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依纳爵·罗耀拉传授的整个灵修分辨工夫的基点就是在任何时刻寻求天主。这个教导似非圣依纳爵所特有,因为在旧约圣经(参见《耶路撒冷圣经》亚5:4并注解)和新约圣经中(参见《耶路撒冷圣经》玛6:33并注解)到处可见这样的教诲:寻求天主就是探问祂,询问祂…,寻求祂的圣言、圣容、圣意和祂的神国[1]。然而,当“行动的人”或“活跃的人”不仅于退省或祈祷中寻找天主,而尤其在行动中寻找祂时,圣经这样的思想也是依纳爵的思想[2]

行动的人尤其在行动中寻求天主。他们寓祈祷于行动中,非如默观之人。为此,行动乃在为祈祷铺路。这是“祈祷与行动的圆圈”,圣依纳爵的首批徒弟之一热罗尼莫·纳达尔(JerònimoNadal)经常如此说[3]。我们尤其应该在行动中把这种寻求天主的方式特征更好地展现出来。为此,我们要像圣依纳爵所说的那样来谈经验。

在分辨的经验中寻求天主乃是依纳爵神修的基本法则。但分辨的经验是双重的:它既是时空中的外在人际关系,又是个人的内在心灵之事。

为圣依纳爵来说,上述两种经验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依纳爵神修分辨的起点是外在的经验,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事物;然而,要是不留意与外在经验同时存在的内在经验,则“祈祷与行动的圆圈”便无法连接起来。

外在经验

在依纳爵的神修中,关于外在经验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援引圣依纳爵最早的同道之一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ón Rodrigues)的话。当圣依纳爵在罗马草拟耶稣会会宪时,罗德里格斯就这件事写信给圣依纳爵说:“我以为在确定会宪之前先等些日子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时间,也就是我们的主天主的时间,多次教导祂的仆人”[4]

圣依纳爵在撰写耶稣会会宪时注意到外在经验的重要性:他在了解业已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修会个别成员和修会团体的经验之前,绝不为为会宪定稿[5]

内在经验

然而,只有外在经验并不够,仍需要永远伴随外在经验的内在经验。

圣依纳爵向我们介绍意识省察时,也引发我们注意心灵内在的经验,他告诉我们:“在我内(我的最深处或我的意识中)有三种思想,一个是我自己的…,另外两个来自外在,其中一个出自善神,另一个出自恶神”(神操32号)。

此外,依纳爵也精心研究出一个真正的解读“准则”,“便于多少感受和认清自己内心产生的种种激动从何处而来”(神操313号)。

圣依纳爵在神操书中引导做退省的人以某些“外在的”事物来帮助内在的经验:“根据肉身本性”来默观我们的主基督的生平。

引发感情、情绪、思维这些内在经验的,尤其在退省的时候,是默观“我们的主基督的生活奥迹”(参见《神操》261-312):一如《默示录》以象征性语言说的,只有“站着、好像被宰杀过的”羔羊(基督受难并复活的标记)“当得起展开这书卷,开启它的印”(默5:1-6;至于“书”,乃“天主启示”的象征,可参见依29:11)。

这里只需援引圣依纳爵的一段话便可以了解。他在谈到选择或寻求天主的圣意时说:“想到主基督给我们第一个…及第二个生活阶段的表样…,我们将继续默观祂从受洗到升天的生活奥迹,同时开始探究并自问至尊的天主究竟愿意我们以什么样的生活地位和方式来事奉祂”(神操135号)。

须知我们默观的耶稣并非只是一位过去的人物,祂现今仍生活在我们当中,并引领我们走向未来[6]。换句话说,祂并非只是“历史中的基督”,也是今日仍激发我们内在经验的“信仰中的基督”。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必须分辨祂究竟愿意我们如何度外在的生活。

分辨的经验

毕竟,我们不但要在祈祷中寻求天主,更应该,且尤其在行动中寻求祂,同时注意到个人和团体生活的外在经验及自己意识的内在经验。

我们之所以分别谈论内外在两种经验,目的是在提醒我们注意在分辨的经验中最被忽略的经验,即内在经验。

1)我们常为这样的忽略寻找理由,比方批评内在经验是“唯我主义”,个人主义,主观论等等。

当然,如果我们把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分离的话,确实如此。要是我们同时重视两者,就不是如此。

外在的事件是天主为引导我们而提供的老师。可是难道我们应该把某些外在的事件当作天主显示祂的圣意的标记,而让其它的事件顺其自然发展?绝非如此。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生活中面对的外在事件激发我们内在或意识的反应:面对种种事件或其中之一我们会觉得高兴或受到屈辱,会感到焦虑或自由;会产生愿望或厌恶感;会形成判断或采取决定。换句话说,我们人际生活中所遇到的事件令我们激动。

要是我们注意到这种内在的激动,就会发觉那是圣神在教导我们辨识这些情感、反应、判断和决定,也就是分辨哪些是来自天主并符合耶稣基督所要,哪些又不是。换句话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事件中寻找天主,就是分辨某个事件是否为天主召唤我们的标记[7]

因此,分辨固然以内在经验为基础,却非“唯心思想主义的作为”,因为在进行内在分辨的同时,也顾及外在的经验[8]

2)就我们上面所谈的,仅举圣依纳爵事关他的门生圣方济各·博尔加(san Francesco Borgia)的外在经验为例。一日,依纳爵获肯定告知“皇帝提名博尔加为枢机,而教宗也乐意予以擢升”,他心中立刻涌上(内在经验)一股“我全力反对此事的倾向或异议”,一如他写信给当事者所示[9]。“当时我脑海中出现许多赞同或反对的理由,以致无法肯定何者为天主的圣意”,也就是说那些理由时而倾向这个选择,时而倾向另一个选择,于是“我用三天来思考和祈祷”,“其间有时…我感到某种恐惧,内心觉得无法自由地向教宗表白我的反对。我自问:怎知道我们天主的圣意是什么?…有时…我又觉得这些恐惧消失了。经过内心多次恐惧和坦然(心灵的自由)交互起伏之后,第三天我终于获得明确的判断和心平气和的勇气,只要有可能面对教宗和枢机们,我必将表明反对那件事,否则在主天主面前我不但无法妥善交代,还得承担过失的全部责任”。

圣依纳爵的自传若不是他随时记述自己在罗耀拉养伤、阅读、赴圣地朝圣,以及在巴塞隆纳、阿卡拉、萨拉曼卡和巴黎研读这些外在的经验,以及他沉醉于世俗虚荣、恐惧和渴望师法圣人这些内在的经验,还能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圣依纳爵的《神修日记》和他领导修会或灵修指导的书信集:只要我们留意,当可以从依纳爵所有这些文献中发现他的“分辨经验”既包含“外在”的经验,又凸显他的“内在”经验。

* * *

到此我们谈论了圣依纳爵从事分辨的特色,尤其注意他外在和内在并具的经验。

此处所说的“注意”,在依纳爵神修中有特别的名词,即“省察”。

省察是一种祈祷方式,值得我们加深认识,因为它让我们重视分辨经验的内在层面,却不因此而忽略它的外在层面。

省察

这里所说的省察并不仅指个人在伦理道德上对大小罪恶的认知,且更为深入和丰富。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认知的意义,但不把省察仅仅视为“妥善办告解以求洁净心灵”的事前准备工夫而已(参见神操32-42号)。依纳爵在分辨神类的思想体系中提到的“意识”(coscienza)就是心灵“战场”,他说那里有三种思想,即“推动、感情和情绪(mozioni,affetti,sentimenti);第一种出自个人内心[10]…,其他两种则来自外在的善神或恶神”(神操32号)。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当我们做意识省察时,不论在祈祷或行动中,也不论是特殊的或一般性的,都是福音所说的“警醒”[11]。警醒被视为一种祈祷方式,换句话说,省察就是一种祈祷。其他的祈祷方式如祈求和感恩,固然都合乎福音精神并有效,但极具行动性的依纳爵神修则将省察奉为首选和最常采用的祈祷方式[12]

  1. 本文原见于Boletín de espiritualidad, n. 80, aprile 1983, 1-16, 现今则收集在M. Á. Fiorito, Escritos, V, Roma, La Civiltà Cattolica, 2019, 176-190。此处仅援引其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已以«La paternità spirituale»为标题在Civ. Catt. 2021 IV 430-438中介绍过。
  2. 教会里面只有两种圣召:默观的和行动的;每一种都因其体制而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如方法和作息时辰等等)。梵二大公会议如此宣认:“在专务静观默思的修会内,会士以独处与缄默,不断祈祷和愉快苦行,奉事唯一的天主。…纵然行动传教工作有迫切需要”(修会生活革新法令7号);“在这些修会中,传教及慈善活动,如圣善的服务,以及教会托付他们,并以教会名义去办的慈善事业,都属于修会生活的固有性质。为此,会士的整个修会生活,当充满传教精神,而全部传教活动,则当受修会精神的陶冶。所以为使会士响应基督的圣召,並服事其肢體,如服事基督本身一样,则他们的传教活动,当从与基督亲密的结合出发,藉以培养对天主对世人的爱德”(修会生活个新法令8号)。梵二大公会议的训导清楚地说,虽然教会内有两种圣召,然而都离不开“默观生活”。
  3. 参见M. Nicolau著《Jerónimo Nadal S.I. (1507-1580): sus obras y doctrinas espirituales,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49》; 在其目录中有“行动中的默观者”的说法。无论如何,我们觉得从起初就认识圣依纳爵的圣伯多禄·法布雷(San Pietro Favre)给的解释比较清楚,他称之为“祈祷与行动的圆圈”。他在《神修回忆(Memoriespirituali)》中谈到他向一个如自己一样度身处世俗而非仅默观生活的人说:“玛尔大和玛利亚两人一向被视为积极生活(入世)与默观(出世)生活的两种典范,但你必须同时跟随她们两人而生活。如果你是为了另一种生活目标而选择度这种生活方式,而不纯粹为了此生活方式本身,一如经常遇到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你把祈祷作为使行动更完善的途径,或者反过来说,你是为了祈祷而行动,那么你最好把你的祈祷指向善行的高贵目标;反过来说,你要把行动指向祈祷的宝藏。但为致力于默观生活的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他的目的是汇集认识和爱天主的宝藏,所以他没必要在任何情况之下祈求度行动生活者所需要的恩宠”(见伯多禄·法布雷著《神修回忆》126号)。法布雷又提到,那藉着善行在精神上寻求天主(一如行动者所做的),而后在祈祷中寻求祂的人,他会比那先在祈祷中寻找,而后才在善行中寻找天主的人更好地找到天主。为此,法布雷调解祈祷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个灵修问题的途径是双重的:首先,寓祈祷于行动;其次,首先在行动中寻获天主,甚至要在祈祷之前。后者乃是圣人最新颖的要素。参见M. A. Fiorito, Escritos, cit., V, 56-59.
  4. 西蒙·罗德里格斯《书信集》,531。今天我们说历史是人生的导师,或说应在时代的征兆中寻获天主给的标记(参见M. A. Fiorito, Escritos, cit., IV, 7-66)。几年后,圣依纳爵根据罗德里格斯阐明的原则,写信给一位负责耶稣会士陶成的团体长上说:“我同意你们寄给我的会宪或会规,我想这些为你们开始度团体生活有益。随着时间,经验会教导你们可以增加或删除什么”(见Ignazio di Loyola, s., Epistolae, I, 661)。
  5. 此处我们谈的是圣依纳爵以其个人经验确定会宪的时刻。至于整个耶稣会对会宪的确认,会祖则召来纳塔尔(Nadal),并派遣他赴一些国家正式公布会宪出炉。
  6. 为此,圣依纳爵教导我们每在开始祈祷的时刻先“举心向上,想到我们的天主正看着我们如此等等的”(神操75号)。这样的“注视”就是复活而光荣的基督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的注视(参见M. A. Fiorito, Escritos, cit., IV, 371-385)
  7. 参见C. Flipo, «Trouver la décision», in Vie chrétienne, n. 175, 1975, 4-7.
  8. 这也不是“自然主义论”,因为并不只以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这些外在的经验为满足,也注意到天主恩宠和诱惑的内在经验(参见M. A. Fiorito, Escritos, cit., IV, 7-66)。无论如何,尚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可以将内在经验搁置一旁,这并非否认它,而是因为心境“安详”,亦即“灵魂未受不同的神所激动,故能放心运用它的能力”(神操177号)。这就是圣依纳爵所称的“第三时段”,在这时段中天主的恩宠在人安详或没有“诸神纷扰”的心境中显示出来。于是,此时必须用理性思考“做此选择或不做此选择所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用”(神操181号)。在仔细衡量选择与否的正反两面得失“情况”之后,必须“观察理性究竟更倾向何方,进而根据理性推动的方向做抉择,勿需顾及感性的影响”(神操182号)。
  9. Ignazio di Loyola, s., «Lettera del 5 giugno 1552», in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Epistolae, IV, 283-285.
  10. 在办告解时,要关心的是那些来自“我个人思想”的事,那些“来自外在”的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我们该承担的只有那些“唯独出于我的自由和意愿”的罪责。
  11. 参见玛26:41;谷14:38;路21:36。这些章节把醒寤和祈祷连结在一起,似乎在说最好的“醒寤”就是“祈祷的态度”;此即圣依纳爵认为的省察乃一种祈祷方式。为此,莱昂·迪富尔(Xavier Léon-Dufour, 法国圣经学家,耶稣会士)就圣经“醒寤,警醒!”这个名词的论述结论说:“是以,警醒…乃基督信徒的特征…。从另一方面说…基督教导的醒寤要求信友不断地祈祷和淡薄有节:‘你们醒寤,祈祷,节制吧!’。在此,醒寤和祈祷这两个动词能有重言修辞法的意义;亦即两个有从属关系的动词,在表达同一个主词的行动。果如此,则主耶稣的叮咛必定含有在祈祷的方式下保持醒寤态度的意义。路加福音对此表达得更贴切,因为他使用的动词‘醒寤’是命令式,作为主动词;另一个动词‘祈祷’则为副动词,用来解释醒寤的方式”(参见X. Léon-Dufour, I Vangeli e la storia di Gesù, Milano, Paoline, 1967)。
  12. “圣依纳爵内在生活的另一特征就是他直到去世为止,总沉浸在多种恩典中。他生活刻苦节制,但许多人认为这样的生活仅适合初学者。里巴德内拉(Ribadeneira,依纳爵·罗耀拉的秘书)后来明确地说:依纳爵一向有每小时做省察的习惯。…他多次重复一件轶事:有一次他问一位他遇到的神父那天做了几次省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位神父回答说七次。依纳爵不以为然说:这么少?你今天还有很多该做的”(J. de Guibert, La espiritualidad de la Compañia de Jesús, Santander, Sal Terrae,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