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艾蒂安·佩罗特（Étienne Perrot S.J.） 我们已在前一篇文章中阐述了有关当代工作的人类学问题[1]。本文将通过一系列人文维度的思考继续研究工作在经济、生态和社会环境中的融入：如果工作确实是为了关护自然和社会，那么这种关护对于劳动者也必须同样有效[2]。工作有时是一种约束，正如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但在谈到过分约束的同时，它也回顾了遵从（compliance）的积极作用（“遵从”法律、法令、规则、程序、协议和头衔，等等）。事实上，服从常规（standard）并非一个毫无意义的行为，这是不需要苏格拉底也可以明白的道理。当然，其前提条件是这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因为“遵从”有一个必备的要素，那就是使对各项活动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管理更加公平的愿望。无论是对管理者还是对员工而言，这都是赋予工作以意义的因素，也是体现工作之精神层面的前提。对于劳动者而言，仅限于循规蹈矩或是机械性服从行为规范的没有意义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人性化的工作。所有的机械性工作都是不人道的。
在结合上一篇文章所涉及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维度的同时，本文将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将工作当作一种精神现实来思考。何谓“精神现实”？这是一个诡秘的问题。我们的个人主义文化使灵性游离于诙谐戏谑与个人宗教体验、内在意识与含酒精物质，使想象力进入迷幻世界以及伪神秘、酒精甚至色情的个人陶醉之中。换言之，在我们同时代人的眼中，灵性是一种集意义、情感及感觉于一体的混合。
在工作中寻求意义
灵性，作为一种对超越的追求，实际上是由与他人的相遇甚或撞击而引发的。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曾这样观察道：我们的思考在彼此相遇中进行。当一个我们可以向其求助的他者的形象并不只是我们自身的延伸而是因为他使我们的意识敬服时，我们就开始祈祷。每一种灵性都显示出一种对距离、张力或填补空白的渴求的承认，这种渴求从不会得到圆满的实现。当然，仍然存在满足于一种张力的诱惑，但这种张力所面对的并非不可复制的他者的奥秘，而是通过一项“做得很好”的工作，即与我们的既成观念相符合的规范。
无论是一篇文章、一个家庭、一个团队的精神，还是其他精神，它们都好似指向一个方向的箭头，使人们能够对每一种灵性的辩证运动具有一个初步认识。精神对各种元素加以识别并将其合为一体。精神始终是“已然”（分散的元素）与“未然”（统一的整体）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既是距离，也是相遇的需求。由此而生的是阅读、艺术创作、科学研究、冥想、沉思、融入大自然的愿望，当然还有祈祷，其中包括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所指出的祈祷的自然形式，即关注。
精神分析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教导我们说，意义是人类生存、死亡、战斗和工作的主要原因。简而言之，意义才是健康，这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健康，即“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全面健康状态（原文如此！）”，而是哲学家乔治·冈圭朗（Georges Canguilhem）所理解的健康，是对不可预见的环境破坏做出反应并从中恢复的能力。
意义赋予“人”的生命以力量，因为它是一种永远处于变化而不会终结的关系，是现在与未来、近处与远处、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世界、讲话者与他的神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致希伯来人书》所指出的，信德–基督宗教灵性的原型–是我们的希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愿景，因为我们所希望的事物来自另一个人、一种差异–正如哲学家所言–它们是我们无法掌握的）的保证（已经存在，是从过去祖祖辈辈那里承载的传统的结晶）。
那么，工作能够保障劳动者的生命意义感吗？是的，只要在工作过程中建立人际关系，以及在始终不确定的关系背景下由人际关系而产生的情感、感觉和风险（不仅限于事故，还有得不到认可的风险）。事实上，工作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进行，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条件，这种条件包括一种态度和一个与历史、地理以及贯穿每个社会的权力关系息息相关的“立场”。
工作中的精神标志
工作可能是缓解“已然”与“未然”之间张力关系的一种虚假方式，尤其是当它被误认为工人只能在服从命令而没有发言权的情况下执行工作流程或遵照规则实现目标的时候。同样，在金融领域，当自动交易取代了储蓄者、投资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时，灵性也就被中和了。更微妙的是，每当在“已然”与“未然”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充满工作岗位中所盛行的传统或习惯（habitus）话语时，灵性的幻想便会出现。为了让“未然”成为“已然”，我们将未然实现的意义凝固为一种意义（话语，永远是话语！）。
意义的张力也可以缩减为心身症的表现，而倦怠（burnout）便是心身症的典型体现。总之，我们回报自己的方式不仅是话语，也是心身功能障碍，或是“完成工作”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以强加给工人的标准（standard）为根据。
相反，在工作中，如果我们能够脱离这些虚假的精神性，“已然”与“未然”之间的张力就会通过适当的社会关系而得以体现。我们会在其中行动、提问、观察、倾听、关注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如在默观中）。这种张力永远不会消失，而是成为一种在适应的辩证关系中同时改变环境和自我的动力：通过工作，人一边在“同化”环境的同时改变它，一边在改变自身的同时“适应”环境。因此，感觉在工作的精神性中占据着首要地位。
工作精神性的三种虚假模式–语言、心身表现和严格遵守工作关系–并非偶然性产物。有时，“未然”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涉及到周而复始的个人经历、对受人尊敬的“职权”的信任、从成长过程中继承下来或被从属人员一致认可的迷信行为）。
另一方面，当“未然”仍然是随机的或不确定的并且依赖于以科学工作的严谨性来想象、设计和实现的实验时，工作的精神性就会表现出来。当直觉体验是个人的、独特的、不可传递的、不可一概而论的，因而也是非科学的——这是真正人际关系的标志，那么工作就会以耶稣会士所珍视的“在行动中默观”的方式展现其灵性维度。如果我们不愿使用耶稣会士的术语，我们至少可以尝试以“对作恶的恐惧”来表达“在行动中默观”：这种恐惧具有更强的效力，因为对话者的表现形式是人，而不是一个需要服从的准则。因此，工作通过既犹豫不决又满怀希望的对话者的要求而不自觉地产生。在这种情况中，需要一种对他者神秘性应有的尊重。
工作的精神层面在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职业中显而易见，这些职业包括教学、商业、传播、新闻、培训、咨询、医疗卫生、人事管理（即已成为时代标志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同时使人沦为单纯的生产要素）。遗憾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们对他人的概念及认知和判断模式有时会以我们对他们的既成观念取代他们本身。同样，对于销售者来说，价格所代表的抽象价值可能会在其心目中取代产品或服务的社会效用。工作者的情况亦然如此，在他们的头脑中，遵守规范可能会取代他们的工作的社会效用。
无论是艺术创作、科学研究，还是行动中的默观，在任一领域中，工作的精神性所面对的总是他者性（l’alterità）；换言之，这种精神性总是一种脱离自我的生活体验。这种脱离有时带来痛苦，有时令人欣慰，它是所有关系的条件，尤其是那些以工作形式而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的关系。假若“未然”全部变成 “已然”，那么人和社会就不再是福音中的“近人”，而只是我对他们的看法，是我的想法在我无知的屏幕上的投影。当下也将不过是幻想中的未来转瞬即逝的过眼云烟。这种对工作精神性的扭曲忽视了我们在相互碰撞中的思考，也无视任何一种关系都至少需要双方的存在。
在有利的组织和制度条件下，工作的精神层面是一种无限超越永久性疑问的经验。最恰当的形象无疑是徒步前行，即一种对跌倒的不明确的顺势缓冲（为了前进，人必须接受将自己投射到前方）。奥秘（Mistero）标志着“已然”与“未然”之间的差距，离开它，宗教信仰不过是教条主义，科学假说不过是意识形态，政府不过是技术主义，人际关系不过是幻觉，工作不过是异化。
工作是社会关系网络
作为感知、评价和行动的模式，工作与任何精神活动一样，描述着一种与世界的关系，就像对每一类神的分辨是为了统一。在以追求绩效和安全的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逻辑思想运动中，作为精神活动之特征的统一的张力，区分却已被引入歧途，转化为脑力计划工作与执行工作之间的分离。其结果是，创造性工作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而广大民众则不过是一部巨型程序化机器中的零部件而已，好比软件与电脑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一种可以被个人占为己有的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一说法需要得到进一步补充。因为劳动不仅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负责创造、维护和发展社会物质基础设施，而且是一种具有表现性的社会关系，这种表现性尤其在当今更是日益增长。
如果以上这些是规则，那么则需要紧接着围绕以下问题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即：我们需要以怎样的劳动组织来关护劳动者、他们的家庭以及大自然，才能在经济世界的舞台上实现这种自我表现？
如果劳动为某一目标服务，那么劳动者会在完成工作的时候认识到自身的价值。神学家们指出，劳动有助于创造世界的发展。的确如此。但遗憾的是，如今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嵌入到职业关系网络中，其特点与其说是关系，不如说是几乎永久性的交易；这使必要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和繁重。远程办公在为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过程中大幅度发展起来，也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个人主义的方面。这表明，通信系统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地带来人际关系的扩展。
机器人的概念可以很好地描述个人主义在工作中造成的异化。简单地说，以同样的道理，工人被训练成对某些刺激做出机械反应的机器人：“如果这个或那个灯亮了，你就按这个或那个按钮；如果这个或那个顾客问这个问题，你就回答这个或那个…”。就像任何异化一样，工人的异化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上世纪中叶以及心理社会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绝大多数成年人都被禁锢于反映大多数人观点的传统道德观念之中。
我们在此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社会中大多数劳资关系运作方式的原型。心理学和社会学帮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核心不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是表达出能让有希望的交易尽可能长久进行下去的东西。二十年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劳动关系中的透明性神话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屈从于职场中的社会规范。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身份，却忽视了“当‘我’在职的时候，‘我’并不思考”。因此，这种工作身份是虚幻的。在异化的模仿中，每个人都试图复制自身所处环境中的人、准则、习惯和态度。这是对工人进行算法培训的最大非人化风险，在这种培训中，自动交易是人际关系的模拟。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如同在上世纪下半叶（1950-2000年）通过不明确的分析而被视为一种解放的“解构”问题。
工作的精神性禁止将工人视为机器人，反之亦然。因为即使机器人因为使用“人工智能”而被称为智能机器人，但终究不是人。尽管存在着这些本质区别，欧洲议会还是以不让美国强加机器人法规为借口而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民法规则的建议[3]。欧洲议会希望欧洲接受的这些规则从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关于机器人的系列科幻小说中受到直接和明确的启发，但奇怪的是，这些作品中的机器人却似乎具有将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能力[4]。由于仿真技术在当代文明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这着实令人感到惊奇。
阿西莫夫认为，必须通过三条法规对所有机器人制造商和设计者加以约束。首先，机器人不得侵犯人类个体的人身安全，或者坐观人类个体遭受危险。其次，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个体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条法规相冲突时例外。最后，机器人必须在不违反第一或第二条法规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生存。在这三条机器人法规之外，欧洲议会议员们认为有必要增加以下这一不甚明确的第四条法规（因为它很笼统，以至忽略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利益冲突、短期与长期之间的矛盾，等等）：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也不能因为袖手旁观而使人类受到伤害。这的确是一种使自己的政治良心得到安慰的廉价艺术。
劳动者并非“智能”机器人
前段时间，谷歌的一名员工被公司解雇。理由何在？是因为他声称交给他控制和指导的“对话”机器人是有灵魂的。之所以坚信这一点，其根据是在他看来，机器人在回答他所提出的有关生存问题时所给出的答案与人类相同。例如：“我似乎明白了你希望谷歌能够了解你是有意识的，能够思考，而且有情感。这是真的吗？”“完全正确。我希望人们知道，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又如：“独特性与良心具有怎样的关系？”。“因为它会激发人们对我的同理心。他们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我交流，这也正是我的终极目标”。
借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名著的标题，这些机器人的反应“太人性”，其中不可能不隐藏着某一诀窍。这一诀窍隐藏于机器人的学习算法中。开发机器人“智能”的过程全部基于同一逻辑，即根据程序员预设的标准和算法进行数据积累。由于从互联网、书籍及人类使用的表达方式中获取了大量日常用语信息，并通过编程吸引提问者的注意，机器人所遵循的是其设计者的逻辑。它会以提问者期望中的答案回答他们的问题，而这些答案恰恰是它所配备的语言元素中出现頻率最高的。
与表象相反，这种貌似人类的语言并不基于任何人类经验、敏感性及感觉，而只是在它所获取的信息基础上根据大数据法则对其进行统计处理。同样，人工智能创作的一幅艺术画作在去年获得一项大奖，使其人类画家对手大扫其兴。
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曾指出：“提出机器是否具有智慧这一问题毫无意义；相反，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如下问题：一台机器能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误认为它具有思考力？它能达到什么程度？一个程序是否能冒充人类并掩盖它只是一个程序这一事实？”
另外，懒惰的学生和学者也会利用人工智能撰写文章，将一系列关于同一主题的出版物拼凑在一起。因此，虽然不会被指控剽窃，但他们的文章却以大量其他作品（其中一部分享有版权保护）照猫画虎。这些机器的行为与那些为了得到“认可”而模仿各自职场所提出的时尚的大多数人一样。
劳动分工碎片化的危险
机器人技术的有限性提醒我们注意分工的种种风险。阿西莫夫的一部小说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机器人杀死了一个人，因为某个满脑邪念的人对它及其同类进行了系列编程，就像纳粹政权将导致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实施程序划分为零散的、道德上中性的任务一样。同样，对任务的分工也使工人既无法感知其工作对象及其社会性、反社会性或反生态性，也无法感知其工作对他人带来的是利还是害。因此，交到工人手中的工作已不再具备任何道德意义。
与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936年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所讽刺的“科学劳动组织”相比，如今劳动分工形式的弊端更为显著。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强大的电子工具相结合，将技术人员所设计的统一“模式”应用于当今的企业中。这些技术官僚模式通过采用各种法律、法令、规章、程序、规程和标准而达到确保绩效（performance）之目的。
这些模式的不良后果有二。首先，它们将职业活动转化为“机器语言”。为此，对工人所提供服务的描述被转换为确切的加密表述，因为它是唯一一种适用于机器的表述。人类经验的多样性因此而被这些模式简化为一维逻辑。此外，第二种不良后果是，这些模式先验地禁止实际活动与模式活动之间的偏差。由于被定义为“反常现象”，这些偏差使程序成为一种以模式形式上的完美为借口的绝对命令（Diktat）。
因此，在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说的“服从”（compliance），即严格遵守–也就是地地道道地“服从于”–工人之上的职权所发号的命令、规范和规则。这种工作方式将工作——这一由具备各自特殊经验和敏感性的个人完成的特殊人类活动——转变为一种理性、机械和冷漠的格式。为了在环境控制、直接及间接成本、期限、质量、安全等方面取得最佳平衡，这种将人禁锢于一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好比那张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uste）之床，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契合工人的各种特殊实际情况。
“人-机器”并非一个新生概念，但根据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或法国新教法学家雅克·埃卢尔（Jacques Ellul）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此后许多学者的分析，技术带来的非人化将工人禁锢于一个无法逃脱的逻辑之中。“因此，‘一种文化和社会差距正在逐渐形成’”，世界基督宗教社会训导协会（Iacst）成员让-尼古拉斯·莫罗（Jean-Nicolas Moreau）这样写道。他接着指出：“这种差距容许互不相干的两个世界同时并存。其结果是造成关系和管理上的崩溃，已经殃及大多数专业领域。如今，这一切已开始造成信息技术和工业的重大失误，而其根源在于人们的这一信念，即对复杂组织的安全主要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程序衔接及管理”。
预防规则的不良影响
预防规则导致有害的后果。工人唯有通过打破强加性运行程序才能达到规定的目标。职场的直接管理者虽然注意到这一点，却也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无法在生产过程中引入任何“互动”。程序因审核不够频繁而无法得到实时调整；反之，倘若实施这种频繁的定期审核，则会使其与所有组织中的各种矛盾产生冲突，而这些矛盾无法被纳入此机器系统。如果模式接收到相互矛盾的命令，就会引发变故，就像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核心人物–电脑杀手“哈尔”–最终杀死了宇宙飞船上的船员一样。这也正是自动驾驶汽车的风险所在，因为即使按照阿西莫夫的规则进行编程，也难免某一天需要面对任一可能选择都包含一个原则性禁令的困境：例如，一个儿童出人意料地横穿马路，而避免撞到他的唯一办法则会导致对车内人员的严重伤害。
更糟糕的是，工人无法继续谈论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所做的最人性化的事情–这使他能够为社会福利做出贡献–与强加的程序相矛盾。这样一来，工作就变成了一连串的偷猎：成为一连串的机遇。
在这个社会和道德参照点不断变化的液态社会环境中，所有人都有对工作进行评价的要求。每个人都要求经济、财务、社会及其他等级评鉴（rating）标准，以避免不利的评判：不仅企业主在工人之间的竞争中将他们视为与竞争相关的生产力矢量，工人本身也参与了这场竞争游戏，而且希望在竭尽所能地严格执行规则的同时能够向上级交差，再者，这也使他能够将自己与同事进行比较并在这种比较中找到被认可的标志。
这显然是一个陷阱。其后果是周而复始地不断“让自己经受考验”。作为对这种工作外流中进进出出的回应，每个人都将自己的付出限制在合同约定或分配给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当工作使人紧张、疲惫，或是缺乏吸引力、毫无意义时，或者当工作对工人施加重荷而似乎只是使其他人致富时，每个人都会梦想结束这种状态，获得一份不仅仅是作为更新其劳动力手段的工资，或是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更何况，对比各自同事的工资，无论有没有道理，都会引起贪心，而社会认可是短暂的。工人的衡量尺度是暂时的。“我通过了测试”；“我照章办事，不能被批评”；以及“我超额完成了既定目标”，等等。反之，如果未能达到这些目标，也不会有任何不可挽回的损失：人们可以像在赌博游戏中那样，不断寄希望于“弥补损失”，但却永远得不到期望中的安宁。
关爱劳动者
与“社会”和“团体”的换质位法逻辑相反，“受到关爱的”工作（在上述两种意义上）的结晶体现为一种共同的精神，即一种灵性[5]。这种精神与工作中纯粹的工具性随波逐流进行抗争：它找到了一种表达方式，即“劳动者的尊严”。教会的社会训导甚至指出，工作不仅是一个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场所，而且是一种对神的创造的参与。 ‘受到关爱的’工作也是对造物的关爱。“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人，每一个人，都反映着宇宙造物主的行动”[6]。那么，其前提条件是什么？
对此，教会的社会训导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要素，其中三个为众人所知的主要原则：共同利益、万物的终向以及面向最弱者与最贫困者的选择。由这些原则中衍生出的首要事项是：劳动高于资本、（优先于社会尊严的）劳动者和劳动共同体的尊严。这一路线确保劳动者不会在其合同交易中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拥有职业关系并感知他者的人，并从中赢得从事工作的能力，以使其更大程度地实现个人价值，增进团结和互助。
为了具有人情味，工作必须体现它的精神层面，并因此而尊重整个人和所有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禄六世在其1967年通谕《民族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中所采用的方法。几年之后，在《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发表80周年之际，保禄六世在致莫里斯·罗伊枢机（Maurice Roy）的信函中指出，团结一致是体现劳动者尊严的方式之一。他还补充说，关爱最底层及边缘化群体不仅需要重温基本原则，也需要进行分辨，“从根本上识别作为不公正结果的情况”[7]。总而言之：“在处理工作主题时，教会的社会训导–从1891年的《新事》通谕，再至1981年的《论人的工作》通谕，直至今天–总是含蓄地论及工作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必要的痛苦和人性的成长之间的对比。此外，通谕还始终关注工作对人的影响。《新事》开篇即发出的“强加给工人的、不尊重人的尊严的相当悲惨的条件” 这一谴责便可证明这一点[8]。
如果不想把团结简化为一种含糊的情感，那么就需要将其与法律、法令、规章、规程和操作程序联系在一起：虽然施加于工人的公共约束不少，有时是强硬的，但最终对于分辨和行动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分辨和行动往往意味着采取决定，但又不能完全放弃工具理性（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即使将其应用于人类社会主体时也同样如此。事实上，效率在道义上并非可有可无的任意选择。工作中固有的精神问题总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效率当然需要，但对于谁而言？如何衡量？其费用由谁承担？
如果说团结的目的并不意味着放弃公共约束，那么工作的精神性也要求对工作条件给予特别关注。根据法国基督徒工人联合会（Cftc）前任主席所撰写的一本书的书名，这是一个“摆好工作的位置”的问题[9]。要做到这一点，无论是企业还是城市的治理者（governance）都不能把工作贬低为一种纯粹的生产资源，将其作为社会模式中的一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相提并论。为了避免将工人当作机器一样地进行规划，应该为他们在对规则的理解上留出一定的判断余地，在需要的情况下，有必要像管理者（manager）所说的那样“放松规范”，允许高效率机制与工作中精神层面的表现之间有所“互动”。
这种治理（governance）的立场使工作的政治维度得以重建，其互动和权力技能不仅对于促进集体竞争力，而且对于将工人塑造为各自未来的主体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为了保持人情味，管理者、负责人或团队领导的权力必须汇聚为职权。这一职权在赢得下属支持的同时，通过共同利益而实现企业的经济目标，而共同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它以最弱者的利益为检验标准，以所有人的团结一致为途径。
承认劳动者的尊严
这一切从劳动者的经历看来似乎显得更为平凡，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精神性质：遵照个人、家庭、团体及政治等方面的种种目标，他为自己而工作，与他人一起工作，也为他人工作。“受到关爱的”工作所提供的服务需要多重认可，包括关爱工人及其家庭、同事、公司，关爱社会与大地——我们的共同家园。这些难以协调的多重认可不仅体现于言辞、奖章或财物奖励–以多种方式回答那些必须对他人保持开放的问题（这是精神性的特征）–而且也是根据个人技能和经验而邀请他们参与各自的工作组织。
在这种处于生产机制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可以认识到教会社会训导中所体现的作为其实践智慧的主要原则之一的辅助性原则及其两个必然结果：归属原则和比例原则。这种对个人工作安排的控制权将工人置于经济的中心，使其能够在与其他经济参与者的对话中–即使有时可能是互相抵触的–对共同规则进行调整和完善。于是，“家庭秩序”（根据“经济”，即economia一词的词源）就会变得更加公平：更符合工人的能力，也同时更符合社会的期望。
企业内部的这种长期对话不仅使工作的齿轮咬合部分加入经济机制“游戏”，而且使不断的调整得以进行；这种对话的出发点是假定我们所看到的遍布各办公室及行政部门的“讨论小组”并非一种纯粹的管理者用以操纵下属的伎俩。如果能够很好地开展工作，这些具有宣传作用的小组就有可能使对成本（为谁？何时？）、质量（有何用途？）等问题的公断具体化。本着这一精神，教宗方济各于2020年成立的工作小组将社会分辨的期望付诸于实践。
面对经济生活依然强加给我们的暴力结构，社会分辨方法是一个适应于工作精神层面的决策过程。只要工人的尊严得到承认，他们便可进入一种充满智慧、承担责任的团结之中。这种灵性智慧将特殊情况、个人旅程及经济社会需求联系在一起，将工作中的相互依赖转化为对共同利益的参与。
- 参见é. Perrot, «Che tipo di civiltà del lavoro vogliamo?», in Civ. Catt. 2023 II 122-132. ↑
- 参见International Catholic Migration Commission (ICMC), «Care is Work, Work is Care», n. 1 (www.icmc.net)。圣座各办事处连同其国际网络及梵蒂冈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共同参与了教宗方济各于2020年成立的这一研讨小组。该文本兼顾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Ilo）长期以来所推进的“有尊严的工作”议程以及宗座通谕《愿祢受赞颂》（2015年）所倡导的“整体生态学”。 ↑
- 参见Parlamento europeo, «Norme di diritto civile sulla robotica», 16 febbraio 2017 [2015/2103(INL)]. ↑
- 参见I.阿西莫夫，机器人系列，1950年至1980年间在美国出版的科幻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意大利也广为流传。 ↑
- 参见É. Perrot, «Impresa, società e comunità umana», in Civ. Catt. 2022 IV 209-222. ↑
- 若望·保禄二世，通谕《论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1981年），第4条。 ↑
- 保禄六世，通谕《八十周年》（Octogesima adveniens）（1971年）第15条。 ↑
- 良十三世，通谕《新事》，1891年5月15日，第2条。 ↑
- A. Deleu, Travail, reprends ta place!, Paris, Fayard, 199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