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恰逢圣诞,正值新冠状病毒流行…
2021年圣诞节,当全世界依旧深陷新冠状病毒肆虐之际,教宗方济各在(静谧、神圣的)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祈祷后的一年半,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雅利安5号(Ariane 5)火箭载着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从法属圭亚那(Guyana)发射升空,飞往距离地球一百五十万公里的太空点,为能观测得更远,更加遥远。发射日期—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更多取决于技术原因而非宗教价值观。然而,这个巧合一点也不折损发射事件本身的诗意。理查·费恩曼(Richard Feynman)写说:“揭开(宇宙的)一小部分面纱一点也不会伤及它的奥秘”[1]。一切进行得那么完美!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2]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劲的望远镜,其研发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红外线天文观测”,也就是收集能量极低微的讯号,以便研究可见宇宙最久远的真相。自1996年起,这项研发经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太空总署)、欧洲空间局和加拿大太空局三方通力合作,费时二十年才告完成。原定于2007年发射,不料延迟了十四年方才成行,以致令某些人质疑这项宇航计划能否成功。最大的顾虑是该望远镜一旦被送上太空,万一发生即使是微小的变故,也将因为距离太远而爱莫能助。整个系统,无论多么错综复杂,都必须保证运作上的完美无缺。这项计划花费约一百亿美元,这当然是一笔不菲的数目,却尚不及美国、欧盟和加拿大这三个主要参与者年度军费的百分之一[3]。
韦伯望远镜可以说是踏在另一个科学巨器哈勃(Hubble)太空望远镜的肩膀上,将进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下一个尖端实验。韦伯望远镜的科学任务是观测比哈勃太空望远镜所能接收到的来自时空中更微弱、也就是更遥远的讯号。科学家们的梦是韦伯望远镜能够揭开从宇宙大爆炸(Big Bang)之初到业已观察到的许多太阳系之外无数星系形成的整个宇宙的历史。这是一项极具雄心、卓越和尖端的科学计划。
架设着韦伯望远镜的人造卫星花了三十天的时间飞行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公里,抵达了“拉格朗日第2点”(secondo punto di Lagrange, L2)[4]。L2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地心吸引力稳定的区域:这个位置可以让卫星配合地球的运行,循着太阳周边的轨道绕行。该系统配备有风筝形的太阳能盾牌,它有五个层面,微薄如帽子,足以保护它免受太阳的紫外线和来自地球的热量,甚至来自月亮反射光的苍白、冰冷的温度。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韦伯望远镜的仪表可以承受低于50开尔文(K)的温度,即,零下223度,这是探测极微弱红外线讯号的关键。
为什么探测红外线对认识宇宙是那么重要?这里我们有必要延伸一下话题。
一位篮球健将和一位蒙席神父
这个故事的渊源早于2021年的圣诞节。尤其是有两位巨人,他们怀揣着野心勃勃的人类和科研计划,挑战了当时主流的世界观,把人类认知的极限推向更遥远的冥冥之处,朝向无尽的未知。这难道是但丁(Dante)笔下的尤利塞(Ulisse)之疯狂飞行(folle volo)[5],或是来自人性大无畏的渴望,所谓的的德行和神圣[6]?
这两位巨人中的第一位是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鲍威尔·哈勃(Edwin Powell Hubble, 1889年11月20日-1953年9月28日),他在宇宙观测上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以致如上所提及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有史以来第一座太空望远镜以他冠名。哈勃在体育方面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运动场上的英勇表现不亚于他的聪明才智,1907年他带领芝加哥大学篮球队赢得了全美大学校际赛冠军。哈勃也是一位非常具有责任意识的人:他虽然对天文学兴趣浓厚,但由于此前曾向患病的父亲许诺过,所以在大学专攻法律、文学、诉讼和西班牙文。与此同时,他几乎瞒着父亲暗暗地修习数学和物理学。父亲过世后,他于1913年开始教西班牙文,同时担任物理和数学老师;此外也做学生篮球队教练。翌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叶克(Yerkes)天文台研究所,并于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转赴加州洛杉矶蒙特威尔森(Monte Wilson)天文台从事研究工作,直到去世为止。
当哈勃抵达蒙特威尔森天文台时,胡克(Hooker)望远镜[7]刚刚建成不久。这座望远镜的主镜面直径为2.5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1923至1924年间的观测证实,许多之前用较弱功率的望远镜所观测到的所谓不属于我们银河系的“漩涡状的星云[8](nebulose a forma di spirale)”,实则是我们银河系之外的星系。就因为哈勃能确定这些星云的距离,这让我们得以了解银河外星系的特征,从而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认识[9]。更重要的或许是哈勃使用这座望远镜测量了红移(redshift,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容后再谈)。
另一位巨人是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乔治·亨利·约瑟夫·爱德华·雷梅特勒(Georges Henri Joseph Édouard Lemaître, 1894,7,17-1966,6,20),鲁汶天主教大学物理教授,一位天主教神父,更准确地讲,一位蒙席(monsignore)。他在夏雷华(Charleroi)耶稣会学院研读土木工程、物理和数学。1923年晋铎后即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专研宇宙学和星际天文学。1934年转赴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和麻州理工学院。雷梅特勒是最先认识到星系退行(recessione delle galassie)的前驱之一,亦即各星系之间彼此逐渐疏远的现象可以用宇宙不断扩张的模式来解释。他因首先提出“原始原子”(atomo primordiale)为宇宙起源的假设而闻名[10]。
然而,雷梅特勒的立场既没有获得科学界、也没有获得宗教界理应的接纳:前者讥讽、嘲笑他,后者指他过于天真乐观。事实上,从科学方面说,那个时代最盛行的理论是“静态说”(stato stazionario),而支持这个理论最主要的人物是赫尔曼·邦迪(Herman Bondi)[11]、托马斯·高德(Thomas Gold)[12]和弗莱德·海勒(Fred Hoyle)[13],就连爱因斯坦(Einstan)的看法也大致如此。根据这几位科学家的看法,宇宙根本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初始奇点”(singolarità iniziale)[14],相反,宇宙一直存在,而且,今天仍然存在,在每个地区和所有时代都一成不变[15]。然而,正是弗莱德·海勒以讽刺的意念首先发明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Big Bang)”,好像说曾发生一个原始“巨响(grande botto)”,于是一切从此诞生。这纯属物理学家的讽刺之言…
比较严肃的回应是雷梅特勒与庇护十二世教宗的交流对话。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指出这位比利时天文物理学家的看法可以综合为他明确拒绝“协和论”(concordismo)[16]和“创造论”(creazionismo)[17],但支持创造的背后有一位隐藏的天主。雷梅特勒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双向的敬畏:一方面,对于天主,祂是永“活”的,与此同时,也允许受造界以一种相对而有效的自治方式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他也敬重人,既有着卓绝的领悟创造的能力,同时也维护了天主不可估量的超越性。这位蒙席科学家经常说:“我太敬畏天主了,以致不能把祂当作科学的假设来探讨”。然而,庇护十二世教宗似乎倾向于另一种观点,这可能招致误会及曲解。教宗在结束一次谈话时指出:“既然创造发生在时间中,那么,有一位创造者存在,就是天主!这个声音尚不明显也不完整,却是我们寄望于科学的心声”[18]。这样的语句有可能面临向协和论敞开大门的危险,而且一点也不科学。
1952年,雷梅特勒得知庇护十二世将向国际天文联合大会发表讲话时,随即请求觐见教宗[19]。很可能在这次接见中雷梅特勒向教宗澄清了某些事,与其说是为了避免科学侵犯神学领域,正如一般可以想象的,倒不如说是为了阻止神学(或教宗)干预科学。雷梅特勒捍卫人类认知的两个领域—神学和科学—的决心是巩固科研自由的基础,不仅让科研脱离神哲学的压力,而且,也将他的“原始原子”(atomo primitivo)理论与协和论或创造论那样被当作形上学来解释的假设明确区分开来。“初始奇点”—假如成立的话—必须与世界的超自然创造放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层次上[20]。雷梅特勒强调:“导向真理的途径有两条:信仰和科学,我选择跟随两者”[21]。
星星的羞怯
我们言归正传来谈前文的红移,其描绘的是电磁辐射波长[22],由于远离它的源头而逐渐增长的现象。我们不妨想象救护车或警车的警笛逐渐远逝的感觉:与逼近我们的时候相较,远逝的警笛声的振幅似乎逐渐缓慢下来。当光源从一个移动的物体发出时,我们接受的光波远比发射时更长,我们称之为向红色(verso il rosso)移动,也就是向可见光谱的最低处移动[23]。先不谈数学问题,此处我们该明确指出的是,宇宙学所说的红移并非单纯取决于星星或银河这些光源的移动(远离),而在于时空(tempo – spazio)本身的不断扩展。
二十世纪之初,维斯托·斯莱斐尔(Vesto Slipher)[24]、卡尔·维尔兹(Carl Wirtz)[25]和其他几位天文学家率先测量银河外一些星系的红移,并将之解释为他们所观察到的天体“随机”(casuali)移动的效应。在他们之后,雷梅特勒于1927年、哈勃于1929年分别提出今日所称的哈勃-雷梅特勒定律(legge Hubble-Lemaître)。这个定律把红移与天体(corpi celesti)的距离联系起来,也因此将星系的远离与时空的度量(metrica)扩张这两个现象结合在一起[26],于是延伸了电波的长度。这样的伸延导致的松弛明显减低了光辐射的频率,也因此减弱了与之相关的能量。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爱德华·哈里森(Edward Harrison)[27]指出:“光离开一个在其空间领域内静止的星系,最后被一些同样在自己地域中静止不动的守望者接收。然而,在星系和观测者们之间,光却穿越无垠的区域,在这区域中空间继续不断地扩张。结果是光波的所有长度因宇宙的不断扩张而增加”[28]。我们该当注意的是分隔物体的空间其扩展速度可能比光更快,而不违反爱因斯坦(Einstein)相对论所提出的众所周知的有限(limite)。“遥远的星系正在疏远”或“星系之间的空间逐渐扩大”,这观点乃是与广义相对论中坐标的选定和度量的使用相关的事实[29]。因此,辐射是在一个膨胀的网格—时空—传播,那些离我们越远的星辰或星系,它们离开的速度也就越快;而且,它们越“脸红”,因为它们所发出的光在抵达我们的时候更趋向红色,一如“到了某个年龄的女子”羞于示人。
历史剪影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天体的光,早在数百万年、甚或数十亿年前就已发出,而那些光体如今很可能已经沉没到“宇宙不存在”(non-esistenza cosmica)的深渊中。知道这样的事或许令人有点感伤,其实我们今天用望远镜观测到的许多恒星或许已经不复存在。就连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也是一个费时八分钟的影像,也就是说,光从太阳出发抵达我们星球的过程时间。这是因为光的速度是有限的,尽管光速可以达到超乎想象的快,相当于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看到一个天体,意味着它的光—不论是它本身发出或反射—已触及我们的肉眼。由于它需要时间覆盖分隔我们与天体之间的距离,足见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总不是它们“当下”的原貌,而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那个“过去”时间的样子。
藉由越来越强有力的望远镜,我们的视力究竟能抵达多远的地方呢?当然,我们不能奢望看到某些天体,它们的光必须飞驰比宇宙本身年龄(约一百四十亿年)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我们。这就好像看到自己在出生前拍的照片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视力不能超越的那个有限距离叫做“宇宙视界”(Orizzonte cosmico),任何再强有力的望远镜也不能跨越这个限度。这个宇宙视界离我们之远,正如宇宙变透明后光得以覆盖的距离一样远,因为只有宇宙变得透明才能使光的辐射自由传播。然而,宇宙不仅非常广袤,而且就如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还不断地在扩大,这个现象导致自起初发出的光的能量逐渐减弱。由此可见观测宇宙基本上是一项深入而周密的对那些极微弱讯号进行的“历史”探寻,某种对“无垠的宇宙进行考古挖掘”,旨在探究我们共同的根源,查寻我们共有的出身:“宇宙”(cosmo)。我们中没有一个是这个宇宙—我们伟大崇高的共同家园—的外星人。
“于是我们出去重新审视星辰”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它对星辰的探究及更多的资讯。就如胡克望远镜一样,韦伯太空望远镜名字的由来源自一位尚未成为专业科学家的人士,但他却使得宏伟的科研计划成为可能,此人就是詹姆斯·埃德温·韦伯(James Edwin Webb, 7 ottobre 1906-27 marzo 1992)。韦伯曾在美国政府任职,1961至1968年间出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第二任局长。他也是美国前两次载人航天任务—水星计划(programma Mercury)[30]和双子星计划(programma Gemini)—[31]的负责人,直到阿波罗号首次发射为止。
我们邀请读者思考一下航天计划在技术领域—包括人性方面—巨大的复杂性;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今天代表的是这项艰巨挑战的尖端,它将人类发展的无数能力发挥到极致:大约三十万年就已经开始的一段旅程(随着地球上智人的出现),直到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Julÿ Gagarin)[32]成为第一位在外太空飞行的人类,这个旅程如今延续到了我们身上[33]。
下面是有关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一些常规的技术性资料。它的主镜面是个锭质镀金的反射镜,亦即收集光线并将之汇聚焦以进行观测的凹面镜,直径6.5公尺,收集光的面积为25.4平方公尺,约哈勃望远镜镜面的三倍大。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可以观测到的频率波道是:从可见的红色波段到0.6至28.3微米的中红外,微米就是百万分之一米。为了进行这样的观测必须设有四个主要的时效为十至十五年不需修正的系统。这四个系统是:1)近红外相机(Nir Cam),2)近红外摄谱仪(Nir Spec),3)中红外仪器(Miri),4)精细制导传感器及近红外成像仪和无缝隙光谱仪(Fgs/NIriss)。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科技目标可分为四个主要领域,其运作是透过仪器的相互配合完成:1)望远镜的红外能力可回顾到超过135亿年前的时光,由此揭晓早期宇宙出现的第一批恒星和星系的诞生;2)藉此,天文学家可以将这种形成方式与其后数十亿年发生的“组合”进行对比,从而更好地了解宇宙的演进过程;3)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能够透过巨大的宇宙尘雾更准确地描述单个原始行星系统诞生的过程,这是地上望远镜实际办不到的事;4)对单个太阳系外行星系以及外星生命之可能起源的研究,提供有关系外行星大气层的资讯。
将有哪些新颖等待我们?
“在这上面我看不到任何天主”,这句话被认为是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说的,实则似乎是由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rusciov)[34]说的,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假借了大众心目中宇航员的威信藉以强化无神论之见。我们愿意呼吁大家勇敢回应“星辰的邀请”,无论是对宇宙还是对人性的称奇,这些都提醒人:人本是“以天主的唾沫形成的尘埃”[35],而且,在这个历险的过程中,我们(人)并不是全部(孤儿)。尼苛德摩与耶稣会晤的福音叙述令人着迷(参见若3,1-21):深夜,就像新冠病毒或战乱的黑暗时期,亦如承载我们的无垠冥空。在与访客的深夜交谈中,上主丝毫没有解释生命的奥义,却提供一个反省:祂绝不丢下我们为孤儿。我们不清楚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将能给我们揭示些什么,但确定的是,那位敢于冒险降生为人的天主必将令我们惊奇望外!
- R. Feynman, Six easy pieces, New York, Basics Books, 1963, 59. ↑
- 太空望远镜是架设在人造卫星上,作为观测地球大气层以外的空间仪器。 ↑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n www.sipri.org ↑
- 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原名Giuseppe Luigi Lagrangia(1736年1月25日生,1813年4月10日殁),意大利数学家及天文学家,后入法国籍。 ↑
- DANTE ALIGHIERI, Inferno, XXVI, vv. 121-126. ↑
- 同上,118-120. ↑
- 约翰·达杰特·胡克(John Daggett Hooker, 1838-1911),原是美国钢铁企业家、慈善家和业余天文学家。他率先资助建造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望远镜之一,后以他命名。 ↑
- “nebulosa星云”一词来自拉丁文nebula(意文nuvola),它由星际间的尘云堆砌而成,原先用来指天体中任何非星球的巨大物体。 ↑
- 参见 M. Hack – W. Ferreri – G. Cossard, Il lungo racconto dell’origine, Milano, Baldini Castoldi, 2012. ↑
- 参见 D. Lambert, Un atome d’univers – la vie et l’œuvre de Georges Lemaître, Paris, Lessius, 2000. ↑
- 赫尔曼·邦迪爵士(Sir Herman Bondi, 1919年11月1日生,2005年9月10日殁),奥地利-英国籍数学家和宇宙学家。 ↑
- 托马斯·高德(Thomas Gold, 1920年5月22日生,2004年6月22日殁),奥地利裔美国天文学家,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天文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皇家学会会员。 ↑
- 弗莱德·海勒爵士(Sir Fred Hoyle, 1915年6月24日生,2001年8月20日殁),英国天文学家,发表星辰核合成理论,亦即在星体核融化中产生化学元素。他在多种科学问题上采取争论的立场,比如拒绝接受宇宙起源于大爆炸(Big Bang)的理论。 ↑
- 奇点(singolarità)概念描绘的是无数形形色色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共同点是一个星等(grandezza)的小小变化足以导致其他星等的巨大变化。从宇宙学来说,其独特性在于整个宇宙都源自一个极微小的点,或者说源自一个“物体”,它今日的直径约930亿光年。 ↑
- 当然,不必把宇宙性的观测与我们日常生活所能做的观察混为一谈。在日常中我们固然可以观察到一些变化和不同,但相较于浩瀚的宇宙,这些日常的变化丝毫不能证明宇宙曾有一个起源并发生过种种巨变。 ↑
- “协和论concordismo”旨在协调科学真理与信仰真理。根据这个理论,科学真理和信仰真理之间事实上有直接、自动的过度通道,因此不需要中介或诠释工作为两者牵线;科学与信仰属于同一视域和认知层次。“协和论学派(scuola concordista)”认为科学与宗教都站在同一领域,虽然彼此都表示见解一致,实际上仍处在竞争中。 ↑
- 在哲学和科学看来,“创造论creazionismo”是指任何事物的起源都与天主的创造行动有直接关联,无论以何种方式予以解读。 ↑
- 庇护十二世教宗1951年11月22日向宗座科学院讲话,见www.vatican.va ↑
- 我们没有书面资料证明雷梅特勒曾与庇护十二世教宗见面,但此事得到了另外渠道的证实:梵蒂冈天文台达尼尔·奥康内(Daniel O’Connell)神父的讲话(参见http://disf.org/lemaitre/)及 D. Lambert之作Un atome d’univers – la vie et l’œuvre de Georges Lemaître, Paris, Lessius, 2000。参见 G. Gionti «L’inizio dell’Universo e la questione di Dio», in Civ. Catt. 2020 I 234-248。 ↑
- 同上,页291-295。 ↑
- D. Aikman, «Lemaître follows two paths to truth»,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 febbraio 1933, 3. ↑
- 在物理学上,波长指的是电磁波形状的两个波峰或两个波腹之间的距离。 ↑
- 人的肉眼只能看到电磁光谱极有限的部分,但看不到紫色以外和红色以下的区域。可见光波的长度大约在390至700毫微尺之间。 ↑
- 维斯托·梅尔文·斯莱斐尔(Vesto Melvin Slipher),1875年11月11日生,1969年11月8日殁,美国天文学家,首位发现遥远的星系“红移”,为宇宙不断扩展现象提供第一个经验基础。 ↑
- 卡尔·维尔赫姆·维尔兹(Carl Wilhelm Wirtz),1876年8月24日生,1939年2月18日殁,德国天文学家,以统计学方法指出在各漩涡状星系中存在着红移与距离的相互关系而著名。 ↑
- 所谓“时空”指的是宇宙四维的结构,而“度量(metrica)”指的是提供每一对点状之间的距离的功能。 ↑
- 爱德华·罗伯特·哈里森(Edward Robert Harrison),英国天文学家及宇宙学家,1919年1月8日生,2007年1月29日殁,以研究扩张中的宇宙不断增加波动而闻名。 ↑
- E. Harrison, Cosmology: The Science of the Unive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06 s. ↑
- 在物理学上存在着两个相对论。1)狭义相对论(la relatività ristretta),即爱因斯坦于1905年所发展出来的力学定律的修正和延申。这个理论描述一些以高能量和近乎光速发生的事。2)广义相对论(la relatività generale),或称“爱因斯坦的重力理论”(teoria della gravità di Einstein),是地心吸引力的几何效应理论,由这位德国物理学家于1916年发表,它描写当代物理学的万有吸引力。 ↑
- 水星计划(programma Mercury,1958-1963)是美国第一个载人太空航行计划。 ↑
- 双子星计划(programma Gemini, 1961-1966)是美国第二个载人太空航行计划。 ↑
- 尤里·阿列克塞耶维奇·加加林(Jurÿ Alekseyevich Gagarin),1934年3月9日生,1968年3月27日殁,苏联飞行员及宇航员,是第一位乘沃斯托克一号宇宙密封舱(capsula Vostok 1)在外太空行走的人类。他于1961年4月12日完成绕地球轨道航行。 ↑
- 单面反射板太大,无法适应现有的发射承载能力;为此,反射镜是由18片可以折叠的六角形镜片组合而成。这些镜片在发射、被送入太空后,藉由132个小马达的助力而展开并对齐。这是整个航天计划中最微妙的时刻之一:这些镜片之所以完美无缺一字展开,以形成一个大型主镜面,生成距我们数十亿年之外的被观测物体的清晰影像。近红外相机(Nir Cam)是对红外线具灵敏感应的光学系统,也用于对齐并聚焦主反射镜的所有小镜片。它是由亚利桑那大学一组科学家建造的。近红外线光摄谱仪(Nir Spec)则是一个也可以在相同波长范围内进行光谱分析的系统,主要由欧洲航天局建造。中红外仪器(Miri)用于测量中长红外线光波长度的范围,包括5到28微米的长度。这个仪器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欧洲几个国家的企业机构合作研发,在亚利桑那大学和英国天文科技中心主导下的结果。精细制导传感器和近红外成像仪和无缝隙光谱仪(Fgs/Niriss)是由加拿大太空局主导、用于稳定观测台视界的系统;精细制导传感器(Fgs)管控航天器的整体航向并引导镜片稳定影像,而近红外成像仪和无缝隙光谱仪(NIriss)则用于近红外波长范围内的天文观测和光谱学,对应于 0.8 至 5 微米之间的波长。该仪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主导下运行。太阳系外行星(esopianeta)或外行星是指太阳系之外的行星。这些天体存在的第一个证据似乎可以追溯到 1917 年,但并未得到承认。第一次被无争议地确认是在1992年。迄今为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正式观测到 5000 多颗系外行星。 ↑
-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Nikita Sergeevič Krusciov),1894年4月15日生,1971年9月11日殁于莫斯科,苏联政治人物和军人,1953至1964年间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参见iterfax-religion com/,2006年4月12日访问V. VASIL’EVIČ PETROV<I am proud to be accused of having introduced Yury Gagarin to Orthodoxy(对于将尤里·加加林引荐到东正教的指控,我一直引以为傲)>。Interfax 是俄罗斯独立的新闻媒体;另见 G. Bensi著《Giallo su Gagarin: l’ateo di Stato era un cristiano nascosto?(加加林之谜:国家的无神论者是隐姓埋名的基督信徒吗?)》,见2006年4月13日意大利《前途报Avvenire》。 ↑
- V. CAPOSSELA, Eclissica, Milano, Feltrinelli, 2021, 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