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和制药学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发现促进哲学的反思，因为勾勒出一些新的愿景。其中，就包括所谓的“超人类与后人类运动”（movimento trans e postumano），这也是早已受到媒体关注的焦点。如何准确指出这两个概念（超人类及后人类）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乃是问题的一部分：根据各方专家和专业领域的不同，他们给出的见解大相径庭，这也是当今文化景象越来越具有流动性特征的标志。

由于必须选择论述对象，所以本文更愿意首先区分实际应用领域和它背后的理论根据。换句话说，即使技术新发现一定能成为前所未有的人类学愿景的宣传管道，但新发现在应用的可能性上并非这个理论的专利。

超人类和后人类：相似性与差异

超人类运动（movimento transumanista）是在数据（或称数位digitale）和生物技术（biotecnologico）的发现及应用之下催生的，尤其是四个研究导向的交汇贯通：纳米技术（或称奈米技术nanotecnologia）；生物技术（biotecnologia）；信息技术（informatica）；认知科学（le scienze cognitive）。此四者由首字母缩略为Nbic。超人类运动强调这四项研究可能在某些领域代表人类的潜力，在医学上（有助于塑造一个越来越更高效、不受疾病、衰老、死亡影响的身体）、认知和信息上（藉由植入特定微芯片，甚或将生物器官转移到非生物有机体以增强人的记忆力和智力）以及机器人层面[1]。

超人类理论家之一，哲学家费赖顿·埃斯芬德里（Fereidoun M. Esfandiary），用以下的话语解释了他为什么决定更名为FM-2030：“2030这个名字代表我相信2030年左右将会是个奇妙不可思议的时刻。彼时我们将不再衰老，人人都将有很好的机会长生不死。2030年将是一个梦，一个里程碑目标”[2]。

至于后人类主义（postumanesimo），这个名词似乎令人想到文学评论家伊哈布·哈山（Ihab Hassan）。他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普罗米修斯如演员：走向后人类文化？（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的论文中，从一场运动的视角提出这个概念，即，欲以人性铲除甚至五百年的人文主义[3]。

因此，后人类运动意图超越医学和理智提升，其理想是达到消除人类的生物维度，一个生老病死的地方，以及人性本身的想法，为的是能够达至“超越人性的境地，即，摆脱当下脆弱的处境，向未来保持开放，彼时将会有一个新人（而且，为了这个目标，一个超人），将有能力重新编程自己”[4]，彻底地，甚至从大脑上。

从人类学角度看，这也许是最具挑衅和刺激的思潮，一个新时代的宣言，其特点是人将完全摆脱本性的限制、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人类的地位。

对后人类运动最知名的诠释人士之一是马克思·摩尔（Max More），假名马克思·奥康诺尔（Max O’Connor）。他是一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自称未来学家（futurista）。在﹤致大自然母亲信（Lettera a Madre Natura）﹥中，他自认为是启蒙运动（Illuminismo）的继承人，拒绝任何道德和宗教的约束，将综合有机的物理体系（estropia）理论化，这是一种与熵相抵触的潮流，即，物理体系中有建设性的混乱律（legge del disordine costitutivo presente in un sistema fisico）。马克思·摩尔感激大自然所赐予的一切，同时，指责它经常失误，造成缺失和痛苦，幸好有今天的科技和医药，人终能纠正大自然的欠缺，不必再求助于它[5]。

“生化人（cyborg）”时代

随着新技术的发现，如今轮到人改造自身的时候了。这要感谢那些提高其性能的装备，或者，人工智能的辅助，这些新科技保证人无限地发挥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生化人时代”（l’era del cyborg）：人成为科技的对象，这技术前所未有地彻底改变人。这并非是以准确的方式运算出来的愿景，而是技术方面议题的变更。技术可以被视作机器的参考概念，但不是人，否则就将评断关系本末倒置。

生化人（cyborg）这个名词是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缩写，它源自初期太空科技引发的暗示以及这些科技可能带给人的改变。这个词首次出现在美国罗克兰州立大学（Rockland State University）两名研究员曼弗雷德·克林内斯（Manfred Clynes）和纳坦·克莱因（Nathan Kline）在«宇宙航行学Astronautics»杂志1960年九月号一期以“Cyborg and Space”（生化人和太空）为标题发表的文章上。二人认为：为能充分应对人与新世界（指地球外之空间或星球）之间的影响，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特定的设备置入人体，改造人类，而非干预外部环境。

完全塑造“自我”的理念也是许多舞台剧场表演的基础，例如，1992年在瑞士洛桑和日后在意大利都灵附近的里沃利堡（Castello di Rivoli）举办的以“后人类”为题的著名展览。在这个展览中展出了三十六位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有两个深具含义的共同特征，即，对人体的狂热着迷（残缺不全或去性别的肢体）和无厘头。展览策划人杰弗里·德奇（Jeffrey Deitch）从这些作品中注意到了对人类生命新定义的预兆，因为生物技术和数据科技的发展使之成为可能。在一次访谈中，他如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能够享用新的基因工程技术，这项新技术让我们可以选择子女或重新编程我们的遗传结构。在展览目录册中我已经提到了，自然进化的终结，人工进化的开始”[6]。

类似的展览影响并不止于艺术界和文化界的菁英，同样也波及青年一辈。只要想一下像马内斯金（Maneskin）这样的乐团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演出多样性有关，主要成员都非常年轻：一个美、恐怖和雌雄同体的混合体，呈现给观众的是耳目一新的观感。

类似展现人类的新方式早已成为包括研究和计划在内的巨大投资对象。英国哲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在1995年创立了一个名叫Bltc Research（Better Living Through Chemistry，经由化学更好地生活）的非营利协会。他在创会声明中指出该会的宗旨是“推动地上天堂的兴建…，消除导致痛苦的生物基质，不仅表现在人类身上，也包括一切有感觉的生命体…。今日地球上的生命受控于脱氧核糖核酸（Dna，通称遗传基因），隐喻地说，其唯一目的在重复塑造自我。这些‘自私的基因’保存生命体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第三千年代的生物科学的可能性在于：重写染色体组（riscrivere il genoma）、重新安排地球生态体系（riprogettare l’ecosistema globale）、从遗传角度规划福祉（programmare geneticamente il benessere）”。该声明还明确指出：这些项目最大的阻碍是宗教和政党，二者都反对从生化角度消除痛苦[7]。

上面提及的马克思·摩尔，曾是1972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成立的非营利协会Alcor More的主席和常务董事。这个协会旨在研究人体冷冻学（Cryonics），即，“借着零下温度的介入而中断死亡过程，藉以保存生命，初衷是以未来的医学技术恢复健康”[8]。首批接受人体冷冻学实验者之一就是FM-2030。2000年7月8日他临死之际，整个人被快速冷冻在零下196度，直到今日仍在Alcor Life实验室[9]。

这一思想在文学、连环画、电影、电子游戏、大学课程、学术及通俗刊物中大行其道，尤其被引入到了响应新潮流的最新词典中。这或许是最显著的一面，并影响到政治层面[10]。

一些观察

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利用人类生命的重要方面。与疾病作战并改善健康一向是医学和科技的特点。超人类和后人类的附加值是基于其魅力，目的是编程出一个完美高效的人，有能力成倍地提高自身，借着技术手段让人对幸福的企及成为可能。为达到这个目标，后人类主义认为必须将躯体、身份和局限视为斗争的恶，因为这些乃是导致疾病或软弱的诱因。

这是一个既容易让人兴奋不已，又难于实现的计划。从根本上重新设计“人”说来容易，却必须面对结构上的困难，不仅源于今日的技术仍未完美（或许也绝无可能？），更因为人本身的特征，尤其是染色体的复杂程度以及大脑神经错综复杂的联系，约有1015个突触，即，1后面跟着15个零：万万亿（也就是10000亿x10000亿）[11]。从理论上，这个企划的最终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并不排除它会越来越受人欢迎，促其实现的推动力日渐增加。这就提出了某些更普遍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对后人类与超人类主义广泛传播的质疑，一如支持普连斯基（Prensky）有关“增强的智力”（mente aumentata）理论的人士，首当其冲的是巨大的经济交易。暗箱操作的背后，正如屡见不鲜的，都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最明显的就是对此类企划予以强力推动的宣传和赞助，比方，来自技术和制药产业链。另外需要质疑的是，谁有能力承担得起这些贵昂的机器假肢或经过筛选的持续药物疗法，这些疗法将导致一个新的社会阶级[12]。

本文更愿意根据人类学来分析后人类主义的一些面向。首先，令人吃惊的是，一旦后人类主义偏离了在地上抵抗疾病和改良诊断及理疗的可能性（本来完全合法，但也不执意要求如此），从而抛出一个世上幸福的愿景，那么，其意向所能企及的高度也就极端模糊。

比方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写说：“我们也有能力，或者，我们终有一天将会如此，创造出在本质和特征上绝对前所未有的‘转基因’生物…。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能够真正开始塑造自己的命运，不但能够随心所欲地决定创造和居住怎样的世界，而且还可以决定要给自己塑造怎样的面貌”[13]。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在他的﹤Perché voglio essere un postumano﹥（为什么我想成为后人类）一文中展望了新世界的一天：“尽管你刚刚庆祝了170岁生日，却从未觉得如此强健。每天都是一份喜乐。你发明了全新的艺术形式，这些都源自你开发出来的新型认知、能力和感受…。你正用一种语言和同龄朋友们交流…这种语言能让你分享和讨论的思想和情感是非增强型人类所没有甚至无法想象或经验的…当你和朋友们游玩时，能感觉到身、心的每个神经都超出了受造和想象的限制，此时你正在创造人类绝对无法（具体）梦想到的抽象和微美王国。你随时随地准备好设身处地感知那些受苦的人，并努力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你也加入了规模宏大的志愿团队，致力于减轻动物的痛苦…。事情正在改善，实际上，每天都美妙无比”[14]。

这些都属于描述的语言，尤其是最后一则，充满了鲜艳的色彩和感情，其中所有都诉诸于最大的想象。即便如此，这一天也不显得多么“美妙”。相反，它听起来相当虚假、做作，虽然提到了多样的关系和活动场面，但正是由于缺乏生活常态的特质，即，生物性、形体和脆弱等方面的基因，才凸现了巨大的孤独。其中描写的内容全都是能量、神奇和极限能力：而丝毫没有提及病痛、苦难以及社会底层人士所承受的困窘。

我们也可以发问：剔除被视为监牢的个人身份的念头，恰恰反映了人对当下生活状况和自身真相一个日益增长的不安[15]？虽然如此，正由于这些思潮几近神话，所以给人塑造了新的乌托邦：“这正是令人忧虑的，因为在这个参杂着哲学、社会学、文学和想象的暮光地带所表现的人物印象证明了，万千变化中有一个不变的常数：根据人的这些形象，能够，相反，必须介入得越来越少”[16]。

幸福是什么？

在这个梦想深处隐藏着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圆满实现的生命？昔日苏格拉底（Socrate）向他同时代的城民提出这个问题：“德行是什么？什么能使人生幸福、值得活下去？”。奇怪的是这个问题竟然被超人类和后人类主义者所忽略，他们似乎把自己的理想与数量上无止境的增加结合（associare）在一起。曾长久思考幸福问题的指出，正是这个结合（associazione）使幸福在今生的结构上是不可能的，他的理由是：“属于幸福的概念的要素均是经验的，也就是说，必须来自经验；但幸福的理念仍然需要一个绝对的整体，亦即在我目前的状况及一切未来的状况中的最大福祉…如果一个人想要财富，他岂不会因此给自己招来多少忧虑、嫉妒和窥伺！若他想要许多知识和见识，这或许会成为一种更加锐利的眼光，而使他目前尚未知悉、但也无法避免的灾祸对他更加显得可怕，或者，将更多的需要加诸其已够他忙碌的欲望。若他想要长寿，谁能向他担保这不会是一场长期的苦难呢？若他至少想要健康，身体的不适还是时常遏阻，完全的健康将使人陷入放纵，诸如此类。简言之，他无法根据任何一项原理完全确切地决定：什么东西将使他真正幸福”[17]。

这段话似乎是专为后人类的计划所写！正因为同样的理由，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Critica della ragione pratica）中提出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天主的存在（祂乃幸福所追求的完美与绝对的善），自由和灵魂不死。

此外，也未曾听说，计划生命的能力一旦被完全掌握在某人手中，就能嘉惠他人。美国两位聋哑妇女选择怀上一个失聪的孩子，希望与孩子分享她们人性中这个非常重大的缺陷，该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两位女士在消息被披露后引起的公愤中感到惊讶，她们中一位说：“身为失聪者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认为和听觉正常的人同样是完整的人，我们愿意和子女分享我们失聪群体最美好的方面”[18]。

这是感觉重于存在的典型样板；这样的态度当然帮助这两位女性切身体验一种非选择性的事项。然而，她们所生下的子女可能不做如是想，尤其当子女把自己的失聪归因于母亲有意的选择而非遗传“抽采/中奖”的偶然。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样塑造世界并让他人成为自己的镜子的风险，在掌握编程（生命）杠杆的人和不得不忍受这一切后果的人之间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托马斯·杰弗森（Thomas Jefferson）临终前写道：‘科学的广传让一个具体的真理呈现在众人眼前，那就是大多数的人并非生来当牛做马，而被选的少数菁英也不是与生俱来就穿着靴子、挂着马刺，理所当然地驱弛他人且打着天赋恩典的旗号’。…生物技术衍生的根本问题是：若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让一些人生来当牛做马，另一些人则穿长靴、挂马刺，那么，政治权利将变成何等面目？”[19]。

超人类主义者的宣言是让人获得全面的解放，可是也很容易改头换面地沦为新殖民主义。试问这种主张的进程由谁来决定？谁能够准确地预见它的后果？人如何保护自己免陷入技术独裁的危险、免于少数菁英任意妄为、不平等差距扩大到不怎么富裕的人？古代和近代的社会根据人的经济力量、社会地位或宗教信仰来区分他们的社会级别，但只要愿意的话，人的三六九等总能够革除。可是一旦社会等级的差距成为遗传，则‘升级版’的人（uomo 2.0，此处指后人类或超人类）和普通人之间的隔阂将永远无法填平。

有限乃最好的条件

无论如何，至少从人类学的角度，核心在于科技力量所能获致的圆满生命难道不也应该在别处寻求，恰恰是在帮助我们向外开放的依赖性和构建不足的领域，向神秘开放，向超性界开放，也向与他人的相遇开放。

人的有限并非总是对抗的恶；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也是一项宝贵的路标，尤其当这个标志成为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这正是智者的典型标志。这是欲望与有限之间的辩证论，诚如所谓：欲望有赖于限制才能被具体化和实现[20]。

正如歌德（Goethe）指出的，正是自制力让人优秀。在治疗法方面，我们也知道告诉患者他的疗程已接近尾声可以给他带来多么大的慰藉；很多时候，因为意识到时间所剩无多，人才能够说出他未曾有勇气或无法说出口的话。生命的品质不能与数量或能力相提并论[21]。

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第三章记述的人类原始的两难困境：承认受造的有限性是获致圆满生活的唯一可能。视有限为实现自己的障碍，并不惜代价企图予以改变，这有可能对人类生命质量不可或缺的方面造成不利的影响。法国著名生物政策和自我塑造理论学家米歇尔·福高（Michel Foucault），经常被这些思潮所引述，有一次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 ）讲授救赎和完美的关系时，他指出基督信仰如何在这一点上与古代宗教的观念区别开来：“我认为，基督宗教的巨大努力和伟大的历史独特性，无疑解释了她的发展和永恒的许多特质，就是成功把救赎和完美分别开来”[22]。

米歇尔·福高把基督宗教界定为“非完美者的宗教”。他以为完美和救赎的这个不一致是两种表面相对，但实则两个极为接近的制度的基础：苦修和隐修生活。苦修不断为跌倒的人提供无偿得救的可能性；隐修生活则是一条走向成全的途径，它不基于个人的能力，而是藉基督的牺牲而使得救成为可能的生活方式[23]。换句话说，完美不能以绝对的掌控达至，只能是自由接受的恩赐。

新而永恒的议题

这些议题的好处就在于重新把人的提升、人的形体、人的有限以及最普遍的人的形上意义之间的可能关系置于反思的核心。约纳斯（Jonas）强调这是两难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伦理学未曾遭遇过的，也就是，是否以及为什么应该有人类…，为什么应该尊重人的遗传身份；甚至为什么要有生命”[24]。

其次，后人类计划又把我们的反思集中在如何使生命达至圆满境界的幸福主题。然而，如果我们蒙召去度过的今天尚未被赋予意义，那么，成长更像是一种逃逸的企图，设法遁入一个总是没有任何实现可能的时空。有观察指出，在超人类和后人类计划的底层深处隐藏着一种普遍的不安：对眼前的处境和人类实践中脆弱性的体验，于是企图通过以科技嫁接的增长指标来消除这种不安。

第三，超人类和后人类计划提醒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能发布适当规则的管理方式，以便规范技术发展出新的可能性，避免走上野蛮的遗传学行径或数位上的无政府状态。当今社会最欠缺和令人担心前程的问题就是：缺乏政治机构，它们本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最适当的场所。

技术新发现快速派上用场，而伦理和制度就它们对人类共同生活可能造成的冲击却缺乏严肃的讨论，两者之间严重和日益扩大的差距令人惊讶。比方说，十年前美国有关当局突然取消数百万病患的医疗辅助，谁该承担责任？该事件给无数人的健康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基于两个原因：评估预算的电脑软件计算错误，更严重的是，（人）给予机器完全的信赖，且拒绝进行检查。经过四年的官司，四千件的控诉以及集体的诉讼行动，才发现政府有关机构先前使用的电脑计算程式品质极差，毫不准确，甚至应该正式判其为非法滥用[25]。

当新技术使人的运作能力变得越来越高时，技术的运用和可预料后果的难度之间的鸿沟便愈加深大，而在某种情况之下这些后果可能无法挽回。问题不在接受或拒绝技术，因为技术是世界和我们人性的一部分；然而技术应该受到谨慎严格的监控，以便能批判性地评估这些创新的程度，防止科学与技术之间日益脱节的情况，这意味着前者是一种认知方式，后者仅仅是实验[26]。

若当今的走向不改弦易辙，则托马斯·杰弗森的隐忧或将成真，即出现新的和更具威力的寡头统治。这样的统治不为公共福祉着想，正如当前资讯巨擘的发展趋势所表明的那样。

  1. 下面是超人类理论最初的三条宣言：“1）人类未来将深深感受到科学和技术的功用。我们预见人类将有可能扩大自己的潜能，足以克服老化、无知、本性痛苦以及被放逐地球的感受。2）我们相信人类几乎尚未发挥他的潜能。人有可能实现更美好和极为有利的生活愿景。3）我们承认人类必须面对严重的危险，尤其是因不当使用新技术造成的危险。实际的危险可能存在，足以导致人类失落大部分、甚至全部视为珍贵的事物。某些危险是剧烈的，有些则是潜在的。虽然任何进步都是一种改变，但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是进步”（以上是2009年3月版的“超人类宣言”。参见Appendice all’articolo di N. Bostrom, «A History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 in www.pensierocritico.eu/files/Dichiarazione-transumanista.pdf）。 ↑
  2. FM-2030, «All Things considered», in National Public Radio, 7 luglio 2022. ↑
  3. 参见 I. Hassan, «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 in The Georgia Review 31 (1977/4) 830-850. ↑
  4. L. Grion, «Dalla sfiducia allo slancio. L’alternativa alla provocazione transumanista（从气馁到振作。别于超人类运动挑衅的另一选择）», in Id. (ed.), La sfida postumanista. Colloqui sul significato della tecnica（后人类运动的挑战。有关技术意义的对话）, Bologna, il Mulino, 2012, 64. 下面是后人类运动的几个要点：“12/II. 起初我们有天主，有人，有大自然。后来人文主义者去掉天主，让人与大自然进行无止无休的冲突。后人类运动者也把人去掉了，只剩下大自然。天主与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区别并不代表任何与人类条件有关的永恒真理。这个区别仅反映社会所持的有别的偏见。6/III. 后人类运动承认人类认识、了解和控制大自然能力的有限” (www.kainos.it/numero6/emergenze/emergenze-pepperell-it.html)。 ↑
  5. 参见M. More, Lettera a Madre Natura（致大自然母亲信） (1999), in https://disf.org/educational/max-more-lettera-a-madre-natura。 ↑
  6. https://flash—art.it/article/jeffrey-deitch. ↑
  7. 参见 www.bltc.com/it ↑
  8. www.alcor.org/what-is-cryonics ↑
  9. 参见 https://it.wikipedia.org/wiki/FM-2030 ↑
  10. 有关纵向和历史层面，参见: B. Clarke – M. Rossini (ed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有关政治和教育方面，参见M. Lombardi Ricci, «L’affanno della scienza tra tecnica ed etica», in Archivio Teologico Torinese 8 (2002/1) 100-115; B. Bayle, À la poursuite de l’enfant parfait. L’ avenir de la procréation humaine, Paris, Laffont, 2009; J. Cl. Guillebaud, La vie vivante. Contre les nouveaux pudibonds, Paris, Les Arènes, 2011。 ↑
  11. “可惜或幸运的是人类的技术绝不可能达到重新设计生命死亡率的目标：其阻碍在于生物机械性运转的复杂，不可能了解由遗传因子（DNA）和核糖核酸（RNA）的巧妙搭配而决定蛋白质的综合机制，以及每项企图操控染色体的计划在理论和实施上均力有不逮；再者，在这些改变面貌的计划成为可行之前，一个无法超越的阻碍乃是如何了解大脑运作的机制，这些机制即便最具智慧的电脑计算机也无法企及堂奥”。参见（G. Tintino, «Transumanesimo/postumanesimo. Le nuove declinazioni dell’Homo sapiens», in D. Pagliacci [ed.], Umano, disumano, postumano, Roma, Aracne, 2017, 121; cfr., R. C. Lewontin, Il sogno del genoma umano e altre illusioni della scienza, Roma – Bari, Laterza, 2002） ↑
  12. 观察指出“生物伦理自由主义就像政治自由主义那样，也转向讲求经济的人，迁就市场所加予的任何新模式（homo oeconomicus, condiscendente ad ogni nuovo modello propinato dal mercato）”。参见: S. Delucia, «Biopetere, biopolitica, bioetica. Foucault dopo Foucault», in O. Marzocca [ed.], Moltiplicare Foucault. Vent’anni dopo, Milano, Mimesis, 2004, 111). ↑
  13. J. Harris, Wonderwoman e Superman. Manipolazione genetica e futuro dell’uomo, Milano, Dalai, 1997, 38. ↑
  14. N. Bostrom, «Why I Want to be a Posthuman When I Grow Up», in B. Gordijn – R. Chadwick (edd.), Medical Enhancement and Posthumanity, Berlin – New York, Springer, 2008, 113. ↑
  15. 参见 F. P. Adorno, «La vita è sempre altrove. Sull’etica del postumano», in Rivista di Filosofia Neo-Scolastica 107 (2015/1-2) 457. ↑
  16. A. Allegra, «L’uomo di fronte alla sfida postumana», in Quaderni di Scienza&Vita, n. 19, 2020, 32. ↑
  17. I. Kant, Fondazione della metafisica dei costumi, Milano, Rusconi, 1982, 110 s. Cfr., F. P. Adorno, «La vita è sempre altrove…», cit., 459. ↑
  18. M. Driscoll, «Why We Chose Deafness for Our Children», in Sunday Times, 14 April 2002; L. Mundy, «A World of Their Own», in The Washington Post, 31 March 2002. ↑
  19. F. Fukuyama, L’uomo oltre l’uomo. Le conseguenze della rivoluzione biotecnologica, Milano, Mondadori, 2002, 17. Cfr., J. Habermas, Il futuro della natura umana, Milano, Einaudi, 2002; V. Possenti, Il nuovo principio persona, Roma, Armando, 2013. ↑
  20. 参见 G. Cucci, La forza dalla debolezza. Aspetti psicologici della vita spirituale, Roma, AdP4, 2022, 57-64. ↑
  21. 对这点切斯特东（Chesterton）了解得很好：“人能掌控他生命中的许多事物；就像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能掌握相当多的事物。然而，要是人能控制一切，将不再有任何视他为英雄的的小说出现。要是富人的生活基本上是那么单调和索然无味，这只因为他们能够选择一切。他们抑郁不乐，因为他们无所不能…。使生命始终富于浪漫情趣并满怀热切期待的乃是生命重大和明显的有限，这些限制迫使我们每个人面对我们不喜欢或不期待的事物” (G. K. Chesterton, Eretici, Torino, Lindau, 2010, 155s). ↑
  22. M. Foucault, Del governo dei viventi. Corso al Collège de France (1979-1980), Milano, Feltrinelli, 2014, 261. ↑
  23. 参见同上。 ↑
  24. H. Jonas, Tecnica, medicina ed etica. Prassi del principio responsabilità, Torino, Einaudi, 1997, 33. Per una discussione in chiave teologica di questo aspetto antropologico fondamentale, cfr., C. Mercer – D. F. Maher (edd.), Transhumanism and the Body: The World Religions Spea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25. Cfr H. Fry, Hello World. Essere umani nell’era delle macchine, Torino, Boringhieri, 2019, 25s. Su questo aspetto della problematica, cfr., l’ottimo libro di M. Magnani, Fatti non foste a viver come robot. Crescita lavoro sostenibilità: sopravvivere alla rivoluzione tecnologica, Milano, Utet, 2020. ↑
  26. 亭提诺（Tintino）说得对，技术本身“固然无所谓好坏，但也不是中立的，因此需要进一步予以留意。然而，在这方面似乎阙如” (G. Tintino «Transumanesimo/postumanesimo…», cit., 129). ↑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