这一表述的基督论文章，以及一些思考众所周知的《约翰福音》序言开头的文章。另一类文章以社会正义为主题，强调《申命记》中为保护财产和维护资本而制定的摩西律法。罗宾逊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些律法，以肯定《旧约圣经》的价值，反对将《圣经》的这一部分轻易指责为落后的文本，几乎需要被淘汰。这就是所谓的“隐性马吉安主义”，即暗中对旧约的贬低，它仍在许多地方抬头，其最高表现形式是公元2世纪的马吉安异端。
介绍加尔文思想中自由价值的文章也属于这一类型。在这方面，罗宾逊指出，在她看来，可以将从这位巴塞尔神学家的著作中推导出的真正的加尔文主义与韦伯著名理论中庸俗化的加尔文主义区分开来，后者从这位瑞士改革者的思想中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会首先在具有这种特殊宗教背景的国家中发展起来。此外，还有一些历史文章，这些文章特别关注美国在 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以及20 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个时期的宗教复兴现象。根据罗宾逊的解读，它们在关怀种族问题、非裔美国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妇女状况的同时也构成了重要的社会进步运动背后的推动力。最后，作者还撰写了一些政治论战文章，特别是反对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种现象背弃了美国真正的基督教根基，也背弃了国父们屡次提到的教会与国家之间对话与自由的平衡，即宗教自由不受国家控制。然而，这些运动的做法是反而将国家脱离基督宗教价值观解释为世俗主义，而这种脱离是维护宗教自由和维护所有教派信仰所必需的。这位女作家认为，正是这些无关重要的原教旨主义的激进态度迫使国家机关采取明确的立场。在女作家的论战魄力中，有些文章似乎必须结合写作时的背景，甚至可能是阅读它们时的背景，因为某些文章有一种为特定场合写作的感觉。它们给人的印象是遗漏了一些参考消息的细节，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这些文章主要论点的兴趣，因为它们恢复了玛丽莲·罗宾逊坚定的理论反思面貌。
- M. Robinson, «Libertà di pensiero», in Id., Quando ero piccola leggevo libri, Roma, minimum fax, 2018, 20. ↑
- 意大利语版本：Padrona di casa，Edizione Serra e Riva，1985年；Le cure domestiche，Einaudi，2016年。 ↑
- 参见同上，Quando ero piccola leggevo libri, cit., 219. ↑
- 同上，Gilead, Torino, Einaudi, 2017, 3. ↑
- 参见同上，Lila, Torino, Einaudi, 2017, 268. ↑
- 同上，Gilead, cit., 176. ↑
- 参见同上，56. ↑
- 参见同上，75 s. ↑
- 参见同上，253. ↑
- 参见同上，Casa, Torino, Einaudi, 2017, 188; 244; 249 s. 另见同上，Jack, Torino, Einaudi, 2021, 173. ↑
- 参见同上，Casa, cit., 323. ↑
- 同上。 ↑
- 参见同上，105；291。 ↑
- 指Dust Bowl（尘碗）现象，即1930-31年至1939年期间出现于美国和加拿大中部地区干旱和沙尘暴现象，其原因是由于不当的土地开发方式和错误的精耕细作技术而造成的土地贫瘠。莱拉童年故事部分的背景让人想起斯坦贝克（Steinbeck）在《人鼠之间》中所描绘的那个时期的景象。 ↑
- 同上，Lila, cit., 3. ↑
- 参见同上，77 s. ↑
- 参见同上，130-138. ↑
- 参见同上，235; 237. ↑
- 同上，37 s. ↑
- 参见同上，30; 117; 130. ↑
- 同上，40. ↑
- 参见同上，102-106. ↑
- 参见同上，271. ↑
- 参见同上，22. ↑
- 参见同上，272；同上，Casa, cit., 276；同上，Gilead, cit., 161; 205 s. ↑
- 参见同上，Jack, cit., 223 s.。参见同上，Gilead, cit., 323. ↑
- 参见同上，Gilead, cit., 155-160. ↑
- 参见同上，159 s. ↑
- 参见同上，Quel che ci è dato, Roma, minimum fax, 2021, 14 s；同上，Casa, cit., 106 s; 113；同上，Jack, cit., 214. ↑
- 参见同上，Lila, cit., 270-273. ↑
- 参见同上，Gilead, cit., 161-171. ↑
- 同上，«Immaginazione e comunità», in Id., Quando ero piccola leggevo libri, cit., 49. ↑
- 同上，«Libertà di pensiero», cit., 22. ↑
- 参见同上，Casa, cit., 188; 244; 249 s。参见同上，Jack, cit., 173; 223. ↑
- 同上，Quando ero piccola leggevo libri, cit.；同上，Quel che ci è dato, Roma, minimum fax, 20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