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一段写给所有人的经文
慈善撒玛黎雅人的比喻（参见路 10:25-37）可谓一件以身作则的凡人善举。难怪教宗方济各的通谕《众位弟兄》在普世手足情谊主题中引述了这一事例，并将它视为人人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因此而构成教宗思考上述主题的核心（在通谕中所占篇幅不下20条），并成为他理想的参照点：“事实上，虽然这道通谕的对象是所有心怀善念的人，而不论他们有什么宗教信仰，但这个比喻实际上是在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挑战”[1]。
首先，路加福音经文中提出兄弟情谊问题的具体性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点可以从耶稣对法学士的问题（“谁是我的近人？”）所作的回答中看出：这绝不是一个理论性的答复。耶稣并没有发表田园诗般的宣言，而是展示了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识别出自己的冷酷场景；同时，这种需要帮助的苦难境况出人意料地揭示它是可以遇见近人–即字面意思为“我身边的人”，超越一切语言、阶级及宗教信仰差异–的地方[2]。
在具体情况面前，问题被反过来提出，指向可能陷入困境的听众本身：“当你遇到困难时，谁曾陪伴于你的身边？”。这是一个涉及到生存的答案，发自寻求帮助的迫切需要。当人们回顾这些情况时，有时会惊讶地发现，施救者往往不是距离自己最近的人、亲戚、熟人，而是素昧平生、相距遥远、萍水相逢的人。这正是这一比喻所描述的情景：这可谓一个现实主义的写照[3]。
比喻的相关方面
这段经文首先介绍了一位法学士，即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义人，他向耶稣提出了一个唯一真正重要的问题：“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路加在此用了一个确切的词，“继承”（klēronomeō）：仿佛这并不是一个人应得的好处，而只能是像继承遗产一样地“获得”。
如同面对重大神学问题时经常出现的情况，耶稣并没有回答，而是请对话者自己去寻找答案。事实上，法学士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结合了《妥拉》（Torah）中的两条经文：生活是通过爱天主和爱近人而得到的（参见申 6:5；肋 19:18）。耶稣的评论转移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认可法学士的回答，但强调将其付诸于实践（“你这样做，必得生活”）。检验的标准是生活，而不是义正辞严。然而，似乎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法学士的兴趣，所以他又接着提出另一个问题：“终究谁是我的近人？”。把握谁该被爱、谁该被恨之间可能存在的界限，这确实是一个在犹太人世界里备受关注且颇具争议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人只应该爱那些属于自己族群的人。《塔木德》（Abodah Zara, 26）中的一段话所提出的方式与这则比喻相反：若是一个犹太人碰见一个受伤的撒玛黎雅人和一个异教徒，他并没有义务救助他们，否则反会有染上污秽的风险。
耶稣的回答呈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生活场景。耶路撒冷和耶里哥之间的道路对于那些独行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他们不时会遭受致命的伏击。故事中的第一个人物没有特别的特征；他是 “一个人”，这个词再次排除了纯理论性的方式：没有任何关于族群、宗教归属或伦理道德的说明。耶稣只停留于一点，那就是：这个人是暴力的对象，如果得不到帮助，他就会死去。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情况：被恶人攻击。耶稣也没有去深究这些恶人，而是接着述说两个偶遇这个落难者的人物。在此，与之前的介绍不同的是，文本指出了两人的归属；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宗教人士，一个是司祭，一个是肋未人，但这段经文并不是对他们的正面描述，因为两人的反应是一样的：从旁边走过去。这里有一个论战性的观点，对法学士来说可能听起来有些冒犯：有宗教归属和活出兄弟情谊的能力并不协调一致。
最后登场的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物：故事的主人公。假若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耶稣就会得到听众的充分认可。然而，他又一次让人们大失所望：这个人物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哪里是什么慈善的撒玛黎雅人！他是一个撒玛黎雅人，属于一个被犹太人鄙视的民族，这些人败坏了自己，因为他们加入了其他民族及其传统，背弃了自己祖先的信仰（参见列下 17 章）。《德训篇》称其为“那住在舍根的愚昧民族，一个不成民族的民族”（德 50：27-28）。
这是福音书作者本身谈到的一种敌对：他刚刚在上文中（参路 9:51-56）记载了撒玛黎雅人拒绝收留耶稣，因为他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然而，耶稣在此选择的却恰是一个撒玛黎雅人：尽管他正在经过一条危险的道路，但当他看到这个不幸的人时，他停下了脚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仓促。行文似乎于此放慢了速度，停下来慢慢地描述他的每一个举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此而进行的达七项之多的描述：七在圣经中是代表完美的数字，而它之所以仅出现于此，似乎是在说明这一场景的重要性，构成了故事的焦点。
这个撒玛黎雅人走近那个受伤的人，不怕被传染，也不怕反遭攻击，而是济人之急，施以援手：他为那人注上油与酒，包扎好伤口，又把他带到客店里，支付了收留他的所需费用，并承诺还会回来补还其余所需金额。此外，在关于客店的细节中也含有一种挑战的意味。在耶稣的时代，实际上有两种客栈：第一种免费收留客人，符合为客人保留的神圣性；而第二种（路加称之为pandocheion）则需要付费，违反了东方世界的神圣戒律。故事中客栈的选择的意义显而易见：“对于耶稣的对话者而言，名声不好的不仅是撒玛黎雅人，就连他要求继续帮助照料伤者的人也是如此：这个例子来自两个声名狼藉的人！”[4]。
一个令人不安的教导
这则比喻所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良善来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人和境况；兄弟情谊并不存在界限、标签、圈子和隶属关系。当一个人陷入困境并竭力寻求帮助时，他才会真正懂得谁是自己的近人。这是对悲惨处境的一种令人不安的解读，正如历史一再表明的那样，在恐怖和推诿的同时，也会出现令人钦佩的见义勇为，而施善行的恰是那些最意想不到的人。
释经学家维托里奥·弗斯科（Vittorio Fusco）对这则比喻提出了一个新版本，使人从中看到对人之常情的极端不恭：“试想你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也许还加入了三K党，你会在一个黑人进入公共场所时大惊小怪，不失时机地表达你的蔑视和厌恶；试想你在一条冷清的街道上遭遇车祸，正躺在那里流血，奄奄一息，而与此同时一些白人驾驶的汽车偶尔从旁边路过，却没有人停下来；在某个时刻，一位黑人医生从那里路过…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去帮助黑鬼、犹太人或其他被歧视者，而是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只能从黑鬼、犹太人、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总之只能从站在敌方的人那里获得帮助的情况之中”[5]。
这则比喻中的不恭也通过法学士对耶稣关于谁是近人的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得以体现，因为这一回答模棱两可，虽然他的确领悟了这个比喻的核心（“是怜悯他的那人”），却没有抓住其中的细节（撒玛黎雅人），这表明了在其所闻中令他反感的一面。
除了平凡性，耶稣所展现的场景中的主人公的另一个特点是普遍性：近人不仅是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也是每一个能够对其施以善行的人。
心理学反思
这则比喻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所蕴含的意外，这一点通过人文科学的贡献进一步得到证实。在一个有趣的实验过程中，一个心理学家团队利用这则比喻来验证宗教生活中所宣扬的关于帮助的价值观和选择会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人们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的倾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则比喻显然是对这一假设的否定，因为司祭和肋未人恰恰是两个没有向不幸者伸出援手的人物，事实上，这两个人都毫不犹豫地扬长而去。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对普林斯顿神学院的67名学生进行抽样实验来验证这一自相矛盾的结论[6]。
他们首先被分为两个小组：第一个小组必须准备一场关于比喻的讲道，第二个小组必须准备一场关于学成后工作机会的演讲。学生们被告知这是一场竞赛，旨在评估他们就指定主题进行说服的能力，然而实际上研究人员对谁能发表最有效的讲话并不感兴趣，分配不同的任务是为了在抽样研究和控制小组之间进行一个对比。换言之，他们希望核实的是：共享同一宗教观点并专心致志于某一特定主题的情况–对于第一个小组而言即帮助近人的必要性–与第二个小组相比是否会有所差异。
演讲的准备工作在研究人员选定的一座建筑物中进行，其录制工作则在另一个地方进行。两个小组的成员被混合在一起，并根据可利用时间的长短被进一步分为三个分组：第一分组有充裕的准备时间；第二分组虽有固定时间，但是一个合理的时限；第三分组只有极少的时间（研究人员不断重复他们已经有延误，必须加快速度）。
安排就绪后，受试者收到了这样一份关于帮助的调查表：“(a) ‘你最近一次看到一个似乎需要帮助的人是什么时候？’。(b) ‘你最近一次没有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是什么时候？’。(c) ‘你是否有过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的经历？如果有过，请简要描述’”[7]。
在两座建筑物之间的路上，各小组分别被安排看到一个倒在地上的人。这个人躺在地上，显然处于身体不适的状态中，一边咳嗽一边呻吟；这里面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诸如侵袭、疾病、酗酒、吸毒，等等。他的衣着和相貌都刻意显得令人质疑。对于那些未曾驻足的学生，他们的姿态及其对调查表的回答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核实他们是否将这种情况理解为需要帮助。在随后的一场座谈中，就此项研究的真正目的、他们的反应以及促成其所采取行动的原因，研究者向学生们做了相关的解释。
结果
实验得出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那些必须就毕业后的工作发表演讲的人和那些必须就慈善撒玛黎雅人的比喻发表评论的人之间并未表现出任何区别。准备演讲和关于比喻讲道的前提没有对他们的行为带来影响。以坚定的形式宣称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会增加驻足帮忙的可能性。同样，学习某一宗教经文，即使它是个人人生观的一部分，也不会使这个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提供帮助。更具体地说，进入发表关于必须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演讲这一观念并不会对结果带来任何影响。这一发现与圣经比喻相吻合，并凸显了一种矛盾的情况，因为这些人都是神学生，其中许多人都心怀成为司铎的希望。相反，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境因素则在决定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与学生们的访谈显示，虽然对那个受难者有印象，但由于时间紧迫，他们都全神贯注于自己要做的事情上，以至于不知如何地忽略了那个人的情况，而是继续去完成各自的任务。
造成差异的是仓促程度。根据所拥有时限的不同，差异非常明显：在第一个分组（低度仓促）中，63%的样本停下了脚步；在第二个分组（中度仓促）中，45%的样本停下了脚步；在第三个分组（高度仓促）中，10%的样本停下了脚步。有些人感到负担（由于时间仓促所导致）如此之大，以至于从那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跨了过去，但他们在随后的座谈中为此感到内疚。总体而言，提供帮助者的平均比例为39%。圣经比喻的统计指数为33%（2/3的人没有停下脚步，1/3的人提供了帮助）。
此后，在细查那些停下脚步的人的时候，研究人员发现了他们提供帮助的以下不同方式：1）有些人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当受难者给出否定的回答（“没事，我已经吃了药，很快就会好起来”）之后，他们就继续前行；2）有些人让他坐起来，并在给了他一些东西之后离开；
3）最后，有些人一直陪伴着需要帮助的人，直到救护人员赶至。
第三分组成员以需要帮助的情况，而不是以受难者的陈述为依据；之所以决定提供帮助，是因为他们将给予帮助本身视为一件重要的事情，研究人员称之为“撒玛黎雅人式的宗教感情”：“这最后一类受试者将宗教视为在个人及社会领域中对意义的探求，并因此而显得更愿意承认受难者的需要”[8]。
放慢步伐的重要性
根据事后的报告，那些没有止步的人都注意到了那个人显然处于困境之中，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细想：那个画面就像被定格了一样，只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又浮现出来。随着思绪回到当时的场景，主要的感觉是内疚和遗憾。这与其是一种决定，更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automatismo）。这些人受到来自研究人员方面的压力，面对选择的可能性，他们感到被人推着继续去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与其是出于麻木，更可能是心理冲突使他们无法停步”[9]。在这种情况下，认知注意力高度分散，使得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他人需求的关注变得极为艰巨。
与时间的关系会转变为不同的行动方式。那些匆忙而过的人以未来为指导方向。他们的心神专注于恐怕来不及做的事情，并因此而没有停下来提供援助。与此相反，那些停下来的人则更多地着眼于当下，对情况具有更强的认识和关注。
对于那些有充沛时间用以支配的人来说，他们更可能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不予多想，而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则更为严重。在随后的比较中，这些人显示出情绪上的焦虑和激动。
如果说认知力和同情心对兄弟情谊大有帮助，那么主要障碍似乎并不是恶意，而是仓促和肤浅，通谕《众位弟兄》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坐下来聆听别人是人际交流的特点，是态度开放的典型表现。这样的人能够克服自我中心，也懂得接纳和关心他人，愿意让他们进入自己的生活。可是，「今日世界普遍是聋聩的世界（……）。有时候，现代世界的节奏急速，使人无法好好聆听别人在说什么。对方还没有将话说完，便已打断对方，想作出回答。我们绝不可以失去聆听的能力。」”（FT 48）。
当一个人心急的时候，他的思维地图就会缩小，他就会屈从于一种感觉：焦虑（ansia），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让人无法呼吸。这就好比把认知力及生命的潜能置于次要地位，因为呼吸才是生命。
然而，情境因素并不足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事实是，10%时间紧迫的人仍然停下了脚步，而将近 40%时间充裕的人则继续走自己的路。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
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兄弟？
遗憾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详细研究那些停下来提供帮助者的个性。这个比喻表明，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并不具备非凡的才能，这似乎是在说，他所做的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面对一个处于危急境地的群体，我们不可能事先确定谁会伸出援助之手，谁会成为暴力分子甚或懦夫。因此，就像比喻中那样，英雄式行为总会使人感到吃惊：它们往往出自朴实无华、默默无闻、完全不起眼的人，这些人以微小而具体的行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扭转了局面。然而，正是这种朴实无华蕴含着对每个人的宝贵教益。这一事实与对那些在悲惨境况中给予帮助的人所做的研究相吻合，也可以在近代历史中找到多处印证。在其隐秘的褶皱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监禁和集中营事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显示了一些英雄人物的存在，他们虽平凡无奇，却能将光明和良善带入最可怕的境况，即使在那里邪恶似乎所向无敌。
例如，我们可以回顾捷克裔记者米莱娜·杰森斯卡（Milena Jesenská）这一人物，她也是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朋友。被囚禁于集中营并没有使她失去尊严，反而为她提供了冒着极大风险完成英雄壮举的机会：“在医务室里，她负责处理与性病有关的治疗。为了使患有梅毒的妇女免于致命的‘筛除’，她每一次都冒着生命危险伪造了她们的化验单。她对这些病人给予了个人的关注，尽管她们属于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环境（她们是‘社会特殊人群，是妓女），但她知道如何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人性的火花’”[10]。
米莱娜尤其与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 Buber-Neumann）结为好友，后者在战后为其撰写了一部感人至深的传记。在这段友情中，我们可以找到福音的真谛，即给予比接受更令人喜悦：“有一次，米莱娜为她的朋友送去了甜奶咖啡–但这是经过长期交涉才得到的特殊食物。更何况，从集中营的一边前往另一边是被禁止的，因此米莱娜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次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布伯-诺伊曼遭到囚禁，在集中营的党卫军头目面前，米莱娜设法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被听取，甚至获得了在狱中与朋友会见的准许–这可是前所未闻的特许。在米莱娜临终时，她身边环绕着难以计数的朋友”[11]。
于受益者而言，与这样的人相遇是超越任何可能遭受的苦难和伤害的幸事。在她的守护天使离世后，布伯-诺伊曼甚至将集中营的经历视为一个使她得到生命中最佳礼物的良机：“我感谢命运把我送到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使我遇见了米莱娜”[12]。
从那些经历过迫害的人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庸俗的邪恶以外，还有这些人的存在：这些“平凡的英雄”。在回顾自己于阿尔巴尼亚的10年苦役时，耶稣会士贾科莫·加尔丁（Giacomo Gardin）在叙述的最后提出了一些宝贵的观点，这些观点为人类生存的奥秘，尤其是在善恶方面带来了不同的启示。他指出，那段经历使他学到了许多关于人性的东西：首先是认识自己，他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拥有一种在平静和超然的时候他并不相信可能拥有的能量和动力。但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读懂身边人的内心是何等困难，他从自以为非常了解的人身上发现了一些难以预料的举动：他一度最为敬重的人曾为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而迫不及待地出卖了自己。相反，被他视为分文不值的人却能在临刑前坚贞不屈地宣告自己的信仰…[13]。
这种令人惊讶、平平无奇、默默无闻的特征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迥异于文学及电影中的英雄之处，后者除了拥有非凡的天赋和品质外，通常还会牵涉到与暴力和破坏有关的事情[14]。
相反，生活中的英雄与《圣经》中被称为“上主的贫苦者”（anawim）的人物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将成为基督宗教传统中的圣人：他们大多朴实、谦卑，但能够在特定环境中识别并践行天主的旨意。在《圣经》中，改变历史的不是世上的权贵或伟人，而是“上主的贫苦者”。例如，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回顾耶稣圣诞时的以下人物：牧羊人、玛利亚和若瑟、长者匝加利亚和依撒伯尔、西默盎和亚纳、东方三贤士，等等。
即使是在考验的时刻，英雄的形象也会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人身上显现：十字架上的右盗、最后时刻被雇佣的工人、西满家里的罪妇、玛达肋纳、匝凯、百夫长、客纳罕妇人…这些人物表面上看似没有价值，却能做出令人们意想不到的决择，他们不能因社会、普遍思想观念、大众感觉对其进行贬低的模式而被论定。这些人涌现于平凡生活中看似是偶然或巧合的事件，但却能识别出某一情况中所涉及到的无法估量的价值内涵。
普通英雄的特征
为此而进行的研究虽然为数不多，却足以揭示英雄现象学的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使英雄在面临危急情况时能够知难而进。其中值得强调的至少有以下六个特征：1）从道德严肃性的角度认识正在发生的事情；2）认识到一种可以施展的力量；3）实施干预的紧迫性；4）伸张正义的勇气；5）自我超越，从而使自己的思想高度得到提高，能够纵观全局，增进认识；6）“专注当下”的能力，即福音关于保持警觉的心理学解释。
后三个特征似乎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其他因素的作用也有助于它们的发挥：“勇气、正义和超越是英雄主义最重要的特征。超越性可以使参与英雄行为的个人超脱于与其行为相关的消极后果：无论是可预见的还是显露出来的”[15]。认识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借用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说法，可谓“当那鼎钟被敲响的时候，他知道钟声是为他而鸣的。这是对人性最美好一面的呼声，是对人类尊严与邪恶进行抗争的有力肯定”[16]。
与比喻相比，心理学反思点明了时间及意识因素；路加福音的经文也提到了专注凝视的重要性，但最重要的界定似乎是一种明确的关系态度，这也是心理学近来所关注的主题：同情[17]。
尽管没有被强调指出，但撒玛黎雅人作为普通英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甘冒风险：他正在走的路很危险，极易成为被攻击的受害者。面对这个遭遇不幸的人，撒玛黎雅人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可能也曾在司祭、肋未人及在实验中匆匆走过的那些神学生的脑海中闪过）：“如果这个人不是真的受伤，而是假装的，是在给那些决定帮他的人投设圈套呢？”。或许在决定帮助那个受难者的同时即会遭遇同样的强盗。
没有任何答案可以消除这些疑虑。唯有同情才能克服恐惧和不确定性，展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同情使他人成为近人，相反，恐惧则使人远离。恐惧的声音会问：‘如果我停下来，会发生什么？’。同情的声音则反问：‘如果我不停下来，他会怎么样？’” （F. Armellini）。
- 教宗方济各，通谕《众位弟兄，论兄弟情谊与人际友爱》（Fratelli tutti. Sulla fraternità e l’amicizia sociale，简称FT），2020年10月3日，第56条。 ↑
- “有趣的是，故事里的不同人物在看见路旁遇袭受伤的人后，他们之间的差异完全改变了。再没有犹太人与撒玛黎雅人、司祭与商人之分，而只有两种人：分担别人痛苦的人，以及从旁边走过的人；俯身帮助别人的人，以及视而不见并匆匆离开的人。此刻，我们的所有面具、标签和伪装都掉落了：这是真相呈现的时刻。我们会俯身触摸和医治别人的创伤吗？我们会俯身彼此扶持吗？这是当前的挑战，我们不应害怕面对这挑战”（FT 70）。 ↑
- 关于该比喻的总体框架及评注，请参见B. Maggioni, Le parabole evangeliche,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92; D. Attinger, Evangelo secondo Luca. Il cammino della benedizione, Magnano (Bi), Qiqajon, 2015. ↑
- D. Attinger, Evangelo secondo Luca…, cit., 306. ↑
- V. Fusco, Oltre la parabola, Roma, Borla, 1983, 135. ↑
- 参见J. M. Darley – C. D. Batson,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A study of situa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variables in helping behaviour»,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7 (1973/1) 100-108. 参见A. G. Greenwald, «Does the Good Samaritan parable increase helping? A comment on Darley and Batson’s no-effect conclusion», ivi 32 (1975/4) 578–583. ↑
- 同上，第104页。 ↑
- 同上，第107页。 ↑
- 同上，第108页。 ↑
- T. Todorov, Di fronte all’estremo. Quale etica per il secolo dei gulag e dei campi di sterminio?, Milano, Garzanti, 1992, 75. ↑
- 同上，第75页。 ↑
- M. Buber-Neumann, Déportée à Ravensbrück, Paris, Seuil, 1988, 73. ↑
- 参见G. Gardin, Dieci anni di prigionia in Albania (1945-1955), Roma, La Civiltà Cattolica, 1986, 93. ↑
- “历史上的英雄都是男性战士，比如阿喀琉斯（Achille）、阿伽门农（Agamennone）或尤利西斯（Ulisse）。他们消灭女人和男孩。（这些英雄）绝不是女人，也绝不是男孩：从根本上说他们是成年男性杀手[…]。史诗的英雄观念让普通人无法从中看到自己，这也是大多数人消极被动的原因之一” (G. Sabato, «Studiare da eroi», in Mente e cervello 9 [2011] 38 s)。 ↑
- Ph. Zimbardo, L’effetto Lucifero. Cattivi si diventa?,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08, 628; 632 s. 参见M. E. P. Seligman – T. A. Steen – N. Park – C. Peterson, «Positive psychology progress», 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 (2005) 410-421; S. Becker – A. Eagly, «The heroism of women and men», ivi 59 (2004) 163-178. ↑
- Ph. Zimbardo, L’effetto Lucifero…, cit., XXX. ↑
- 参见乔凡尼·库奇，《同情的心理探究》，https://www.gjwm.org/2022/05/23/la-psicologia-della-compassion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