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今年是让-保罗·萨特（1905-1980年）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出版80周年纪念[1]。萨特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多产思想家，也因其在文学和戏剧领域的贡献而闻名，从政治和社会角度来看，他对战后文化界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限于法国。萨特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与普通民众的对话而参与解决时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看到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起义以及为1968年全欧洲抗议活动拉开帷幕的法国“五月”运动等事件的多次干预，以及此外一些令人哗然的反对姿态（例如1964年10月22日，他以避免损害自己的思想自由为由而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在学术层面上，他从大学生时代开始便与那种过于抽象和概念化的哲学方式保持距离（诸如与其同时代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即使他们的现象学方法受到萨特的推崇和沿用），与此同时，他更偏爱一种关注普通生活问题的参与型（engagé）知识分子思考方式。
《存在与虚无》尝试为此奠定基础，尽管这部著作的进展远非一帆风顺：它是一部复杂而不易阅读的巨著，虽并不全面，但意于呈现哲学的基本主题。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以往的兴趣和研究，其中尤其与想象力、情感和心理学相关。本文将对这一思想旅程进行简要的回顾。
对存在的探索
这部著作中贯穿着不同的线索，它们并不总是一致的，其中反映着作者生活中的不同轨迹。首先是现象学的教训原作的副标题中便可见一斑。对存在的探索指向对意识的探索，这种探索在展现意识与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同时将存在带入了话语之中。在对此紧密联系进行阐释时也可以看到黑格尔著作《精神现象学》的影响：这种关系实际上以世界与意识的对立为特征。这是该部著作中最著名、最具原创性和争议性的部分，也是萨特现象学的本体论特征。存在具有两个基本方面：事物的存在和意识的存在，萨特将其分别称为自在（in sé）和自为（per sé）。
自在是意识所展示的一切。萨特以与意识截然相反的概念来描述它：“存在对于自身是模糊的，正因为它充满于自身之中”（32）。此外，自在是自主的且不是受造的：“假若存在于天主面前意味着对天主的支持，那么它就不再具备丝毫神圣创造的痕迹了”（同上）。
自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为意向性，即它向其他事物开放（in-tentio）；其二为自我意识，即它是对自身的体现，是“存在的意识”（18）。第二个特征将意识与虚无联系起来。事实上，意识为了将自身呈现出来对自身的分割而使其成为两部分：意识意味着将自为化为乌有（néantiser），使虚无成为存在的突破口（参见59）。因此，存在与虚无的二元对立成为该书的标题，其中的一个元素必然指向另一个元素。正是通过意识从存在中的分离，虚无才由此而生：如前所述，自在是模糊的，也是圆满的。这种分离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意识通过否认既定的意义而获得自主和自由：假若天主的确存在，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将依赖于天主。因此，无神论是人类自由的前提：一种完全的、绝对的自由，既无约束，也无准则。这便是人无法摆脱的本体论法规：“我们的自由是具有选择性的，但我们并不选择自由：我们被判定为自由”（628）。
自由
自由是人的特性，使人有可能规划自己的存在并且以行动与自在相区分：“倘若没有意向，便不会有行动。飓风不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发生（accadimento）：因此，人无意中的行动即是一种发生。于是，有意向的行动便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2]。
然而，如何行使自己的自由呢？换言之，人的目的是什么？对萨特来说，这一问题仅有的一个答案是否定的回答。意识的行动是否定自在；这种对存在的否定是意识的成因；因此，意识的行动除了将行使自由作为一种追求的理想之外，并无其他标准可循。正因为天主并不存在，所以人的存在并不归功于任何原因，而是通过行使自由而使存在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先于本质。因此，除了行动本身，人没有任何行动的动机；人通过自己的选择来构建自身。人所做的一切，人的过去，只有人来决定赋予它以意义，而阻碍人前进的障碍则是实现其计划的条件：这个计划始终处于进行中（in fieri），因为人从虚无中通过对存在的否定而浮现，体验到自己是不圆满的，渴望达到萨特所说的“价值”，但却无法成功，因为人只能作为存在的缺失而存在[3]。
于是，存在的焦虑不安的状况便是：意识趋向于某种自己无法达到的事物；它只能努力追求价值，它不能没有价值，但同时又无法实现价值，因为它超越了自己所能支配的世界。萨特称这种圆满为“天主”，但由于天主并不存在，人的任务就是努力成为天主，但却永远不会成功。这种情况的确令人苦恼，萨特用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描述它：“请记住这样一头驴子：它拉着一辆车，又试图去抓取拴在车辕上的一根棍子顶端的胡萝卜。驴子想抓住胡萝卜的每一次尝试都会使整辆车和胡萝卜向前进，而胡萝卜与驴子的距离却始终如一。因此，我们奔跑是为了追寻一种可能性，奔跑本身使这种可能性显现出来，而这种可能性只不过是我们的奔跑，并因此被定义为遥不可及。我们奔向自己，因此我们是永远无法达到目的的存在。从某种角度上看，奔跑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目标从来都没有被确定，而是在我们奔向它时被发明和投射出来的”（251s）。
因此，萨特的分析归纳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即：“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一个无法实现的神（682）。
他人
意识不仅是与事物的关系，而且也是与其他意识的关系。我们不是从概念上，而是从存在的角度，通过被注视的感觉以及这种注视所引起的情感共鸣来认识它们：这种共鸣首先表现为羞耻感。事实上，一个人在独处时并不会感到羞耻：“羞耻的本质就是承认，它承认我就是别人眼中的那个模样”（272）。注视，作为一种不可触知的行为，证明了他者不可能只是身体；注视我的他者揭示了他作为主体的存在，但他的注视又倾向于将我物化为一个自在：“假设他人注视着我：在这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完全被异化并接受这种对自己的看法。此时又来了一个第三者。如果他注视着我，我就会通过我的异化而感觉到他们（作为主体的他们）。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倾向于去个人化。第三者的目光通过将我物化而使我的计划消失，使我感到死亡的可能性”（122）。
于是，冲突便成为这种关系不可挽回的结果，这种关系被理解为每一个主体都要通过斗争来维护自己对另一个主体的权力，以免自己的世界被剥夺，尤其是自己的中心地位：“对于各种意识之间的关系，其本质并非共在（mit-sein），而是冲突”（493）。这是一个针对海德格尔（上述著名德语表达出自他的笔下）的批判性结论，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仆人与主人的辩证关系的分析相近似。
所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可能性都注定会失败，就像建立关系的每一种可能性都会失败一样。事实上，这需要对自由的绝对主张提出质疑：这种自由会成为孤独的代名词。即使爱的道路在现实中也是虚幻的：“爱是一种在保持内在否定的同时超越对事实的否定的努力。我要求对方爱我，我倾尽全力实现我的计划：但如果对方爱我，我却会对他的这种爱本身深感失望：我要求他将我的存在作为特权客体的基础并同时在我面前保持自身纯粹的主观性”（461）。换言之，爱作为两个主体、两个差异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必须将另一个人视为客体才可能继续充当主体（自为），从而保证自己的绝对中心地位[4]。
然而，他人的存在不能被归纳于自己的范畴：于是，他继续存在是对他自己渴望成为天主的谴责。“他人就是地狱”：这是出自萨特笔下的一句名言，出自其戏剧《禁闭》的一个剧中人物之口。
一些评论
《存在与虚无》是一部极其丰富和尖锐的著作，它代表着一个时代，却莫名其妙地在作者去世后被人们遗忘。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以更为广泛的形式再次讨论，而非类似本文简短式的介绍：其中首先是自由，也是人与其他生命相比独一无二的尊严象征；肉体；情感；关系；对绝对的渴望。然而，在阐述这些多重主题时，我们发现了一种极端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激起人们的思考，但同时也引起不少困惑，这或许也正是这部作品很快被遗忘的根源所在。
第一个评论涉及本体论，其结构旨在证明这本书中各种论点的合理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萨特认为，人通过自身原因（causa sui）而创造了自己：这是在没有天主的情况下而产生的人的自由之基础，这一论断也在萨特后来的反思中再次出现[5]。然而，这一切都有沦为文字游戏的可能。正如阿德里亚诺·鲍索拉（Adriano Bausola）所言，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预设意识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在自身产生之前，意识便是存在的。”[6]。在这种情况下，人可能永远不会经历死亡，因为他的存在是由他自己而决定的。
即使“虚无”这一范畴也被萨特当作某种事物而引入：自为通过否定自在的同时与其保持距离而产生。不过，这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正如柏拉图通过纠正巴门尼德所建立的单纯存在与非存对立而认可的；把非存在理解为虚无和另一种存在方式，这的确是可能的，并且也得到了现实的证明[7]。
事实上，在《存在与虚无》中，自在和自为同样被视为某种事物；二者皆为存在，人以意识和自我意识与两者建立关系。这种分析中牵强附会的部分在于从否定的角度来谈论这种与自在和他人的关系。然而，这种否定并没有真正发生，即使萨特本人也承认道：“悖论并不在于存在着自为的存在，而在于不仅存在着这种存在。真正不可想象的是被动的存在”（22）。被动的存在正是通过语言而被想象和表达的。这意味着，自在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意识或自为，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存在和自主性，具有其主体性。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坦白，即使萨特回避这样的称谓，因为这将否认那种意识是万物之源的说法：“人的意识不是万物之源，而是处于万物之中，萨特和海德格尔皆承认了这一点。因此，必须发展一种以自身所处的事物为出发点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以其为起源来想象可能发生什么”[8]。
即使是自我/他人这一辩证关系，也不能只从矛盾的角度来理解：这是一种可能的结果，但它所证明的并非真理，而是意识的不真实性，因为意识顾名思义总是“某某的意识”，是对现实的某种观点、某一视角，永远不是绝对的整体。这一点，仅从专门论述自为的辩证性及规划性的篇幅中便可看出，这些性质使其具有一种意识而不是一种静态事物，能够改变观点。这也可以从威胁的意义看出：萨特认为，这种威胁可能来自于他人；他人会说，我并不是一切的中心，对以自我为中心这一不切实际的主张进行调整，并同时显示出对现实的可能的不同注视：“他人的注视只有通过类比才能识别，而类比既包含同一性，也包含差异性。反之，差异可以破坏同一性，但也可以使同一性由此而得以显现：它可以成为自己的方案， 即通过他人的注视观察的方案”[9]。
事实上，我们知道，有许多不同的注视方式，它们开启并带来不同的关系，其中既有冲突，也有欣赏和认识，因为没有人能够观察自己。上文已经谈到，萨特本人排除了意识将自身视为一个整体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使这种关系成为不可能，借用黑格尔另一个著名的说法，意识将自身与万事万物隔离开来，成为一种“苦恼意识”。
不道德的自由？
如前所述，自由在这部作品中占有中心位置，在其中极具叙事感染力的段落中，它被作为意识的存在方式而受到颂扬[10]。但是，这位法国哲学家的极端主义倾向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假若自由除了自身之外的确没有其他标准可循，那么便可以得出结论，自由的任何选择都是合理的。这是否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萨特并不认同这一结论，并明确地与之保持距离。他在后来的一部作品中写道：“天主之不存在带来极大的麻烦，因为在可理解的天上找到价值的所有可能性也随着天主而消散；不可能有先验的善，因为没有任何无限和完美的意识来构思它；没有任何地方写着善的存在，一个人必须诚实，一个人不得说谎，正是因为这个确切地原因：我们处于一个只有人存在的层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如果天主不存在，一切将都被允许’。这就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11]。
基于这一出发点，萨特将其道德观建立在承担责任的自由之上，即能够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不委罪于其他原因（环境、健康、传统）。这无疑是本真性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并不全面，因为它否认了道德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即动机[12]。仅仅自由地选择本真是不够的，许多独裁者和压迫者的行为都是自由的，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物，也不会减轻他们所做选择的严重性。以这种方式，每一种选择都有可能辩解，因为没有外在的客观标准；鉴于过去两个世纪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点似乎相当令人不安。最重要的是，许多被历史遗忘的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的呼声仍未得到回应。
究竟为什么要做到本真？假若自由除了其本身的行使之外没有其他标准，对于那些没有参与打算，而宁愿让自己被事件的进程所左右，被动地生活的人又该如何是好？最重要的是，谁有权力做出相关确认？
在该书的最后几行，萨特进入了道德问题的主题，并表示希望在下一部作品中论述这些问题，但事实上并未将其付诸笔端；关于这方面的文字，可以在他死后出版的一些著作（Cahiers pour une morale，1945-1947年；Vérité et existence，1948年）中找到某些痕迹。但奈人寻味的是，在《存在与虚无》中。在谈到对他人的冷漠、仇恨和虐待狂时，萨特快捷有力地表明：“这些想法并不排除一种赋予自由和救赎的道德的可能性，但这种道德只有在彻底皈依之后才能实现，而我们无法在这里对此予以论述”（465；参见696）。萨特没有对他所说的“彻底皈依”的涵义作出解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的结尾，他在承认压迫不过是人类面临的众多可能性之一的同时敞开心扉寻求救赎[13]。
植根于生活的哲学
萨特从天主的存在中看到了对人的自由的否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无论是历史性、生物性还是关系性的限制。尽管遭到历史悲剧性的否定，但这位法国哲学家从未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
正如这位哲学家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例如在其对福楼拜Flaubert作品的分析中），人们可以通过作家的传记来了解他的思想。萨特在其《词语》(le parole)一书中为我们留下了他童年的见证，这本书无疑是叙事最优美的作品之一。在两岁时失去父亲而成为孤儿的让-保罗由祖父查尔斯·史怀哲（Charles Schweitzer）照料，史怀哲是神学家兼医生阿尔伯特（萨特的堂兄）的亲戚。这位哲学家形容自己是一个从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在书本中长大的孩子，自由地在家里玩耍嬉戏，深受大家喜爱。早熟的阅读使其陷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但却被他当作真实的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他是无可争议的主角：“在我的空中楼阁中，我是第一位的，无与伦比的：可当我受到普通规则的约束时，我则是排在最后的那一个”[14]。写作很快便成为他的使命：“长久以来，我以笔为剑：我认识到我们的无能。这并无妨碍：我要做事，我将会写书；写书是有必要的；并且无论如何都是有用的。文化不能救赎任何事物或任何人，不能提供辩解，但它是人的产物，人将自我投射于其中，在其中认识自我；唯独这面批判性的镜子可以向人展示自己的形象”[15]。
幼年的让-保罗另一个出人意外的特点是丝毫不因从未认识父亲让-巴蒂斯特而感到遗憾。相反，他反倒认为父亲的离世是使他能够享受完全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对他来说，弗洛伊德观点中的父亲不过扮演着欲望审查者的角色：“让-巴蒂斯特的去世是我生命中最了不起的事件：它为我的母亲重新套上枷锁，却给了我自由。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他会长期压迫在我身上，直到把我压垮。幸亏他早逝了”[16]。
如果说“弑父”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自我肯定行为似乎在童年的最初记忆中即已存在，那么无神论的决定亦然如此。在同一本书中，萨特讲述了这样一个插曲：在偷偷藏起一块因玩耍而不慎烧毁的小地毯之后，他感受到了天主那使其无法逃避的谴责的目光。愤怒的他于是开始亵渎天主：“祂从未再看过我一眼[…]。如今，每当有人对我谈起天主时，我就会带着一丝得意的口吻说[…]：‘50年前，假若没有那个误会，没有那个错误，没有那个把我们分开的意外事件，也许我们之间可能会产生些什么’。但实际上什么都没产生”[17]。
然而，从他诸多的作品看来，实际上还是产生了些什么。1940年，在《存在与虚无》的酝酿时期，萨特在特里尔（Treviri）成为战俘。在圣诞节来临之际，他应两位耶稣会神父的请求而创作了一部献给圣母玛利亚的戏剧，题为Bariona o il figlio del tuono，对此，神学家勒内·洛朗坦（René Laurentin）评论道：“萨特，作为一个公开宣布的无神论者，如果将福音书排除于考虑范围，他以一种超越任何人的方式向我展示了圣诞节的奥秘”。
这部剧本于1962年以非商业版形式出版，并附有萨特的序言，他在其中宣布了自己始终如一的无神论立场[18]。但是，在那些篇页中所浮现的富于诗意的一幕是他惊讶地看到小耶稣与他的母亲如此相像，那个被人渴望和反对，又如此温柔、与人亲近的天主。人们有一种从未间歇的成为天主的模样的渴望，尽管仍然与其保持适当的距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部分如此表达了这种渴望：“因此可以说…人是一种计划成为天主的存在。天主，作为超越性的价值和最高表达，代表着永久的界限，在此基础上，人将人是什么公布于世。成为人就是倾向于成为神，或者，也可以说，人从根本上就渴望成为神”（680）。
- 参见 J.-P.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Paris, Gallimard, 1943（意文版：L’essere e il nulla, Milan, il Saggiatore, 2014）。在本文中，括号内的数字指的是意大利文版的页码。 ↑
- S. Vanni Rovighi, «“L’essere e il nulla” di J.-P. Sartre», in Rivista di Filosofia Neo-Scolastica 40 (1948/1) 83. ↑
- “价值具有这种双重特性，而伦理家们对它的解释过于不完整，即：价值既是无条件的，又不存在。作为价值，它确实拥有存在；但这种规范性的存在并不恰当地拥有作为现实的存在。存在的存在即是价值。因此，价值的存在，作为价值，是存在所不具有的存在。因此，价值似乎是无法把握的”（J.-P. Sartre, L’essere e il nulla，同上，134）。 ↑
- 正如阿德里亚诺·鲍索拉（Adriano Bausola）所指出的：“很明显，[萨特认为]我们既不是一种主体间意识，也不是一种通过超越并吸收其部分而成为一个合成体的新的存在，即社会学家所说的集体意识。我们是通过一种特殊意识而感受到的”（A. Bausola, Libertà e relazioni interpersonali. Introduzione alla lettura di «L’essere e il nulla»,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89, 120）。 ↑
- “我所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比18世纪的无神论]更为严谨。它确认，如果天主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存在，其存在先于本质，这种存在在被任何概念定义之前即已存在：这种存在就是人，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言，就是人的现实。[…]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人的本性，因为没有天主来构想这种人性”（J.-P. Sartre, L’esistenzialismo è un umanismo, Milan, Mursia, 1965, 54）。 ↑
- A. Bausola, Desire, love and values.萨特的人际关系观》，米兰，Mimesis，2023，54。 ↑
- “由此可见，存在本性中不同的一部分与存在本性的对立，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对立的现实并不亚于自在本身，因为它并不表示与自在的对立，而只是表示与自在的不同”（柏拉图，《诡辩家》，258a）。关于这一哲学基本段落的注释，参见G. Reale, Per una nuova interpretazione di Platone. Rilettura della metafisica dei grandi dialoghi alla luce delle «Dottrine non scritte»,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87, 359-379。 ↑
- S. Vanni Rovighi, «“L’essere e il nulla” di J.-P. Sartre», cit., 88. ↑
- V. Melchiorre, Metacritica dell’eros,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77, 52 s. ↑
- “自由没有本质。它不受制于任何逻辑的必然性；必须以海德格尔对存在者（ Dasein）的评论来评价它”（J.-P. Sartre, L’essere e il nulla, cit., 504）。 ↑
- 同上，L’esistenzialismo è un umanismo, cit., 40. ↑
- 参见G. Cucci, «Le virtù cardinali. I pilastri della vita buona», in Civ. Catt. 2022 III 219-231（中文版：https://www.gjwm.org/2023/05/15/le-virtu-cardinali/）。 ↑
- 参见G. Fornero – S. Tassinari, Filosofie del Novecento, Milan, Mondadori, 2002, 700。 ↑
- J.-P. Sartre, Le parole, Milan, il Saggiatore, 1964, 55. ↑
- 同上，第175页。 ↑
- 同上，第17页。 ↑
- 同上，第73页。 ↑
- 参见 M. Contat – M. Rybalka, Les écrits de Sartre, Paris, Gallimard, 1970, 565-6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