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教宗方济各在其匈牙利使徒之旅的第二天会见了该国的耶稣会士。
教宗于下午六时左右进入宗座使馆大厅，那里聚集了32名耶稣会士，其中包括省会长阿提拉·安德拉斯（Attila András）神父 。接着，他向其中的许多人逐一致以问候。会议以安德拉斯神父的问候展开，此外，他也汇报了省会的情况。随后，教宗向他们致以感谢，并表示：“现在，请大家自由提问吧。谢谢！”。耶稣会士们想为每一个答覆献上一份礼物，就像省会长说的：“一个游戏”。对此，方济各开心地笑了，不过请他们还是先把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然后再最后一起说礼物的事情：他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
第一个问题涉及对年轻人的牧灵，也就是说：如何与年轻人打交道？
对我来说，关键在于“见证”。离开见证只会一无所成，就像米娜（Mina）那首美丽的歌结尾时所唱的：“空谈，空谈，空谈……”。没有见证就只会百无一成，而见证意味着生活中的言符其实。
敬爱的教宗方济各，很高兴您能光临我们这里。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在2021年的访问之后重返匈牙利？
因为第一次访问时我本来应该赶赴斯洛伐克，但（国际）圣体大会在布达佩斯召开，我于是在这里停留了几个小时。不过，我做出了重返此地的许诺，也就是说，此行是为了兑现这一承诺。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耶稣会中正在接受培育的年轻人和普通的年轻人？您能给我们提一些怎样的建议？
讲话要表达清晰。人们常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耶稣会士，必须思维清晰，讲话含糊。但对普通年轻人却不能这样：你在讲话时必须表达清晰，向他们展示一致性。年轻人对缺乏一致性的东西具有觉察力。对于培育中的年轻人，要与他们进行成人间的交谈，与他们谈话要像对待成人一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孩子。要向他们介绍灵修经验，为他们伟大的灵修经验，即神操作准备。年轻人不接受双关语，这对我来说一清二楚。然而，清晰性并不代表攻击性。清晰性必须总是伴随着和蔼可亲、团结友爱以及长辈亲情。
关键词是“实事求是”。要让年轻人对他们的感受畅所欲言。对我来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的对话至关重要：交谈与讨论。我期求实事求是，期求他们说出事物中的真相、困难、过错……作为培育者，你必须同时教导年轻人言符其实。同样重要的是年轻人与年长者的对话。不能让年长者独自呆在养老院里：他们必须生活在团体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和年轻人之间进行交流。请记住乔尔（Gioele）的预言：年长者会心怀梦想，年轻人会成为先知。年轻人的预言源于与年长者的和善关系。“和善”是天主的一个关键词，它意味着亲近、同情和温柔。这是一条永远不会出错的途径。这是天主的风格。
我想请教您一个关于基督徒对性侵者的关爱问题。福音要求我们要关爱，但我们如何能够同时去爱那些遭受过性侵的人及其侵犯者呢？天主爱每一个人，也爱那些性侵者。可我们又怎么会呢？当然，在毫不掩饰实情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爱性侵者？我希望给与福音所要求的对每个人，以至对敌人的同情和关爱。但这怎么可能呢？
这绝非易事。于今，我们已经认识到侵犯这一现实的广泛性：它涉及到性、心理以及经济上的侵犯，也涉及到对移民的侵犯……你指的是性侵。我们如何接近，如何与那些令我们感到厌恶的性侵者交谈？是的，这些人也都是天主的子女，但爱他们怎么可能呢？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激烈的问题。性侵者虽然的确罪有应得，但仍然是一个弟兄。对他的惩罚应被理解为一种慈善行动。有一种逻辑，一种爱敌人的方式，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但难以得到理解和执行。性侵者是一个敌人。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感受，因为大家对受害者的痛苦感到同情。在听到性侵在受害者心中烙下的印记时，你会感慨不已。即使是与性侵者的交谈也会令人厌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们同是天主的子女，同样需要牧灵关怀。他们应该受到惩罚，但也应该得到牧灵关怀。如何付诸于实践？可不是，这可不容易啊。你的话在理。
您和费伦茨·雅利奇（Ferenc Jálics）神父关系如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作为省会长，您是如何度过那个悲惨的情况的？您受到了严重的指控…
费伦茨·雅利奇神父曾与奥兰多·约里奥（Orlando Yorio）神父一起在一个平民区工作，而且干得很不错。在我攻读神学的头两年中，雅利奇神父是我的灵修导师和告解神师。虽然在他工作的社区里有一个游击队小组，但这两位耶稣会士与其毫无干系：他们只是牧者，而不是政治人物，却无辜被捕。虽然这些人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用来指控他们的证据，但他们却在威逼和酷刑之下被关押了九个月。后来，他们虽然终于获释，但这些经历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雅利奇直接找到我谈话。我建议他去找他在美国的母亲。当时的情况确实混乱无比，毫不确定。此后形成的传闻将我描述为使他们入狱的人。你们应该知道，阿根廷主教会议在一个月前出版了计划中三卷书籍的前两卷，其中附有与教会和军队之间交涉的所有文件。你们可以在那里进行全面核实。
不过，让我们话归原题。在那些军人撤离之后，雅利奇向我提出到阿根廷参加一个神操课程的请求。我不仅批准他前往，而且和他一同共祭了弥撒。此后再见时，他已荣任总主教；再后来，我们又在我担任教宗时重逢：他曾来到罗马与我会面。我们始终保持着这种关系。不过，当他最后一次来到梵蒂冈与我会面时，我看得出他因为不知如何启齿而备受煎熬。有一种隔阂。过去那些年的创伤同时存在于我和他的身上，因为我们全都经历了那种迫害。
政府中的某些人想对我“斩草除根”，他们提出的并非雅利奇问题，而是对我在独裁统治期间的整个行事方式的质疑。因此，他们要求对我进行审查。我被批准可以选择审问地点，于是决定在主教座堂进行。审问持续了4小时10分钟。其中一位法官再三追究我的行事方式。我一一如实作答。然而，依我之见，唯一严肃且有依据的问题来自那位从属于共产党的律师。幸亏这个问题，事情才得以澄清。我最终被证实无辜。可是，那次审判几乎未曾触及雅利奇，而只涉及到其他求救者的案件。
后来，我作为教宗在罗马再次见到了其中的两位法官。他们中的一位与一个阿根廷团体同行。我当时并没有认出他，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对他看来看去，自言自语地说：“不过我认识他”。他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就走了。后来，我又见到了他，这一回他作了自我介绍。我对他说：“我理应受到更大的处罚，但并非出于这一原因”。我对他说对这些往事要安然处之。的确，我应该为我的罪受到审判，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三位法官中的另一位也在场，他向我表明，他们当时收到了要对我加以惩处的政府指示。
不过，我想补充的是，当雅利奇和约里奥被军方带走时，阿根廷正处于一片无所适从的乱局中。我之所为是基于对他们加以保护的初衷。那些是令人痛心的往事。
雅利奇是一个好人，一位虔诚者，寻求天主，却成了一个追随者（entourage）的受害人，他并不归属于这些人。就连他自己也明白了这一点。那些人活跃于他担任随军司铎的地方，是那里的游击队的追随者。你们可以在已经出版的两部书中揭开这一案件的真相。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上谈到了教会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我们怎样才能调和教会与已经超越现代的现实？怎样才能在爱我们的时代的同时识别出天主的声音？
我不知道怎样从理论上回答你，但可以确认大公会议仍在进行。据说，一个大公会议需要百年后才能被吸收。我也知道存在着骇人的阻力，以及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复辟主义：我称它为“倒退主义”，正如《希伯来书》10:39所言：“我们并不是那般退缩的人”。历史和恩典的流动自下而上，好比树的汁液结出果实。但倘若没有这种流通，你便不过是一具僵尸而已。倒退并不能继续生命，绝不可能！你必须改变，就像莱兰的圣味增爵（San Vincenzo di Lerins）在他写下的Commonitórium Primum（第一个提示）中所言：即使是基督信仰的教义也在进步，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得以巩固，随着光阴的推移而得以发展，随着年代的增进而得以加深。这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转变。今天的危险是倒退主义，是一种与现代对抗的反应。这是一种“怀旧病”。我为此而决定，所有现在新晋铎的司铎全都必须按照1962年的罗马礼进行祝圣。之所以在经过所有必要协商后采取这一决定，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本来由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制定得很好的牧灵措施被某些人以意识形态的方式用来走回头路。阻止这种倒退势在必行，因为走回头路并非我的前任们的牧灵愿景。
再有三周我就要接受晋铎祝圣了。您还记得自己晋铎时的情景吗？您可以给一个刚刚晋铎的神父一些建议吗？
我们当时一共有五个人。其中的两个人仍在世。我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也很感激长上，他们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院系的花园里举行了一个简洁而美好的祝圣活动，既无浮夸，也无张扬。美好的时刻！对我来说，很高兴看到我工作的化学实验室的一群同事也都在场，他们全部是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都到场了！其中的一个人遭到军人的绑架，并在之后遇害。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不要远离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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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方济各起身告辞道：“非常感谢你们的来访。让我们向圣母祷告，然后我将致上祝福”。教宗随后接受了一些礼物，每个人也都分别对它们作出了详细说明。接着，方济各向那些他在进门时未能顾及的人一一致以问候，并随后拍摄了集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