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一组不容乐观的数据：近年来，在我们的地球上，营养不良的人数在增长。人们原本的期望是：世界能在2021年摆脱新冠大流行病毒，粮食安全问题开始得到改善。但事与愿违，世界饥饿问题在2021年继续与日俱增。这种增长反映了国家之间及各国内部贫富不均的加剧，而导致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是不同的经济复苏政策和受大流行病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未能挽救收入的损失。

在2021年，受饥饿影响的人口分别为非洲2.78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5650万，亚洲4.25亿。若考虑数据的平均值，遭受饥饿的总人口在2021年预计将达到7.02亿至8.28亿；2019年和2020年之间，这一数字同比增加了1.03亿，而在此后一年的增长则为4600万。在第一个时间段，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饥饿数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而且，仍在持续增长，尽管其速度已相对减缓。

据估计，约有6.7亿人仍将在2030年继续遭受饥饿，也就是说，世界人口总数的8%，这与2015年启动《2030年议程》时的数字不相上下[1]。

“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是指一个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以至于其生命面临最直接的威胁。根据2022年5月初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在罗马提交的最新报告[2]，遭受粮食危机和需要紧急援助的人数继续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增长。这份文件[3]显示，在2021年，至少有53个国家或地区的1.93亿人处于严重的危机状况：与2020年已经过高的统计数字相比，增加了近4000万人。在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南部、南苏丹和也门，超过50多万人已进入极端的“灾难”阶段，这使得通过紧急援助进行干预的方式成了避免死亡的必要措施。这个本身已令人咋舌的数字确证了一项让人警惕的局势：在过去六年中，严重的粮食危机已经翻了一番。

在造成饥饿的原因中，气候变化的后果与战争和贫困交织一起。2021年，极端天气条件是导致非洲8个国家超过2,300万人遭受严重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其中一个并发的诱因是非洲之角遭遇了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这些数字是否会危及解除世界饥饿的目标？对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面临一个新的粮食危机

如今，我们目睹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食品价格正在向历史最高点攀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气候变化的后果、频繁的暴力冲突——再加上在乌克兰爆发的战争——和新冠大流行病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分销链中断。

在当前由俄罗斯军队非理性和破坏性入侵引发的乌克兰战争中，很难分辨谁是赢家。乌克兰人民是输家，战争波及之处已满目疮痍；俄罗斯人民也同样是输家，他们没有选择这场战争，却变得更加贫穷，注定得生活在一个被贸易和金融制裁日益削弱的经济状况中。俄乌冲突的经济影响将遍及全球，没有人能够预见新的世界秩序——此中必须应对的还有全球化的衰落，但遭受打击最大的无疑将是那些本来便已疲于从新冠灾难中得以恢复的最贫穷国家。大流行病期间，这些地方的饥饿问题已经显著增长。现在，他们又遭到价格上涨和基本粮食供应危机的打击[4]。

当今的风险是下一季的收成和过去收成的可支配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世界第一和第五大粮食出口国。在过去20年中，俄罗斯的小麦产量从3600万吨增加到8000多万吨；其中有3500万吨用于出口，相当于世界小麦出口量的23%左右。与乌克兰一起，俄乌两国控制着世界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最肥沃的土地，在葵花籽油、大麦和玉米的产量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目前，乌克兰的粮食被战争封锁，俄罗斯的粮食由于制裁而受限。自2022年初以来，俄乌冲突导致小麦价格上涨了67%，而小麦价格本已经由于大流行病和供应危机而暴涨。诸如印度等其他小麦生产国采取了出口禁令，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化肥供应的限制，这些既影响了全世界的粮食生产，又进一步推动了价格上涨的进程：各种因素环环紧扣，危及8亿人的粮食安全。

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可为投机者的操纵提供可乘之机。谷物市场总是有风险的，鉴于干旱和虫害可能毁坏收成，买卖双方更愿意提前进行价格谈判。为此，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作为粮食和原材料的全球参考指标，期货（futures）和期权转而成为主导。交易中买卖的是尚不存在的货物，即下一季收成。事实上，在3月的最初几天中，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麦期货价格上涨了40%。这些价格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仅在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可预期的水平。造成这种偏差的唯一解释是狂热的投机活动，这种投机专门从事个别商品的大量买卖，以达到操纵现货市场价格的目的[5]。

投机压力使战争直接诱发（物质）短缺造成的影响成倍增长，进一步打击了本来既已脆弱的经济。迫切需要的是通过补偿性融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多重价格的波动，并制定防止基本市场投机行为的规则。如果不作出这些努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更严重的打击，并对穷人产生特别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场饥荒、政治动荡和债务危机的“无死角风暴”[6]。此外，这种局面加剧了此前本已错综复杂的困境。近年来，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一方面，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情况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当前的粮食系统已陷入危机状态。

是否需要一场新的农业革命？

今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100亿左右。喂养这么多的人将是一项挑战，但肯定不是一个新挑战。我们已经多次面对马尔萨斯所提出的问题，即，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保障。迄今为止，我们尚能如愿以偿。困难总是磨砺智慧。

在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每10个人中几乎有4个人遭受饥饿。这些人没有足够的食物以维持有尊严的生活。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化学工程和遗传基因领域的进展在农业中的应用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小麦、水稻和玉米三种基本作物的产量成倍增长，开启了一场绿色革命。

那时候，诺曼·博劳格（Norman Borlaug）在墨西哥通过将当地小麦与日本小麦的杂交从而培育出了一个更强壮和高产的品种。这项实验也推广到其他物种和地域。在菲律宾，它被成功地用于水稻试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粮食产量达到如此惊人的增长，以至于有人预言饥饿将终结。1961年的世界粮食产量为6.4亿吨，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8亿吨。涨幅最大的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其中玉米产量增长了275%，水稻增长了194%，小麦增长甚至高达400%。中国、南亚和东南亚均从这一变革中受益匪浅，但与此同时，非洲大陆则仍然落后不前[7]。

如果说绿色革命带来了粮食产量惊人的暴增，那么世界总人口的发展趋势亦是如此：与1962年相比，2000年的人口数字翻了一番。但无论如何，粮食产量的创新力和新技术带来的保障使得饥饿人口基数的降低成为可能。如果说1970年的饥饿人数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8%。绿色革命结出了它的果实。此外，这是一种持续的发展：2014年，世界粮食产量已上升到25亿吨，比2000年增长了38%以上。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不沿着绿色革命所规划的道路继续前进？它通过实现增产而拯救了数以亿计的生命。原因在于，恕我用到了双关语，那场革命并不怎么绿色。它的出发点在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也就是，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提高产量。人们求助于单一种植方式，但是，这不仅将其他谷物品种排除在外，也造成了土壤养分消耗、毒性和病虫害增加的过程，因为集约化生产有利于寄生虫的出现。其结果是：水稻产量开始下降，小麦产量也停滞不前。

此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因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而导致气候变化。在过去五十年，自从集约化农业生产被普及之后，源自农业的排放量已经翻了一番。

诚然，我们有了更多的粮食产量，而且，价格也能维持在一个相对便宜和稳定的水平，但实现这一切的代价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压榨。环境问题是一些密集型农业耕种的隐性成本。难怪联合国机构警告说，世界正在经历一个“紧要关头”，需要对粮食系统进行改革，以确保地球上所有人民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8]。

总体而言，改变我们生产和消费食物方式的迫切需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9]。根据粮农组织的计算，为了养活2050年的100亿人口，我们需要将目前的粮食产量提高一半[10]。那时候，需要养活的人口将相当于绿色革命伊始的三倍以上。总之，我们需要一场新的革命，但它必须是真正绿色的，即基于可持续发展、尊重生态系统、循环经济以及在整个价值链中负责任地使用土地和资源。

消除饥饿是否可能？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在2030年消除饥饿—无疑是可以实现的。无论周围环境看起来多么暗淡，考虑到近来慢性营养不良的患者有所增加，但与此相矛盾的事实是，尽管人口大幅剧增，我们的生产仍然远远超过需求，此外，粮食产量中的约三分之一被我们浪费掉。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食物分配站，这一点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得到了证明。如今的饥饿问题不是产量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世界农业可以轻松养活120亿人。导致饥饿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和武装冲突。

消除饥饿是可能的。我们既知道该怎么办，也拥有充足的资源。我们知道某些经验是有效的，比如巴西所经历的。2003年，路易斯·卢拉·德·席尔瓦（Luiz Lula de Silva）在就任（总统）后启动了一项“零饥饿计划”。这是一揽子计划，包括基础设施、交通、电力、自来水、教育和医保方面的投资，以及对最需要帮助的人给予直接补贴。这个复杂而雄心勃勃的计划包罗万象，被称为“双轨制”。其中旨在增加产量的政策与旨在提高效率的社会政策相结合。

“零饥饿计划”的基石是向最贫穷的家庭提供直接补贴。借此方式，在短短十年多的时间里，摆脱极端贫困的巴西人已超过3600万，婴儿死亡率降低了45%，营养不良的人数下降了82%。巴西这个拉丁美洲第一大国以及贫富差距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的国家，从粮农组织每年发布的饥饿地图上消失了。98%的巴西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11]。

冲突使世界饥饿问题加剧，反之，饥饿引发更多的战争。2017年，据粮农组织估计，营养不良人口在受战争影响的国家中达4.89亿人，在和平国家只有3亿余人。儿童营养不良的差异尤为显著：近1.22亿五岁以下生长迟缓儿童生活在饱受暴力或武装冲突困扰的国家中。尽管如此，若能实现所有人的和平和整体发展，战胜饥饿是可能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问题并不在于生产更多的粮食，而是要以可持续性的方式生产，并通过制定政策，让每个阶层的人都能获得粮食，同时推进一种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增长。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作为属于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恶表。鉴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手段，这构成了当代人的挑战。

谷物被用作战争和政治谈判的武器

1932年，斯大林以大饥荒（Holodomor）征服乌克兰人民，即名副其实地以饥饿灭绝他们。如今，俄罗斯正在掠夺乌克兰粮仓中的部分粮食，并封锁了大量农产品经由黑海的出口。这些举措阻止了这些产品向45个非洲国家的出口，其中18个国家的进口额占其总消费量的50%。这是俄国对西方制裁的报复。

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周中引起国际机构的担忧。如果俄罗斯不重新开放敖德萨港口，就等于向世界粮食安全宣战[12]，其后果可能是饥荒、动荡和大规模移民潮。供应无保障、由此而导致的几十年来向第三方出口的发达国家的价格上涨、粮食减产，以及囤积和投机导致的市场崩溃，所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不能以解决冲突为由而被延误。并且，在粮食和制裁之间进行交易极其不公正，这将有助于普京拥有更多的控制权以排除不确定的结果。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迫使每个国家缩减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欧盟也将不得不重新制定共同农业政策，以期达到理想的自给自足水平。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字一语中的：乌克兰的小麦产量为1.02亿吨，而欧洲的总产量仅有5200万吨。

毋庸置疑：谁拥有粮食和石油，谁就拥有权力。事实上，粮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比石油更重要的资源。它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至关重要。与石油一样，粮食引导着国际政治主角的利益。二战后，随着为处于饥饿中的欧洲而制定的马歇尔计划的启动，几十个以往在粮食上自给自足的国家开始依赖一个遥远的供应商——美国，使其一跃成为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粮食系统的中心。

随后，小麦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一个要害。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采取的战略是增加苏联对美国小麦的依赖，并将贸易和苏联对犹太人的移民行动关联起来，并采取其他政策，包括苏联石油换取粮食的折扣。苏联也以补贴价格购买了美国25%的小麦作物——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小麦购买量——以及大量玉米和大豆。当苏联的采购总额被披露时，这也成了一笔让尼克松政府陷入尴尬境地的交易，迫使美国消费者必须承受面包价格的上涨。这一协议以“伟大的盗窃小麦案”而闻名于世。

1975年10月，苏联再次的歉收导致了一项新的五年协议去采购美国的小麦（1976-81）。然而，进入1980年后，吉米·卡特总统为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开始实施禁运令。出于非贸易外交政策的目标，美国对俄罗斯的食品出口首次被暂停[13]。其结果自然给从事小麦贸易的农民和大公司造成损失。然而，今非昔比：在新一轮旋转木马游戏中，实施禁运的是俄罗斯。

掌握于大型跨国企业手中的谷物贸易：ABCD

有一种原材料，其价格波动不亚于石油，而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即使不是更大也一样多：那就是用以和成我们日常面包的谷物。（世界上）以小麦为主粮的人口达25亿，以玉米为主粮的人口为9亿。

农产品市场的很大一部分是区域性的，但在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国际市场是决定贸易利润率并直接影响到国家市场的因素。这是一个由少数公司控制的市场[14]，它规模巨大且相当封闭。分析师们称其为 “ABCD”。“A”代表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rcher Daniels Midland），于1902年在美国成立。“B”是美国的邦吉（Bunge），但创建于1818年的荷兰。“D”代表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1851年）。但是，举目共瞻的巨人是“C”，即嘉吉公司（Cargill，1865年），它是美国最大的私营公司，因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无需提供解释。这四家公司共同掌握着大部分国际粮食和谷物贸易，在国际粮食价格的决定中占有极大比重。仅举一个例子：2011年，由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供应国俄罗斯出现歉收，于是促使嘉吉公司从世界其他地区向北非港口运送粮食。但是，该公司对价格进行了抬高调整。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面包价格随之上涨，而面包占当地饮食消费量的50%，一场革命由此而爆发。类似的事件是否会在今天发生[15]？

这些具有百年以上经营背景的公司构成一个非常奇特的群体。它们谨慎行事，在其长期存在过程中始终如一。虽然跻身于世界最庞大公司之中，但它们仍保持家族所有传统。在商业、粮食运输和储存活动之外，它们还通过提供技术和消费产品（种子、肥料和农用化学品）进行重要的生产性投资。它们在各国的子公司消耗了其交易的大部分原材料、使用自己的仓库、并通过自己的船队和火车进行运输；它们是牲畜和家禽的生产商、在动物饲料生产和生物燃料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拥有并租赁土地，也是积极参与衍生品市场的金融实体。

ABCD有效地执行一项极其复杂和重要的工作，它们组织所有涉及粮食流通的物质，并在时空上将生产地区与消费人口联系在一起：这些均属于全球粮食供应的关键功能。它们对旨在改善粮食生产和贸易的科学研究和技术传播的贡献也异常重要。然而，这四家公司在一个与世界农产品系统一样敏感的领域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市场上的广泛参与和因数量少而构成的权力集中—他们利用这些优势不仅与其他私营企业建立关系，而且与公共当局密切往来——明确地需要降低其业务的不透明度，也就是说，必须确保更大的信息透明度并鼓励竞争[16]。

对饥饿问题的思考

“我们知道什么是饥饿，每个人都习惯于饥饿，在每一天中两、三次感受到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比饥饿更为频繁、持续和实在，同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比真正的饥饿更为遥远。[……] 但是，在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周而复始的饥饿和温饱的生活常态之外，还有人因食不果腹而承受绝望的饥饿，同一世界却不同境遇。饥饿永远是社会变革、技术进步、革命和反革命的引擎。没有什么比饥饿更深远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没有任何疾病或战争酿成比饥饿更高的死亡率。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像饥饿一样致命，但同时又可以幸免”[17]。

这段话可谓精彩至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难想象，如果不知道明天是否有饭吃，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在如此不稳定和痛苦的生活中仍能无忧无虑地度日，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饥饿是对个人尊严的直接攻击，会使人变得凶残。它揭示我们的自私，让我们看到自己对别人的艰难处境是多么冷漠。一个因饥饿而丧生的儿童无异于被谋杀。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每两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缺乏食物而丧生。就在今天，有4万人死于饥饿！假设这些人死在欧洲，那么这个数字相当于我们每年在伦敦、巴黎和马德里所埋葬的死者。

金口圣若望明确指出，基督徒是关心他者的人。圣巴西略留给了我们一段关于因饥饿而死的骇人描述：“饥饿病是一种可怕的痛苦，属于人类的灾难。饥饿是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和最悲惨的原因。[……]饥饿是一种将痛苦延长的慢性病。它是一种像挖掘隧道一般的疾病，是附着于身体却又迟迟不来的死亡。它消耗人体的天然水分，使身体变冷并收缩，直到慢慢耗尽最后的生气。肉像薄纸一样粘在骨头上。皮肤失去颜色，因为健康的肤色会随着血液的回缩而消失。身体的颜色并非苍白，因为它的表面因虚弱而变黑。身体变得铁青，因为痛苦使白色和青色悲惨地交织在一起。膝盖无力支撑身体，拖拽着自己。声音无力而低沉，陷到眼眶里的双目徒劳地被锁在那里，就像风干在核桃壳里的果仁。腹部空瘪而不成形状：没有重量，内脏也因为丧失自然弹性而紧贴在背部的骨头上。那么，面对这样一幅形容，那些尚能心安理得的人，怎样的惩罚似乎都不为过。难道还有更甚于此的残忍吗？人们怎能不把这种人归为禽兽，最凶残的禽兽，怎能不将此视为亵渎和谋杀？对于那些能够补救邪恶，而且，甘心情愿地，却因贪婪而行动迟缓者，理应以杀人罪论处”[18]。

饥饿曾经是人类的原始处境。文明的进程可以被总结为一个历程：从将所有时间投注于获取食物到尽可能花费更少时间来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越是饥饿，就越具有兽性；我们越是不饥饿，便越具有人性。人类发明了面包。这是一个历时数千年的求生成果，它需要经过撒种、收割、碾磨谷物、把它们揉成面团并进行造型和烘烤的过程，在地中海人制作出最具象征意义的食物之前，这是他们六个惊人的发现。以致于荷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如此描述：“人”就是“吃面包者”[19]。

结语

饮食的权利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其中一项原则，但这一人权仍在每一天中遭到践踏。圣若望保禄二世曾这样写道：“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引出了在不同的政治压力之下，维持世界经济的财政、货币、生产和商业等机构的问题。这些机构证实它们既无法矫正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公正的社会状况，也无力面对现代迫切的挑战和道德要求。由于将人置于由其自身所制造的压力中，在加速挥霍物质和能源并危害地理环境的同时，这些结构导致贫困区域的不断扩张，同时伴随着痛苦、沮丧和苦楚。[……]经济生活架构不得不改变的艰难道路，除非有思想、意愿和内心的真正皈依，否则不易迈进。这项任务需要自由和团结的个人和群众的坚决承诺”[20]。

最后，让我们缅怀一位供养她家庭的母亲，那位揉和圣家面包的玛利亚。日后，她的儿子通过增饼将分施众人面包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并祝圣这一使命。梵蒂冈第二届会议指出，玛利亚是“于基督之后占有最高的位置而又距我们最近的圣母”（《教会》教义宪章，54）。“她在诚恳企待并承受主的救赎的卑微贫苦人中居首位”（同上，55）。因此，她可以启迪我们照顾最弱势群体的使命，其中包括那些缺乏日用食粮的我们的兄弟姐妹。

  1. 参阅FAO – IFAD – UNICEF – WFP – WHO, 2022.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Repurposing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ies to make healthy diets more affordable, Roma, FAO, 2022: cfr https://doi.org/10.4060/cc0639en ↑

  2. 全球抗击粮食危机网络由粮农组织、粮食署和欧盟于2016年成立，是一个由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组成的联合体，致力于预防、准备和应对粮食危机，支持消除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2）。 ↑

  3. 参阅www.fightfoodcrises.net/fileadmin/user_upload/fightfoodcrises/doc/resources/GRFC_2022_FINAl_REPORT.pdf ↑

  4. 参阅J. Ghosh, «Putin’s War Is Damaging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kraine-war-economic-damage-for-developing-countries-by-jayati-ghosh-2022-03), 11 marzo 2022; F. 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L’economia mondiale esce dal Covid ed entra in guerra», in Civ. Catt. 2022 II 9-22. ↑

  5. 参阅J. Ghosh, «Prices Soar as Corporate Profiteers & Speculators Drive Inflation; It Hurts the Developing World Most», in Democracy Now! (www.democracynow.org/2022/4/13/russian_war_ukraine_developing_world_inflation), 13 aprile 2022. ↑

  6. 参阅N. Woods, «A Perfect Stor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developing-countries-perfect-storm-famine-conflict-debt-by-ngaire-woods-2022-04), 19 aprile 2022. ↑

  7. 参阅E. Yeves – P. Javaloyes, «La nueva revolución agrícola», in El estado del planeta, FAO – El País, 2018, 10-16. ↑

  8. 参阅United Nations, Food Systems Summit 2021. Action Tracks, in www.un.org/en/food-systems-summit/action-tracks ↑

  9. 参阅N. Okonkwo Nwuneli – O. Camp, «Fixing Our Failing Food Systems»,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ustainable-production-fixing-failing-food-systems-by-ndidi-okonkwo-nwuneli-and-oliver-camp-2022-04), 5 aprile 2022. ↑

  10. 参阅Fao, The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Alternative pathways to 2050, Roma, 2018, in www.fao.org/3/I8429EN/i8429en.pdf ↑

  11. 参阅E. Yeves, «Hambre Cero: “La experiencia del Brasil”», in El estado del planeta, FAO – El País, 2018, 63-67. ↑

  12. P. Wintour, «UN warns of “looming hunger catastrophe” due to Russian blockade», in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l/07/un-hunger-­crisis-ukraine-russia-blockade), 8 luglio 2022. ↑

  13. 参阅S. K. Wegren – F. Nilssen (edd.), Russia’s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gri-Food Trade System,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279-316. ↑

  14. 参阅D. Morgan, Merchands of Grai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9. ↑

  15. 参阅C. M. Sánchez, «El hombre que amasa el pan del mundo», in ABC (https://tinyurl.com/2x2a74kb), 2 aprile 2022. ↑

  16. 参阅S. Murphy – D. Burch – J. Clapp, El lado oscuro del comercio mundial de cereales. El impacto de las cuatro grandes comercializadoras sobre la agricultura mundial, Londra, Oxfam International, agosto 2012. ↑

  17. M. Caparrós, La fame, Turin, Einaudi, 2015, 6. ↑

  18. Basilio Magno, s., Omelia in tempo di fame e di siccità, in PG 31, 305 s. A questo riguardo, cfr E. Apfelbaum, Maladie de famine: recherches cliniques sur la famine exécutées dans le ghetto de Varsovie en 1942, Varsavia,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ee, 1946 (citato in M. Caparrós, La fame, cit.). ↑

  19. 参阅M. Caparrós, La fame, cit., 91. ↑

  20. 若望保禄二世，通谕《人类救主》（Redemptor hominis），第16条。 ↑

费尔南多·德拉伊格莱西亚·维圭利斯提（Fernando 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