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教文明》和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联合举办论坛
2018年12月11日，“中国论坛:文明间对话”首次公开会议在《公教文明》杂志社举行。这个中西对话平台是本刊与乔治敦大学之间的合作成果1。这场首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生态危机：来自中西方的观点”，即中国和西方从不同角度对全球生态危机问题的看法。著名的记者兼作家、三度普立兹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教授分别发表了讲话。会议由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和记者兼作家保罗·埃利 (Paul Elie) 主持。
中国论坛（China Forum）计划在罗马、华盛顿特区、旧金山和北京等全球主要城市举办专家研讨会和高层公共活动。2018年8月，旧金山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负责主办了首届研讨会，中西方学者汇聚一堂，探讨了人文科学在高等教育中所起的不断变化的作用。论坛的首次重大公共活动于罗马总部由本刊负责举行。
乔治城大学校长约翰·德乔亚（John J.DeGioia）出席了会议。他曾于2018年11月2日出席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2在中国举行的题为“绿色城市化与创新”的会议。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在中国各地正在不断增长3。
2018年12月11日，我们与约翰·德乔亚校长在罗马会晤，并籍机以其在中国参加的活动为开端，就环境和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简短对话。关于以不同方式思考城市及其所面临的向更加安全和可持续方向发展的问题，在全球性的沉默中，如果有政府机构层面发出的声音，我们有必要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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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安东 ：2018年10月31日是联合国为世界城市专门指定的世界日。“世界城市日”旨在推动国家和城市之间的合作，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为世界的可持续城市发展做出贡献。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如何通过保护城市环境以及文化和人力资源来提高城市的吸引力？这个周年纪念日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挑战？
约翰·德乔亚：依我个人观点，我们应着重核实某些城市化趋势与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有何种相关。在这个范畴内，反思我们对环境的责任，即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有益的。
习安东 ：城市化进程正在改变我们的整个世界。事实上，城市化现象正在不断增长4。随着城市的发展，它们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为实现安全和可持续城市的建设目标，国际监管框架代表着一个重要工具。您认为世界上对此有足够认识吗？
约翰·德乔亚：是的，世界组织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快速的城市化将严重影响全球环境的变化。治理气候变化意味着应对城市化进程的后果。当今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中，未来30年内将有另外两个半亿的人口增长。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10月的报告，我们知道当今的城市消耗着世界三分之二的能源，并排放70％的温室气体。将近五千万的城市居民生活在沿海地区，造成海平面上升可能性的增加。建设安全及可持续城市需要紧密协调政策和投资选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塑造未来发展、为所有人创造机会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在城市环境中，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创新确实可以改变一切。为此成立的“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 打出其旗舰项目“新气候经济”，旨在需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4的同时，帮助政府、企业和公司就如何实现经济繁荣与发展做出更明智的决定5。
根据《新气候经济》的报告，如果优先考虑改善世界上700个最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可在2030年内减少到年均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我们也明白需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来发展新的氛围和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并应对环境的挑战。这要求我们迎击快速的城市化并确保绿色城市发展，沿着能够恢复和加强我们的生态系统，并且支持能够适应变化的韧性环境的道路前进。
如何应对快速的城市化挑战，将很可能有助于我们减轻环境恶化的最严重影响。如果用快速城市化的视角来审视环境威胁，我们就会发现无法将上述两个现象分开。
习安东 ：当您说我们需要运用想象力来想象新的环境时，这是什么意思呢？
约翰·德乔亚：我可以举些例子。三年前，《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呼吁采取变革性举措，以避免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所带来最坏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自然资源滥用的方法。与此同时，做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权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教宗方济各提出了“第三方案”，也就是关于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个新思路。
习安东 ：您刚才提到了中国。那您如何看待中国现状呢？
约翰·德乔亚：中国城市化的步伐令人不安。向城市转化已成为国家优先项目。这个进程的目标是使中国城市人口比率从2000年的36％在2020年内达到60％以上。
习安东 ：让我们回到您刚才的话题。您谈到了想象力：您认为教宗和中国国家主席在“第三方案”上可以有什么共通？这与想象力有何种关联？
约翰·德乔亚：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国合会（Cciced）的分析性文件《塑造中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中得到了体现。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制定为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对特定生态问题采用重要的政治约束和解决方式。这里使用的术语具有哲学性，它使人联想到“和谐”生活方式和尊重自然的特性。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0月18日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呼吁发展生态文明，他说：我们将“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就个人而言，我感到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生态文明”概念与教宗方济各在向全世界发出的通谕《愿祢受赞颂》（Laudatosi’，简称LS）中所提出的思想之间颇具共识。教宗在通谕中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关爱共同家园”的思考。通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历史远见和变革性的愿景，教导我们如何将古老传统智慧应用于当前迫切的环境挑战，并呼吁我们通过整体生态发展为这些挑战提供公道和实际的解决方案。
例如，教宗方济各有一段话敦促我们“采用循环生产模式，为所有人及子孙后代保留资源，并同时尽最大可能限制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适度调节消费，提高使用效益，再使用及回收”。（LS 22）。
尽管两位领导人身份不同，但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空间、新的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环境、彼此以及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承担的再思考。他们的观点基于一个可以使人与环境保持和谐与平衡的循环概念。走向生态文明，走向整体生态文明，需要我们所有人，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人士，以及有关团体的合作者及网络共同参与。
习安东 ：您是乔治城大学的校长。你们这样一个大型学术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
约翰·德乔亚：从根本上来说，大学的首要任务是追求真理。为了承担这一责任，我们通过进行严谨的学习和研究，努力克服那些对追求真理的深入理解所存在的障碍。我们称其为“无私的”研究，意味着我们无条件地追随真理。我们通过致力于教学和写作来分享自己的发现。这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没有人能比大学更有效地承担这项责任。如果忘记了这一项，我们将无法完成其他任何任务……而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其他责任要承担！跟随着首要责任，其他承诺接踵而来：我们还需要为团体的公益、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努力。为了完成这些使命，大学必须寻找途径，努力为各种团体，个人以及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的发展做出贡献。
习安东 ：这些切实责任如何具体表达呢？
约翰·德乔亚：以乔治城为例，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并且有特色的行动来体现这些职责。通过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了解如何扶持校园内的循环经济，然后进一步利用我们的知识资源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支持我们对世界城市的展望。几年前，我们发起了一个“全球城市倡议”。在我们学院各系，从事城市研究的多种不同学科的学者和专业人员超过六十名。该计划为此设立了一个论坛，以便于他们一起合作、组织活动、搞研究、做实验，为学生的学习以及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其他组织和团体提供了合作的机会。
在我们的活动范围内，研究领域的主题从社会公平、快速城市化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到城市外交、城市治理机构、公共健康、技术发展、数据伦理、环境资源变化等等。
习安东 ：您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约翰·德乔亚：今年年初，我们的“全球城市倡议”组织了关于亚洲城市的第一个研讨会，这是一个由在亚洲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学者们所组成的跨学科网络。这个由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亚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和城市规划专家组成的学者网络，试图更好地了解亚洲城市环境中的非正式性社区。通过实地工作和各种实验，他们致力于研究和记录城市增长模式、农村地区向城市环境的过渡以及居民对生存环境的塑造。
因此，我的理解似乎是，网络的建设是承诺加深对绿色城市化认识的基本要素。
诸如我们这样的网络或更大规模的网络，通过诸如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盟约、世界银行可持续城市全球平台等组织，以及我们通过国合会（Cciced）所做的工作都至关重要。它们既可增进我们对绿色城市化的理解，又促使我们寻找与习近平主席和教宗方济各的呼吁相吻合的道路，并且付诸于行动。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提高社团的韧性，改善我们的家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应该履行与这角色有关的责任。
参考文献
- 乔治敦大学与《公教文明》之间的联盟存在于我们两个机构的基因中，二者皆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都具有全球性。乔治敦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和最大的耶稣会大学，由总主教约翰·卡洛尔（John Carroll）于1789年创立。《公教文明》是由教宗庇护九世于1850年创立的半月刊，是由圣座国务秘书处监督的独家杂志，并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期刊之一。
- 委员会是经中国政府批准于1992年成立的高级国际咨询机构。它在支持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就环境与发展问题架起了一座桥梁。参见：www.cciced.net/cciceden
- 我们注意到，《中国日报》周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有关智慧城市的文章（A. Sevtsuk，“智慧城市不一定是好城市”，见《中国日报》周刊欧洲版，2018年12月21日至27日）。这些“智慧城市”的城市规划旨在通过广泛使用新的通讯、交通、环境和有效能源技术，优化和创新公共服务，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并满足公民、企业和机构的需求。该文章指出，“智慧”城市不一定必然是“好”城市。实际上，城市发展管理解决方案的市场营销通常与应使所有人受益的政策解决方案相混淆。这个主题非常重要，需要进行更深入的专题探讨。
- 参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快速城市化增加亿万人口面临气候风险》(www.unfccc.int/news/rapid-urbanization-increases-climate-risk-forbillions-people），2017年7月3日。
- 参见《2014年新经济报告》，网址：https://newclimateeconomy.report/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