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水有术”,此乃孔子之孙的再传弟子孟子(公元前372-289年)所言。孟子进而对这句话的含义作了如下解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1]”(《孟子》7A24)。

这段话开宗明义地指出:为学之道就是要走出去、游历、攀登,从而学会欣赏真正的伟大,并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判断其他细微事物。最后,这句话还指出,学问之道在于潜心专注,不遗余力,循序渐进,戒骄戒躁,深入透彻,只要功夫深,就会水到渠成、磨杵成针。由此及彼的演进。

段落中间的一句涉及观水之术。这句话阐明了“观于海者”与“游于圣人之门者”之间的联系(需要注意“圣人”的含义远不止于一位普通的老师,而是一位着实不凡的高人)。水是难以观测的,它通过自身的表现和运动向我们展现。汉语注释者明确指出,观水在此处意指“估测水之深浅”。孟子的观点似乎是,水的起伏和光线的变化不经意间揭示其中所隐藏的奥妙,这使我们能够探究水底,然而,完全静止的水则高深莫测。

然后,段落在第三句解释了水流的原理,也解释了为什么潜心学习的人好比观水者的原因:他们学会进行深入的辨别,从本质上,这个精深的辨别往往难以通过外在变化显明出来,几乎无法察觉(“为”)。向水学习的方式与向智者学习的方式相同,即:必须学会尽可能地深入到底。这与第一句中所提到的登高望远截然相反:只不过是必须深入到水道深处而不是泛泛于水面之上。从这一视角,也就是从“观其澜”的角度来考虑,这段一气呵成地阐述了一种观察方式、一种审视的艺术,其连贯性令人赞叹[2]

美国历史学家萨拉·艾伦(Sarah Allan)精辟地指出,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对“道”的思考之源泉,从始至终都来自对水之本性的一贯沉思,而且受“道”这一理念的发源地的地理状况之启发[3]。在“道”字的书写及其发音中,对于水流的意象更加情有独钟:这并非一条任意流淌的水道,而是一条具有导向的流程,就像中国的江河湖泊一样,朝向东方,流入海洋。因此,“道”的特性与水的特性相同,两者可谓如出一辙。本文无意赘述艾伦提出的所有特性,而只是尝试辨清并说明其中的主要特性。

“道”犹如水流

当水奔流于畅通的水道中时,它是生命之源;当它离开水道时,则是死亡之渊。如果说智者晓得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治水:中国遭受周期性洪灾,大江大河还远未被完全驯服[4]。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水为师”(《淮南子》I,8),从而学会通过疏导水流进行(防涝)工作。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力。建立一个水利系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能保证庄稼收成、避免灾害,还能免遭因水流不畅而造成的不定时的水患。我们必须顺水而行,而不是逆水而行即使在今天,构成“政治”一词的决定性单字“治”,首先具有“治水”的原意,其引申义为“整顿、关护、管理”,其字形由“台”与“水”这两个象形字组合而成。政治行动首先在于懂得治水,这是一门与群众管理密不可分的艺术:必须找到并组织挖掘水渠、修建水坝及卵石竹笼活动坝的人力,这一切都因应水流的因素而决定。

水之生死攸关由此可见一斑,它发自源头,也是一切生命之本源:“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4B18)。

水不停地汲取自己所将赋予的生命,源源不断地流淌着,就像是一个“本源”:“夫水,大遍与众生而无为也”(《荀子·宥坐》5)。水承载着从自身汩汩涌出的生命。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水道,它的力量就会变得致命。因此,文明的终极任务就是“治”水,使它在奔流不息中滋养众生。

源泉的形象很适用于对“道”之隐而不露、生机勃勃、永无止境的意蕴:“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老子》第4章)。在同一段原文中,“道”被称为“渊”,即“万物之宗”。

水岸

岸边植物是一种顺流而行的水之生命力的反映和展现。这是因为万物皆有“德”,“德”是“道”隐而不现之作用的外露。《道德经》[5]实际上应被译为《“道”与“德”之书》。《道德经》在其出版史上始终被分为两篇,一部分是《道经》,另一部分涉及道本身的效果(“德”)。于是,所有的比喻都分别将“道”比作水,将“德”比作植物。艾伦认为,对“德”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基于一种以河岸植物生长为模式的类比方式。拉丁语中的“virtus”和汉语中的“道”具有相同的双重含义:可以说,“德”是一种道德能力,但也是它的表现形式(人们会谈到某一种药物的品性,这种或那种植物的药用性及其表现的治疗效果)。由此出发,我们可以通过蕴含于一颗种子中的潜在力量,即,可能发育为一种特定植物的这一形象来理解一个存在物的本质(“性”)。因此,事物的本性并不是它们所具有的一种“品质”,比如洁白的颜色,而是每种存在(“物”)所特有的一种规范(“则”):这种规范就像一粒种子,其产量的多少将取决于我们对它的关护程度[6]

水往低处流

水往低处流,水载万物。在流传至今的一次辩论中,孟子表现出他具有水一般的含蓄。告子是孟子最可怕的对手,他指出,水可以被引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向东或向西,人亦如此:人的天性可以因其所受的教育而倾向于某一方面。孟子以他的回答证明自己是一个更高明的雄辩家,他说,的确如此,但水必然是向下流的,它只有一个低走的势态。因此:“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6A2)。诚然,人也可以让水像喷泉一样向上喷涌,但必须迫使它违背自己的本性。

如果不去计较本性方面一个低走态势的含义,那么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分析管窥到其中所隐含的一个寓意。对于所谓的“水的空虚自己(kenosis)”的思考,没有任何一部经书能比老子的著述更好,也就是说:“上善若水”,因为它“处众人之所恶”(《老子》第八章)。艾伦注释说[7],这些都是比水势更低的地方,“天下之恶皆归焉”(孔子,《论语》19,20),但正是由于水甘愿载负这些“天下之恶”,所以它直流而下的结果是将一路收集的(恶)予以化解。水往低处流,并与污浊同流。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思想家都能达到老子那样深远的境界,他将对水之“向下性”的思考推向了高潮,并且得到了大家的公认。

水性的柔和弱也正是它的一种相对的力量,对这一特性的强调与对其和顺性的强调并行不悖:天下莫柔弱于水,以其无以易之。正是水的柔韧性使它能够将污物冲洗干净,将棱角磨平。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些其他特征:水的形态千变万化;静止的水能够成为一面镜子(并以这种方式而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中),也形似一种水平仪模型的平面;水还能在平静的过程中激浊扬清:“浊以静之徐清”(《老子》第15章)。

鱼之乐和智者之乐

然而,荀子文本中并未提到水的另一个特性。毕竟,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隐喻了。庄子喜欢将“道”视为一种水生环境:一种如鱼得水般的至高境界。这种多次出现的水生环境从作品的开篇便跃然纸上,但我们在此仅限于其中一段话,即通常以“鱼乐”而著称的第17章的结尾: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对于惠子“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一问题,庄子字面回答说:“从岸上”。大多数注释者都不无道理地指出,这两位朋友和鱼儿都在以同一种态度做同一个动作,即“游”我们一方面将其翻译为“游玩”,另一方面根据前后文将其翻译为“游动”。这种类比引发其他问题,学者汉斯-格奥尔格·默勒(Hans-Georg Moeller)温文尔雅地指出:“庄子是人,他的‘游’的方式是在陆地上无忧无虑地漫步。鱼的生存场所和方式则与其不同,它们在的处境不同,天性也不同,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游’的方式,即在水中游动[…]庄子自称他知道鱼之乐,并不是说他能证明自己体验到完全相同的感觉。他只是说:‘我在漫步时感到满足,而鱼则是在水中游动时感到满足’”[8]

正如学者艾伦·莱维诺维茨(Alan Levinovitz)所指出,文本或许也使人联想到第三种“游”,即惠子的“游”,显然是一种不亦乐乎的与人辩论。无论如何,恰恰是通过他们在漫步和交谈中的乐趣,这两位朋友才感受到游鱼之乐[9]

孔子的《论语》中有一段最著名的文字与上文有所关联,庄子也可能想到了这段话:“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6:23)。

在这段话中,我们不应将山与水对立起来。随后的世纪,“风景画”的概念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山水画”:山水交融,不可能只是山没有水,或反之。同样,这段话也并未指出一个人不可能既善良又聪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互补性。但有些人更倾向于善,有些人更倾向于智。对于仁德的人,他们喜欢山,对于聪明的人,则喜欢水。

仁德的人在观山时会感受到一种和谐与共鸣,并因此而长寿,或至少是享受思想上的长寿:山唤起的是某种坚定不移的东西。在中国,“心”最初并非为了感动而受造,却是为了持守平安:所讲谓的,一颗平常心的不为所动。这种“静”本身即为善。后世有谚语说“父爱如山”。中医学对此深信不疑:心静者不易生病,而疾病总是由情绪过激而造成的,即使这种情绪是正面的。

互补性地,智者乐水,这首先是因为水令其联想起自己的处世之道:某种执着(依照自身的倾向)以及行为方式的极大可塑性。智者以水为乐,在水中发现自己的技能,鉴戒水性工作,从他的本性中领悟自己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智者以水为伴,正如山的恒定使智者与其为伴。

水为一

最后,对于我们的中国思想家来说,水是第一位的。或者更贴切地说:水是。水有时也是“道”的形象,是“道”最容易接受的“环境”。因此,凡默观水及其中一切的人,便会以一种优越的方式体验到自己对“”的参与,时刻准备好进入一个为接受“道”而空虚自己的精神中。同样,水会充盈每一个开放和清空的空间。

“一”与“道”在道教典籍中经常被相提并论,尽管《老子》第42章告诉我们“道生一”。这两个命题其实并不对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道”产生于其本身,因为归根结底“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无论如何,“一”和“道”都是不可确定的,因此,无论人们想赋予它们什么名称,它们都是不可确定的:“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25)。

在道家体系中,凡是无法计算或测量的万物皆为“大”,而凡是可以测量和计算的万物皆为“小”,对于看起来似乎很大的事物,也不能因此而被称之为大(《庄子》第一篇)。这种“道中的对立”是唯一能将我们带入“道”的自身运作的方法。但这意味着,只有“一”及分享其本性的事物方称为大,因为“一”是无法分割和计算的。水亦然如此,它的流动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见,“道”、“一”与水之间深刻的内在关联。

这些经文接着指出,智慧“涣兮若冰之将释”(《老子》15),“深不可识”,高深莫测。多次出现的水的隐喻所意指的就是人对这种无穷玄奥的缺乏。智慧倾向于塑造一种耳聪目明、随时趋于感知内化的人。对水的思考已经意味着对涌现在我们内和世界中的这种玄奥的关注。

  1. «Venire alla luce»:“达”。本文采用S. Allan 的解读,参见S. Allan, The Way of Water and Sprouts of Virtue, New York, Suny Press, 1997, 72。这位女作家指出,“达”字的本义是指泉水从地面喷涌而出后自由地流淌(参见《孟子》2A6)。
  2. 本文在此总结了作者于其Comment lire les classiques chinoi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22) 一书第三章中所进行的分析。
  3. 参见S. Allan, The Way of Water…, cit.
  4. 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建于公元前256年左右。山西的郑国渠可追溯到公元前246年,广西的灵渠可追溯到公元前214年。
  5. 道家的伟大经典被称为《道德经》或《老子》,两者并无区分。
  6. 参见《孟子》6A3;6A6;6A7。
  7. S. Allan, The Way of Water…, cit., 46 s.
  8. H.-G. Moeller, Daoism Explained: From the Dream of the Butterfly to the Fishnet Allegory, Chicago, Open Court, 2004, 64 s; 斜体为我们所加。
  9. 参见A. Levinovitz, «The Zhuangzi and You ¹C: Defining an Ideal Without Contradiction», in Dao 11 (2012) 479-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