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政治分析家认为，如今将欧洲笼罩于阴霾中的是“中间”–即中间派政治力量–的最终消亡。许多关于自由民主的计划所遇到的困难也来自与以快速变化为特点的世界接轨之难题。无论是从阐明还是从提议的角度来看，以往的政治范畴似乎都已不能胜任。
“自由民主”实质上是指一种懂得如何将个人权利的自由原则与人民主权的民主原则结合在一起的制度。30年的“婴儿潮一代”（boomers）–即与1946年至1964年经济繁荣时期并驾齐驱的婴儿潮（baby boom）时期–是卓越的自由民主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在于对自由和民主两翼所赋予的含义的阐明以及使两者合二为一并将其联系在一个能够兼顾两者的愿景中的能力。欧洲社会民主最终采纳了这一观点，将平衡推向了一种包容性的扩展福利：在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时代，社会保障和个人权利被结合在一起，福利国家取代了旧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这一曾被重农主义者和早期自由主义者用以实现废除一切经济管制的格言。
于是，恰恰是这种自由和民主的张力关系陷入了危机，而民主意味着福利国家。因此，这个问题不能从领导人的政治素质或是否存在适当的政治空间的角度来提出，无论是作为“第三极”还是贯之以其他名称。若想了解自由民主陷入困境的原因，就不能从观念出发，而是要着眼于不断变化的现实。那么，现实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自由民主平衡的危机
我们的现实已不再是婴儿潮时期的现实，不再是自由民主凯旋时期的现实。安德里亚·格拉齐奥西（Andrea Graziosi）在《西方与现代性及展望新世界》（Occidenti e Modernità. Vedere un mondo nuovo， Bologna, il Mulino, 2023年）一书中指出，实际上，经济繁荣时期的欧洲，除了人口爆炸以及随之而来的年轻人口增长和全社会能源普及之特征之外，也具有以下关键因素：在人口学和巨大城乡人口流动支撑下的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快速增长；个人和妇女权利的增长；充当动态因素的活跃的意识形态生产；以及欧洲和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导地位。
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尽管对从事对身体消耗大的工作人员有很大的例外，但法国民众对这一改革的强烈抗议明显表明，以60岁退休年龄为核心的密特朗式社会主义模式仍然深得人心。然而，如今已不再是人口激增的时代，而是一个相反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在个人权利增长的同时，非临时性就业、以60岁为退休年龄、医疗保健等社会权利也在逐渐土崩瓦解。
同一持续增长逻辑也与其他众所周知的问题发生了冲突，其中首先是环境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这一问题也在欧洲人群中制造了一种心理恐惧，即：由环境问题而引发的世界末日。然而，与此同时，有关新预期寿命的产品将引人走向对自身有限性的否定，同时导致最终的不生育，这两点也是格拉奇奥西作品中最有趣的地方。原来预期寿命的增长和生育率的下降才是自由民主模式危机最显著的结构性原因。也许可以考虑以被迫迁移的移民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正如同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以及对跨文化性的抵制所表明的那样，使复杂社会成为真正的同质社会是极其复杂的。
于是，欧洲人逐渐进入了自我封闭；其陷入困境的社会权利被对新的个人权利的需求所取代。决定着其命运的自由民主理念两极之间的张力未能保持平衡。
新自由主义与恐惧
不过，自由民主模式–固定工作和以60岁为退休年龄–的吸引力依然很强，尽管正如马克龙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模式于现今社会条件下是无从保障的。为什么？人口下降、预期寿命延长以及允许在其他区域以较低成本进行生产的外迁，这些表面看来互不相关的原因促使一个新世界的出现，而从本质上讲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的世界，而是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在一个新老无产阶级都同样短缺的世界里，60岁退休已然不可能，而产业外迁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代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不存在，只有个人存在”这一口号可以看到，它是引领欧洲前进的动力，这个欧洲已不再看到穷人的斗争，而只是新贫困者以至恐惧者的愤怒。
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在其有趣的《情感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a delle emozioni，Milano, Garzanti, 2009年）一书中阐述了恐惧在新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他对其于新千年伊始的显露归纳如下：亚洲，这片希望之土，仍然坚信自己的未来会比昨天和今天更为美好；伊斯兰国家，这片屈辱之地，希望摆脱当前的局面；西方，这片富庶之乡，担心正在丧失自己的特权或成就。2011年的到来伴随着阿拉伯人不可抑制的希望巨浪：他们希望摆脱专制政权、掠夺者的压迫，从而加入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列。然而，欧洲的恐惧不仅使其无法理解中东的希望是其自身模式的产物，而且在“阿拉伯之春”经历“背叛”之后陷入担忧，唯恐那些逃离政权的人群将进一步消耗他们剩余的那部分福祉。
穷人的斗争与沦如贫困的新穷人的愤怒不同，自由民主模式已经在变成被围困的堡垒的同时引入了恐惧文化。正是处于这一原因，惶恐的欧洲人无法从移民身上看到为使自己的福利国家避免解体而所需的劳动力：倘若不能生育更多的孩子，可以收养他们；但为了收养，必须拥有一个包容、宽广的愿景，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日益消散的特权中自我防卫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加剧自己所处的困境。
恐惧难道不正是自由民主模式的一个根本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