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今年恰逢法国当代哲学家及新多玛斯学派著名代表人物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去世五十周年。从多方面看，他的一生和学术研究都极其丰富，这从他在学术、政治、教会等不同领域的兴趣之广、活动之繁、职务之多、尤其是著作之浩瀚[1]，可为证明。
简要生平
雅克·马里旦1882年11月18日生于巴黎，在大学先后获得哲学与自然科学学位；大学期间与犹太裔俄国籍女子莱伊萨·欧曼索夫（Raïssa Oumançoff，1883-1960）相识，共度余生。两人虽然于1904年结婚，但彼此间的爱情始终处于不安的状态，似难以平息，甚至起了自杀的念头。莱伊萨曾写说：“我们彼此完美的了解，我们个人的幸福，世间的一切甜蜜，人们创作的种种艺术，不论你怎么说，所有这一切不能无缘无故地叫我们承认人的困苦、不幸福和恶毒。或说解释世界这一切是可能的，但若没有真知是无法企及的，要么生命没有一刻是值得的…，解决之道该是自杀；在岁月盖满尘埃、在我们的年轻活力耗尽之前自杀”[2]。
索邦大学的学术氛围让两位年轻学子完全不满，由于它所传授的科学唯物论和没有一种支撑希望之合理性的方法。他们对生命如此的看法加重了彼此内心深处难以挽回的悲观。与查尔斯·贝基（Charles Péguy）、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尤其与莱昂·布洛伊（Léon Bloy）的几次重要会晤导致他们关键性的改变，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心路历程，及至决定皈依天主教。莱伊萨后来在她的《伟大的朋友们》（I grandi amici）一书中以感激的心回忆那段艰苦又透不过气的时日[3]。
研读圣多玛斯·阿奎诺的《神学大全》和聆听柏格森讲授的柏拉图，让马里旦夫妻发现在追寻绝对（assoluto）的过程中，信仰和理性两者并不相悖。为此，两人决定开办一系列的座谈，目的在促成圣多玛斯的神哲学与当代文化界（circoli tomisti多玛斯之流派）作家及相关问题之间的对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里旦和莱伊萨被迫移居美国。这段流放日子的经验成了雅克·马里旦随后参政的理由，他制作了一些反抗纳粹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大战结束后又出任法兰西共和国駐圣座教廷大使一职。之后他又决定重返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圣母大学任教，直到莱伊萨1960年去世为止。余年他在耶稣小兄弟会（Piccoli Fratelli di Gesù）中度过。
存有的哲学（La filosofia dell’essere）
皈依宗教信仰深深标志着马里旦的求知生涯。由于意识到怀疑论（lo scetticismo）给他带来的破坏性作用，因此他以现实意识（senso realistico）重新评估概念（concetto）作为进入事实的基本效用，进而获得真实和严谨认知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个人思维的反映或使心理状态“持续”的方式（modalità di 《durata》psicologica ）。思想是存有的思维，它使人能有客观和严谨的认知，免于唯心主义，将思想和现实等同，也避免主观主义，让求知无法合理化。
认知的分析和存有类比概念的复苏足以维护两者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它们尤其让我们肯定人的灵性和天主的存在：“人类的智力在时间中运作，并以一种外在的方式受制于时间…，却也浮现在时间之上，一瞬（的思考）可以说是永恒限制的过渡，或者，永恒碎片中的一个存续”[4]。在认知中，智力以类推的方式从个别的存有中把握永恒的存有（L’Essere permanante），即，种种事物存在和真理的基础。
在人可以运用的种种知识中有一个很特别，即哲学，它的特征是明理（saggezza）：它关心存有的整个内涵，对寻找人生意义是个帮助。换句话说，哲学提供生路。
科学专研的是存有的各种特定面向，关心的是事物的如何（come），而非为何（perché）；哲学则探问存有的来源，因此不可能不直面天主，借着与最卓越的学问进行对话，如神学和神秘学[5]。在他最有系统的著作《区别以求统一 知识的伟人》（Distinguere per unire. I gradi del sapere.1932）中，马里旦希望建立认识事实的步骤（gerarchia）：他从数学和物理认知的分析起步，藉以抵达圣多玛斯的哲学，以认识神学和神秘学为止。
面对欧洲文化的严重危机，哲学负有无可推诿的重任：在探索存有的最大问题时，向最崇高的学科敞开心智，超越现代（l’epoca moderna）伊始既出现的两难（le aporie）特征。在《三位改革者》（Tre riformatori,1925）一书中，马里旦从马丁路德、笛卡尔、罗素的思想中找出形成现代特征的二元论（自然与恩宠、信仰与理性、自然与理性），这个理论在口头宣扬人的伟大的同时侮辱人的伟大，使之丧失行善的可能性，让人轻易沦为集权独裁政权的俎上肉。就这样，马里旦以1922年所写的文章标题，宣称自己是“反现代者”，同时提出一个以多玛斯形上实在论（realismo metafisico）为圭臬的人文主义计划以替代二元论。在这个人文主义中，人类学上肉身和精神的密切结合足以圆满说明人为什么要为建立一个正义、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而努力，而这样的人文主义同时也成为人性尊严和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特性的唯一真正基础，从而避免时代哲学和政治的偏航漂流。
基督信仰的哲学
为马里旦来说，与基督信仰相逢乃是他在哲学理论思考上获致重大成果的原因。基督教哲学的特色主题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项重大而争论的核心，卷入其中的还不仅是新经院（士林）学派（neoscolastica）的重要学者。海德格（Haidegger）以为基督教哲学无法与理念（logos）的严谨相容，仅是两个相反观念的结合（ossimoro），他将之比喻为铁木（legno di ferro）[6]。马里旦在一篇以《关于基督信仰的哲学》（Sulla filosofia cristiana）为题的短篇著作中亲自谈论这个问题，这篇短论是他在鲁汶大学一次演讲的内容。文中马里旦首先自问：作为一种在与每个可能的知识对话中探索真理的哲学，它与基督信仰的关系究竟在哪里？他认为：谈论基督教哲学不意味着危害哲学这门学问的独立自主，因为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的存有，这个存有经得起理性的考究，而理性知道自己的查究程序，它不需要借助信仰，因为运用理性的主体是人。然而，信仰也是认知的一种形式，它为哲学提供了推理所必需的首要原则。为此，哲学可以从启示获得助益，因为哲学探究的问题—而且，不得不质疑—，如生命的意义、人的终向等，都非理性所能及：对于这些问题，哲学也经常抱迟疑的态度[7]。
因此，启示提供给理性一道光，帮助理性对那些在其能力范围内的问题作出更清楚的判断。事实上，某些哲学方面的真理，如创造原理，尽管可以用理性来解读，但从历史的角度，只由基督信仰予以揭橥。反过来说，哲学同样为神学知识提供宝贵的服务，但并不因此而丧失本身的独立自主：“只有当神学借重哲学作为探索真理的工具，以便确立神学而非哲学结论时，哲学才为神学服务；哲学乃神学的侍从（ancilla），但非奴仆（serva），既然神学根据哲学的法则对待哲学，所以哲学不是奴隶，而是国务总理。当哲学从事自身的工作时，它并非工具，而是独立自由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智慧”[8]。
因此，马里旦可以和吉尔松（Gilson）异口同声说：“虽然使哲学和神学联盟的关系是固有的，但两个范畴各自有别”；所以，马里旦更愿意谈论“对信仰进行哲学探讨”（filosofare nella fede），而不是基督教哲学 ，正如一般的人性活动。哲学和神学的共同处就是两者均在探求真理；从这方面看，“当我们说哲学的基督教立场是一种更高或更居于优势的立场时，首要和最重要的是，因为在这个立场中，哲学才能对神圣的真理具有完全和普遍的尊重，承认这个真理来自超人性的根源”[9]。这就是哲学家马里旦在随后的著述中仍持的立场：他在最后的著作（取名《毫无阻碍的认识Approches sans entraves》文章汇集）中，对基督教哲学的概念表达了自己的所有见解：“事实上，这个表述（基督教哲学）有完全被误解的危险，以为这门哲学多少被宗教利益所约束”[10]。
其实，哲学大可以充分发挥本身推理的功能，自由地探索神学问题，而不必担心僭越到圣经或教义敏感的诠释范畴。
政治
然而，马里旦的哲学却在政治领域上获得最大的成就，他的大部分著作都专注在政治议题上。他在美国执教期间加入所谓的“芝加哥小组”（Gruppo di Chicago），这个小组由大学教授和研究学者组成，对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撰写影响深刻。这道宣言的主题是马里旦1936年出版的最著名大作《完整的人文主义》（Umanesimo integrale）论述的对象。书中马里旦精心制定了一个政治人格主义（un personalismo politico）的企划，以公民参与实现公益的责任为基础。马里旦认为这样的人格主义乃是新基督信仰最完备的成果：一项在俗的基督信仰，是新人文主义的成果，有能力抗衡当时蔓延的人类学和政治学思想理论，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思潮是现代人类中心论（antropocentrismo moderno）最完整和最悲哀的结果[11]。马里旦在倡导这项历史性理想时，有意克服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观念，因为他的提议不能与特定的文化或体制等同：这种坚定不移的立场乃是多元主义和尘世现实价值的真正保障。
共产主义的成功就在于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没能赋予现世事物生命，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宗教信仰把“真理和神性生命封存在自己存在的有限部分，在宗教和礼拜的事物中，至少在相对好的部分，在内部生活之事项。至于那些属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事物则被弃置在肉体的法律，脱离基督的光照”[12]。然而，新的基督教信仰则受命挽回现代某些重要价值，如自然、理性、良知的作用等，同时又不失去与人的精神和超验层面的关系[13]。
关于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教会蒙召弃绝现世的权力，而且，首先要保障推进伦理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发展。马里旦的观点从前面提到的哲学假设，特别是形上实在论和本性与超性之别出发，并在往后的著作中更详细予以说明。他先区分团体（comuniyà）和社会（società）之别：所谓团体是指自发性的社团，在没有明确的协议下自然连结一起；而社会的特征是有意分享一个共同的受到明确规范约束的计划。
当团体内在的机制因着理性和意志而自由地实现，则能够转型成为社会。一个社会的品质和完美程度与它推动公益、支持家庭的能力、社会和民主本身的基础有关：“公民（civitas）的共同利益并非仅是私人财产的汇集，也非只为自己牟利并为个体牺牲部分的泛泛的特别利益；公益乃是众人良好的生活…，是他们在良好的生活中共荣，让全体和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共通有无”[14]。
然而，民主思想体制是在基督教信仰所传递的价值中找到其存在的真正理由。人人平等、普世博爱、工作尊严、首要关怀穷人和遭社会排斥的人、良心自由、共同家园的参与（意识）等等，这些都是缔造当前民主政治的基石，并因福音宣讲而成为可能。没有福音宣讲，作为维护人性尊严和社会公益的民主体制必将病入膏肓，及至死亡[15]。同样，在政治层面，也能见到理性和启示提供的相互服务：从历史看，现世事实的独立自主和民主体制“都是福音的启示在人世间暂时的展现”[16]。这样的关系得以保障思想自由和政府的在俗性，这种在俗性绝不与宗教意旨有排他性的关系，而且总是超出关系（要求）的维度。
另一个重要的区分是个体人（individuo）和人（persona）之别，因为这可以保障每位男性和女性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的价值。正是多玛斯思想视“人”为本质的实体（entità ontologica）概念，其本身具有从天主而来的价值，非不依赖于任何体制结构。这个概念使得马里旦采取反对资本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立场，因为这些思想企图为集体或生产目的而牺牲个人（singolo）；然而，人是在共融（comunione）中实践他自身的生命价值[17]。国家的功能在筹组国民的社会生活，促进他们的公益，保障每位国民受教育、享有自由和正义的权利，这些乃是社会健康的支柱。国家的最高主权植根在全体国民，在自然法，在一切权威的根源“天主”[18]。
自然法是天主临在每个人良知中的声音；马里旦认为这是个复杂的概念，因为它涉及一个本体论的面向，人本身的存在（un aspetto ontologico, proprio dell´essere della persona），一个认知的层面，这个面向表现在判断自己的行为上，以及一个神学的层面，因为自然法并不来自人，而是人投身于天主的法律。正由于自然法有许多要求，才使我们有理由完全尊重现世事务的独立自主。
人的社会性特质不使他与国家的关系沦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而是一种彼此交汇共融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始终是受到保护的至高利益（bene supremo）。的确，人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他有欲愿，有期望去追求卓越，超越自己，因为他是天主创造的，而非仅是生物进程的产物而已。正是通过表达这些渴望，人才能以最圆融的（超人，sovrumana）方式肯定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
教育和艺术
马里旦在他约六十部的著作中，虽然只有《教育哲学》（Per una filosofia dell´educazione）一书谈论教育，但这部作品在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的多个版本也已经证实，其中整合并收录了有关该主题的各种贡献。的确，实践人文主义（l´umanesimo）需要完整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关心所有能增进人性价值的一切，自由和有责任感的人，根植于团体和精神层面的人[19]。但在这一切之先，需要有令人信赖的教育者形象，能够以身作则展现他所传递的价值的重要性，避免单向灌输的倾向。
关于这点，马里旦也根据圣多玛斯的分析，认为教育者的任务应该类似医师关注增进人体健康那样，以人性的整体发展为准则。就像医药，教育乃为人性服务，因此必须温和地教导；在人性各种特性中最重要者无非是促进人的思想自由，这是教育者必须追寻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他的权威以伦理道德性质为主[20]。
马里旦提醒当代教育者避免七个错误：1）忘却目标，致使教学沦为工具；2）以唯物主义观念看人；3）实用主义（pragmatismo），它把思想沦为机械式刺激-反应；4）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o），它以迎合社会期待来进行教育；5）抽象的理智主义（intelletualismo astratto），它混淆教育的实践和智识层面，关注生存的问题；6）唯意志论（volontarismo），它是与知性主义对立的另一种错误，陷于非理性和集权的危险；7）专业片面性，它忽略人的益处的整体观。
为了防范这些错误，马里旦提出四个教育基本原则：1）“释放良好的能量”，激发每个人有助于精神成长的天资和习惯；2）致力把教导的价值内在化；3）以人的整体成长为目标，这是受智慧启发之教育的最重要成果之一；4）藉着解决相关问题，知识必须化为实践[21]。
在一个多元社会中理解教育并不表示与不可知论（agnosticismo）或无差别主义（indifferentismo）混淆不清，而是要承认塑造并推动整体益处的共同价值。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教育问题如何与前面提到的民主基础相关。毫无疑问，艺术对教育乃是个帮助：马里旦这位法国哲学家曾写过许多相关著作[22]，并因此而获得法兰西学院颁予杰出的奖项，如1961年的文学大奖（Gran premio della letteratura），1963年的国家文学大奖（Gran premio nazionale delle Lettere）。马里旦认为艺术和教育一样，也必须避免知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l’irrazionalismo），因为艺术具有这三个客观特性：完整性而非二元论，对各方具均衡的尊重，它光辉灿烂，因为仅凭存在而吸引人[23]。
艺术的根源在于创造性直觉（intuizione creatrice），它产生于被精神分析研究忽略的精神前意识（preconscio），本身享有自主；它不屈从于某种体系或意识形态，好似政权的装饰品。艺术在诗歌中找到最完美的表现，而诗又是哲学的基石，没有诗“亚里斯多德就不知道提取他定义下的钻石”[24]。
无论如何，艺术始终是一门实用的知识，具有教育功能：藉着精神上引起的美感，使人热爱价值。为此，艺术家的使命非常重要。关于这个主题，马里旦写了他最后一部书《艺术家的责任（La responsabilità dell’artista，1960）》。书中他强调艺术的自由不能被视为绝对，更不能成为传播具破坏性、足以危害人性尊严和公益的讯息的借口。与圣多玛斯的存在思想一致，美始终是善和真的同义词；为此，“既然艺术存在于人心，又是人的自由在使用它，所以艺术当为其主体（人）的利益服务”[25]。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教导“美”的重要，这项教导的使命不能单纯委由官方体制机构来介入，而应该由整个社会团体来肩负，因为社会团体有义务藉着批判反省和讨论来表达它的社会精神特质（ethos sociale），而只有这个特质才能保障社会团体的存在。于是，批评将发挥作用，而不是审查，“对艺术家本身的创造性活动做出贡献；其次，也考量人们的共同意识”[26]。
马里旦和教会
马里旦的思想在教会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数代天主教知识分子、神职和修会人士都受到他的著作的熏陶。保禄六世教宗仍是年轻司铎时，就将马里旦的法文版《三位改革者（Tre riformatori）》翻译为意大利文；焦内（Journet）枢机主教与马里旦也有丰富的书信来往[27]。这位法国哲学家对梵二大公会议某些文献的影响也普为人知，例如有关天主教与犹太教关系的《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和《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有关现世事务独立自主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以及有关教友使徒工作的《教友传教法令》。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发现与马里旦在其《完整的人文主义（Umanesimo integrale）》一书和在《以色列的奥秘（Il mistero di Israele）》文集中所主张的内容深深呼应。
梵二大公会议闭幕时，保禄六世教宗向马里旦特别传达了教会希望向科学界和思想界人士开放的信息，认为马里旦乃一位有能力把基督信仰和知识研究结合为一的人物。在马里旦去世次日，保禄六世在悼念时称他是“一位思想、生活和祈祷的艺术导师。在孤独和贫穷中死去，追随富高神父（Padre Foucauld）小兄弟（Petits Frères）团体的生活。他的声音、他的形象将永存在哲学思想传统和天主教的默想传承中”[28]。
生命最后的“孤独和贫穷”阶段，马里旦在隐居寂静中度过，这可以被视为他在《完整的人文主义》中所拟的计划的完美实现。马里旦一直期望塑造一种“在俗的圣德（santità profana）”，有能力以基督信仰激励社会，赋予生命。他如此描写这种圣德：“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神修推动力顶多按照事物的秩序开始出现，但不在世俗生命中，而在藏身于世界的灵魂，他们就生活在尘世里，有的则生活在基督信仰最高塔楼的顶端，也就是生活在最具默观的修会中，以便从那里扩大影响尘俗生活和时代”[29]。
- 从1982年起开始出版他的全集：Œuvres complètes de Jacques et Raïssa Maritain, Fribourg,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1982-2007。全集共16册含56部著作，但不包括他的书信集。有关他的图书目录可参见 J.-L. Allard – P. Germain, Répertoire bibliographique sur la vie et l’œuvre de Jacques et Raïssa Maritain,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4. ↑
- R. Maritain, I grandi amici,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91, 75 s. ↑
- “在我们看来，布洛伊（Bloy）和其他的人截然相反，那些人将精神层面的严重缺陷和许多看不见的罪恶隐藏在社交品德的精心粉饰下。…跨步进入他的家门，所有的价值好像都被一个看不见的弹簧所触发。人所共知或猜想到的，只不过是个悲哀而已，一个不成为圣贤的悲哀。其余的都沦为潜意识的模糊状态”（同上I grandi amici，页103）。 ↑
- J. Maritain, Alla ricerca di Dio, Roma, Paoline, 1968, 73 s. Cfr P. Coda, «Percezione intellettuale dell’essere e percezione confusa di Dio nella metafisica di Jacques Maritain», in Rivista di Filosofia Neo-Scolastica 73 (1981/3) 530-556. ↑
- “从当代名词的意义看，科学绝非哲学，因此容我冒昧地说，这完全是个从概念词汇中衍生出来的问题”（J. Maritain, Quattro saggi sullo spirito umano nella condizione di incarnazione, Brescia, Morcelliana, 1978, 144; cfr Id., Scienza e saggezza, Torino, Borla, 1980, 33）。 ↑
- 参见 M. Heidegger, «Fenomenologia e teologia», in Id., Segnavia, Milano, Adelphi, 1987, 22. ↑
- 《对这些事情基督信徒虽然知之甚详，因为他了解人性是受创的，但并不需要成为基督信徒才相信我们的本性是脆弱的。而正因为智慧是不易了解的，所以在智慧国度里，人所铸的错误更是空前地频繁》（J. Maritain, Sulla filosofia cristiana,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78, 40 s）。 ↑
- 同上 56 s; 参见 Tommaso d’Aquino, s., Sum. Theol. I-II, q. 91, a. 4. ↑
- 同上, 75; 参见 54. ↑
- 见 Approches sans entraves. Scritti di filosofia cristiana, Roma, Città Nuova, 1978, 90. 另参见马里旦在《加龙河的农夫》 （Il contadino della Garonna）一书中所写的: “像基督教哲学或基督教政治这番恶魔般的言论实在让人尴尬：这些言论几乎要—人总是误解—将一个本质上世俗的东西，贴上宗教的标签” (Brescia, Morcelliana, 1975, 214)。 ↑
- 参见 Umanesimo integrale, Roma, Studium, 1946, 224. ↑
- 同上，43。 ↑
- “新的基督信仰文化时代毫无疑问将会稍微妥善地了解那至今尚未发生的事物…知道在任何地方都得把表面装饰的事物让位给实质者，将外表缤纷的基督信仰让路给实质的基督信仰；新的基督信仰文化也将知道如果不努力改变那些压迫人的生活条件，使人得以尊严地自食其力，则肯定人性尊严和人的圣召都是空话”（同上，80）。 ↑
- J. Maritain, I diritti dell’uomo e la legge naturale, Milano, Edizioni di Comunità, 1950, 83 s; cfr Id., L’uomo e lo Stato,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53, 143. ↑
- 参见Id., Cristianesimo e democrazia,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77, 37. ↑
- 同上，31。 ↑
- “人是一切…他对外开放。人的本性倾向社会性和共融生活。这不止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和人性的贫乏，…也因为人生来具有慷慨的根本特征，有传播聪明才智和精神生命的天赋。为了表达这一切，人必须与他人建立来往关系。因此，人绝对不能单独存在”（见《人与国家L’uomo e lo stato》引文55）。 ↑
- “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利来自自然法：同样地，行使这个权利乃属于自然法…。不公正的法律，即使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仍不是法律”（见《人与国家L’uomo e lo Stato》, 引文 55）。 ↑
- 参见《教育哲学（Per una filosofia dell’educazione）》, Brescia, La Scuola, 2001, 70. ↑
- 参见同上 107 s; Tommaso d’Aquino, s., Sum. Theol., I, q. 117, a. 1; Id., De veritate, q. 11, aa. 1-2. ↑
- 参见马里旦著《Per un filosofia dell’educazione》, cit., 61-93; 118-133. ↑
- 最重要的书名如：《艺术和经院哲学Arte e scolastica (1920)》；《诗的界线Frontiere della poesia (1935)》；《诗的境遇Situazione della poesia (1938, 与莱伊萨 Raïssa合著)》；《艺术和诗的创造性直觉L’ intuizione creativa nell’arte e nella poesia (1953)》。 ↑
- 参见《艺术和经院哲学Arte e scolastica》, Brescia, Morcelliana, 1980, 25. ↑
- 同 L’ intuizione creativa nell’arte e nella poesia（艺术和诗的创作性直觉）, ivi, 1983, 258; 参见115 s. ↑
- 见 La responsabilità dell’artista（艺术家的责任）, ivi, 1973, 76. ↑
- 同上，58。 ↑
- Fondation du Cardinal Journet, Journet-Maritain. Correspondance, Fribourg,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 Paris, Éditions Saint Paul, 1996. Cfr G. Galeazzi, Maritain, i Papi e il Concilio Vaticano II, Milano, Massimo, 2000; G. Cottier, «Il mistero della Chiesa nel pensiero di Maritain», in Divus Thomas 97 (1994/1) 197-211. ↑
- 保禄六世教宗1973年4月29日“天皇后喜乐”祈祷活动讲话。 ↑
- J. Maritain, Umanesimo integrale, cit., 1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