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詹姆斯·汉维（James Hanvey S.J.） “我认为神学研究极为重要，它是教会生活中一项不可替代的服务”[1]。
教宗方济各过去十年的牧职于教会而言意味着一个异常活跃并具有挑战性的时期。教宗关护教会的使命，无论是通过内部更新及共议精神，还是通过推动宗座对其他信仰的开放，或是通过反对各种冲突以及日益增长的生态危机之影响。他淳朴的牧灵和谈吐风格使许多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均将其视为一位“牧者”，而不是像圣若望保禄二世那样的哲学家，或是像本笃十六世那样的神学家。虽然他的风格的确独树一帜，但淡化其风格或是低估塑造其训导及行为的智识深度和神学洞察力都将是一个错误。教宗方济各是当代第一位非欧洲籍教宗，在许多方面，我们仍在适应由此而来的种种现象和经验。
教宗方济各的牧职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那就是他的神学视野，以及他认为的革新需要，以便能有效地服务于教会在当代世界的使命。神学的现状以及在其中运作的各神学流派及方法论能为教会贡献多大的能量？这并非一个多元化的问题：是否曾经出现过一个教会中不存在神学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及多样性不会伤害基督教神学，而是对它的一种充实。尽管需要一份仔细的分辨，但很明显，一个有生气的信仰会在与各种文化的接触中成长和深化。正如我们从世界主教会议进程中了解到的那样，福传是一种相互关系：教会中的所有肢体都是相互福传的。
问题在于，正统的神学如今在哪些地方实质进行，为谁服务。从这个角度，大学和神学院是两个文化领域。虽然毫无疑问地，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神学院，许多神学科目都在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但在正统神学的内部，尚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为了强调这一点，未免言过其实地讲，在上述两个地方运作的是两种相当不同的形态，但同样存在问题。
在大学里，神学面临着只局限于内部的学术辩论和专业论题的风险，在一种愈演愈烈的紧张关系中捍卫各自在世俗学术文化中的地位，为自己的学术地位正名。其后果可能是与自身的根源及与教会生活的现状脱节。就像纳西索斯（Narciso）一样，迷恋于自己的修辞及概念能力，不顾风险地一味追求声望和认可，只会因为害怕失去在学术洪流中的一席之地而顾忌到对时尚和偏见可能触发的挑战。在学术圈中，所有大学都感到有责任通过竞争而重塑社会优越性和权力的神话。
在神学院中，意识形态及文化霸权的制约并不亚于前者，神学可能会在一种被围困的感觉下竖起教会的围墙，受制于一种贫瘠的内向性，从而使研究工作转向枯燥的教义中那些不容置疑的确定部分。这种“堡垒神学”可以带来一种安全感，特别是在它制造一种教会与世俗相对（contra mundum）的思维模式。但是，这种神学既无力面对一个数字化、全球化、以后真相为标签的世界的复杂性，也无法应对市场和科学的救赎性承诺。堡垒中的碉堡所提供的是一种得以幸存和无暇忠贞的假象，但对于一个活泼的信仰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策略。从社会角度而言，（作茧自缚的神学思维）它有可能沦为一种好奇，一种博物馆，而秉持这种信仰的捍卫者也不过是该博物馆的策展人而已。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通过自诩为天主启示的监护人，并假设另一种更安全的教义权威，于是也自欺欺人到让天主成为他的囚徒。以这些方式，那在恩典推动下的天主慈爱的美好自由可能会沦为那些自荐成主人者的专有财产。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神学最终不仅会使教会失望，也会使那些寻求自身信仰意义的成员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渴求的是拓展的生命，以及能诠释 “所怀希望之理由”的灵性实践。因此，无论是在大学舞台上，还是在神学院的教室里，都需要一种神学，这种神学正如奥斯定所言：它不仅是科学（scientia），也是智慧（sapientia），而且能够相当公正地对待信仰意识（sensus fidelium）。换言之，需要一种沉浸在祈祷中的神学，有意识地总能将自己呈现在三位一体的天主的无尽奥秘面前，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基督之光所吸引，受着圣神无尽恩典的感动。这样的一种神学承认教会的现实：尽管沾染陋习和腐败的污点，但仍能因为对边缘人士和弱小者的同情和不懈努力而震惊世界，哪怕政府将之忘诸脑后，媒体也视而不见，教会仍能坚守自己的事工。这才是一个走在共议之旅的教会，生活在对宽恕和怜悯、同情和忏悔的自身经验的超越之中。在贫困中，她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每一代人共融，从圣事的生命之源中汲取营养。她每天都在进行心灵、智识和精神的皈依（metanoia）；她以基督之爱更新她对世界的关注，并通过祂的眼睛审视世界[2]。在那败落的、名誉扫地的机构的沙漠中（审视世界），在公共广场散落着废墟的沙漠中，在那战争的废墟和从未愈合的记忆中，在脆弱的民主制度，也在独裁政权中，这就是世界一如既往所渴求并希望看到的教会。
确定神学的使命
在宗座宪令《真理的喜乐》（Veritatis gaudium，简称VG）及在《对意大利南部宗座神学院的讲话》中，教宗方济各概述了一个比单纯的更新神学研究更为广泛的计划[3]。在这两份文告中，他阐述了神学的使命，将其重新定位为《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中所概述的教会福传使命；在借鉴传统动力来源的同时，它必须谨防成为一种狭隘的唯我论事业，而应该成为一种活出神圣启示的创造性活力的神学，为福传的教会服务[4]。
教宗的愿景之核心在于耶稣基督这一事实，祂是人类的真理、救赎及希望之源。神学真理向来超越那些对天主的认识和天主在基督内的启示的理性和延续性研究。传统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定义并保存教会信仰的语法及内涵的命题。它是一个活生生且不断发展的代际主体间的共同体；一个植根于当地文化的大公性共融（communio），但也在教会生活中超越这些文化。真理首先是与耶稣活生生之真相的人际和个人性相遇，这种充满活力的真相受圣神生命的滋养，并在天主子民的生活中得到体现，在救恩史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中得到认可。
出于参与教会福传使命的原因，神学也是与人性及人类文化的相遇。事实上，这种接触总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福音教导真正属人的一切。因此，福传不仅是对基督的见证和对救恩之福音的宣讲，而且旨在保护人类文化中一切珍贵的、高尚的、美善的瑰宝，同时为它们带来基督的新颖。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教会必须具备对文化历史及福音传承之形式的认识。因此，基督的真相必须确保“思维方式、判断标准、行动规范也要渗透着福音本身的美德；换言之，福音必须融入整个人类文化”[5]。因着与福音相遇而产生的文化要求重新建立在一个整全的人文主义（umanesimo integrale）基础上[6]。这就需要教会不断自我省察，以确保福音的根本性和创造性力量不被削弱或殖民化。神学决不可为各国的文化、经济及政治帝国主义申辩。倘若如此，非但不可能成为解放和内在批判的源泉，反而会作茧自缚[7]。
在阐述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神学使命的同时，教宗方济各指出了一些核心要素。
首先，神学必须包括属灵层面；它必须克服神学和牧灵脱节的关系：“教义和牧灵的契合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旨在成为教会神学的组成部分”[8]。它必须是一种彻底的落实的神学，关心大众的痛苦及考验。神学需要在两个方面保持警醒：a）不要成为任何学术部门，而是继续为教会服务；b）认识到人们的生活本身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神学反思的源泉。因此，神学必须与复活和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奥迹相适应，这位基督就隐藏在天主的圣洁、忠信子民的生命中。这是理解信仰意识的必要背景，而这种信仰意识对一个成熟的共议精神来说是最基本的，关于共议性的神学也在不断发展中[9]。
在这种情况下，VG将神学培育和神学本身称为“一种天赐的文化作坊（laboratorio culturale），教会在其中尝试着对源自耶稣基督的事件进行演示性诠释（interpretazione performativa），这种诠释受到智慧和科学恩赐的滋养”[10]。在此，神学从一种纯粹的理性活动转变为一种必须在教会信仰生活中得到验证的活动。神学因此而开始认识自己是建基于圣神论和圣神的生命。
关注生活问题及需求的神学也必须是一种“分辨的神学”，即，将生活信息从传播形式以及它被文化元素编码的方式中区分开来：“不进行这种分辨练习就是对信息内容的背叛，要么以一种方式，要么以另外的一种”[11]。为了着手这项工作，神学需要培养认知上的谦逊（umiltà intellettuale），这不仅是任何一位寻求理解那位永远更大的天主（semper maior）的人的正确态度，也是考虑到神学思想中人类经验之广袤所应有的适当态度。此外，像所有学科一样，只有认识到本身的局限性并向其他学科提供的资源敞开时，神学才能把握真正的知识及理解。神学必然是一种跨学科和超越学科（inter-disciplinare e trans-disciplinare）的活动，但在VG看来，若是想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神学就必须鉴戒其他非神学的学科。事实上，默观天主在世间的救援和神性行动就要求具备这种开放性[12]。
在这种精神激励下的神学反过来也会对本地化福音的多元表达和形式开放。正如上文所述，有一种合法的多元性属于天启的创造性大能。在这方面，神学可以对张力和冲突进行反思，以促进更深入的“孕育新生的多元统一”。这种修和工作既不是还原为一个共同点，也不意味着一种文化形式对另一种文化形式的霸权；相反，它能够在多种表达方式和形式中理解圣神的救赎和福传工作，使其所拥有的唯一基督的真相得到展现[13]。这不是一种综合性化简，而是一种修和的升华，能够促进对真理更大程度的理解，即五旬节的范式。神学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前提，从而为教会塑造更深刻的大公性。修和不只是服务于教会，也是为全世界服务[14]。
复兴神学之特点
《对意大利南部宗座神学院的讲话》基于VG，指出了为服务教会和世界的更新神学的四个特点：
1）接纳和对话的神学。教宗方济各大部分的宗座事务明显致力于与世界及其他宗教的开放性对话空间。事实上，共议精神之普世性进程的一部分也从教会内部打开了这种空间。对话不仅是理解的必要前提，也是修和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教宗方济各不仅不遗余力地促进宗教间及国家间的对话，尤其是在有张力和冲突的地方，而且也扩展并鼓励教会内部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所期望的接纳和对话的神学并不偏重护教或宗教信仰的皈依：他希望这个神学能植根于天主对世界的爱，这份爱的体现是耶稣基督，祂诠释了一种人类学，它承认每个人内心都在寻找这份爱。因此，神学首先是接纳给予之爱的关键词，神学也诠释了奠定方济各实践的神哲学之基础。它基于一种关系和相互关系的本体论，一种受造界及人类本质中所固有的共融（communio）。我们看到它以更明确的方式清晰地体现于《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和《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中。
与这种方法相一致的是，对话和接纳的神学需要被解作一种实践，一种来自生活的诠释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关注基督宗教和其他世界宗教的伟大宗教著述；作为一种诠释学，它关注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其疑难问题和分歧。因此，神学成为一个分辨的过程。它关注的是揭示耶稣的奥秘，并在每个人的生活叙事中勾勒出它的轮廓，这个叙事也贯穿着整个受造界（参见哥1:15-22）：一个下降和上升的位移，在这个位移中，十字架的救赎形象在死而复活的基督内被视为存在和当下。这种“对话”活动是一个“属灵人种”的过程；它允许神学在整个人类现实中工作并对其作出回应。神学通过这种方式的操练而避免“巴贝尔塔效应”，即，不仅缺乏对他人的理解，也缺少对他人的聆听。
2）倾听的神学。生活的诠释学以下意识的倾听为前提，也下意识地去倾听。它不仅尝试“听到”所说的话，而且也在其语境中予以理解：包括相关的历史及经验。出于这一原因，倾听必须与文化、民族以及他们的叙事紧密相连。它意味着关心所有世代，特别是青年：倾听促使他们为团体作出贡献[15]。
倾听和对话的神学是由基督论决定的。在圣经中，基督所显示的是祂沉浸于整个文化背景中的倾听和对话。祂与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传统中获取自身及其子民的自我意识。与基督的相遇，以及祂所提供的救赎，总是有一个对话的结构，而从不是独白：“在独白中，我们会迷失，人人如此”[16]。
3）跨学科的神学：神学的道德和属灵要求。“接纳的神学”要求具备解读和分辨的能力，因此要求神学家晓得如何以跨学科的方式通力合作。在此，“神学家”的领域包括神父、会士及男女平信徒。在他们的教会根基中，他们对“圣神不竭的新颖”持开放态度，也知道如何摆脱“那种唯我独尊、争强斗胜但实际上使人陷入盲目的逻辑，这种逻辑经常存在于我们的学术机构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隐藏于神学派系中”[17]。
这种接纳、对话、倾听和分辨的神学除了需要智力素质以外，还需要道德、灵修及人文素质。它呼吁富于同情心的男女能对他人的痛苦和需求保持开放态度。如果没有同情心以及与人们生活现实和我们生物圈中生存呼声的共融，神学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单纯的脑力活动。如果没有祈祷的滋养，它不仅会丧失灵魂，而且会失去智慧和以基督徒方式诠释现实的能力。它将无法看到那在万事万物中存在并进行救赎性事工的天主的荣耀和美丽。它将有可能被“吞没于那些谨慎地独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的特权环境中”[18]。跨学科工作也要求自由和不断重新审视和考虑传统，不断提出问题的努力，因为传统是鲜活的信仰之河。
4）网络化的神学。“网络化”是指神学必须参与的跨学科的必要性工作。然而，它也是指教会大学间建立关系以及共享的能力和愿景，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一个“包容与博爱的社会”。教宗将所有这些层面的联网都视为福传工作，更好说，“与耶稣的神相通，和平之神，运作于受造界的爱的圣神[…]。跨学科和联网的目的是更容易从现实中分辨出复活之主的神的临在标记”[19] 。
与历史上所有的难民休戚与共
信理部于1990年制定了“神学家在教会中的使命”的训令[20]。方济各对神学和神学家之圣召的洞察明显是对此的沿革。于今已不再以一种防御性的态度去解读该训令，而是以一个传教和福音化的教会，深切致力于对世界，特别是对贫穷者、被遗弃者和遭受苦难者之使命。现在，神学工作被重置：它不仅是理论性的，而且也是执行性和变革性的，与所有其他学术及社会机构一同为可持续的人类及生态福祉工作。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神学服务，那么对神学家的要求是什么？方济各就此指出了一个框架，其中批评了主要在学术界进行的那种为资源和学术声望而互争雄长的“专业”神学。他还反对将神学作为教会行政培训一部分的工具性行为，这极易使神学成为随便一种可以获得的学分，或者沦为一种更高形式的带有护教意图的要理。
在2015年阿根廷国际神学大会上的讲话中，教宗方济各描述了神学家的三个身份特征：
1) 神学家首先是他的人民的儿子。这是神学家蒙召发展神学之根源及资源，这也是神学扎根并从中获得自我理解的土壤。
2）神学家是一位信徒。这是对那些试图以“中立与信仰”的方式将神学当作随便一门学术科目来实践的人的挑战。在不贬低其他相关学科的智力及认知要求的前提下，而这些都是当代神学努力和扎根的必要基质，神学家是一个寻求认识天主并认识到离开天主便无法生存的人。这位天主在基督内被启示出来，“临现出来，如同话语、沉默、伤口、治愈、死亡和复活的面貌。神学家是自知他的生命具有这一印记的人，这一印记使他向自己的渴求、焦虑、好奇心和存在保持开放。[…]若不能说‘我的生命离不开基督’的人便不是神学家”[21]。
3）神学家是一位先知。神学始于倾听那在天主忠实子民的生活和世界中运行的天主及圣神。如果神学家蒙召作先知，他首先蒙召成为门徒。当代社会的危机也是一场信仰的危机。社会认为它可以在不信天主的条件下只信自己，于是造成个人和社会身份认同感的断裂。在这种精神和社会异化的情况下，神学家有一个先知性的使命，即：弥补裂痕。信仰使得过去的财富成为可能，也让未来的召唤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神学家也是救赎史的信使，见证天主在历史（传统）中的救赎行动和在基督内赐予的未来之恩许。先知的视野总是以认识论的离心率（eccentricità epistemologica）为标志，因为那是一个以神为中心（teocentrica）的视野。神学的先知性工作是将这种视角应用于所有事物。因此，它不仅从世界的事实出发，也从祈祷出发：“它是复活与许多未实现的生命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生命都在追问：‘天主在哪里？’”[22]。它生活于使万物焕然一新的那一位的注视下[23]。
- 方济各，对阿根廷宗座天主教大学国际神学大会的视频讲话，2015年9月1-3日。 ↑
- 教会牧职宪章《喜乐与期望》（Gaudium et Spes）, 1-3。 ↑
- 盎格鲁-撒克逊学术界对神学复兴的呼声不断，这些呼声源自不同的“学派”和“教派”。例如，A.Louth, Discerning the Mystery: 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The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E. Farley, The Fragility of Knowledge: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Church and th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8。关于对美国当代情况的批判性概述，可参见M. Faggioli – M. Hollerich, ‘The Future of Academic Theology: An Exchange’, in Commonweal 145, 9, 2018, 7; J. M. Ashley, Renewing Theology: Ignatian Spirituality and Karl Rahner, Ignacio Ellacuría, and Pope Francis, Notre Dame,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2022. ↑
- 这种福音神学并不以申辩或手册为核心。参见方济各，在意大利南部宗座神学系院举办的“关于地中海局势中《真理的喜乐》之后的神学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6月21日。另见P. Di Luccio – F. Ramirez Fueyo, «Teologia e rinnovamento degli studi ecclesiastici. Le indicazioni di Francesco nel discorso di Posillipo», in Civ. Catt. 2019 III 471-481. ↑
- VG 2，方济各在视频讲话中所用引文。 ↑
- VG 4. ↑
- 参见 E.A.Foster，African Catholic: Decolo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urch，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A．Tomaselli – A. Xanthaki, ‘The Struggle of Indigenous Peoples to Maintain their Spirituality in Latin America: Freedom of and from Religion（s）, and Other Threats’, in Religions 12, 10, 2021, 869. ↑
- 方济各，视频信息，引用。 ↑
- 关于这一重要实际情况的讨论，可参见：国际神学委员会，《教会生活中的信仰意识》，2014年6月10日；O. Rush, The Eyes of Faith,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1。 ↑
- VG 3. ↑
- 方济各，视频信息，同上。参阅VG 4，其中指出了教会的福音使命所需的三个方面：鉴别、净化、改革。 ↑
- VG 4，b和c。 ↑
- VG 4, d. ↑
- 同上。 ↑
- 参见方济各，世界主教会议后的劝谕《生活的基督》（Christus vivit），第65条。 ↑
- 方济各，在“《真理的喜乐》之后地中海环境中的神学 ”会议上的讲话，引文。 ↑
- ivi. ↑
- ivi. ↑
- ivi. ↑
- 信理部，论神学家在教会中的使命的指令《真理的礼物》（Donum Veritatis），1990年5月24日。 ↑
- 方济各，视频信息，引用。 ↑
- ivi. ↑
- iv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