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德之光》，从“自我”走向“我们”

事关重大

本文建议阅读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6月29日签署的通谕《信德之光》，并藉此探索它与我们所处时代之特征所引起的争议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为了能够理解当代，一些作家认为必须借助于后现代性或液体现代性等范畴。虽然我们对这些范畴的相对性有所认识，它们如今必须与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消费主义社会模式危机的影响较量，但我们仍然认为，本文在此提出的练习有助于更好地将通谕及其解释与当前形势结合在一起。

紧接着确认信德之光来自复活的基督，“永不坠落的晨星”，通谕阐释了一种普遍信念中所认为的“相信与探索互不相容”以及信仰使生命失去创新和冒险精神，并从而阻碍“我们作为自由的人类走向未来”。信德被启蒙主义认定为黑暗阴霾，被视为一种在盲目和主观情感驱使下的孤注一掷，最多只能浪漫地带来一种内心安慰，并在现代时期发展为对理性的远离。然而，与此相悖的结果是，随着强大意识形态的塌陷，后现代人被遗弃于一片黑暗，充满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转瞬即逝的微光即可使他们沾沾自喜。然而，这样的光无法照亮通向更宽广富饶的前景道路，而这些前景是唯一能够滋养未来合理希望的甘露。

正是作为对这一时代之挑战回应，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实际上可以构成一个解读关键，提出了重新发现信德之光的必要。其原因正如教宗尖锐地指出，一旦信德之火熄灭，所有其他的光便随之黯淡。通过这一肯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隐约预感到，通谕所提出的关于信仰的论述并无意立足于一种纯粹宗教或虔诚的性质，而旨在更广泛地涉及人类命运本身。信德之光事实上并非唯一的光，但由于它的存在，其他的光，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理性和对未来的希望，不仅在个人层面上得到滋养，而且正如文告在最后一章所重申的，也在社会和公共层面上得到滋养。这些论点基于一种充分的认识，即：“教会从来没有把信德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但她知道信德是天主的恩赐，应予以滋养和巩固，让它继续指引我们的旅途”（第6条）。

信德与历史、未来和偶像崇拜

在第一章中，通过对亚巴郎和以色列出埃及的转述，信德立即与历史联系起来，这些历史在圣经文本的叙事形式中得到了出色表达。信德在《旧约》中被体现为一种与许诺相联系的召唤，召叫人以个人和集体的方式走出自我，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而这种未来的实现正是通过将自己托付给天主和祂的父爱：万物的本原和砥柱。此外，许诺所包含的对未来的开放性使对它的记忆成为一种矛盾的对未来的记忆，这证明基督信仰与展望未来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因此，信德不是对过去的不得已，而正是因着对许诺的记忆而成为对未来的开放。它因此意味着一个等待的时期。由此，正是出于对这种等待时期的拒绝而产生了偶像崇拜。事实上，在偶像面前，“不会有被召叫放弃安稳生活的危险”（第13条）。这是因为“偶像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借口，为使我们得以成为万物的中心，膜拜自己亲手所造的”。通过这些确认，通谕将尼采把对未来的封闭性归咎于信仰的论点归类为自恋者的“自我”偶像崇拜。此外，这种偶像崇拜还导致后现代人迷失于自身各种通常混乱不堪的欲望中，从而使历史被瓦解为一系列转瞬即逝的时刻，在支离破碎中变得无法理解。其结果是破坏了那种植根于以色列信仰的历史，使其在复杂的文化历史转变历程中成为强大现代意识形态的旗帜，于今遭受理性的否认和拒绝。那么，正因为信仰是对一个超越我们自身的真理的开放，所以能够在今天重新打开我们对未来的关注，并同时重修对历史做为时光流逝的理解。且不谈此范畴因“胜利的现代性”而遭受的较为具体的意识形态后果，或是后现代在其危机之后沉溺于时间的短暂、易逝。

天主的爱在基督内彰显，信德的圆满

信仰、历史和未来之间的紧密联系在纳匝肋的耶稣身上所体现的天主之爱中得以圆满。那么，如果基督的爱的可信性之最大凭证在于祂为人类而舍掉性命，这爱只有在祂复活的光照下才可以被理解；对此，通谕恰当地指出，这并非一个纯粹的灵性现实，完全位于历史之外；然而，如今偏向于这种认识的倾向并不罕见，有时甚至存在于神学界内。对复活的这种诠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曾经历死亡而复活的耶稣肉身，祂已进入永生。为此，基督徒决不否认天主在世界中的行动，而是承认天主具体而强大的爱，这爱在历史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并决定其最终的命运。因此，“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奉降生成人的圣言，以及祂的肉身复活，信奉那位如此靠近我们的天主，以至于进入人类历史”（第18条）并决定其最终命运，因而促使基督徒更热切地体验世上的旅程。这是通过生命中孝爱的恩赐来实现的，基督徒现在通过复活者的眼睛来看待现实，在这种目光中，受造的未来已然呈现于今天。因此，在信仰中，“信徒的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因为他已活在另一位之内”（第21条），在祂的奥体内，信仰中的兄弟姐妹得以共融。由此，偶像崇拜使人沦为自己的囚徒，成为害怕迷失方向的奴隶，并因此而向未来保持封闭；在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内，偶像崇拜被彻底摧毁，人因此而不再为自身担忧，他终于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光照，自由地重新踏上旅程，走向一个正是因复活的耶稣而使其重新寄予期望的未来。

爱与真理

然而，一个立即出现的反驳是：谁能保证这一切无非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我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的投射”（第24条），虽然是一种美丽而高尚的情感，但同时因为受人类感情典型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的摆布而显得虚幻？唯有与真理的联系，通谕回答说。然而，这种对超越自我的真理的追求与两个相互关联的主要障碍发生了冲突。首先，一种常见的联系存在于当前的许多后形而上学思想中，它们将这种真理与自己以狂热和极权形式强加于人的真理相提并论。自从强大的意识形态衰落之后，相对主义被这些思想视为保障公民共存的唯一合理社会选择，这在鲍曼（Bauman）所强调的液体现代版本中尤为突出。如今，顽强不屈的文化及宗教多元主义已成为公民共存的决定性标志。与此相关的还有现代中典型的真理和爱的分离，在这一使后者从中得益的分离中，爱沦为一种纯粹的短暂情感，成为一种越来越快节奏的狂热式消费对象。这解释了为何当今社会对情感赋予高度认可以及在诉诸理性中并不罕见的怀疑，尤其是当这种理性试图超越科学本身的限界时：尽管如此，科学似乎是唯一仍然享有广泛社会信誉的智性活动。

在这一点上，展示基督信仰所支撑的真理与爱之间的联系确实具有决定性，并且以其自身的方式明显地存在于多姿多彩的当代哲学全景中，从早期黑格尔的《神学著作》直到近期瓦蒂莫（Vattimo）的弱势思想。通谕强调，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信仰带来认知是由于信与爱相连，而爱本身带来启迪”（第26条）。这种爱当然会牵动情感，“但这是为了向被爱者开放自己，从而走出自我中心，投向他人，建立持久的关系。爱的目的是与被爱者结合”（第27条）。因此，爱绝不是一个抽象的，而是关于人格的真理。另一方面，仅仅建立在情感上的爱，倘若脱离与这种理解中的真理的联系，“就无法解放我们孤立的自我，也不能救赎我们摆脱短暂的时光”（同上），从而可能丧失其决定性的开放层面。相反，聪慧和开明的爱使心灵的眼睛“从关系的角度观看世界，这样的世界观成为共同的认知，使我们以另一位的目光看世界，这目光中是对一切事物的普遍认知”（同上）。这种走出自我的爱，能够将理性打开到一种不仅是关系性的认知，而且是与他人和在他人中的共情，从向耶稣这个具体的人开放开始，祂被看到和听到，正如《若望福音》中所强调的那样，祂的来到确认了真理和位格之间的区分，不仅具有神学意义，而且具有哲学意义。

正因为信德的这一维度，我们在此可以将其定性为个人性-关系性和基督徒欢聚性-走出自我性，信德意味着与理性对话，正因为它与爱的构成性联系，“信德不是强硬的态度，而是在尊重他人、求同存异中成长。信徒不应专横；相反，真理使信徒谦卑，因为他们知道与其是拥有真理，不如说是真理在拥抱和拥有我们。信德不会使我们执拗，反使我们感到安全，从而敢于踏上旅途。信德使我们成为见证人，与所有的人展开对话”（第34条）。从通谕建议的角度来看，真正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不再是否定任何关于真理的论述，以逃避可能的极权主义和狂热式缺乏容忍的结果：而是要问自己，我们希望以怎样的真理为指引，其基本特征是什么。

这些内容清晰地出现于随后的论述，其中明显地涉及到与科学的对话。教宗强调，正因为信德的人格特征，它与物质世界并不疏远，因为爱总是生存于肉体和灵魂之中。教宗补充说，正因为如此，信德也照亮物质世界，相信其秩序，并晓得这秩序呼召我们开辟一条更加和谐、明了的道路，使科学本身亦可从中受益。这并不是因为信德对科学方法及其合法的认识论自主性进行不切实际的干扰，而是因为信德“促使科学家时常对现实保持开放，探求其中取之不竭的丰富宝藏。信德能够唤醒批判意识，使科学研究不至满足于自身的表述，而是有助于它领会到大自然总是更加伟大”（同上）。

因此，真理，即使在其科学性阐述中，在这里也被赋予了无穷性的特征。帕里森（L. Pareyson）认为，这是诠释学中真理的基本特征之一，安色莫（Anselmo）将天主的存在归因于祂本身的那种永远更伟大（semper maior），两者均构成一种本真批判意识的基本动力。通过这种方式，教宗在此以几乎明确呼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进一步着重指出，“信德使我们因受造的奥迹而称奇，拓宽理性的视野，从而更好地照亮向科学研究紧闭的世界”（同上）。在此，通过将解释学的无穷性、安色莫的永远更伟大和传统的惊奇感与科学真理及其批判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谕似乎在暗示，启蒙文化以及经常与之相关的科学研究的真正敌人根本不是正确理解中的信仰，而是自恋式的自我偶像崇拜，致使科学本身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可能的受害者，正如极权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一个对永远更伟大的天主完全开放的信仰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盟友，它反对意识形态的一切封闭形式，甚至反对宗教性质的封闭性，就连基督徒本身也不能以为自己自然而然地拥有对这种封闭性的免疫力。正是出于这种道理，通谕谦卑地不断与如此理解的真理保持联系。

信仰的这种对话性并不是对时代精神的战术性让步，时代精神是真理的基督徒欢聚性-人格性维度的直接结果并以真理为基础；它不仅关系到科学，也关系到其他宗教的信徒，因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总是在旅途中，必须做好让自己被引导的准备，走出自我，去寻找不断给人带来惊喜的天主。同样，它也关系到所有渴望信仰并为此而动身踏上旅程的人，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便已“在不知不觉中踏上了信仰的旅程”，并努力“以行动表现出天主是存在的”（第37条）。

在一个面向未来的关系网中相遇

第三章的主题是信仰的传承。这一论述从信仰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开始谈起；此外，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总是生活在与他人关系中的人，以至于因此而确定知识本身的关系性：语言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将人定义为一种符号动物，以至于“我们只有在分享更庞大的记忆时才能够认识自己”（第38条），而这种记忆是由我们之前的其他人建立起来的，这要归功于一个先于我们又超越我们的关系网。这个基本的人类学数据解释了为什么不可能单靠自己相信，以及为什么信德，与其在现代归纳版本中所发生的相反，并不是信徒的“我”和神圣的“祢”之间、自主的主体和天主之间的孤立关系。就其本质而言，信德是向“我们”开放并因此总是在教会的共融中产生的，如同对话式信经所表明的那样。因此，“凡是接受信仰的人都会发现拘泥于自我的空间被拓宽，他们的生命随着新关系的萌生而更加丰富”（第39条）。

因此，信仰的传达并不是传递一种思想或教义。相反，它是与真天主相遇的动力，“是一道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新光，涉及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使我们开启与天主和他人在共融中的活跃关系”（第40条）。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涵盖整个人，包括肉身和精神、内在性和关系的传达，正如基督信仰中基本圣事结构所证明的那样。这种信仰的基本圣事结构在圣体圣事中达到巅峰。正是在圣体圣事中，我们发现了上文所回顾的对未来的记忆，因为作为对基督复活奥迹的纪念，它在展示向未来开放和预示最终圆满的能力，同时赋予一种奇特的活力，使我们的肉身和灵魂偕同万物迈向天主内的圆满。

这说明，在信仰的表明中，整个生命进入与真天主完全共融的旅程。天主在圣三的共融中拥有转化的力量，能够拥抱人类历史，引导人进入共融。从这个角度看，十诫不再是“一套消极的戒律，而是一些具体的指示，引领人们走出自我参照的旷野和封闭的自我，与天主对话”（第46条）。在这种深刻的关系视角下，信仰的合一不再是对一个坚如磐石的真理进行外表的硬性规定，而是一个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多元现实，致力于一个唯独由爱而生的关系才能带来的共同愿景。

信德，社会的希望之源

那么，正因为与历史相连，信德也是天主正为世人预备的城，涉及到正义、法律、和平等福祉。通谕的最后一章重申，事实上，信德并不会使我们脱离世界，也不会漠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关注的事，而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信德之光不仅照亮教会，也不仅是为了建造来世的永恒之城；它帮助我们建设我们的社会，使其迈向充满希望的未来。这首先涉及到家庭，并从家庭开始而延伸到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今的社会关系正遭受着兄弟情谊的危机，在现代过程中，兄弟情谊试图在没有共同的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然而，回到共同的父是必要的，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是，如果看不到天主在死而复活的耶稣身上所体现的天父之爱，“就无法辨别是什么使人的生命如此珍贵和独一无二。世人丧失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大自然中随波逐流，放弃他应有的道德责任，或是自认为是绝对的裁判，具有操控周遭世界的无限权力”（第54条）。在此，通谕谴责了人在对人性的错误认识以及对自身的妄自尊大和不自量力；这种态度清晰地体现于不少现代和后现代思想表述中，倘若因陷入自我参照和自恋而成为自我偶像崇拜的受害者，现今的生物技术有可能危险地加剧这种状况。

此外，信仰所开启的关系概念引导我们将大自然视为托付给我们的居所，促使我们探索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不是将受造物视为可以肆意掠夺的纯粹物质资源，而是将其当作我们所有人领受的恩赐。至于政治权力，恰恰是因为它植根于永远更伟大的天主，也因此而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本身的功能以及对自身权力的维护，而是要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教宗因此重申，“当信仰式微时，生命的基础也可能被削弱”（第55条）。而且，在引用了艾略特（T. S. Eliot）的话后，他继续补充说，“假若从我们的城中除去对天主的信仰，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被削弱，我们只会因恐惧而团结起来，而我们的稳定生活也会受到危害”（同上）。然而，为了避免误解，让我们立即重申：在这里，天主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可以被任何人利用于政治操纵的对象，包括宗教人士在内；相反，这是一个关于那一位的问题，正如最好的基督教传统在与新柏拉图传统的批判性对话中所肯定的那样，“如果你明白，那么祂就不是天主了”（si comprehendis non est Deus，圣奥斯定）；其本质对我们来说是根本不可知的，以至于我们对祂的不存在比对祂的存在了解得更多（圣多玛斯），亦是出于这一原因，祂成为敬仰中惊喜的源泉而不是肯定的拥有。正是因为这种根本的不可得性，祂才能够成为可靠的保证，使政治能够做到反偶像崇拜，尊重每个按照祂的肖像和模样创造的男人和女人的超性和不可操纵的尊严。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我们可以世俗地理解上文提到的拉辛格的著名表述的背景，这一表述推翻了格劳秀斯（Grotius）的名言，确认我们在社会中的生活也必须表现出天主是存在的。只有以这种方式理解的天主才能成为有效的智慧宝库和对人类权力意志的管束。

通谕最后指出，信德既不能消除也不能从智力上解决个人和社会的痛苦之谜，但是将其照亮的“一盏明灯，在黑夜中指引我们的脚步，这为我们的旅程已经足够了”，它“以陪伴的形式”（第57条）提供回应，孕育一个善和圣洁的历史，正如许多圣人所证明的那样，其中包括在这里被明确回顾的亚西西的方济各和加尔各答的德肋撒。他们提醒我们，“信仰为公共利益的服务，常是为希望的服务。这希望使我们展望未来，领悟到只有天主，只有来自复活耶稣的未来，才能为我们的社会带来稳固和持久的基础”（同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偕同信德和爱德，望德激励我们迈向稳妥的未来。这未来有别于世间的偶像所带来的虚幻诱惑，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新的方向和力量”（同上）。

吸引信徒及非信徒兴趣的鼓励

通过以光照的概念来讨论信德，《信德之光》似乎也在暗指启蒙运动，以借此而进入我们所处的这个转型时代的困境，某些人将其解释为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信仰绝没有在这里被以反现代的形式展现；相反地，信仰似乎预测到了现代性的苦难，基督宗教本身即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追本溯源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犹太根源，这后来在纳匝肋人耶稣的肉身复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记忆不断向未来开放，因为在复活者身上，受造的未来已呈现于当下。因此，文本中对末世（eschaton）之事的极大关注，连同许多当代神学所提供的说明，对最初的尼采式反驳作出了一个真切的答案，因为这涉及基督信仰的结构，同时也为教宗方济各近几个月来经常对年轻人重复的不要让自己的希望被盗取的呼吁提供了相应的基础。

通过在爱与真理之间所确立的密切联系这一贯穿整部通谕的支柱，在我们看来，《信德之光》几乎意于伴随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涉水而过，从而对极权和缺乏容忍的随波逐流的理性作出回应。然而，它并未因此而陷入一种思想泥潭：迷失于转瞬即逝的瞬间，因拘泥于以虚无主义形式解构一切而使人无以自解，丧失一切对未来的稳妥希望。由此，在把握和谴责现代理性的病症的同时，某些后现代思想有可能将病人引向死亡，而造成这种死亡的原因则是一个完全的诊断错误。对此，通谕清晰地突显了一点：疾病实际上并不是由理性本身，而是由它对偶像崇拜和自恋的自我奴役造成的。从这个角度看，《信德之光》可以成为吸引所有信徒及非信徒的鼓励，激发他们反思是否同意这个有趣的判断。

同样出于爱与真理之间的联系，真理所具有的明确和不可避免的维度不仅包括人格性，而且还有明确的关系性，而且这些关系具有深刻的共情性，扎根于我们的圣三，贯通于我们圣职人员中，且具有哲学维度，正如当初史坦茵（E. Stein）所提醒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奇怪地肯定，事实上极大地滋养了目前的自恋式自我偶像崇拜危机的消费主义社会模式或许可能成为一个天赐的机遇，将与他人休戚与共、同理共情的关系重新放到社会生活的中心，特别是对于贫穷和被排斥的人。当然，这假定了一个走出“自我”、迈向“我们”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信徒们既不应该感到孤独，也不应该被那些不分享同一信仰的人视为孤独者：这是为了社会利益本身。对所有人不分彼此地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谦卑”，其拉丁语词源（humilis，来自humus）召唤一种深深扎根于大地的思想，正如教宗一再提醒我们，这对基督信仰来说绝非不相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