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阿图罗∙苏萨（Arturo Sosa S.I.） 以结构性不公正为特点的当代社会政治关系是刚刚结束的历史时代为正在开启的新时代留下的沉重遗产。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变革中，我们正在目睹诸如新冠大流行病的一些情况，也明显地揭示了这种结构性不公正影响整个人类的分量及深度。社会差距、贫困、被迫移民及其他灾难持续增长。由全球化消费资本主义带来的奢侈生产模式及生活方式而导致的环境恶化似乎难以阻挡。武装冲突依然持续，且有增无减，包括在那些似乎已为解决争端找到替代方案的地方。全球政治显示出它的不成熟性，不具备面向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能力。
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o）
使“相遇”成为我们的文化活动之根本性永久维度，是我希望值此之际一起分享的思考核心。我们已经回顾了结构性不公正如何造成不和谐及“反相遇”的情形。我们所接受的使命之挑战是以有效的步伐迈向兄弟情谊与和平。因此，在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的文化中发展相遇空间，这已成为促进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求。相遇是文化的一个层面，作为一种工具，它有助于战胜不公正，改变社会，实现人、民族和生命赖以发展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修和。
我更喜欢用复数形式来谈论“文化”，以强调人类的一大财富，即文化多样性。它为参与在天主及其圣言中诞生的创造提供了一种最美妙的方式。人类通过各自的文化而成为共同创造者。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的意义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大自然一般；因此，它是一种必须被认可、捍卫、保护和促进的财富。
通过他们的文化，个人和民族赋予并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梵蒂冈第二届大公议制定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GS）对“文化”一词的含义进行了清晰的描述[1]，从而重申了文化多元化在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中的现实性和重要性。
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光。耶稣虽出生、成长并生活于一种特定文化中，但祂的福音却超越一切文化界限。祂和祂的门徒在理解这一点上也并非一帆风顺[2]：天主圣言面向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福音可以“道成肉身”在每一种人类文化中。就像酵母渗透到面团中，福音在文化中得以实现并向其展示与天主、他人及大自然相遇的可能性。各种文化都需要通过这种有益的相遇来弘扬人道。
文化是人类行使自由之果实。人通过自由地建立各种关系而寻求赋予存在、个人和社会日常生活以意义。文化关系产生于人类需求，其中首先是赋予共同生活以意义（理想、价值观、态度等）；其次是建立生产、分配和消费生活所需物质产品的方式（经济关系）；第三是对公民社会的方向和治理做出决定（政治关系）[3]。宗教是通过文化而赋予人类群体生活的思想、符号及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4]。
因此，人类关系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是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文化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它们本身并不存在，因此并不构成一种代代相传的社会遗传学。文化同时是个人的和共享的。每一个独特而不可重复的人都通过文化而获得身份。与此同时，文化赋予个人一种与他人共享的社会身份，每一种社会身份也都是独特而不可重复的。
在当今世界中，某些多元文化经验及空间反对促进文化同化的倾向：后者之所以被提倡，是因为它迎合市场动态，而市场是生产和消费关系中的主导结构。多元文化主义将文化多样性视为人类财富，鼓励不同文化的共存并促进对它们的保护。它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相遇复杂而富有成效的经验，也同时反映着一种难免的张力，这种张力存在于每一个人及社会群体的本地根基与全球愿景之间，后者促生的是全球身份和世界公民。
以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à）为媒介的人情相遇
我们所接受的使命，即在基督内修和万物[5]，使我们不能满足于多元文化主义。它将跨文化性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而这一挑战使一种相互丰富的交流在所有那些相遇并分享各自文化的民族及社会群体之间得以展开。世界范围内移民流动的持续增长揭示的是深刻裂痕的存在，但它也为大规模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我们可以从这一现实中觉察到一个重要的时代标志：那就是对我们增进相遇幅度的要求。这一旅程会使我们感到自己是整个人类的成员，真正的世界公民。
本土化（inculturazione）是这个旅程的第一阶段，它要求这种与本土文化的相遇能够培养批判意识。第二阶段是我们所说的“多元文化主义”，它包括与他人及其文化愉悦相处，并能与他们共享幸福和睦的生活。跨文化性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阶段，它需要更深入和更复杂的相遇，意味着与他人及其文化建立关系，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文化价值（通过批判性的审视）并通过文化多样性的贡献而丰富自己。这样，文化相遇便可以化为一种推动力，促进社会正义、兄弟情谊及和平。
如果说我们所称的“多元文化主义”承认存在于整个人类历史及各民族生活地理环境中的众多文化，并倡议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那么跨文化相遇则超越这一层面：它寻求搭建桥梁并促进所有文化之间的顺利交流，通过一个庞大进程，在使自己的身份得到确认和充实的同时，也使他人的身份更为丰富。此外，相遇中总隐含着引起冲突的风险。
跨文化性并不只是那种在回避以批判性观点对待自身文化的需要下进行“文化间相遇”，也不容自满于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仿佛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一个元文化（metaculturale）或超文化（sovraculturale）领域或空间[6]。应该鼓励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以相遇为相互促进的途径。跨文化性使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丰富彼此：所有文化都具有相遇的层面，使实现这一愿望成为可能。
文化相遇是“文化间通过彼此交流而使所有参与者得到更新和丰富”[7]。因此，它是一种与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在相应领域中展开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相遇。通过文化相遇，文化发展获得更大活力，通过孕育内部演变而促进整体层面上的人性进步。
相遇于擘饼
在通谕《众位弟兄》中，教宗方济各借撒玛黎雅人与路上被弃伤者的相遇来说明如何缔造兄弟情谊[8]。撒玛黎雅人没有因为他的文化生活方式的束缚而不去接济需要他帮助的人。相反，相遇的维度使他对人的需要一视同仁。相遇的文化性促使人们对受到侵害的人、民族和文化加以关护，向其张开怀抱，提供治愈伤口、搭建桥梁和促进兄弟情谊的各种途径。
《路加福音》中的另一个场景[9]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相遇是我们人类文化的一个性质，是对一个公正和充满兄弟情谊的世界的追寻。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在经历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失败后，两个门徒大失所望，想回到厄玛乌，重拾他们以前的生活。承载着他们对默西亚的所有希望的师傅已经被处死。十字架丑闻正在将他们引向与相遇相反的方向。当他们正在为自己的失望而烦恼时，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又复活了的耶稣走近了他们，通过开始与他们交谈使他们邀请自己一同进餐，并在期间掰饼时被认出来。他们遂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与留在那里的同伴们相聚。
当所谓“厄玛乌的门徒”跟随纳匝肋人耶稣时，他们仍然被困于自己僵化的文化视线中。由于不具备批判的眼光，他们无法真正与师傅相遇：后者的讯息在此前赋予他们生命以意义的文化范畴中无法被接纳。这些文化范畴将耶稣的解送、受难和圣死解释为拯救以色列使命的彻底失败。其结果是，在百思不得其解中，他们正在走回以往的一贯生活中。
耶稣于是采取主动。起初，祂与失望的门徒们并肩而行，在很长的一段路程中陪伴他们，认真聆听他们的故事。祂努力与门徒间搭建桥梁，从他们对所发生事件的解释中理解其文化范畴。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本土化活动。耶稣创造条件，以扩展门徒的视野及敏感性：通过运用他们自身的语言和文化类别，祂提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理解已发生的事件。在分享自己对这些事件的体验的同时，祂在本土文化范畴中为两个门徒的经历带来了一道新光。
于是，我们称之为“跨文化相遇”在这里发生了。耶稣并不停留于用可理解的语言表达理性话语，而是主动制造了个人的相遇。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恳请他留下来的原因：他们感到这种经历丰富了自己，希望与祂分享自己的家和餐桌。最后，他们越过了耶稣搭建的“桥”，向相遇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他们在祂掰饼的时候认出了祂”。文化相遇在那些人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共融，他们对现实的理解此前受限于尚不具备相遇维度的文化范畴中。
文化交融可以使相遇感染更多的人。门徒们不能安闲地呆在家里，独自围桌而坐。他们必须迈出家门，去接近其他人，分享那道与耶稣的相遇带来的新光。通往厄玛乌的路是双向的：它有来有往，跨越于一座以文化相遇为根基、促进相互充实和改善的桥梁上。
“引领我们的脚步走向和平的道路”（路加福音1:79b）
在充满暴力和战争的漫长历史中，人类文化始终怀抱对和平的渴望。现在，正如教宗方济各所描述的那样，在“碎片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渴望一个超越没有战争的持久性和平。和平的根基是社会公正。
但凡无法改变造成贫困并维持某些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极少数富人与大多数穷人之间的可耻差异的社会经济结构，但凡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理由和如火如荼的意识形态继续存在，暴力就不会结束，强迫移民和人口贩运的潮流就不会减弱。此外，对自然环境的肆虐也不会中断，即使它危及地球上的生命。
天主在历史上的永存是为了通过人的相遇引导人类在和平道路上的脚步，这种相遇乐于接纳多样性，珍视自由，鼓励对话，缔结兄弟情谊[10]。
和平需要沿着复杂的修和之路一起前行，从悲惨的背道而行和破碎的人际关系走向真正情同手足的相遇。和平需要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迈进，为对话创造条件。它意味着对个人及团体进程的陪伴，而这些进程具有本质上的复杂性和不同步性：也就是说，它们以不同的节奏前进，只有陪伴者耐心、无条件的参与才能达成协调。
促成文化相遇需要许多人之间的合作，他们来自不同文化，而且具备不同和互补的特点及能力。合作意味着分担进程中的责任，并因此构成文化相遇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参与不同的文化相遇意味着增进和提高对话能力，这是进程的一个关键层面。对话应该是跨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化内的，正如我们以上试图作出的解释。种种阻力和障碍有目共睹。
文化相遇发生于政治领域，也就是说，人类群体通过此类社会关系确定其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目标及其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11]。近几个月来，媒体无休止地重复着一个谬论，将战争称为“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政治”。并非如此！相反，战争是以暴力和武力取代政治，是政治的中断；它其实是一种对政治的放弃，这种放弃会引领我们误入歧途，走向与和平目标相悖的方向[12]。
不同文化间的相遇会通过各种冲突发生。能够幸免于冲突的文化内及文化间政治进程难以想象。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遇，通往正义与和平的道路是一个复杂的人际修和过程，它的至高点是宽恕。离开宽恕，和平便不具备坚实基础[13]。通向社会正义的修和包括重归与大自然及整个生命发展环境的和谐关系。
真正的和平是在基督内实现万物的修和[14]，是文化相遇的最终宗旨。
- “文化二字的意义，概括言之，不外人类用以玉成并发挥身灵诸多特长的种种，以期靠知识及劳作得以征服大地，并通过风尚及制度的改进，促使社会生活，即家庭及国家生活更为适合人性。最后，文化是历代人类以某事业来表达、传播并保存其伟大精神阅历及志愿者。目的在有益于多人，甚至整个人类。 可见人类文化不得与历史及社会分割，文化一词往往意味着社会学及人种学方面的问题。为此，才有多种文化的说法。由于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事物、从事劳动、利用语言、崇奉宗教、形成风俗、制订法律和建立法律制度，以及研究学识、文艺、 美术，才出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层面的价值；于是人们接受的习尚便形成每一团体的固有遗产。同时，便出现了由历史而来的特殊环境；各民族各时代的人们便被安置在这环境内：并从中取得可以推进人文的价值”（GS 53）。 ↑
- 参阅宗10:1-11:18；15:1-35。 ↑
- 我们肯定文化的关系性并承认它们的平等性，因为文化并无优劣之分，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是提出一种为道德相对主义铺路的文化相对主义。我们不接受那种假设一切都合理的错误原则，它会导致幼稚的容忍。 ↑
- 关于一个有趣的文化要素纲要，可参阅L. T. Stanislaus – M. Ueffing（合编），Interculturalidad. En la vida y en la misión, Estella, Verbo Divino, 2017, 18-22. ↑
- 耶稣会根据其第三十六届大会（2016年）所言，“与修合者基督一起履行使命”（第1号法令， 第21-30款）。 ↑
- 参阅L. T. Stanislaus – M. Ueffing, Interculturalidad, cit., 586. ↑
- 同上，23。 ↑
- 参阅方济各，《众位弟兄》（FT），c.2。参阅路10:25-37。 ↑
- 参阅路24:13-35。 ↑
- 在穿越沙漠走向自由的漫长旅程中，以色列人将“会幕”安置在营外，梅瑟在那里与天主“面对面”地交谈，于是所有希望见到天主的人便都去那里（参阅出33：7-11）。 ↑
- “最好的政治”是教宗方济各在《众位弟兄》中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章节中所使用的表述。 ↑
- 见FT255-263。 ↑
- 见FT236-245。 ↑
- 参阅哥1:20；格后5:18；罗5: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