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费德里克 隆巴尔迪 (Federico Lombardi S.I.) 古老的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最初一百年中，一些知名人物脱颖而出，其中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德国人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以及佛兰德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88）。但是，这些人物当之无愧的盛名有可能使许多其他人物长期处于幕后位置，而这些人同样在那一重要时期对基督宗教与中国、中西文化之间关系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历史学家乔治·邓恩（George Dunne）称之为“一代巨人”[1]。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61）神父便是他们中的一位。这位特伦托（Trento）人无疑堪称其中的一位主要人物，与其是西学东渐，他们更是东学西渐的推动者。以卫匡国的名字而命名的特伦托研究中心[2]于近期内所完成的其作品全集的出版工作将为更广泛而深入地了解他的生活及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的耶稣会学校毕业后，卫匡国赴罗马进入耶稣会初学阶段，在当时的罗马大学（Collegio Romano）继续他的培训，这所大学即后来的额我略大学（Università Gregoriana），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文、科学和神学文化及宗教热忱的大熔炉。在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教授中，有一位著名的阿塔纳修斯·基尔切尔（Atanasio Kircher）神父，他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学者，拥有广泛的兴趣和各种技能。像他的许多同伴一样，卫匡国也要求被派往“印度”执行任务。他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穆齐奥·维泰莱斯基（Muzio Vitelleschi）的信中表明，“我加入[耶稣会]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印度的渴望”（I, 53 f）。他的请求得到了准许。1638年，他在晋铎后踏上了征程。然而，这是一个艰难的旅途。他搭乘的从热那亚驶往葡萄牙的第一艘航船由于风暴而被迫返回港口。即便是数月后在里斯本搭乘的那艘船也由于在几内亚湾遇到的困难而被迫返航：“说实话，[……]海岸线上那片被称为几内亚的土地和海洋似乎历来被诅咒，那些地方如此炎热多雨，风平浪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I, 80）。后来，当他在印度果阿登陆后，又必须等待另外一年才能继续前往澳门，并于1643年在那里抵岸。他花费了四年多的时间才终于抵达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学习后，他的旅程继续在内地进行，其中主要是通过水路而到达目的地——美丽而高贵的天城杭州，然后从那里被派往南京，并周转于其他地方。
战时的中国
然而，那是一个悲剧性的年代。时值明朝覆灭及满洲人从北方入侵中原，伴随着一片动荡和叛乱。1644年，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身亡，北京城先是被叛军首领攻占，然后又落入满洲人手中。战事南移，卫匡国成为这些事件的目击者。根据个人经历及第一手资料，他在拉丁文著作《鞑靼战记》（De Bello Tartarico）中对其进行了描述。在他几年后返回欧洲时，这部书得以问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且立刻以非同寻常的形式广为流传[3]。全书共约150页，可以一口气读完，其中战场厮杀、围追堵截、反叛作乱此起彼伏，各有输赢，直到满洲人几乎打下整个中原，推翻坚守到底的南明[4]。传教士们也被直接卷入战乱，有些人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在北京城，汤若望神父以他的学术权威很快赢得中国新政权的青睐，而在南方，其他耶稣会士则仍然保持与晚明残余势力的关系。
在一段时期内，卫匡国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像其他耶稣会士一样，他以自己在军事方面的专长提供服务，直至被推为朝中高官，并被冠以“大火药官”之名。《鞑靼战记》中有一段他以第一人称所描述的另择良栖的经历，虽然冒险但终能免遭其难。那是在1646年的夏天：“当时我尊隆武帝御旨前往温州属县温溪。此后不久，温州在鞑靼人的第一次攻打中陷落，附近许多城镇也被轻而易举地一一攻陷。我住在温溪城一所宽敞的房屋里，这时全城上下一片恐慌混乱，许多居民争相奔逃。我得知鞑靼人到来，马上在屋正门张贴了一张红纸横幅，上书‘大西天学修士寓此’。我曾留意，中国官员巡游时往往在宅门上张贴这类告示，让大家知道屋内有大人物居住。在大厅入口，我摆出我最大和装订最精美的书，以及数学仪器、望远镜和其他光学镜子，诸如此类我认为最显眼的种种物品；最后把救世主像放在陈设它的祭坛上。以这一有效方法，我不尽未受鞑靼士兵之暴力屈辱，而且还得到鞑靼统将的盛情邀请和款待。他问我是否情愿改换我的中国服装，剃掉我的头发。我欣然同意，于是他让我当场剃光头。我对他说，光头不宜着中国装，他脱下自己的靴子，让我穿上，又把他的鞑靼帽子戴在我头上，还设宴招待我，发给我通行证，准许我返回我在杭州大城的旧居；我们在杭州有一座大教堂及住所”（V，279 s）。
可见，卫匡国是相当实际和务实的。在一些叙述中，他也着墨调侃了那些因不愿剃去“他们的头发”而遭严惩的中国人。考虑到新的满人政权比前朝的统治更为稳固，他便于此后在其影响范围内活动，从而得以致力于传教及文化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例如，1647年6月，我们发现他在玲严与当地士人祝石会晤并与其就交友问题展开了有趣的对话。祝石在引言中忆及：“时山楼坐雨也。言及交友论，先生曰：不此止，因日授数百言、或数十言”（II，205）。这次会晤共持续了五日。最终，卫匡国的《逑友篇》在他故去后于1661年得以问世，成为他至今为止为人所知的唯一一部中文作品[5]。
值得注意的是，在初版约50年之后，利玛窦的著作在那时依旧是耶稣会士和儒家学者之间对话的一个参照点，且促使卫匡国致力于对这一著作的继承与发展。尽管利玛窦那部著作的名声—那可是他的第一部中文作品！—在当时远远胜过卫匡国的作品，但无疑两者兼聚焦于中西人文交流中一个极为有成效的主题[6]。两部作品之间的连续性显而易见，因为两者虽皆以一系列古典、拉丁及希腊作家（西塞罗、塞涅卡、第欧根尼·莱尔修斯、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等）关于友谊主题的众多论述为基础，但并非单纯的拾人牙慧。或许以种种血腥冲突及背叛为特征且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使卫匡国的评论和反思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此外，这位特伦托耶稣会士试图对这些评论进行某种系统性编序，并以一封据传为马可·奥勒留（Marco Aurelio）所著的“书信”为结尾，此书信以一种满怀慨叹的语调写成。应该指出的是，卫匡国也明确引用了相当数量的圣经经文，新、旧约兼备，而利玛窦则谨慎地回避了圣经引文，只是略微使用了少许奥斯定和安博罗削关于经典著作的引文。此外，在他的“小诗”中，卫匡国明确表示，“作为从西海来到这个国家的行者，我别无他念，唯愿朝朝暮暮虔诚祷告，但求凡望成为共同朋友者能够结识那位最可敬的真正的主，我们伟大的父，并勤恳地为祂服务，以便有朝一日和祥终能普惠大地。此即我远游九万里赶赴东方之理”。他的结语是：“凡能识别真正的交友之道者，他便已接近天国了”（II, 207f）。
1650年，卫匡国被耶稣会中华省会长阳玛诺（Manuel Dias）神父派往北京，与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神父合作：这是一项为确保皇帝对传教士的认可而委以他的重任。这一委任无疑显示着卫匡国作为一位具有科学素养者而享有的声望、其卓越智慧以及与社会最高层交往的能力。虽然如此，他在北京驻留的时间相当短暂，实际上仅有一个月。这一事实提出了部分或假设性的答案。或是由于两者之间互不相容，兼属强势并赋有特别天赋者；或是正如我们所见，卫匡国乃末代明朝皇室的高层拥护者，因此，令其于新满人统治者之大清朝廷中担任要职可能被视为缺乏谨慎、有欠妥当。
可以肯定的是，在其信函中，有关因在中国历法方面的工作而遭受包括某些耶稣会同会弟兄强烈指责的汤若望的为人及工作，卫匡国总是采取非常明确的立场，对这位伟大德国耶稣会士之科学贡献及鉴于传统因素但与其毫不相干的中国历法迷信因素的渗入加以区分，并确认汤若望所任高官贵职最终有助于所有传教士，以此对汤若望给予支持[7]。在提交给长上的一个相关报告中，他在一番详尽论证后得出结论：“依上述一切看来，汤神父虽然在那些他欲阻而不能之事上并未全力以争，而只是 ‘顺其自然，以防患于未然’，但事实上，从神父担任这一职务之事实中却得益匪浅，此即吾等之经历：事实上，我们享有自由，可以公开传播圣言，建造圣殿，以巨大的成效行使我们的职责”（I，178）。
重返欧罗巴：关于中国地理及历史的巨著
与此同时，“礼仪之争”开始爆发，引起争议的原因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追随利玛窦的脚步，遵循“适应”儒家文化的路线，允许中国基督徒保留部分祭孔祭祖的传统习俗，认为它与基督教信仰并不矛盾。对此，抵达中国的托钵修会传教士，即主要从事面向大众阶层而不是面向文人学者福传的道明会士及方济会修士提出了一系列质疑，直至一位道明会士在罗马所提出的异议于1645年导致产生了一项不利于耶稣会立场的法令[8]。
由此，耶稣会在华传教士的长上，即省会长及巡察使，决定向罗马派送一位能够在传信部面前代表耶稣会以理据争的特使。年方36岁的卫匡国恰被选中，尽管他的中国经验不过7年而已。这一选择因此并未得到同会弟兄的一致认可，但它无疑表明了这位年轻传教士因其机敏才干而得到的赞赏。此外，在他频繁活动于中国各地的旅程中，这位特伦托耶稣会士已在传教的地方、文化、情况及问题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
于是，卫匡国在1651年再次启程。鉴于葡萄牙保教权（padroado）不受传信部欢迎，他绕过澳门及葡萄牙控制下的路线前往马尼拉，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一年。他随身携有大量关于中国地理和历史的文献资料，在一位年轻中国陪同Domenico Siquin的协助下，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1652年，他重新出发，但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天的雅加达）被荷兰人阻止并扣留了八个月。他没有浪费时间，继续从事整理和研究中国资料的工作，并与荷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荷兰人自然对他的中国知识颇感兴趣，以至他最终能够搭乘一艘荷兰船只返回欧洲。1653年8月底，这艘船在环行非洲和欧洲之后于挪威的卑尔根（Bergen）靠岸。
虽然卫匡国的目的地是罗马，但他似乎并不迫切急于抵达。南下的旅程途经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鲁汶等地。在整个1654年中，这位耶稣会士从事着紧张的文化接触和讲学活动，并因其对中国的了解而赢得了巨大声望。他会晤了奥地利大公爵利奥波德·威廉（Leopoldo Guglielmo）及比利时总督，并获得总督的支持及资助。就在那几个月中，卫匡国的著作《鞑靼战记》在安特卫普问世。此外，他还在阿姆斯特丹与出版商布劳（Blaeu）达成有关《中国新图志》的出版协议，这将成为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
该图志于1655年问世，标题为《远亚图志：中华帝国地理描述》[9]。在大约200年的时间里，它将因对浩大中华帝国的地理认识而被视为欧洲所存最完整的权威性作品。其中包括中国15省地图并附普遍介绍，然后是关于各省组成和143个主要城市的具体文字，以及诸多关于其他地区和军事要塞等地的文字。其中的人口数据由于以人口普查为依据堪称可靠信息[10]。地名及经纬度目录所涉之处数不胜数，令人瞠目。有关河流及主要山脉的信息相当丰富。即使对于当今的读者来说，这些文本也仍然令人信服：在描述皇朝宏伟的长城及人工大运河，北京、南京以及美丽的杭州（卫匡国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等城市的过程中，也描写了种种飞桥高塔、辉煌庙宇、各式风景、华美官船以及无数详细信息，从那些北京女子喂养的雪白的长毛猫（但对捕鼠毫无兴趣），到人参根的功效，以及山西的火井（即油井），等等。总之，其中的内容不仅可以使学者得到满足，也使任何一个具有好奇心或是渴望拓宽视野的人各得其乐，这也显而易见地展示了卫匡国辗转于欧洲及其著述取得如此成功并引起众多关注的原因。
卫匡国将地理配之于历史。他的另一部主要作品于1658年在慕尼黑问世，这就是《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11]）。他那时已然在重返中国的途中。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历史，自起源至各个朝代及历代帝王，其编纂依据当时的第一手中国资料（朝廷为此委派官署所编制的年表）进行，卫匡国对这些资料甚为赞赏，认为它们是确凿的。他以提图斯·李维斯（Titus Livius）的《罗马史》（Ab Urbe condita）为范本，打算将自己的作品分为三部，每部10卷（由十个合成的一组称decade），而事实上他只完成了第一部，即《中国上古史》。然而，这部书其实自成一体，因为它正是以基督时代的开始告终。
卫匡国注意到，中国年表将公元前2952年确认为第一个皇帝伏羲开始执政的日期。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中国年代学和《圣经》年代学之间的关系，后者当时在欧洲得到公认，而且卫匡国也无意对其加以反驳。特别是，世界大洪水的时间问题非常重要。中国古代年鉴中也存在着关于洪水的记载。对卫匡国来说，幸运的是，根据一些《圣经》年表（正如他所引用的基于希腊版《七十贤士译本》的年表），洪水应该发生于公元前2957年，因此伏羲的存在并不先于诺厄，而这却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至于中国关于洪水前时代的记载，卫匡国认为，虽然其中确认对中国在此前已经有人居住，并赋之以丰富有趣的元素，但仅可被当作神话看待，而并不足引以为凭。在处理与《圣经》年代学有关的问题时，卫匡国表现得非常谨慎明智：他提出了一些假设和问题，但也明白自己所面临的新的思考领域[12]。
这部全集的编辑马西尼（F.Masini）指出：“由于卫匡国的十卷（Decas），奉基督信仰的西方在其千年历史中首次偶遇另一个不间断的传统，可以其同样悠久的历史与圣经历史媲美；这是以往每当传教士发现其他文明时尚从未发生过的情况，因为或是它们不被认为那么古老，或是它们未能承袭像中国那样精准有据的历史学传统。关于中国人悠久渊源的消息在欧洲广为流传，并引发了一系列围绕这一问题以及这种久远性对《圣经》年代学形成威胁的争议，从而为无神论提供了一个机会”（IV, p. X）。
卫匡国则将其作品置于基督教的历史观中。他开章明义地指出，中国人自古便已有上帝这一概念，并在结尾提纲挈领地点明了基督耶稣的诞生。在谈到仅当政6年的西汉哀帝（西方译为Ngayus）时，他总结道：“追悼他的唯一原因是，在他驾崩的同年12月，恰逢圣母玛利亚诞生下赋予人类生命的天主及救世主耶稣基督，而整个中华帝国也正在共享天下平安之喜。重要的是要谨记，这位皇帝，与其是尊“哀帝”之号，希望改元更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Pingus），以示太平。这是令人敬仰的天主圣意的标志：在真正的和平君主基督耶稣降世之时，中国的皇帝也号称太平皇帝”（IV，918）。
撇开年代问题不谈，如同此前的《中国新图志》，这部伟大的作品并不是对105位历代皇帝名号及事迹的一系列枯燥无味的记载。历史叙述中不仅交织着战争和阴谋，也不乏关于风俗习惯、发明创造（如造纸……）、道德、知识方面的信息，以及对孔孟人物及思想的适当介绍。简而言之，《中国新图志》在横穿其地理空间的同时从许多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出色的介绍，而《中国上古史》初编十卷则跨越千百年历史，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丰富。
为了理解卫匡国的汉学工作价值，至少还应该提到他也是第一部已知中国文法的作者，他将其手稿带回欧洲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北欧学者中流传开来。此后，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对其进行了充实，并于1683年后在欧洲进一步推广。这一版本现已收入卫匡国全集（Opera Omnia） [13]。
新的中国礼仪法令及重返中国
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言，卫匡国被派往欧洲的主要原因是要在罗马教会当局面前以适当形式捍卫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教工作中所遵循的路线，而这一路线在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zo X）牧职期间却于传信部1645年法令中遭到根本的质疑[14]。在其罗马长上敦促下，卫匡国意识到反对者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危险，并终于在1654年秋抵达罗马，要求传信部枢机主教听取他的意见，并以拉丁文快速印发了一份《关于中国基督徒数量及品质的简短报告》。借此，他期望就基督宗教在中国的状况提供基本的客观信息，纠正那些为将其同会弟兄的事工置于不利地位而传播的负面消息[15]。
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ssandro VII）将其交付于宗教裁判所审查，并任命11位极具权威的神学家为“评委”。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教团体及学派，包括三位道明会士及唯一的一位耶稣会士（但也是极具权威的一位，即斯福尔扎·帕拉维奇诺[Sforza Pallavicino]神父）。卫匡国呈交了一份内容广泛的回忆录，其中深入探讨了1645年法令中所触及的主要内容，并以信息不足为由对该法令提出批评。他认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五个主题涉及以下内容：1.是否有义务通知并强制性地规定关于参加节日弥撒以及新皈依者禁欲及禁食的教会戒律；2.成年妇女在受洗和终傅圣事时的傅油；3.对孔子的尊崇；4.对祖先的敬拜；5.十字架布道。卫匡国支持耶稣会士在传教和牧灵工作中“适应”中国文化的做法并提出他的依据，包括对中国情况、生活及饮食习惯的详细介绍，中国人对保护妇女贞洁的敏感度，尊孔的民间及非宗教属性，以及在不陷入偶像崇拜和迷信的情况下祭拜祖先的可能性。事实证明了这些论点的说服力。此后，关于最后一点，宗教裁判所的公证人注明：“耶稣会诸神父表示说，他们对此事陷入争议感到诧异；更糟糕的是，在一些已经印发的书籍中谈到被审查的耶稣会士并不宣扬基督受难之奥秘，这实属荒谬；他们仍然以适当的方式展示十字架的形象”（I, 429）。诚然，耶稣会士的风格可能不同于那些来自菲律宾的修士，他们不会像后者那样公开在大街上大张旗鼓地展示十字架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耶稣受难的隐藏。
在1655年的数个月中，“评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仔细研究，虽然他们似乎并未举行任何神学院联合会议，但最终呈示了他们的“投票表决”。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几乎意见一致，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存在分歧，但总体而言，他们在卫匡国所报信息属实的前提下对耶稣会的论点表示支持。1656年3月22日，新的法令文本得到教宗的批准并于次日在教会全体会议上予以颁布，教宗也出席了这一会议[16]。由此，卫匡国的任务大功告成：1645年的法令已是过眼烟云。然而，礼仪问题并未就此告终；事实上，伴随着悲剧性的发展，这个问题将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再次被列入议程。可叹的是，这将是另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于是，卫匡国重返中国的时刻已到。1655年12月，在上述《法令》颁布之前，他便已离开罗马，重新启程，此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几位同会兄弟，其中两位便是此后闻名于世的西西里人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以及佛兰德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这次航行同样是千难万险。在乘坐一艘荷兰船只从热那亚出发之后，未过几日，卫匡国便遭法国海盗劫持。经过监禁和谈判，他被赎回并再度从热那亚离港前往里斯本，但抵达之后，他又被迫在那里滞留一年，以待信风。1657年4月4日，三艘载有36名耶稣会士的船只从里斯本离港，分别驶向印度、交趾支那和中国。载有卫匡国及16同会弟兄的船屡遭风暴；7名耶稣会士死于前往果阿为时10个月的航程中。他们继续航行前往澳门，但因受到荷兰人阻挠而在西里伯斯岛（Célebes）的望加锡（Makassar）避难。最终，1658年7月，即从罗马出发两年半之后，仅有6人带着伤痛和疾病抵达澳门[17]。
1659年，卫匡国终于回到杭州城，在那里，他以满腔热忱和积极性开始修建一座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新教堂。1660年，他欢欣地在那里接纳了207位受洗者。但不幸的是，1661年6月6日，他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后故去，原因可能是那次可怕的回程遗留下的病症被误诊。他当时年仅47岁。返回自己心爱的传教地后，他在1659年7月11日致耶稣会总会长戈斯温·尼克尔（Goswin Nickel）的最后一封信函中写道：“在历尽沧桑，闯过困难重重、周而复始的航程之后，在至高天主独一无二的帮助下，在总会长您慈父般的祝福下，我终于在1659年6月11日抵达我的杭州旧宅。我于1651年初离开这里，遵循神圣的服从戒律返回欧洲；此次远航取得了哪些成果，对中国传教有哪些益处，我并不知道，权将其留与后人定论。但我可以断言的是，我从未逃避辛苦；我也不怀疑，倘若不是有碍于自己的能力和罪孽，我可能会获取期望中的成果。如果通过我而完成了些许有益的事情（正如似乎某些人通过他们的人性而相信的那样），我认为那完全归功于这个副省的使徒传教，不管那是什么，是他们通过在天主面前的祈祷而获得的成果。至于其他方面，只要生命与我为伴，我就会不停地感谢天主，感谢祂对我的陪伴，感谢把我安全地带回家中。事实上，为了这个我在以往某一天所选择的种植园内的活动能够遵照天主旨意进行，也为了顺从总会长您的要求，希望您能为我感谢天主…”（I, 501f）。卫匡国被安葬于杭州。尽管墓地已被迁移，他的遗骨至今仍留在原处。
由此，卫匡国所开展的工作及其著作之重要性显而易见，《全集》的出版对于重新对其进行全面评价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我们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是，由于随着相关研究而出现的新成果仍在不断涌现，这部《全集》并不应被视为一个终点[18]。例如，在2022年10月26日耶稣会总部会议上，学者达沃·安东努奇（Davor Antonucci）在对新发现的一部巨幅手稿的介绍中透露，它与卫匡国本人在《鞑靼战记》尾声中的以下记录相吻合：“然而，另一部大篇幅著作将对此及类似事件另行更为详细的叙述，其中将收入自1610年（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神父写就《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 Societate Iesu]一书的那一年）以来所完成的事情” (V, 333) 。继金尼阁接手利玛窦关于耶稣会士中国传教史的重要著述之后，一部如此具有权威性续篇的展现将会引起极大关注。我们因此而对卫匡国研究中心致以衷心感谢，这不仅因为它已经取得的成绩，也因为它今天正在以及未来将会做出的努力。
- 参阅G.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
- 参见M. Martini，Opera Omnia，共6卷（8本）。该版本经Franco Demarchi和Giuliano Bertuccioli策划并在Riccardo Scartezzini的指导下完成，由卫匡国研究中心（Centro Studi Martino Martini，特伦托）及特伦托大学于1998年至2020年期间陆续出版。负责各卷或其部分编辑工作的有：G. Bertuccioli, F. Masini, L. M. Paternicò, D. Antonucci, 协作者有：N. Golvers，M. Russo。拉丁文翻译：P. Nicolao，B.Niccolini。这套愈4000页的出版物是几十年来的工作成果，是对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位特伦托耶稣会士的所有著作、印刷品及手稿的耐心收集。对于其中的印刷品，我们提供了一个配有地图及插图的完整凸版再版；对于大多数作品，我们提供了第一套完整的意大利语译文（在我们看来，质量甚佳）。索引、介绍及表格广泛而详尽，评论性附注令人印象深刻，资讯极为丰富。引人注目的是编辑们为确定卫匡国在《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和《中国历史十卷》（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中所使用的中国资料而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绩。本文在引文中将注明该版本的卷数及页数。 ↑
- 参阅M. Martini,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werp, B. Moretviene, 1654, in Id., Opera Omnia, V, 65-335, edited by D. Antonucci。 ↑
- 南明最后一位皇帝于1662年与其他男性宗亲一同被满洲人斩杀殆尽。 ↑
- 参见M. Martini, Treatise on Friendship (Chinese edition, 1661), in Id., Opera Omnia, II, 173-348, edited by G. Bertuccioli。 ↑
- 见A. Spadaro – A. De Caro, «Letterati confuciani e primi gesuiti in Cina. L’amicizia come base del dialogo interreligioso», in Civ. Catt. 2016 IV 446-459. ↑
- 在写给于上海传教的耶稣会士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神父的一封长篇回复中，卫匡国非常详细地解释了中国历法工作中的科学（天文）角度以及与时日（如择吉日等）紧密相关的迷信角度之间的区别。然而，即便耶稣会士并不同意后一种观点，却也无法对其加以阻止。直至修会被取缔之时为止，耶稣会对中国历法改革的贡献及历法之争在整个耶稣会在华传教期间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卫匡国关于这一问题的书信被收入Opera Omnia, I, 167-217。 ↑
- 参见«Decreto del 12 settembre 1645, emesso dalla Congregazione di Propaganda Fide, previa inchiesta a cura dei teologi del Sant’Ufficio», in Collectanea S.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seu Decreta, Instructiones, Rescripta pro apostolicis missionibus, vol. I, 1622-1866, Romae 1907, 30-35。传信部由额我略十五世于1622年创立。该法令含17条，规定了一系列中国基督徒不得行使的风俗习惯。 ↑
- «Atlante dell’Asia estrema, ossia descrizione geografica dell’Impero cinese»，这部图志被收入由G. Bertuccioli编辑的《Opera Omnia》第三卷，分上、下两册，共计1175页。 ↑
- 家庭愈一千万； “健壮男子及其他人”（viri vel homines）即具有劳动能力并纳税的成年男性近六千万，由此可见，“若是有人说远东有两亿居民，我们并不该对此大惊小怪”（III，242）。 ↑
- 收入F. Masini和L. M. Paternicò合编的《Opera Omnia》第四卷，分两册，共计XLII章+997页，专门介绍Decas Prima（《中国上古史》）。 ↑
- 我们不要忘记，伽利略曾在距此大约20年前由于一个涉及圣经与天文学之间关系的问题而被判罪。 ↑
- 含导言，其手抄本保存于格拉斯哥（Glasgow），经G. Bertuccioli翻译并注释，第二卷，349-481。 ↑
-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情，参见S. Vareschi, «Martino Martini S.I. e il Decreto del Sant’Ufficio nella questione dei riti cinesi (1655-56)», in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63 (1994), 209-260。相关文件连同介绍及注释均被收入《全集》第一卷, 367-444。 ↑
- 收入《全集》的《关于中国基督徒数量及品质的简短报告》是拉丁文本和意大利文译本的凸版复制本，由G. Bertuccioli编辑，见第二卷，31-143。至于基督徒人数，卫匡国确认道：“在1651年我离开中国时，已经皈依的至少有15万人，这还不包括在东京（Tungking）接受基督信仰的10万人：这个王国被视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II，92）。 ↑
- 参见S. Vareschi, Martino Martini S.I…., cit., 217. ↑
- 卫匡国的一些信件报告了这次返回中国的旅行：参见。I, 445-480. ↑
- 根据最初的计划，《全集》的第六卷只包含索引，但也包括各种文本和材料，这些材料多年来一直在增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