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东方亚述教会或者聂斯脱里教会（Nestorian）在中国的临在有两个时期：首次临在是从公元第七到十世纪，第二次临在是从十三到十四世纪的元朝年间。聂斯脱里教会在中国也被称为景教。

据历史记载，基督宗教首次来华传教是由一位称为阿罗本的叙利亚传教士带领，唐贞观九年（635年），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唐太宗对阿罗本的传教使命非常包容，并邀请基督徒为皇家图书馆翻译他们的经书。唐太宗及其继任者对景教一直保持宽容的态度，景教因而在中国顺利发展了二百年之久。

景教在十三世纪的中国元代再度兴起，并在中国多处城市建立了教堂，但是在十四世纪开始逐渐衰落。公元1289年，教宗尼古老四世又派遣了一位方济会士孟高维诺来华，以教宗钦使的职衔在元朝首都汗八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展开传教工作。但是随着元代在1368年的结束，孟高维诺主教在华传教的使命也结束。

随着耶稣会传教士们从明朝年间来华传教开始，以利玛窦神父为代表的会士和他的同伴们在明末清初时期的传教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后期的礼仪之争导致清廷统治者下令禁教一百年。

在禁教之前，中国社会各界对天主教会怀有很高的敬重，包括政府官员、皇家成员和学者。在这期间，中国天主教徒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1842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的签订让西方的传教士在各个通商口岸以及内地各省逐步享有更多的传教特权。在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下，耶稣会士们第二次进入中国。首批来华的耶稣会士们都是天主教会内优秀杰出的饱学之士和中西文化及教育交流的先驱，第二次来华的耶稣会士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们面对着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和挑战，在这种特殊的处境和关系中，中国社会和人民与外国修会和宗教团体的关系也逐步恶化。

在民国时期（1911-1949），天主教团体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教育、社会服务、慈善以及医疗等领域，并赢得了很多中国人民的敬重。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从1949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天主教会面临许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开始逐渐活跃，积极参与福传、社会服务以及参与国外及海外地区的交流培育。与他们的上一辈相比，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和修女们接受了较好的陶成和培育，众多的教友也积极参与弥撒和圣事服务。随着中国社会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天主教会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寻找人生的意义

在过去十年来，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共产主义国家，而是更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团体的更多关注。

在快速发展和提升的经济浪潮中，中国社会和人民也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许许多多的人在积极地肯定他们生命当中的灵修层面，他们通过各种传统和实践，尤其是通过基督宗教，来深度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和寻找价值取向。通过基督宗教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社会各界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经济发展和提升并不能填补人心中的困惑和空虚，也不会排斥精神的需要。信仰和灵修对了解人及其价值和愿望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社会和人民目前不仅仅面对一系列的道德危机，更重要的是面对灵性或者信任危机。在各个层面的生活已经变的越来越物质和功利化并导致许许多多的人离开他们的伦理、灵修传统和文化。中国社会也面临着这样一个严重的两难问题：一方面，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经济的发展中寻找他们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严重地受到物质主义的影响。因此，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在不同层面的人群中常常涌现。

许多中国的父母、家庭和学校常常专注于学生们学业的表现和物质的需要，但是去忽略了作为他们生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整合部分－－灵性和信仰需要。许多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与传统的中国伦理和灵修价值，以及一些基本常识和标准截然不同。中国天主教会是否深思其对这些在不断寻找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人群牧灵和服务的新策略？中国的天主教会是否准备好去面对这一挑战？

新物质主义和教友培育

中国天主教徒也不能免于世俗主义的潮流运动和影响，在信仰生活与生活的牵挂之间的张力导致他们失去信仰或忽视了他们的灵性生活。当代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着多元的挑战，即如何服务当地社区和如何福传。与十年前不同的是，中国天主教会在许多地区并不享有来自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相对自主权和自由。尽管只具备有条件的宗教自由范畴，中国天主教会依然可以在牧民和服务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中国天主教教会如何应付当代世俗社会的变化和挑战，又如何处理其在精神和道德发展中的作用，以便在更多元化和全球化的中国社会中找到道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天主教会的神职圣召人数发展迅速，但现在的数字正在减少。在官方和非官方的神学院，修士的数量尚不到九百人。根据主教团的数据统计，神职人员只有3,316名，以及5,622名修女，而这数千名神父和修女们需要牧养将近两千至两千五百万天主教徒，尚不包括其他的牧民需要。

在一个更加俗化和市场化的经济社会的时代，奢侈的生活阻止了许多中国青年选择服务教会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意味着在一些困难甚至贫穷的地方生活和服务。此外，“独生子女”政策也成为家长和年轻人评估圣召及其重要性的新障碍。

显然，圣召的短缺严重影响了天主教会在许多地区和国家的牧民和服务。中国天主教会也同样面临严重的圣召危机。在继续推动圣召和再培训神职人员和修女以发展传教愿景和精神的同时，中国教会也必须为教友制定明确和全面的培育计划，这些教友是中国教会未来的潜在资源和核心力量。福音化和使命需要一个全面陶成的教友群体，他们可以成为基督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些教区成立教友培育中心的构思还处于初步阶段，而其他教区对这一需求尚未有任何见解，有的甚至不了解其重要性。

2012年，梵蒂冈中国教会委员会明确表示：“中国的平信徒亦须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地增长，使其灵修生活得以滋养和成全。在堂区团体中，他们成为活跃的成员，以善会和教会运动团体作支点，展开宗徒工作，这些善会和运动都有利持续的培育。”因此，中国天主教会必须注意这个迫切需要的使命和服务，并通过培养一个更具有奉献精神的教友团体，使他们在神职人员和修女圣召人数减少中为当地的教会及弟兄姐妹们服务。

中国教会委员会继续强调：“牧者们该勉力巩固教友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训导的认知，尤其教会学和社会训导。对牧民工作者，尤应给予特殊培育，有助他们实践福传、教理讲授和爱德服务。在剧变的社会和经济飞升的处境中，平信徒的整全培育，更是重大任务之一，此举有助地方教会充满活力、生机盎然。此外，亦应特别关注内部移民潮及都市化的现象。”

有了这一及时的指导方针，中国天主教会及其不同阶层的领导人应该加快培育教友的计划和进程，并发展出持续培育教友的项目。主任司铎和主教等教会领袖应不断鼓励教友在教会的使命和服务上更踊跃担当领导的工作，并寻找那些符合资格的教友和专业人士支持教会的活动。

中国教友的信仰和灵修培育

传统上，对于中国的许多天主教徒来说，参加弥撒、个人祈祷和领受圣事是他们坚持和增进信德的几种方式。那些寻求加深信仰生活的天主教徒通常只有几个选择：每日弥撒、圣体朝拜、念玫瑰经、日课和类似的敬拜。信仰分享小组、圣经学习和其他方面的信仰活动对于许多天主教徒来说并不常见。过去，当人们受洗时，几乎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天主教教导和教义，以及如何应用于他们的生活。

然而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信仰陶成逐渐增多。 一些教区和堂区已经建立了不同的信仰培育计划，例如，主日的儿童课程，暑期青年避静，青年成人团契，圣经学习，夫妇恳谈会，祈祷分享，天主教徒灵修避静，大学生夏令营，避静指导和社会服务活动。

这些培育计划和方案不仅有助于信仰发展，也帮助天主教会得到更大的世俗社会所认识和了解。为了促进更多天主教徒的信仰培育，天主教徒必须接受信仰和灵修培训，帮助他们能够带领圣经学习，信仰分享，宗教教育或社会服务。虽然信仰和灵修培育是教区神父和主教的优先事项，但许多中国神父和主教都身兼数职，或者没有意识到信仰培育计划的必要性。因此，平信徒必须承担此重任。

河北和山西两省是天主教人口较多的地区，因而能够去发展相当有效的青年团体，圣经学习和祈祷团体。在此，许多具有奉献精神的天主教徒找到了自己相应的角色，他们可以带领各种牧民和服务的活动，并协助教区神父在其他地区的服务。然而，教区神父和主教的领导角色对于鼓励天主教徒参与教会牧民和服务至关重要。

当代中国面临许多社会和伦理问题，作为未来教会希望的年轻教友，正尝试学习如何将他们的信仰融入生活，以致其他社交生活的需要上。他们希望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成年牧民工作，但需要神长与成年领袖更大的合作，包括更大的主动性和提供恒常的活动。

海归神父、修女和平信徒

过去二十年来，有很多中国神父，修女和平信徒被送到国外进修和学习，如菲律宾，美国，爱尔兰，德国，意大利，法国和台湾。有的甚至获得了博士学位。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学成回国后的神父、修女和平信徒在返回中国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例如，再度适应文化、领导风格以及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在灵修，牧灵，圣经，神学和大公主义等学科方面所学到的知识，将有利于中国教会。

例如，自1991年以来，美国的玛利诺会帮助培养了一百三十七名中国教会领袖，包括现在正在学习的一些中国神父和修士，使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作为神学教师，修会团体的长上和一线牧灵人员来激励信仰生活。自1991年以来，玛利诺项目的五名毕业生获得教廷任命为主教。尽管天主教在中国这个大国中一直是少数，但这些教会领袖可以作为福音生活价值观的道德和伦理见证。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和与各界人士的相遇将产生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受过高等教育的教会领袖群体也将改变非天主教徒对教会的观点，他们可以向非天主教徒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和对话。在过去的几年中，有一百多位中国神父，修女，修士和平信徒来到全球唯一的华人宗座神学院－－台湾圣罗伯特·伯拉明的辅仁神学院学习。其中大部份神父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大多数修士和修女的年龄在二十和三十岁之间。与香港，菲律宾或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在台湾学习具有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的优势。学生不必担心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语言。

互联网对天主教会的影响

过去二十年来，互联网已经开始重塑世界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虽然互联网对社会大众具有正面和负面影响，但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和变化也将更加强烈。在过去十年中，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影响，而且也使许多其他行业受益。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关系。虽然政府继续监视和审查互联网，但互联网仍然是资讯和知识的主要来源和窗口。它将一如以往的影响各阶层的中国人吸收道德知识和作出决定，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只有少数受欢迎的天主教网站提供与教会有关的基本资讯和知识。然而，这方面需要更正式和专业地进行。

很多教区的网站不是没有定期更新，就是不能正常运作。在这互联网和大众媒体的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必须调整其福传策略，采用更多社交网络的方法推展其服务和牧灵工作。

中国天主教会利用微信、新浪博客、微博和其他大众传播平台等较新的资讯科技尤其重要，好能向中国人民传扬福音，以更有效能和效率的方法分享福音的价值。随着互联网对中国人的生活的不断浸入，其影响力已经涉及信仰和宗教领域，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在网络空间中寻求和体验天主临在的一些记号。如果廿一世纪的中国天主教会要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重新思考和设想利用互联网络促成牧民和福传，与时具进。

与中国文化的对话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中国社会和人民对天主教会越来越开放和宽容。一些地区的宗教信仰生活和实践正在蓬勃发展。中国政府和社会重视宗教团体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社会服务中的贡献和功能。由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天主教会需要学习如何处理和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政治体制。

换言之，在保持天主教身份的同时，如果要将教会的教义和福音的价值观植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并为他们和天主教徒的灵修需要提供服务，教会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天主教会”。中国天主教会及其领导层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和方法，在一个价值观和意义往往被曲解的更为世俗化的社会中与更多的中国人民进行对话和沟通。中国天主教会必须转型改变其传统的服务和讲道方式，关注新时代的社会和人群的需要。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主教会将为教会和社会大众带来希望、信德和美好的未来。只有当中国天主教会超越其藩篱，拥抱人类生命的其他范畴并予以欣赏，方能在文化、灵性，以致社会发展等方面，为中国社会带来重要的贡献。教会不仅提供圣事和宗教服务，而亦能透过其历来在艺术、音乐、文学和诗赋的丰富宝藏，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进行对话。

长久以来，大家都相信天主教会能为中国灵性教化的进程带来贡献。诸如教会就爱、和谐、和平、正义、孝道、婚姻价值、社会稳定和家庭价值等方面的训导，都是中国天主教会能持守的，并以之试图复兴中华文化和传统。

只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府唯一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将继续是社会的思想准则。因此，中国天主教会必须重新定义与执政党的角色和关系及其思想理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教会必须完全同意执政党的政治和价值观，而必须找到灵活有效的方式来继续在中国的牧民和服务。

如果建立了天主教会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对话，那么中梵两国在二十一世纪就不会有太多的冲突和误解。中国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与福音价值观和教会教义──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有很多共同之处。

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天主教可谓挑战和机遇并存。美国教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马德森（Richard Madsen）写道，基督宗教需要加深照顾别人的能力，并使教会成为更为真实的见证人来应对社会需求，特别是对世界和其他人的痛苦。

中国天主教会应注意他人的需要，分辨时代的征兆，并更适时和有效地作出回应。。虽然中国天主教会需要培养一支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团队来培养其神职人员，但修会团体和平信徒都必须分辨新的策略以促成使命的完成。随着中国和中国社会对宗教信仰变得越来越开放，尤其是天主教会，如果天主教会希望是一个开放的教会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那么天主教可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合适和稳定的定位。中国社会和教会需要去理解和欣赏彼此植根于社会和文化传统和背景的价值观，并继续对话来谋求共同利益。

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对中国发出的讯息。在他史无前例的在2016年1月28号接受《亚洲时报》记者弗兰克．斯西（Francesco Sisci）的采访中，教宗指出：“中国是一个蒙受众多祝福的土地。而天主教会的职责之一就是尊重（respect) 所有文明，在这个文明之前，我愿意说，教会有义务用大写的『R』来尊重这个文明。教会有很大的潜力接受文化。”

教宗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复对话、相遇与和谐的讯息，比如在2017年5月21日的《天皇后喜乐经》后，他呼吁上海佘山的圣母玛利亚进教之佑，他说：“我们在心神上与中国的天主教徒共融”。他继续说：“对于中国天主教徒，我说：让我们仰望我们的母亲玛利亚，好使她可以帮助我们辨别天主的旨意，关于中国教会的世纪途径， 和支持我们以慷慨心态欢迎祂的爱。愿玛利亚鼓励我们为信众的共融以及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作出我们的个人贡献。让我们不要忘记通过祈祷和爱见证信德，时常开放予相遇和对话。”

让我们也回顾在去年的同一个时刻（Angelus，2016年5月22日），教宗说：“愿中国天主教徒和追随别的崇高宗教传统的人一起成为慈善与修和的具体标志。这样，他们将会促进一种真正的相遇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 这种和谐正是中国精神所深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