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会谈
9月4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举行会晤并向当局和外交使团致意之后，教宗方济各返回在雅加达的圣座大使馆，在那里会见了约200名在印尼的耶稣会士–这约占该省会士的三分之二–及其长上朱立亚万（Benedictus Hari Juliawan）神父。教宗在进入T型会议室时微笑着致以问候。他的第一个评论是：“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啊！”。的确，在座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年轻耶稣会士，他们有的正在学习哲学和神学，有的正处于被称为“试教”的培育期，这一培育期介于哲学和神学学习之间，通常专注于使徒工作。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方济各开门见山地请大家提出问题：
“谁想提问，请举手吧！”
对话以印度尼西亚语和意大利语翻译的形式进行。
感谢您，教宗方济各，感谢您访问印度尼西亚，也感谢您接见我们。我是一名神学学生。我有一个疑问：如何应对当今教会中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如何帮助最边缘化和最受排斥的人？
我希望耶稣会士发出“喧嚣声”。请阅读《宗徒大事录》，了解他们在基督宗教创立之初的所作所为！圣神引导人们发出“喧嚣声”，而不是固步自封：简而言之，这就是应对重要问题的方式。请记住，耶稣会士必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那是最不容易采取行动的地方。这是我们为愈显主荣而“超越”的方式。为了能在圣神的引领下很好地发出“喧嚣声”，我们必须祈祷，常常祈祷。我常会想起雅鲁培（Arrupe）神父的遗嘱，他要求不要离开祈祷。雅鲁培神父希望耶稣会士与难民合作–这是一个艰难的前沿阵地–他为此而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首要要求：祈祷，更多的祈祷。在曼谷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是他向全体耶稣会士作出的见证。他表示说，只有在祈祷中，我们才能找到面对社会不公的力量和启示。再看看方济各·沙勿略（Francesco Saverio）、利玛窦（Matteo Ricci）和其他许多耶稣会士的一生：之所以能够前进，是因为他们的祈祷精神。
我有一个请求：您谈到宗教间对话和宗教间和谐共处的重要性。生活在巴基斯坦的耶稣会士必须与受到迫害的人打交道。您的建议是什么？
我认为，基督徒的道路永远是“殉道”之路，即见证之路。见证需要谨慎和勇气：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道路。说到巴基斯坦，我想起了阿西亚·比比（Asia Bibi）这个人物，她被关在监狱里将近10年。我结识了她的女儿，这个女儿偷偷地为她送圣体。她在多年中勇敢地作出见证。谨慎地勇往直前！勇敢的谨慎总会冒险，而胆小的谨慎则心胸狭隘。
神父，我想知道您如何能在如此繁忙的日子里祈祷…
我需要祈祷，你知道吗？我真的需要。我起得很早，因为年纪大了。休息对我有益，休息之后，我在将近4点钟的时候起身，然后在5点钟开始祈祷：我诵念日课，与天主对话。如果祈祷经文，怎么说呢，有点“枯燥”，那我就诵念玫瑰经。然后我去大殿进行接见活动。之后进午餐并稍事休息。有时我会在天主面前默祷。当然，我也会祈祷和庆祝圣体圣事。晚上，我再做一些祈祷。进行灵修阅读对祈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通过良好的阅读来增长我们的灵修。我就这样祈祷，很简单…很简单，你知道吗？有时我会在祈祷中睡着。若是这样，也并不是什么问题：对我来说，这表明我与主相处融洽！我会一边祈祷一边休息。永远不要离开祈祷！
教宗陛下，我是一名培育者。我想知道您对在国际性团体中的培育工作有何建议？如何在尊重接受培育者的多元文化“背景”的同时促进跨文化性？
注意，我跟你说一个圣神跟你开的“玩笑”。祂做了什么？正如我之前所说，基督复活后，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喧闹”。你们必须熟读《宗徒大事录》，我再重复一遍。圣神“发明”，而且会这样伴随我们一生。《宗徒大事录》告诉了我们什么？经书里说，耶路撒冷那时有来自各个民族的群众：帕提雅人、玛待人、厄蓝人。他们彼此不同。各自都说着自己的语言。这就是圣神的恩典：那时候，他们发出“喧嚣声”，说着自己的语言，还都能相互理解。这就是耶稣会士的职责：成为圣神的工具，发出这些喧嚣的声音。
这就是本土化（inculturazione）。耶稣会士必须具备文化适应能力，正如许多传教士在各大洲所做的那样。这就意味着耶稣会士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适当的语言和形式传教。这两大支柱是福音的本土化和文化的福音化。这也是耶稣会士各具特色的原因所在，这样其实很好。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模式。我们的使命是让天主以祂赐予我们的一切丰富内涵使我们开展福传。
这也适用于个人条件、气质和性格。例如年龄：年轻人不能卖老，老年人也不能假装年轻，因为那样太可笑。每个人都要以自己的年龄、经历和文化来宣讲福音。我还要补充一点：这正是分辨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一个人必须具备分辨的能力，才能融入文化：寻找和发现那已经存在于各种文化中的天主。分辨的练习是动态的：它有助于我们绝不躲在“一贯都是这样做的”背后。按照我们“向来如此”的习惯继续下去，这样做是不好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分辨的能力。分辨会引导我们前进。
重要的是，不要独自分辨，还要与长上对话。如果你接到枯燥无聊或者你觉得不适合自己的任务，那就要去分辨。好的分辨不一定总是可以独自完成：它需要同伴。我这番话既是为正在接受培育的年轻人说的，也是为已受过培育的耶稣会士说的，或许也是为年长者说的。不过，请注意，分辨的滑稽可笑总是潜伏着！我一直记得一个耶稣会修士的情况，他当时正处于“试教”阶段。他的母亲患了癌症，他于是请求省会长将他调到另一个城市，以便离母亲近一些。然后他去小堂祈祷，一直在那里待到很晚。回来后，他发现门上有一封省会长的信。他看到信上署明的日期是次日。长上决定让他留在原地，并在信中说这是他经过考虑和祈祷后做出的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把署有次日日期的信交给了理家（ministro）[1]，让他第二天早上送过去，但由于时间已晚，理家心想不如当晚就把它放进修士的收信箱。这就是虚伪！明天将会当长上的人，请你们听着：分辨不容人玩弄！必须听从圣神。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必须始终当面道明真相。明白了吗？
您非常喜欢的一位耶稣会士是圣依纳爵早期的同伴之一伯多禄·法伯尔（Pietro Favre）。在我看来，您提及法伯尔的次数似乎多于依纳爵本人。我于是深入了解了他的个性，发现他非常善于倾听，并将自己托付给圣神。这是您如此喜爱他的原因吗？
是的，的确如此。我曾多次阅读法伯尔的《回忆录》，而且在我担任省会长时为这本书编辑过一个版本。在他的那本日记中，有些故事蕴含着深刻的心灵智慧。他死于“行进的途中”。他一直是真福。当我成为教宗后，我遂将他封为圣人。你可以读到关于他的形象的非常精美的研究报告。我称他的牧灵为“心灵牧养”，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
我们是年轻读书修士，有时会参加抗议活动。我陪伴着过去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的家人。我把玛苏马尔西（Maria Katarina Sumarsih）女士写的一封信交给您，她是1998年塞芒吉（Semanggi）惨案的一名受害者的母亲，当时示威群众遭到了屠杀。她是Kamisan组织的发起人之一，该组织受到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组织的启发。他们呼吁政府揭示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为受害者及其家人伸张正义。您能给我们什么建议？
你知道吗，五月广场运动的主席曾经来见我。我受到感动，与她交谈对我帮助很大。她给了我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的激情。我们的任务就是：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请你们记住：这是我们的任务。阿根廷独裁统治时期的形势非常严峻，这些妇女、这些母亲为正义而战。你们要永远保持正义的理想！
教宗方济各阅读了信函，在看到阿尔梅达（Marta Taty Almeida）的名字后，他补充道：
是的，玛尔大·塔蒂·阿尔梅达！她临终前来找过我！
我来自缅甸。三年来，我们的处境一直很艰难。您建议我们怎么做？我们失去了生命、家庭、梦想和未来…我们怎样才能不失去希望？
缅甸局势严峻。你们知道吗，我牵挂罗兴亚人（Rohingya）。我去过缅甸，在那里与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夫人进行了会晤，她那时担任国务资政，现在监禁中。然后我访问了孟加拉国，在那里会见了被驱逐的罗兴亚人。听着，你的问题没有一个普适性答案。有些优秀的年轻人正在为祖国而战。在今天的缅甸，不能噤若寒蝉：必须有所作为！你的国家的未来必须建立在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和权利、尊重允许每个人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的民主秩序基础之上的和平。我呼吁释放昂山素季夫人，并在罗马接见了她的儿子。我向梵蒂冈提出在我国领土上接纳她。此时此刻，这位女士是一个象征。政治象征是需要捍卫的。你们还记得那个在军队面前高举着双手跪下的修女吗？她走遍了全世界。我祈祷你们年轻人能像她一样勇敢。你们国家的教会是勇敢的。
我是耶稣会省会长，我想感谢您告诉我们的一切，感谢您的智慧。我不提问，而是想向您介绍我们在这里开展的一项活动，这项活动是“教宗全球祈祷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向您展示印尼著名杂志《前锋报》（Utusan）。该杂志与面向神职人员的期刊《Rohani》合作，邀请读者写信给您。很多人都写了，包括一些穆斯林人士在内。这些信函随后被发表在《前锋报》和《Rohani》上，还被收录于一本题为《Whispers of Hope: Letters from our Hearts for Pope Francis》的书中。这里还有一份来自我们的礼物：囚犯们用印尼的一种染色技术制作的蜡染图案披肩。这是一件象征着他们的忏悔的礼物。
请代我向囚犯们问好！当我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时，每逢圣周四，我都不在主教座堂而是在监狱行濯足礼。在那里，我学会了一进监狱就这样祷告：“主啊，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当我们遇到失败和失足的人时，这样祈祷会对我们有益：“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
最后，省会长向教宗赠送了一个带有耶稣会标志IHS的木雕[2]，并表示说：“通过这些礼物，我们希望教宗能永远记住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耶稣会士”。教宗微笑着回答说：
礼物太多了！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请你们为我祈祷，也为耶稣会祈祷，让它鼓起勇气…现在，让我们用各自的语言，一起向圣母祈祷“万福玛利亚”。
会议结束时，方济各向在场的所有耶稣会士一一致意，并以一串玫瑰念珠作为回赠的礼物。
* * *
在东帝汶帝力的会谈
教宗方济各在帝力主教座堂与主教、司铎及奉献生活者会晤后，于9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会见了来自该国的42名耶稣会士。致意之后，区会长杰里拉（Erik John Gerilla）向教宗致以简短问候，并介绍了排行就座的团体：“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所有人，对教宗陛下今天亲切接见在帝汶独立地区的耶稣会成员表示衷心感谢。与我们一起的还有在国外接受培育的读书修士们，我们在罗马也有一位神父。我们从事教育、灵修、社会、牧灵和培育工作。我希望特别介绍若翰（João Felgueiras）神父，他是最年长的葡萄牙籍传教士，现年103岁。他亲身认识了首批耶稣会传教士们，将古老的历史与现今联系在一起。今年对我们在帝汶的耶稣会士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期，因为我们要庆祝耶稣会在这里福传125周年。虽然我们在1910年被逐出帝汶，但多年后我们又重新返回。教宗陛下，您现在坐的这把椅子是用幸存下来的老教堂的木材制成的，这座老教堂由耶稣会士建于1905年”。
你们很勤奋！现在就请向我提问吧…
对话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继续进行。
早上好，亲爱的教宗！首先，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共聚一堂。我是依纳爵灵修中心主任，也是全球教宗祈祷网络的国家协调员。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向教宗陛下提出一个问题：您访问东帝汶的座右铭是“让你们的信仰成为你们的文化”，您对东帝汶这个亚洲大陆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的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会有何期望？在这个极具挑战的时代，在东帝汶教会生活的背景下，这种信仰与文化之间的相遇处于什么阶段？非常感谢您，圣父。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一点必须明确：要使文化福音化，也要使福音本土化。信仰必须本土化。不创造文化的信仰是改宗的信仰。我们不能忘记本笃十六世所说的话：福音不是通过改宗而是通过本土化来传播。文化的福音化和信仰的本土化必须齐头并进，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你们要永远铭记我们在中国传教的风格！
圣父，鉴于教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东帝汶的耶稣会士在传教使命中应优先考虑哪些关键领域？
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始终是不要远离天主子民。我们必须摆脱教会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挑战：不要远离人民，他们是最宝贵的福祉。
我于三年前晋铎，感谢天主召叫我成为耶稣会士。我目前在帝汶担任耶稣会财务管理员。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慈善秘书处的一员，为教宗您的来访做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是我学到的一课。我衷心感谢这次宝贵而难得的机会。我有一个关于教会与耶稣会关系的问题：您认为耶稣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一种永远处于交锋中的关系！[教宗笑着说]。我于1958年进入初学院，因此经历了（梵二）大公会议的所有变革。我参加了柯文柏神父（Kolvenbach）的选举，当时已经有一批西班牙耶稣会士指责耶稣会背叛教会。在耶稣会面临危机的那一刻，拥有一位有感人超凡魅力的总会长至关重要。那时候，我目睹了教会紧张局势的扩展。圣保禄六世为（耶稣会）第三十二届总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堪称一部艺术杰作。它清楚地阐明了教会对耶稣会的要求。我请你们去读一读那篇讲话：那是一篇杰作。当我已身为教宗时，我询问是否有手稿，图书管理员于是去了秘密档案馆，把手稿拿给了我。这是他亲笔写下的，所以我说它是自发的。我看到了他亲笔写下的手稿。请你们去读一读，这是一篇强有力的讲话。这就是与教会的关系，一种自由的关系。
之后，有些时刻被解释为冲突，比如圣若望·保禄二世前去探望已经生病的雅鲁培（Arrupe）神父。当时，德扎（Dezza）神父被指定暂时负责领导耶稣会。有人认为他是保守派，会造成负面影响。但实际上他却非常杰出。他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在风暴中管理耶稣会。在座的各位曾不得不在数次风暴中领航。在耶稣会的困难时期，你们要向这一传统学习！
东帝汶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存在神职主义的风险。您怎么看？
你恰好戳中了伤痛：神职主义无处不在。例如，在梵蒂冈就存在着浓厚的神职文化，这种文化正在慢慢试图改变。神职主义是魔鬼使用的最隐蔽的手段之一。吕巴克（de Lubac）神父在《论教会的默想》（Meditazioni sulla Chiesa）一书的最后几页论述了“灵性世俗化”。他说这是教会可能遭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甚至比教宗有情妇的时期还要恶劣。神职主义是神职人员内部的极端世俗化。神职文化就是世俗文化。这就是圣依纳爵为什么如此坚持要审视世俗化、世俗的精神，是因为我们的罪，尤其是处于前沿的人的罪，将会在那里，在那个领域里；在知识的世俗化里，在政治的世俗化里…
我深爱的人物法伯尔（Pedro Favre）给了我很大帮助。此外，他被“列为”真福，是耶稣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当选教宗后，我将他册封为圣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法伯尔是一位非神职主义者，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为天主服务。在我看来，对于你们，对于我们司铎来说，这种灵性的世俗化是最难以克服的疾病。
我把我担任总主教期间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整理成了一本书。其中有一封我写的关于世俗性和神职主义的信。圣依纳爵让我们祈求恩典，不要有世俗的精神。如果有时间，请你们去读一读，它被收录在一本小书里，书名是：Santos no mundanos[3]。神职主义是最可怕的疾病。所以你说：“这里有神职主义”，我们于是必须担负起责任，教导年轻的神父们以另一种方式开展他们的使徒工作。神职主义是一种摧毁教会的文化。因此，我们必须与它作斗争。而与它作斗争的方式就是做人民的牧者。但你们可能会对我说，“我在大学工作，和知识分子在一起”。那么，你们在大学里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就是人民。去做人民的牧者吧！为了避免神职主义，还需要最后一个因素。我引用圣保禄对弟茂德说的话：“要记住你的母亲和祖母”。当你们自鸣得意的时候，想想你们的母亲和祖母！她们给你们的信仰不是神职主义，而是其他…
圣父，在您作为第一位耶稣会士教宗的11年中，对于普世天主教会来说，最重要的决定和最艰巨的挑战是什么？
在《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中有可以称之为教宗牧职计划的内容。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这个计划。我想提醒你们一个关于讲道的事情。对我来说，找到贴近民众和天主的讲道员非常重要。我喜欢那些讲道八分钟且无所不谈的神父。然后是仁慈：要永远宽恕！如果有人请求宽恕，你就宽恕他。我承认，在53年的神职生涯中，我从未拒绝过赦罪。即使是不完全的赦罪。我听说一位枢机主教，当他在告解亭里，人们开始因羞愧而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自己最严重的罪过时，他总是说：“说吧，说吧，我已经明白了”，即使他什么也没明白。天主了解一切。请大家不要把忏悔室变成一个心理咨询室，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法庭。如果有问题要问，但愿只有少数几个问题，那就问吧，然后给予赦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听告解者是方济嘉布遣会会士，我将他任命为枢机主教，他已经96岁了，整天都在听告解。有一次他来见我，对我说：“我有一个顾虑，因为我总是宽恕，宽恕一切”。我问他：“当您有这种顾虑时，你会怎么做？”。“我去见天主，对祂说：‘管好你自己吧！因为你给我做了一个坏榜样！”。
对于我们在东帝汶开展的与社会正义有关的工作，您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社会正义必须考虑到人的三种语言：理智的语言、心灵的语言和双手的语言。一个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对社会正义无济于事；缺乏智慧的心灵也毫无用处；缺乏心灵和智慧的手语同样于事无补。
重要的是，雅鲁培神父向拉丁美洲耶稣会士讲述了意识形态与社会正义混杂在一起的危险。雅鲁培神父向我们发出了一封内容丰富的关于社会正义的信函。同样，圣若望保禄二世也向我们发出了一封这样的牧函。
例如，耶稣会士接触土著团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工作、文化和音乐入手。他们还帮助那些 “越来越少的”逃脱奴役的黑人奴隶，这些逃亡黑奴被称为“quilombos”。换句话说，耶稣会还曾帮助那些在当时狭隘的观念中被认为是逃避奴隶制的社会犯罪者。耶稣会的历史充满了社会正义的例子。这些伟人中没有一个是“共产主义者”；不，他们是耶稣会士，践行了福音的社会层面。
在审判之日，我们没有人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的行为如何？你是否在每个主日都去参与弥撒？你是否参加聚会？是否服从省会长？”。我不是在说你们无需服从，这显而易见，但天主不会这样问我们。他反会问我们：“我饿了，你给了我吃的吗？我渴了，你给了我水喝吗？我在监狱里，你来探望我了吗？我在逃亡，你帮了我吗？”我们将因此而受到审判。这就是天主所说的。因此，社会正义是福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圣依纳爵所说的那样，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对社会正义的渴望在历史上是如何因时、因人、因地而结出硕果的。当圣依纳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时，他告诉我们：要看地点、时间和人物。规则、章程固然重要，但始终要考虑地点、时间和人物。这是创造性和社会正义的挑战。这就是社会正义的建立方式，并不是社会主义理论。福音有它自己的声音。
遵照您关于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教会的呼吁，我们如何才能让教友参与我们的使命？
为了完成本地化使命，耶稣会需要平信徒，我喜欢耶稣会在各地与平信徒一起开展的工作。几个月前，一所耶稣会大学的校长来找我，这所大学的教职员工当然有男有女。我问她：“耶稣会士在做些什么？”。她回答说：“他们必须做的是：提供牧灵陪伴并为我们提供标准”。当耶稣会士知道有些事情可以由平信徒接手时，就会交给他们去做。我一直强调为平信徒留出空间的重要性。也许是因为我习惯于这样做。在我担任省会长时，我们有三所天主教大学，其中两所负债累累。对于其中的一所，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萨尔瓦多大学（Universidad del Salvador），我们开始了将其转交给平信徒的进程。他们运营这所大学已有25年，一切进展顺利，甚至比以前更好。耶稣会士协助开展牧灵工作。萨尔塔（Salta）的另一所大学是由来自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耶稣会士开办的，后来由总主教区接管，办得非常好。在剩下的一所大学中，几乎所有高层职位都由平信徒担任，耶稣会士则从事牧灵工作。这是由耶稣会创办的大学。我不得不做出这三个变动：将一所交给平信徒，将另一所交给总主教区，保留第三个，使它得到良好的管理。这就是我的经验。不要忘记，重要的是牧灵工作，它既包括智力层面的牧灵关怀，这是最基本的，也包括与接近年轻人相关的牧灵关怀。例如，我有侄子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学习。耶稣会组织了一个很好的系统，学生们在灵修、智力和团体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培育。对于“今天的大学是社会使徒职务吗？”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当然！”。这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大学领袖，这很自然。
感谢您作为教会的牧者，您知道如何以自己的风格展示耶稣的福音在应对物质主义和世俗化方面的力量。您是如何制定自己的治理计划的？我们耶稣会士希望得到您的建议，以面对我们的圣召的挑战。您建议我们怎么做？
我的当选教宗完全出乎意料。然而一旦当选，我就考虑了我必须遵循的计划。枢机主教们在选举教宗的闭门会议（Conclave）之前集体会议上所讲的话，就是我认为必须加以强调并使之成为一项计划的内容。因为如果一个人只靠自己的双手去做一件事，那是不会有成果的，是没有用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完成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但要有地点、时间和人物的独创性。当然，我来自拉丁美洲，例如，一个德国人可能不会马上理解我，因为我与他的文化不同。标准始终如一：承担使命，因为它已经赋予了你。当选教宗的人会被问及是否接受。但一旦接受，你就别无选择：要么按照自己抽象的个人标准行事，要么按照教会对你的要求行事。我就是这样制定我的计划的。
我想到了克莱孟十四世的故事。我为他的一生感到惋惜。在西班牙王室的操纵下，他当选为教宗。他是个好人，但很天真。他有一个名叫邦坦皮（Bontempi）的秘书，是个不善之士。在西班牙大使的合谋下，他设法解散了耶稣会。甘加内利（Ganganelli）是个不善于治理的人，受制于他的秘书，一个狡猾的恶棍。耶稣会士做事必须坚定，服从命令也要坚定，不能任人摆布。要听取建议，是的，但最终要做出明智的决定。教宗克莱孟十四世去世时，身为修道院修士的邦坦皮躲进了西班牙大使馆。暴风雨过去后，他带着三份教宗诏书去见他的总会长：其中一份允许他处理金钱，另一份允许他在修道院外生活，第三份诏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允许他去任何地方旅行。他的长上是个天主的忠仆，对他说：“你还差第四个！”。邦坦皮问他，“哪一个？只有三个啊！”。“确保你灵魂得救的那一个”，他回答说。我建议你们阅读帕斯托尔关于解散耶稣会的故事[4]。他在其教宗史中讲述得很好。每一位耶稣会士都应该了解耶稣会那些受到威胁或希望它被摧毁的故事[5]。
会议结束时，在场的耶稣会士向教宗献上了一些礼物，还有两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许多人委托给方济各的祈祷卡片。方济各接过它们，将双手放在那些愿望上，为它们降了福。会晤在一同诵念“万福玛利亚”和按照惯例进行合影中结束。教宗在一一问候中向每个人赠送了一串玫瑰念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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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的会谈
9月11日，方济各离开帝力前往新加坡，并在约四个小时的飞行后于下午4点左右抵达。他从机场转往圣方济各·沙勿略退省中心，在那里，与耶稣会士的会晤原定于下午6时15分举行。尽管时间紧凑，方济各提前约半小时即已到场。
欢迎！欢迎！很高兴与你们会面。我们有足足一个小时的共聚时间。开始提问吧！谁最勇敢？请开始吧！
方济各，我来向你介绍一下大家，一位耶稣会士用西班牙语说道。首先，欢迎您来到狮城新加坡！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耶稣会会士，刚晋铎不久…这么说吧，我是个小婴孩…
啊，你第一个发言，我还以为你是省会长呢！[教宗笑着说]。
我想向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地区。我们这里有25位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耶稣会士，包括我旁边的区会长，他也叫方济各，和你一样。此外还有一位来自曼谷的耶稣会士，他属于南非省，以及另一位来自德国的。在这个地区，我们有40名成员，平均年龄56岁，2/3是马来西亚人，1/3来自新加坡。圣召很少，我们中只有一个人未满40岁。平均每两年会有一名新的初学生。我们人数不多，但热心为主服务。我们有两个非常活跃的堂区：一个在新加坡，以圣依纳爵命名；另一个在马来西亚，以圣方济各命名。这两个堂区都成立于1961年。我们有两个灵修中心，一个在马来西亚，一个在新加坡，此外在马来西亚还有一所学院。我们很高兴认识你这位主内的弟兄和朋友。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
教宗笑着对大家说：
“他知道如何推销产品！现在就请大家向我提问吧！”。
对话继续以英语进行，并翻译成意大利语。
圣父，对于我们在亚洲的耶稣会士来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我不太了解耶稣会的全球总体路线，但可以肯定的是雅鲁培神父曾非常坚持在亚洲传教。他的告别正是在亚洲，当时他访问了曼谷的难民中心。雅鲁培神父当时提出了两件事情：与难民一起工作，不要离开祈祷。耶稣会在亚洲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社会服务中心和以知识与教育传教。有时，人们认为现代耶稣会士必须离开学校。但请不要这样！耶稣会的任务是塑造人们的心灵和思想。在这方面，学校做得很好，与此同时也需要平信徒教授。我认为，在亚洲这个地区，教育与社会服务方面的使徒工作都是必要的。你们在亚洲有没有办刊物？因为耶稣会的出版物也是一项重要的传教工作。
我想强调一点：我们的工作是使信仰本土化，使文化福音化。要让文化福音化，让信仰本土化：这是早期耶稣会士的美好感知。想想中国的耶稣会士们，他们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此后，这在罗马被有些人视为丑闻，他们对此感到害怕。最糟糕的事情是发生在拉丁美洲的衰退，之所以被关闭，是由于一种来自上层、来自权威的思考方式，而不是耶稣的精神。最后发生了什么？是耶稣会士被砍头。
我很高兴您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而我们更愿意倾听您的声音。我被派到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工作。我与年轻人一起工作，他们制作了漫画，希望您能看到。这项被称为“祈祷福传会”的工作传统上是与年长者一起完成的，现在也有了青年的参与。这些青年非常努力，但当有人考虑加入我们耶稣会时，他们却难以做出决定。
那是为什么？
他们钦佩我们，但当加入我们的时刻到来之际，他们却会等待、推迟…
圣召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圣召路上遇到阻力。我们不仅要帮助年轻人思考，还要帮助他们感受、工作。例如，据我所知，城市教区的一些堂区有一项名为“休戚与共之夜”的晚间牧灵工作。在这些堂区，年轻人热衷于帮助穷人，为他们提供食物。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成熟期。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主日去参与弥撒，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信友，但他们会在努力中接近并成熟。在我那个时代，福传是通过会议进行的。而如今，你们必须面对年轻人的现状。你必须设想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和教育挑战，并在信仰中以坦诚（parresia）和谨慎的态度陪伴他们。
关于祈祷福传会的工作：这并不是一件过时的事，不是！它与对耶稣圣心的敬礼密不可分。下个月，我将发表一封关于敬礼耶稣圣心的文件。这正是耶稣会的使命：敬礼耶稣圣心。这确实是我们的使命。
我是圣依纳爵堂的本堂神父。第一个问题是：您当选时，我曾接受电视采访并表示说，一位耶稣会士成为教宗是不可想象的。
人们有时会犯错[教宗笑着说]。
我的问题是：作为一名成为教宗的耶稣会士，您背负的最大的十字架是什么？
当教宗是一个十字架，就像你的十字架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天主会陪伴你，安慰你，赐与你力量。很多时候，你必须虔诚祈祷，才能获得决定的曙光。但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做。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是看到主如何通过众人对你说话，祂通过那些最善于祈祷的人，即那些朴实的人对你说话。本堂神父也有自己的合作者，就像教宗一样。教宗必须经常倾听。此外，我也尽量不失去幽默感。这一点非常重要。幽默感就是健康。也许我有些夸张，但当教宗并不比当神父、修女和主教更困难，也并没有太大区别。总而言之，这意味着在天主为你安排的地方尽职，遵循你的圣召：这不是补赎（penitenza）。
就我而言，我去参加了选举教宗的闭门会议，并在自己心里盘算着，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教宗很快就会被选出来，但不会在圣周期间就任，而下个星期就是圣周”。因此，我买了圣枝主日前的周六的返程票，以便能在教区参加庆祝活动。我当时已经准备好圣周讲道稿。我没想到会这样。事情就是要这样去做，依照天主的旨意，向前迈进。我在记者奥康纳尔（Gerard O’Connell）的一本书中读到，当我当选时，一位枢机主教对另一位枢机主教这样谈到我：“这将是一场灾难！”。天主会告诉我们我是否是一场灾难！
您已经开始谈到雅鲁培神父了。我在耶稣会难民服务处工作了25年多，现在我在北部为难民和来自缅甸的罗兴亚人工作，此外还在马来西亚从事有关《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的工作。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信仰与正义之间的关系。我发现许多信众非常虔诚，但当信仰被表达为正义和对受造物的关怀时，人们就会远离。我感到谈论应如何将福音转化为事工、选择、日常生活以及为受苦的人和受造物服务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我会感到气馁…
耶稣会的一大“丑闻”，可以这样说，就是著名的第三十二届总大会第四号法令[6]。我也参加了那次会议。是的，这在一群西班牙耶稣会士中引起了强烈愤慨，他们试图诋毁雅鲁培神父，就好像他背叛了耶稣会的使命。我还记得，雅鲁培神父曾因耶稣会所走的道路令国务院感到某种程度的担忧而被其召回。但他始终服从命令。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我对当时的情况有直接了解，因为我在阿根廷省有一位耶稣会士，他与那些抵制总会和雅鲁培神父的人有瓜葛。那些团体非常激进。我曾给那个人打过电话。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将是看到雅鲁培神父在圣伯多禄广场被绞死的那一天”。雅鲁培神父在宽恕和仁慈中隐忍不言。
当圣若望·保禄二世任命德扎（Paolo Dezza）神父为新任总会长选举之前的耶稣会宗座代表时，他亲吻了德扎神父的手。雅鲁培神父是一位属于天主之人。我正在尽我所能，让他登上圣坛。他确实是耶稣会士的一个典范：他无所畏惧，从不说别人的闲话，为信仰的本土化和文化的福音化而努力。我曾几次偷偷去耶稣堂祈祷，而且每次都会经过雅鲁培神父的坟墓。文化福音化和信仰本土化：这是耶稣会的基本使命。
圣父，我是在马来西亚的一名本堂神父。我感到我们有义务宣传我们耶稣会士的身份。也有赖于您，这对我们来说很自然，因为您公开、明显地体现了“为他人服务”的含义。我们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但他们并没有加入耶稣会，因为培育过程非常漫长，他们认为只有非常聪慧的人才能加入。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改变这种说法？我们是应该继续坚持高标准，倾注多年时间进行培育，还是应该有所改变？
永远不要降低理想！当然，我们可以改变与年轻人合作的方式，但绝不能降低理想。年轻人渴望本真。例如，今天，在起飞之前，我会见了来自东帝汶的青年：我感到了他们的勇敢！他们想做出承诺，他们的理想需要有人陪伴。今天上午我对年轻人说：“你们要发出喧嚣声”。我说的第二件事是，他们必须照顾老人。这种老少之间的直接关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与青年一起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创新的事情。这需要创造力。你们千万不要气馁。
我的经验之一是，教区主教并不重视修会圣召。他们把我们视为教区神职人员。他们不理解修会生活是教会赋予的神恩。怎么办？
你说得对，我明白。这是世界上整个教会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一名耶稣会士被任命为主教的问题。我们耶稣会士必须说“不”。但如果教宗愿意，又有第四愿，你就必须说“是”。我说说我的经验：我说过两次“不”。有一次，有人要求我到与巴拉圭交界的耶稣会古老传教区遗址所在地区担任主教。我回答说，我想做神父，而不是遗址的守护者。还有一次，我在科尔多瓦（Cordova），那里的圣座大使打电话给我，说他想和我谈话。我的长上当时不准我离开城市：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痛苦。然后，大使告诉我，他会来机场，我们将在那里会面。在那里，他告诉我说：教宗已经任命你为主教，这是总会长神父批准你这样做的信。所以一切都已经决定并做好了安排。当时的总会长是柯文柏，一位属于天主之人。我们耶稣会士必须服从教会。依纳爵写下了“与教会同感” （sentire con la Chiesa）的准则。如果教宗派你去传教，你必须服从。但对于主教职位，第一步永远是说“不”。
根据共议性，您对未来教会有何展望？地方教会与中央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正在举行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Sinodo）正是基于共议性（sinodalità）。主教代表会议源于圣保禄六世的直觉，因为西方教会失去了共议性层面，而东方教会却保留了它。圣保禄六世在大公会议结束时设立了主教代表会议秘书处，以便所有主教都能具备一种对话的共议层面。我于2001年担任了主教代表会议的发言人：我收集材料并进行整理。主教代表会议秘书会对它们进行审查，然后说要删除经各小组表决通过的这个或那个内容。有些东西他认为不合适，他就会对我说：“不，不能对这个投票，不能对这个投票…”。总之，什么是世界主教代表会议那时候还没有被理解。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只有主教才可以投票，还是司铎、平信徒或妇女也可以投票。在本届主教代表会议上，妇女首次享有投票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活出这种共议性的发展。这是上主的恩典，因为共议性不仅要在普世教会层面上实现，也要在地方教会、教区、教育机构中实现…共议性是教会各级的一种价值。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旅程。这涉及到另一件事：分辨能力。共议性是教会的一种恩典。它并非民主，而是另一种东西，需要分辨。
神父，我有两个问题。我是一名教师。您曾说过我们要有梦想。您对我们新加坡人有什么梦想？我还想问您另一个问题，因为否则我今晚就睡不着觉：利玛窦何时将被列为圣品？
利玛窦是一个伟大人物。问题一直存在，但这一列品案正在向前发展，我希望它继续推进。我们必须为具备列品条件而祈祷。然后，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我在向前迈进。例如：来到这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在这里聆听教会以便更好地为她服务也是一个梦想。
想到耶稣会，我梦想它团结、勇敢。我更希望它因为勇敢而不是因为自信犯错误。但有人会说：“如果我们在阵地上，在前沿，总有‘滑倒’的危险…”。我就回答说：“那你们就滑倒！”。那些总是唯恐犯错误的人一生都不会有所作为。在使徒工作的困难处境中，你们要勇敢！要有勇气，但要谦卑，要向良知完全敞开。然后，团体、省会长会帮助你们前进！我们会在诉心中得到巨大恩典。对长上进行隐瞒的耶稣会士不会有好下场。
你可能会说：“但我羞于告诉长上我的错误”。但我们长上也会犯错：我们是兄弟。长上也必须向他的长上诉说。对上级来说，诉心是一种莫大的恩典，也是一种莫大的责任。必须非常谦卑地陪伴弟兄们的生活。有人说，诉心与自由相悖。其实不然。良知是一颗珍宝：我们在天主面前如实展现自己的事情，而长上，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会陪伴你。这就是我们的兄弟情谊。
也许我们受到的最丑陋的侮辱就是被称为“伪君子”。你甚至可以在字典里找到：“耶稣会士”也有“伪君子”的意思。这是一种诽谤，因为我们的志向必须与虚伪相反。诉心是耶稣会的一个恩典。明白了吗？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了两样东西：首先，这是一个圣依纳爵的木制雕像！
你们知道圣依纳爵有幽默感吗？他也很有耐心。你们想想他必须对罗德里格斯（Simão Rodrigues）和所有其他人的那种耐心…
此外，我们还有两包由新加坡教区信众撰写的祈祷文。请您为它们降福。
这可真的触动我心！谢谢！你们宣扬祈祷！
两个装有祈祷文的包被送到教宗面前。教宗默默地将手放在它们上面，然后施行了降福。
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我保证会为你们的圣召祈祷。现在我们可以一同诵念一遍“万福玛利亚”，然后我会降福你们，送给你们一串玫瑰念珠，并亲自与你们告别。请你们为我祈祷！为帮助我，而不是反对我！我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有一次，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公开接见之后，我遇到了一位有着美丽眼睛的小老太太。她是一位谦卑的妇女。我走近她，注视着她美丽的眼睛，向她问好。我问她：“你多大年纪了？”。她说：“87岁”。“你吃什么，身体这么好？”。她告诉我，她做的意大利饺子很好吃。我对她说，“请你为我祈祷！”。她回答说：“我每天都会这样做”。我问她，“那你是为帮我还是为反对我祈祷呢？”。这位女士看了看我，指着梵蒂冈说：“反对您的在那里面祈祷呢！”
- 在耶稣会团体中，“ministro”是理家，负责采购团体与个人所需以及维修管理团体的硬件设施，也是副长上。 ↑
- IHS是Iesus Hominum Salvator（耶稣人类救主）的首字母缩写。 ↑
- 参见J. M. Bergoglio, Santi, non mondani. La grazia di Dio ci salva dalla corruzione interiore,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23. ↑
- 帕斯托尔（Ludwig von Pastor，1854-1928年）是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加入了奥地利国籍。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中世纪末期教宗史》（Storia dei Papi dalla fine dell’età medioevale），全书共16卷。 ↑
- 参见J. M. Bergoglio, Lettere della tribolazione, Milano, Àncora, 2019, 12. ↑
- 该法令的标题是《我们今日的使命：服务信仰、促进正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