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恒毅枢机：中国与天主教传教区改革

二十世纪的天主教传教区改革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适逢教宗本笃十五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1919）宗座通谕发布的百年之际，追忆天主教教会官方训导对于上一世纪教会传教区活动的伟大的革新之见亦成为绝佳时机。其持续性的革新精神可见于庇护十一世的《中国传教》通谕（Rerum Ecclesiae）（1926），庇护十二世的《致中国教会通谕》（Evangelii praecones）（1951），若望二十三世的《牧者的王子》（Princeps pastorum）（1959），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宪章《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1965），保禄六世的《在新世界传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1975），若望·保禄二世的《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1990），直至教宗方济各的《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2013）。这些通谕及信函所呈现的是福音全球化进程的持久性与广阔性¹。 然而，倘若教会官方训导已然如此有力且清晰地肯定了这一意义深远的传教原则，从而为突破一切意识形态上的，神学上的以及牧灵上的国家主义与文化沙隆主义，那么教会自然需要富有远见卓识之人，以将这一原则在如日中天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地区得以落实及发展。

一群来自历史悠久或新近成立的团体或修会的传教士，且绝大多数来自欧洲，他们在故土之外的遥远地区为福传慷慨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其背后一直受到满腹热忱与责任的故乡的教友们的支持， 且成为家乡教友们的骄傲，因为传教士创举般地致力于被认为在经济，文化与伦理层面处于劣势的民族的灵性与人性的提升。

若提及这些无法一一列举的传教之创举的高贵性与令人敬仰的程度，尤其是在亚洲与非洲，其模糊性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基督宗教的传播所带来的高度风险一再被确证，或者至少在福传对象的眼中存在一定的混乱性，其原因在于：一个异质的欧洲文化对于当地文化的渗入，国外强权势力的政治与经济殖民，其背后并非仅仅是单纯的出于宗教的动机。

其风险无疑是现实性的，并由此可对仇外风浪做出解释，仇外并不仅仅针对外国传教士，而且亦针对当地信友，例如1899至1901年所爆发的令人惶恐的义和团运动，亦如其他对基督宗教的怀疑与排斥的运动及斗争，他们的目标在于：在反对亚洲与非洲地区的西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对于本民族国家的价值与文化的确证。教宗在十九世纪的很长时间已对此有所反省，然而，欧洲殖民势力的统治，宗教传教修会在其所委任地区的活动及事业，即使是这些传教士，对当地的文化与之对话的重要性的评估依然欠缺，由此超越当地文化之于传教的阻力也相当困难。

中国这一领土广阔的国家，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传教士的诉求之地。与此同时，欧洲殖民势力也在其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快马加鞭地蚕食中国。有鉴于此，中国成为令传教与殖民的悖论性问题更加凸显的地方。试想十九世纪的鸦片战争，最终以令人心酸的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结束，对中国的羞辱登封道级。与此同时，欧洲强权以“保护国”的名义控制基督宗教传教士，尤其是法国传教士，甚至包括中国天主教普通教友。当此之时，圣座千辛万苦地试图与法国保护国脱钩，以求直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推动圣座如此行动的还有教会与神学领域的更为深层的理由：教会应当传播福音，这一福传使命应当植根于每一沃土，每一文化，而不能只限于对各种不同民族的秉性与文化异质性的“商品输出”。这正是初期教会的样式，且应当持续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至关紧要之处在于当地基督徒在其当地司铎与主教的带领下致力于教会团体的建立，这些领袖式的人物对于当地的语言及文化有充分的掌握，就其位，亦可以福音信息唤醒与焕发当地教会。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尽管传教士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进行牧灵工作，本地司铎与主教的培育工作却未有进展，职是之故，基督宗教给人的印象不可救药般的地变成“欧洲的”。因此，当务之急在于致力于对当地司铎，当地主教与当地教会构成的培育与建立。

刚恒毅枢机其人其事

或许，将历来教宗对于传教区活动之革新的旨要付诸实行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将无可推诿地归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刚恒毅枢机。鉴于他在此一领域所做出的成就，高估很难，但对其适时的追忆与恰当地突出却实属应当。纪念活动的绝佳时机是康考迪亚-葆德农尼（Concordia-Pordenone）教区的封圣活动，在布鲁诺·法比奥·毕尼林（Bruno Fabio Pighin）教授的努力下，近几年，致力于对刚恒毅枢机的全部作品以及至今未曾发表的作品的整理及出版工作，不久之前，其全部文集已结集问世² 。

刚恒毅枢机，弗留利人，1876年出生于左坡拉的康斯丁斯（Castions di Zoppola）。1892年入康考迪亚教区修院，随后在罗马继续学习，并渴望拥有坚实的文化底蕴。他在宗座额我略大学哲学毕业后，于1899年晋升司铎。年轻的刚恒毅首先在本教区开始铎职生涯，并在其后的些许年月致力于雕刻事业，于此，他对神圣艺术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热忱伴随他的一生：1912年他在米兰与同路人创办基督宗教艺术社团，随后一年，社团刊物《基督宗教艺术》问世，并出版至今。

随着战火逼近意大利，刚恒毅直接卷入戏剧性的战时状态。1915年，成为阿奎莱利亚（Aquileia）本堂司铎，在绚丽且古老的大教堂内安居，在位于卡索（Carso）前线的意大利控制区下度日。卡波雷托（Caporetto）沦陷后的1917年，他成为前线随军司铎。1918年11月3日，战时敌对状态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康考迪亚教区的主教代理，并度过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因为教区主教方济各·伊索拉（Francesco Isola）蒙席被认为是亲奥地利派，于是，刚恒毅处于来自主教压制的煎熬之中。1919年，他被任命为阿奎莱利亚考古博物馆馆长，并同时对周边地区的挖掘工作负责。1920年，尽管无主教头衔，却在履行福美（Fiume）宗座代牧之职。当时，加俾额尔·德·阿农左 （Gabriele D’Annunzio）及其亲信控制福美一城，其局势令人不胜惶恐。刚恒毅与德·阿农左有过交情，并在阿奎莱利亚之时与其关系尚佳，但是，他知道如何将自己置于国别之上，致力于意大利人与克罗地亚人的牧灵关怀，并将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圣职人员团结起来。

在福美戏剧性事件以来的岁月中，他一直是主角，带着决断与勇敢，他经常扮演的角色是在血流成河之前的第一时间设法避免政治与军事局面的恶化。1921年间，他被任命并祝圣为主教。但是，在1922年，当福美局势愈加缓和之际，当年6月11日，他收到来自教宗庇护十一世的出人意料的来信，教宗庇护十一世考虑将他派往中国作为宗座代表。显而易见的是，他的个人能力，胆识，与经年累月中，尤其是及其困难时期所表现出的使徒服务精神，使其展露头角，由此，为了全教会的利益被圣座擢升并被授予更大的职责与更加复杂的使命 ³。

中国教宗钦使

鉴于刚恒毅之前从未有过在传教与外交领域的前期准备，根据教宗庇护十一世与传信部的第一手信息，他在中国传教工作的成就的确令人惊叹。我们将对其中的具有深意的些许进程做一追忆⁴。

刚恒毅于1922年年底抵达中国，1923年他定居北京，宗座代表办公处与西方公使馆群相距较远，作为经济上对中国天主教教友的支撑。同时，他选取一名中国在俗司铎作为秘书。他在未有法国公使陪伴的情况下将自己向中国政府举荐。“请务必小心——庇护十一世在其辞行中说——且勿被外交部部长的贿赂所影响” ⁵，因为一切的抉择都是对于立场的表明。

由此，刚恒毅迅速投入工作之中。自1924年上任后，作为宗座代表，举办第一届“中国全体大会”，对于中国天主教教会，对于脱离西方列强的影响范围，对于追根溯源——栽种教会 （plantatio Ecclesiae）⁶ ——文化渗入本地化，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宗徒代表的日夜奔波的精心准备下的代表大会，及其初期的系列会议被选址于位于上海徐家汇区的圣依纳爵堂，且持续了整整一月。其参会人员之广泛体现在，它涉及了中国教会的各个构成：五十位主教与宗教益牧，来自十三个包括宗教机构与当地司铎的相关团体的代表。所谈论的基本话题，尤其集中在司铎与当地的教会构成。一个或许微不足道却意义深远的决议是，对于“躬行卑贱”的义务的废除，这一义务要求当地教友面对西方传教士时，将额头贴在地面上以示尊敬！

刚恒毅对于西方宗教传教的见解是一针见血且具有高度批判性的，1925年他注释道：“只要各传教区还存有封建意识，即将外方统治置于宗教皈依之上，或者更为糟糕的是，只要传教区，在它们的发展以及组织过程中，还表现出一种大型行政机构的态度，就不能表现出一种为了支持新信仰所应有的伟大胸怀”⁷ 。“当然，宗教团体所拥有的传教区有着合法的法律头衔，因为传教区是由宗座所委派的……然而，传信部所渴望的是为基督征服地土，即以当地司铎为基础建立一个正常的地方性教会体系” ⁸。

1926年，刚恒毅向庇护十一世举荐了六位中国本地主教加以祝圣，10月28日，基督君王节，在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殿，由此成为本地主教设立的一个典型例证。这仅仅是一个远景性设想的基础。在刚恒毅作为中国宗座代表的任期结束之际，我们可以如此地做一评价：1922年他抵达中国时，共有57个教区，其中无一隶属本土高级司铎; 1933年当他卸任之际，中国境内共有121个教区，其中的23个教区隶属中国本地主教管理⁹ 。

1927年刚恒毅建立了第一所宗教男修会，主徒会（Congregatio Discipulorum Domini），且存在至今，并在北京开创辅仁大学的课程——随之成为北京天主教大学——，其中不乏艺术研究机构，为了辅助中国基督宗教艺术的发展 ¹⁰。

1929年在中国天主教青年总会成立之初，出版了上海公会的决议（861条法典纲要），并被罗马逐一批准。1932年中国天主教运动的确定性章程获准通过。

刚恒毅不仅仅只是着眼于本地主教，司铎，也同时着眼于平信徒。1940年他如此地带着赞赏与激动回忆中国天主教运动的首位主席，虔诚教友若瑟·陆伯鸿，作为每日弥撒的祈祷意向，以在弥撒圣事中共融，“令人如此揪心，在政局中陷入困境的他，正在安排和组织为穷人的救助工作”。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上海的日本集中营中被杀害¹¹。

这一真实地促进中国教会发展的伟大事业，与跟中国权力机构的特别的外交周旋及其关系的建立相辅相成。例如，1929年，刚恒毅与国家新政府首相蒋介石相遇，并参加了中华民国开国领袖孙中山的葬礼。然而，其主要努力方向仍然在于寻找契机，以促成中国与圣座之间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超越“保护国”的范畴，尽管，这一努力期间面临着来自法国帝国主义的强烈抵抗以及来自天主教教友与传教士的重重阻挡。但是，刚恒毅对圣座绝对忠正。此刻，时机尚未成熟，需待至1946年圣座才被获准在中国建立宗座代理大使¹²。

传信部秘书

1931年刚恒毅不得不面对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分别在意大利与美国停留，以接受严之以待的肿瘤切除手术，手术非常顺利成功。然而，1933年，他感到不得不放弃驻中国宗座代表的职位。返回意大利后随即被任命为传信部顾问，并于1935年成为部门秘书。随后一年，又被任命为宗座传信修大学的校长，传信大学及传信修院正是培育本地司铎与主教的战略中心。

这些职位使得刚恒毅位高权重，而如今他以罗马人固有的眼光胸怀天下，他每日的生活节奏紧张，只为各个大洲的福传事业，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继续他在中国所推行和实践的战略路线。但是，中国传教的重要性及其他个人对此的投入仍然持续地显现在他的工作之中，且取得相当重要的成果。

1939年12月8日，罗马传信部《众所周知》(Plane compertum)指令颁布，它在官方层面对于轰动一时的“中国礼仪”问题给出明确的评断与了解，其中“中国礼仪”问题在近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对中国的福传事业有着负面的影响。早在1927年，刚恒毅在北京如此写道：“传教士的一个令人十分痛苦的经验是对于中国礼仪与马拉巴(Malabarici) 的争论¹³。‘使徒的爱德退化为了圣雅各伯记载的‘恶毒的嫉妒’ (雅 3,14)‘，天主的美好的战役之一就此挫败; 西方教会受尽苦衷，同时在中国的异教徒同样被丑化。笔者认为，传教士致命性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除了神学原则外，还来自宗教团体之间的斗争……在对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论争中，宗教团体所表现出的对自己宗教机构的荣誉的维护，而非为了天主之荣耀，除了这一争斗的热忱外，亦可见其宗派主义”¹⁴ 。

刚恒毅连署了枢机部长福马松尼·毕奥迪（Fumasoni Biondi）签署的指示，但毋庸置疑刚恒毅是主要的策划人。此文件的颁布使得天主教教友可以合法地参加祭孔及祭祖的本地礼仪。在紧接着的1949年的五月，一个类似性的文件废除了与“马拉巴礼仪”相关的法律条文，也同时解决了印度南部类似的历史性问题。

1941年，在刚恒毅的积极推动下，圣座办公室将罗马礼仪书译为现代汉语及其他当地语言。几年后的1949年，罗马弥撒本也被翻译为汉语。在所有的一切中，他的角色是决定性的。他是于礼仪中使用通俗语言的顽强且令人信服的倡导者。这一主题时常呈现在他的笔记与著作中，同时他还多次向教宗与圣座各部门负责人报告他对于此议题的研究与追忆。例如，1939年，在教宗庇护十二世当选两个月之际，传信部秘书造访他，提及对于建立当地主教制的教会结构与使用当地语言的必要性。他喜出望外地谈论作为“传教策略”的两个基本原则。“罗马的第二任教宗并非巴勒斯坦人，而是意大利人”，刚恒毅开始说，随之接续，“此后，圣父，宗徒策略与我们的策略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宗徒采纳了当地的语言作为礼仪用语，宗教在其当地民众中由此得以迅速传播。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在罗马扎根后在他们的牧灵活动中仍然使用阿拉美语，倘若他们希冀两到三个世纪中的主教均为巴勒斯坦人，罗马帝国是否还有可能得以皈依？” —— ‘从人性的角度回答，是不可能的’，教宗说”¹⁵ 。

在对于中国的特别提及中，刚恒毅提醒教宗，早在1615年保禄五世（Paolo V）已然授权在礼仪中使用中文，而耶稣会会士鲁道维科·布格里奥（Ludovico Buglio）在17世纪已将弥撒书，礼仪本与日课译为中文，但一切均被传信部的否决票搁浅¹⁶。 刚恒毅对于其阻力做出解释:一个十分有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十分“狡猾“的现象是，“外国诸传教区本身并非自然而然地接受对他们而言为异质的礼仪。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区被认为是外国使团的地盘” ¹⁷。

1939年10月29日，12位来自非洲和远东的传教士即将被祝圣主教，在此庄严的“福传活动”中，所传达出的讯息为自升任圣座伊始，教宗庇护十二世即表达出对教会传教使命的看重，刚恒毅在此祝圣筹备团中担负决定性职位¹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6年，庇护十二世召开了一次庆典性的大会，以庆贺枢机主教团国际化的一个历史性的开端，并首次设立中国枢机，即圣言会会士多默·田耕莘主教。几个月后，庇护十二世正式构建中国天主教主教阶层，其中包括20个总主教区，85个教区以及34个监牧区。此等战绩，刚恒毅作为传信部秘书的角色当然是决定性的。

1953年，刚恒毅被擢升为枢机，且作为四个圣座机构的成员与神圣罗马教会秘书长。由此，他的教会人格的卓越地位与其远见卓识享誉世界。早在1939年，他已明确提议召集一个大公会议¹⁹。 同时，也曾多次明确提出，之于圣座参议会，枢机主教团以及其他重要部门（例如传信修院院长等）的最大化普世性的需求，以减少单纯的意大利人的管理。1958年7月18日，庇护十二世去世前的三个月，而刚恒毅在他去世后的八天后也与此世长辞，他曾怀着喜悦向教宗举荐克里克·伯德如斯·阿轧甘年（Krikor Bedros Aghagianian）作为传信部代理部长，其“令人羡慕地代表了这一伟大部门的国际性”²⁰，令人毫不惊异的是阿轧甘年或许正是刚恒毅为即将举行教宗选举大会的新教宗候选人，但教宗罗卡利（Roncalli）即若望二十三世，随即最终当选。

战后，致力于宣告殖民主义终结的运动蓬勃发展，刚恒毅认真跟踪并评论了国际舞台上的重大事件，例如万隆会议（1955年）和开罗会议（1957-58年），他们宣称：“亚洲属于亚洲人，非洲属于非洲人”。在有生的最后一年，他在两份报告中简要而有效地重新提出对天主教传教区的远见卓识，并直接邮寄给传信部与信理部²¹。 此报告是具有非凡的先见性、具体性与明晰性的传教学纲要，且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经验的支持，是刚恒毅尤其在他的“中国岁月”中走向成熟的经验。它来自历史沉痛的教训，为了重申他一再重复的不可或缺的福传方针，即他所命名的“宗徒方法”：“栽种教会”，建立当地的教会阶层，尊重其民族及其文化，如同今日所说的，将福音的讯息“本地化”，鼓励并支持在礼仪中对本土语言的使用。如今这些方针已在宗座与教会生活中成为稳固的指导原则，然而，百年前它们尚在被推广与牛刀初试的状态，刚恒毅对此的贡献首屈一指。

1. 参见：B. LOBO，“《夫至大》的一百年。天主教训导的传教学之路》，载于《公教文明》2019年第4期，第541-555页。
2. 参见：B. F. PIGHIN (编), Il Cardinale Celso Costantini tra memoria e profezia, Venezia, Marcianum, 2019.
3. 关于刚恒毅的战争岁月与福美事件，有兴趣者可参见自传性见证：B.F.PICHIN编，C. COSTANTINI, Foglie secche, Venezia, Marcianum, 2013.
4. 对于刚恒毅在中国的著作的更为详尽的记载，可参见：B. F. PIGHIN, «Le imprese di Celso Costantini in Cina: decolonizzazione religiosa, “plantatio Ecclesiae” e inculturazione cristiana», in Chiesa e Stato in Cina. Dalle imprese di Costantini alle svolte attuali, a cura di B. F. PIGHIN, Venezia, Marcianum, 2010. 然而，基本史料见于两卷本自传：C. COSTANTINI, 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1922-1933). Memorie di fatti e di idee, 2 voll., Roma, Unione missionaria del clero in Italia, 1946.
5. B. F. PIGHIN (ed.), Il Cardinale Celso Costantini…, 第 40页。
6. 将西方教会模式种到传教区——译者注。
7. 同上，第45页。
8. 同上，第48页。对于这一提议，刚恒毅多次援引1845年传信部的基本指示。
9. 参见：刚恒毅，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vol. 1, 第268页。
10. 参见：F. BORNEMANN, Ars Sacra Pekinensis. La pittura cinese cristiana all’Università Cattolica (Fu Jen) di Pechino, Vienna-Mödling, Tipografia Missionaria San Gabriele, 1950。
11. 参见：B. F. PIGHIN (ed.), Il Cardinale Celso Costantini…, 第 91页。
12. 关于这一话题, 请参见：CH. GABRIELI, «La Delegazione Apostolica a Pechino, preludio delle relazioni diplomatiche tra Santa Sede e Repubblica Cinese (1922-1946)», in Chiesa e Stato in Cina…。
13. 马拉巴，叙利亚教会的一支，在今天的印度——译者注。
14. B. F. PIGHIN (ed.), Il Cardinale Celso Costantini…, 第51页。
15. 同上，第83页。
16. 参见：同上。
17. 同上，第85页。
18. 参见，第86页。
19. 参见：Le imprese di Celso Costantini…, 第37 页。
20. Il Cardinale Celso Costantini…, 第210页。
21. 参见：同上，第168-183 页和第192-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