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巴尔多禄茂·索尔杰（Bartolomeo Sorge S.I.） 六十年代初的文化挑战
60年代初的教会和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1]。这是一个近代西方文化长期历史演变的新高潮，其起源可追溯到启蒙运动。随着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挑战更加明确，并在十九世纪继续沿着两个方向巩固发展：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现代哲学思潮（德国唯心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生命论、进化论）和新生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等等）；另一方面，随着大众意识形态和科技发现的浪潮，宪政、共和、民主政治制度以及不同的经济制度相继登上历史舞台。
本笃十六世对这一漫长的演变作了如下总结：”17世纪是欧洲历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此后的思想方式越来越根深蒂固地笃信科技，并奉其为人类进步的衡量标准，与此同时，信仰的范畴被狭隘地囿于救赎人的灵魂。在现代背景中，理性和自由仿佛是逃离天主的脱缰野马，成为协力建设”人的国度”的两大思想动力，与天主的国度形成对峙。由此，唯物主义的观念不断蔓延，人们希望通过改变经济和政治结构而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和平、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这一进程虽不乏价值性和历史原因，但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人实质上并不是仅限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技术进步与个人的伦理道德成长并不同步，相反，如果不以伦理道德原则为依据，科学、技术和政治就可能被导入歧途，不仅无法为个人和人类造福，反而导致对人类的罪恶。对此，我们有自古至今的历史证据”[2]。
20世纪60年代初，大公会议中的天主教会必须面对由深刻的文化和社会转型而引起的挑战。当时，与”信仰”拉开距离的”理性”宣称自己独立于神的自主性和绝对性。科学和宗教相遇的可能性遭到否认。政治学和经济学拒绝与伦理学建立关系；探讨人类存在的哲学被弃之不顾，取而代之的是虚无主义和”脆弱的思想”。同时，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则采取不合实际的态度，排除一切超越感官或无法用实验验证的事物。在某些人眼中，宗教只是一个关乎个人的主观性问题，仅可以被容忍，而不享有任何公众领域的意义。于是，”俗化主义”的产生将天主从历史和社会生活中驱逐于外，导致了”伦理相对主义”，也就是道德感的严重削弱以及对一切超越性伦理规范的否定。
以上简要概括的六十年代初期文化的消极特征是构成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召开的背景。针对这些问题，《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明确指出了个人主义的危险，并提出警告：”世事深入而迅速的变动迫切要求人们不得[…]只顾个人的伦理。[…]每人应将社会关系视作现代人的主要任务，并加以尊重。世界越趋团结，越清楚地看出人的任务如何跨出个别团体，而逐渐扩大至全球”[3]。
不幸的是，历史将为大公会议的预言提供见证：随着漫无边际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和蔓延，我们这个时代的严重矛盾无法避免地一一呈现。事实上，一方面，现代性建立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结构令人敬仰，使物资产品数量倍增，向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拥有”；但另一方面，伦理制约和团结友爱的丧失，导致了人类新形式的贫困和边缘化，使他们在自身的”存在”中倍受凌辱。
由此可见，一方面，现代性营造了自由和民主的空间和结构，创建了诸如世俗主义、宽容、多元化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等重要价值；但另一方面，它也滋生了许多导致前功尽弃的负面力量，比如20世纪的民族主义、独裁和极权主义。
确实，现代性促生了多个国际正义与和平机构的诞生，但与此同时，世界上仍然战火纷飞，军备竞赛加速扩展，甚至不惜卷入噩梦般的核战争。包括本应为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服务的生物学、遗传学和医学的重大成就，有时也被转变为死亡的威胁。
在这种必须面对现代性矛盾的要求下，梵二大公会议成为两千年教会史上的一个空前事件。在开幕式上，若望二十三世亲自在题为《慈母教会欢欣喜乐》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与此前其他20次大公会议一样，梵二的召开既不是为了排除异端，也不是为了界定信仰的真理或弥合教会的大分裂。相反，梵二的目的是在一个产生深刻变化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重新申明和审视基督徒和教会的身份：在一个具有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元社会中，如何在现代性的矛盾中宣扬福音？如何与一个处于世俗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展开对话？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已进入后基督宗教时代的文化形式中，让我们同时代的人理解教会的本质和使命[4]？
梵二的障碍
那么，让我们看看现代性的挑战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带来的主要障碍。
1）最初，一系列来自外部的原因导致教会与现代文化之间产生交流与沟通的问题，这个困难不仅提出了更新语言风格的要求，更将它们在基本价值观上产生的分歧提上议程。事实上，教会和现代文化使用的概念和术语貌似相同，但实则迥异。比如，在对世界和历史的论述中，双方虽均以”人”为中心，但对于教会来说，人是面向天主的存在位格，以超越性为终向；而在现代文化中，人则被绝对化，人类以自己的双手创造和改造宇宙，不仅是自身也是世界的主宰者；人是自身的规范，不需要神圣的立法者；人以自己的双手解放自己，以自由意志为即成宗旨。
同样，教会和当代文化对”历史”的概念也具有不同的理解。基督宗教认为，历史是天主的计划，是以人的自由和睿智的各种活动为媒介的演绎；虽然多变性和偶然性是历史事件的固有特征，但通过不可改变的现实和真理的贯穿，人类历史在延续性中不断得到提高和升华。与此相反，现代思想则认为，历史发展是纯粹的流动，历史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人类的意愿；事实上，人因自身的相对性而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的意识、智慧和意志随着物质世界一起演变。
另外，虽然教会和现代文化一致强调”理性”的核心位置，但现代人奉其为不容置疑的唯一尺度和造就真理的”女神”，因此，凡是超出人的逻辑能力或无法得到科学验证的事物，一概遭到现代人的质疑和否认。与此同时，依照基督宗教的观念，理性之光来自天主，与超验的真理相辅相成，事实上，超验的终向是赋予人类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成果以意义和凝聚力的源泉。换句话说，智慧不仅不会受到信仰的压制，反而会得到净化和引导，超越”世俗”的限制，辨明真理。
最后，”自由”是教会和现代文化的共同关注，但对其理解却各有不同。主流文化将自由打上了为所欲为、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的标签，它仅有的限制是不能阻止别人行使同样的自由。与此同时，基督宗教认为，”自由”无异于人在作出抉择中的责任感，它要求我们以公益为前提，妥善运用工具服务于自己的终向，自觉遵守伦理道德规范，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由此可见，语言和概念的客观多样性是大公会议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它涉及如何以更易于理解的方式向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重申和重新定义福音信息的真实内容。对于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予以明确的肯定：”思想的交流虽日趋频繁，而借以发表重要思想所用的名词，却又按照不同的理念而大为分歧”[5]。
2）除此之外，更多的阻碍反而来自教会内部和基督徒本身。首先，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认同为西方文化结晶的福音信息构成了一种所谓的”基督宗教传统制度”，使教会长期无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某些价值，比如宽容，思想、新闻和良心的自由，以及在国家面前各宗教间一律平等，实际上，这一切都与福音和谐一致，丝毫不存在任何矛盾。
同时，教会和基督徒对现代科学的进展有一种出于本能的疑虑。虽然”世俗文化”通常倾向于赋予新的科学假说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含义（比如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阐述，将它标榜为反对创造论和否认灵魂存在的证据不足为奇），但教会并不该因此而固步自封，对一切新生事物和思想怀有偏见（例如对”现代主义”和其他宣扬基督讯息的”现代化”尝试进行过度的压制，或是迟疑不定，拒绝现代”历史学方法”对理解圣经经文和诠释天主圣言的非凡作用）。
可见，梵二大公会议伊始，不得不面对文化领域的诸多难题。我们的总体判断是，这些困难不仅来自外部的无神论文化的挑战，而且来自教会内部自身的迟疑和畏惧。然而，在主流思想的挑战和一部分基督徒一贯的”谨慎”/畏惧之间，大公会议籍着光照与力量，履行若望二十三世的期望，继往开来地以新的形式向当今世界宣扬福音。因此，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观察梵二与时俱进的决择。
梵二的决择
梵二立足于泾渭分明的明确决择。大公会议最终决定，福音与现代文化的相遇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事实上，这种相遇将同时使世界和教会受益匪浅。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话”和”本土化”。让我们对此加以说明。
早在梵二第二期会议初期，保禄六世就已经写道：”我们认为，教会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进行协调，而不是单方面的发言，对话者双方应根据对方的特点和情况相互适应”。教宗接着说，这样做的原因是：”现代社会充满转型的活力，表现形式多元化，人类也处于成熟阶段”。他解释说：”这种关系理所当然，可以体现相互的尊重和善意[…]；排除先入为主的谴责和一如既往的攻击性言论[…]。重要的是，对话的目的不在于迫不及待地说服对方，而是以尊重对方的尊严、自由和利益为基础，增进感情和信念的共融”[6]。
大公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对新思想方式和态度的推广。事实上，进行对话并不是以发言者的态度自居，而是要谦卑地倾听和接受，”许多圣化及真理的要素”在天主教会之外同时存在[7]，不仅体现于”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的非基督宗教中[8]，甚至存在于那些”拥有卓越的美德，而尚未认识这些美德的创造者天主”的无信仰者之中[9]。
“本土化”是进行对话的有效途径，它是一个以相互补充和批评指正为特点的行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有助于促进对话各方在尊重彼此间差异的条件下和谐共处，团结合一。当然，只顾”求同”而忽视差异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共同寻求真理的前提是既要勇于见证，又要充分认识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和指正他人的必要性和关键作用。
若望二十三世在其通谕《和平于世》中指出，正确理解和开展对话将拓宽通向真理的道路，引导我们从部分真理走向全部真理，并同时有助于基督徒和教会本身日渐成熟地深入理解天主所启示的真理[10]。梵二大公会议鼓励基督徒以开放态度迎接来自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启发，共同探索关于人的”全部真理”，正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所言，”信友凭了对良心的忠实，而同他人携手合作，以探求真理，并在真理内，解决私人和社会生活所掀起的道德问题”[11]。
因此，”本土化”不仅仅是以符合时代要求且易于理解的语言传达基督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各种不同文化发挥自己的潜能，拥抱整体的人文主义。信仰可以孕育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向往，它不会令人心灰意冷，恰好相反，信仰是点燃人们对真正的公平正义和普世的手足之情的期望的力量。因此，在与基督宗教信仰的对照和比较中，现代文化往往会从中得到很大的收获。
与此同时，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通过与现代文化的对比，信仰和教会也得以净化。对此，大公会议文献予以明确的肯定：”科学的进步、潜在于各式文化内的宝藏，都是人性所赖以更充份地表达自身，并替人们开拓迈向真理的新途径”[12]。例如，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教会从现代文化对历史和对古生物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所持有的科学方法中受益匪浅，有效地将其应用于对天主启示的根源性的研究。
然而，对福音与现代文化相遇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有效性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它在实践中的畅通无阻。对此，大公会议警告说，我们不应沦入将福音信息”局限”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危险。诚然，促进人类发展自然是福传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宣扬天主圣言的可信度和有效性的先决条件是对基督的爱提供见证，这种爱不能被归结为单纯的慈善事业，而是以自己的生命服务于自己的兄弟姐妹，特别是对那些最穷困的人，我们应以基督对我们的爱同样地去爱他们。
总之，虽然教会无法避免不断的挑战以及各种内在和外来的阻碍，但对神圣的见证将永远是伴随她面对和战胜这一切的主要途径。事实上，正是通过试炼和十字架，天主对祂的运作加以认证。教会将因此藉着信德，接受净化：正是通过这种净化，上主使她与时俱进，历久弥新，使她更具先知性，更贫穷，更自由。
- . 2012年11月24日和25日，”梵二50年后意大利的文化和文学挑战”在佛罗伦萨举行。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是托斯卡纳大区首府所在的教区，与会的知识分子、作家和神学家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六十年代大公会议的创新壮举进行了专题分析。负责协调工作的Vincenzo Arnone神父在随后的几年中继续策划了有关各种文学和宗教主题的其他会议（”诗篇神学”、”追踪隐秘的天主”等）。会议的发言人依次为：Pietro Gibellini、Ferdinando Castelli神父、Davide Rondoni、Alessandro Zaccuri、Melo Freni、Pasquale Maffeo、Marco Beck、Liliana Cantatore和Neria De Giovanni。索尔杰神父为会议做了题为《60年代初梵二大公会议初期的文化挑战》的开场白。鉴于这篇文章以广阔的视野针对福音与现代文化关系中的困难进行的确凿分析，我们特此转载。 ↑
- . 本笃十六世，《对罗马大学生的讲话》，2007年12月13日，见www.vatican.va。 ↑
- .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第30号。 ↑
- . 参见若望二十三世在梵二开幕式上的讲话，《慈母教会欢欣喜乐》（Gaudet Mater Ecclesia），1962年10月11日。 ↑
- .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第4号。 ↑
- . 保禄六世, s., 《他的教会》（EcclesiamSuam），第80-81号。 ↑
- . 参见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宪章》(题为”万民之光”Lumen Gentium)，第8号。 ↑
- . 同上，《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Nostraaetate)，第2号。 ↑
- . 同上，《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第92号。 ↑
- . 参见若望二十三世，通谕《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第83号。 ↑
- .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第16号。 ↑
- . 同上，第44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