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上午8时30分，教宗方济各及其随行人员和特派记者乘坐的Ita航班起飞前往马耳他，并于上午10时降落于卢卡国际机场。方济各是第三位访问马耳他的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曾于1990年和2001年两次访问该国，本笃十六世也于2010年对其进行了牧灵访问。
马耳他是地中海中南部的一个群岛，位于西西里岛和突尼斯海岸之间，由马耳他岛、戈佐岛（Ghawdex）、科米诺岛（Kemmuna）和其他较小的岛屿组成。其总面积为316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达48万。它是欧盟最南端国家[1]，虽然面积不大，却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因其在地中海中心的高度战略位置。自1800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马耳他于1964年9月21日在英联邦内取得独立，并于1974年12月13日成为议会制共和国。自独立以来，两个轮流执政的主要政党是工党（Mpl）和国民党（Pn）。在今年3月26日举行的议会换届选举中，工党连续第三次获胜。
历史事件交织及各族人民相遇
共和国总统乔治·威廉·维拉（George William Vella）及夫人在飞机前舱舷梯旁迎接了教宗方济各。两个身着传统服装的儿童向教宗献了鲜花。接下来，教宗前往马耳他总统官邸，位于首都瓦莱塔（Valletta）中心的团长（Gran Maestro）宫：它建于1571年, 曾是圣若翰骑士团历任团长驻地。事实上，查理五世大帝于1530年将马耳他群岛封予在苏莱曼（Solimano）围攻下被迫离开罗得岛（Rodi）的骑士团（马耳他主权军事骑士团）[2]；后来，他们在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占领期间放弃了这些岛屿。
总统夫妇在团长宫的内庭迎候教宗，并从这里陪同他前往二楼的侍从室，在那里交换了礼物。随后，他们进入了附近的大使厅。私下会晤结束时，教宗与总理罗伯特·阿贝拉（Robert Abela）及其家人进行了数分钟的会晤。然后，总统、教宗及总理一同前往大议会厅，与包括当局和外交使团在内的约150人进行会面。
在这里，总统发表了讲话并谈到需要“集体思考并采用新的、更高的全球团结标准”。无论是大流行病还是战争，都应该使人们“反思我们想给后代留下怎样的遗产”。总统将我们的地球定义为“生病、愤怒和疲惫的”。在谈到“非正常移民”的问题时，他声称，马耳他希望“积极寻求一个人道、公正和公平的解决方案”。关于武装冲突，他表示，“建设和平依然是马耳他一如既往的使命”，并指出：“武器的扩散及销售”是“所有冲突的名称”。
随后，教宗开始发言。他首先回顾了马耳他居民对圣保禄的接纳：那是公元60年冬天，身为囚犯的宗徒在前往罗马的途中遭遇了船难。随后，他将该群岛描述为“地中海的心脏”。这显然不仅是由于其地理位置，也是因为“历史事件的交织及各族人民的相遇”，它们“使这些岛屿在几千年以来成为活力和文化、精神和美的中心，一个能够吸收和调节多方影响的十字路口”。打动教宗的恰恰是该国作为“交汇的十字路口”这一事实。教宗以岛上刮着来自四个主要方向的风为思路展开他的讲话，并由此描绘了一幅大型壁画，展示了马耳他内部的紧张局势和与其相关的更多全球性问题。
北风让人想起欧洲，尤其是“为了让一个团结一致维护和平的大家庭生活在一起而建立的欧盟家园”。如果不在这个家园内“加强共同生活的基础”，就无法实现这种团结与和平，而这一基础建立于法律和法制之上。“诚实、公正、责任感和透明度”，方济各表示，“是一个文明先进社会的基本支柱”。因此，马耳他社会充分理解教宗发出的呼吁，即“消除非法和腐败”，这都是困扰该岛国的问题。此外，我们应该意识到，马耳他现任总理在2020年1月被任命之时，是为了接替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后者被指控干涉对知名调查记者达芙妮·卡鲁阿纳·加利齐亚（Daphne Caruana Galizia）谋杀案的调查。
西风让人想起“西方的生活方式及思想”，并因而唤起了“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然而，方济各并未忽略需加以警惕的风险，“因为对进步的渴求不应导致舍本逐末”，也就是“以虚假的繁荣为名义，受制于利润、消费主义激发的需求、专权独断”，以及“人为的同化”和“意识形态殖民化”。
南风让人想到“许多寻求希望的弟兄姊妹”以及为我们的时代打下烙印的“复杂移民问题”。 它（南风）“背负着过去的不公正、大量剥削、气候变化以及不幸冲突所造成的后果以及需要承担的代价”。其中，教宗提到了目前正在乌克兰发生的冲突。这一现状要求“欧洲的共同责任”以及“广泛和共同的应对”，而不是将一切交付于少数国家来承担。尤其不可接受的是，一些文明国家 “出于自身利益而与奴役他人的罪犯达成黑暗协议”，实施制裁措施。
东风让人想到东欧，从那里，“战争的阴霾不期而至”。方济各指出，“一些权势再一次可悲地执迷于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利益中，重新挑起并煽动冲突”。他以这一信息谴责了那些以不同方式助长了战争逻辑取胜的权势。方济各认为，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悲剧既是一个经过“多年酝酿”的结果，也是由于错误和好战的选择及战略而造成。“是的，这场战争经历了大规模的投资和武器贸易的长期准备”，教宗指出。
除乌克兰之外，教宗还看到了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他总结道。因此，“让我们再次回到以裁军为主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上，着眼于子孙后代！让继续用于军备的巨额资金转用于发展、健康和营养”。
讲话结束后，教宗从阳台上向广场上的人群致意，然后起身前往圣座使馆[3]。他下榻的这一建筑物由建筑师约瑟夫·M·斯皮特里（Joseph M. Spiteri）设计，位于与古都麦地那（Medina）接壤的拉巴特（Rabat）。
下午3时30分，教宗前往瓦莱塔大港口，由那里乘坐双体船到达戈佐岛（Gozo）的姆加尔港（Mgarr）。从船上为他专门准备的座椅上，教宗可以观赏到岛屿景观；而在港口上，伴随着礼炮鸣放和泊港船只的鸣笛欢庆，许多民众向他表示欢迎。根据某些学者，戈佐岛即是传说中的奥吉亚岛（Ogigia）：荷马在《奥德赛》中叙述道，尤利西斯在其漫长的航行中，因被女巫卡吕普索（Calipso）囚禁而在那里滞留达七年之久。作为马耳他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它与马耳他隔海相望，相距仅5公里之遥。
到达港口以后，教宗继续前往马耳他朝圣地塔皮努（Ta’ Pinu）。这一哥特式拉丁十字架布局圣殿是马耳他全国最著名的朝圣地。在十六世纪时，这里就已经有一座小圣堂，曾有段时间不对外开放，但由于传说中的一个惊人事件，它重新受到重视：1883年6月22日，一个名叫卡梅拉·格里马的农妇在路过这里时听到一个声音，叫她诵念“三遍《圣母经》，分别献给我的身体在坟墓里停留的每一天”。当她向一位朋友方济各·波特利倾诉时，后者向她透露：他自己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这个消息很快便不胫而走，塔皮努于是成为朝圣地。
大广场上聚集着约3000名信众。这是教宗方济各与岛国天主教团体的第一次会面。马耳他天主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团体：天主教徒约占居民总数的85%，教友人数达408,000人[4]。在圣殿的小圣堂里，教宗在圣母画像前献上了一朵金玫瑰。在问候并祝福圣堂内的病人后，他赶往教堂墓地。在这里，问候及见证之后，教宗发表了讲道，他从圣堂卑微的起源谈起：“在这个地方，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辉煌建筑之前，本来只有一个废弃的小圣堂。它本来是要被拆毁的：这似乎是唯一的结局。然而，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事情的发展，天主仿佛想昭示当地民众说：‘你不再称为「被遗弃的，」你的地域也不再称为「荒凉的；」因为你要称为「我可爱的，」你的地域要称为「已婚的，」’（依62：4）。如今，那座小圣堂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朝圣地，朝圣者的向往之地，新生命的源泉”。
在这个教堂里，教宗重申，我们必须回到教会的泉源，但也不能“忽略历史”，仿佛天主不曾在教会生活中说过话或成就大事。要以考虑“建设伟大的未来”为重，而不只是留恋于以前的历史。
方济各谈到了信仰危机，特别是关于后大流行病时期实践信仰的冷漠，以及许多青年对天主临在的不以为然。他表示，这些“不应是予以‘缓和’的问题，认为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情愫仍然存在。有时候的确可能这样，宗教的根基虽然存在，但信德会在这样的表象之后衰退。实际上，华美的宗教服饰并不能代表活跃的信德：信德的生命在于富有活力的福传”——这才是教会真正的“喜乐”。因此，他要求采取“新途径，甚至是冒险的途径，进行深入生活的福传和宣讲”。其中的一条途径是共议之路。当然，检验教会是否有效地被福音精神所渗透的“石蕊试纸”是接纳他人的能力：“接纳他人，善识人情，点燃温柔的火焰，去温暖那些在冰冷的生活中受苦的人”。
方济各随后回到姆加尔港，并经西尔克瓦港前往圣座使馆下榻。
“待人要有人情味”
第二天的行程于清晨7点20分左右开始，教宗在大使馆私下会晤了耶稣会成员。上午8点20分，方济各前往拉巴特市的圣保禄岩洞。这个城市虽然很小，却拥有丰富的历史。相传，这是保禄在公元60年遭遇海难后停留了三个月之久并将基督信仰带入的地方。如今，为了进入圣保禄岩洞，需从纪念他的大殿拾阶而下。这个古老的圣地仍然保留着岩石墙壁，与其它巴洛克建筑元素相映成辉。
教宗在圣保禄大殿侧门接受迎接，然后进入位于其下方的岩洞。他先在那里默祷了片刻，然后点燃了一盏祈愿灯，并随后在留言簿上签名留言。接着，教宗前往教堂，向14位迎候他的宗教领袖表示问候。然后，他进入圣保禄大殿，那里聚集着一些接受明爱会（Caritas）帮助的病患者。
从这里出发，教宗前往弗洛里亚纳镇（Floriana）的格拉奈广场（Piazzale dei Granai）。该镇就在瓦莱塔的城墙外，其名称来自由意大利工程师伯多禄·保禄·弗洛里亚尼（Pietro Paolo Floriani）于1636年建成的第二道首都城墙——弗洛里亚纳城墙（Floriana Lines）。格拉奈广场是马耳他最大的开放空间之一，用于举办音乐会、群众活动和公共活动。
在信众间巡回问候之后，教宗开始准备与马耳他主教团的主教们一同主持弥撒圣祭[5]。参礼者大约有两万人，其中包括信友以及其他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信仰的代表。随后，方济各开始讲道，当日的福音中关于罪妇遇到耶稣（参阅若8：1-11）的记述。在人们眼中，经师和法利赛人“似乎是认识天主的专家，然而，不承认耶稣的正是他们：实际上，他们将耶稣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像是对待物件似的，他们将一个人摆到耶稣面前”，那个人是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他们的用意是让她被石头砸死，而这样做正是打着“虔诚宗教人士”的旗号而行事。
方济各谴责了虚伪的蛀虫和指责的恶习。他随后发出了一个响亮且具有广泛意义的信息，可以被理解为它针对的是那些对宗教信仰存在误解以及利用宗教达到其他目的的人，包括那些在政治上合法化的人：“误解耶稣的危险总会存在，那些口是心非的人会嘴上念着他的名字，实际上却否认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还会高举着带有十字架的旗帜”。
最后，当那个妇人“已准备好接受严厉的指责及惩罚时，却惊讶地发现天主宣告她无罪，并向她展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未来”。通过“体验祂的宽恕”，可以真正结识天主。
弥撒结束时，教宗诵读了三钟经。在离开广场之前，他告别了修会高级会长协会（Conferenza dei Superiori maggiori dei religiosi），然后前往教廷使馆。
下午4点15分左右，教宗前往“若望二十三世和平工作坊”移民中心。该中心位于名为哈尔法尔（Hal Far）的马耳他移民中心内，由方济各会士狄奥尼索斯·明托夫（Dionysus Mintoff）创立于1971年，现由一个志愿者组织管理，其中包括这位创始人会士的得力助手利文斯通（Livingstone），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学生。该中心可接纳大约50名移民，他们大多经利比亚抵达当地，来自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中心为移民提供人权和司法领域的教育工作机会以及医疗援助。
教宗受到了移民牧灵关怀中心及移民中心负责人的欢迎，并一起前往聚集着大约200名移民的露天剧场。在前往途中，教宗简短地参观了一个住宿地，并问候了那里的居民。在两个见证之后，方济各发表了讲话。教宗表示，“与各位移民的这次会面极好地展示了我此次马耳他之行口号的意义。那就是《宗徒大事录》中的这句话：‘他们待我们非常友善’（28:2）。这里指的是马耳他人接纳使徒保禄及所有在岛屿附近与他一起遇难的人的方式。他们‘以罕有的人情味’接待了这些人”。
然而，保禄的遇难使得方济各有机会谈到另一个海难，那就是“文明的沉没，它不仅威胁着难民，也危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何才能自救，幸免一场可能颠覆我们的文明之舟的灭顶之灾？我们需要以人情待人”，也就是说，不把人视为数字，而是鲜活的人，“即不同的面孔、经历、实实在在的男女和弟兄姊妹”，而不只是“电视”中呈现出来的图像。
方济各将马耳他视为一个全球观察点，并由此拓展视线，描绘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大洲的移民悲剧：“你们的经历让人想起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在近日中由于不义且野蛮的战争而被迫逃离乌克兰；还有许多其他的男男女女，为了寻找安全之地而被迫离开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家园故土，我想到罗兴亚人……此时此刻，他们所有人都在我的牵挂和祈祷中”。
教宗重拾一个见证，提醒我们说，“那些被迫离开祖国的人心怀梦想：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梦想”，一个“尊严”的梦想。与这个梦想相冲突的是“严峻的现实：它往往是危险的，有时既恐怖又无情”。方济各明确指出，“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发生这种情况，“很不幸，有时是出于有关当局的共谋。事实就是如此”，他重复道，“我想这么说：不幸的是，有时是有关当局的共谋所造成”。因此，方济各谴责所有形式的高层腐败和勾结，也谴责那些曲意迁就、既不尊重人性也不尊重人的尊严的解决方案。面对移民和难民的挑战，我们应以“有人情的方式”回应，点燃“友爱之火，让人们可以围着它取暖，重振精神，点燃希望”。
然后，连同一个移民家庭，教宗在圣母像前点燃了一些蜡烛。从这里，他直接赶赴马耳他国际机场，并在那里接受欢送仪式。马耳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于下午6点15分起飞，于7点40分降落于菲乌米奇诺机场。方济各的第36次国际使徒之旅于此结束。
从马耳他观看全世界
方济各此次访问最深刻的信息正是对人性的呼唤：一个由丰富多彩的差异和历史交织而成的人性。作为“交织的十字路口 ”和“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是欧洲享有优越性的外围制高点，这不仅因为它曾是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土地，也是由于它位居欧洲、非洲和中东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
接纳的概念植根于该岛的基督信仰，塔尔索城（Tarso）的保禄便是其杰出人物。然而，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是既要接纳逃离历史悲剧的人，又要接纳当下历史中的紧张局势。方济各所描绘的历史标记既有进步，也有战争；既有民主，也有腐败；既有欧洲的渴望，也有移民。当今的风险一方面表现为“虚伪的蛀虫”，另一方面表现为“文明的沉沦”：教宗在其讲话中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一点。信德将有助于展望将要共筑的未来。
教会之所以能够在与历史交织的地方很好地成熟起来，是因为她有机会投入实践并在宣讲福音的同时作为“人性的专家”不断成长，正如圣保禄六世所定义的那样（参阅《民族发展》，第13条）。教宗以其作为精神领袖的至高道德权威指出，他希望为人们指出一条走出流沙的道路。他从马耳他这个小小的“边缘地带”向世界讲话，而这个地区本身又同时兼容巨大的历史多样性及矛盾。方济各最终的呼吁是：在我们这个被管理不善的移民现象、大流行病和战争所分裂和考验的可悲世界中，一种高尚而真诚的人性应该得到发挥，也就是那种马耳他人在圣保禄作为遇难者到达这些岛屿时向他展示的“宝贵至极的人性”：宝贵至极，即不常见、特别、超乎寻常。其实，这也正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 马耳他于2004年通过全民投票加入欧盟，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欧元集团成员，并在2017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国。 ↑
- 耶路撒冷、罗得岛及马耳他圣若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通常被称为马耳他主权军事骑士团（Smom），亦称马耳他骑士团，成立于1048年。当时，来自古代阿马尔菲（Amalfi）海上共和国的商人获埃及哈里发许可，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教堂、一座修道院和一家医院，以照顾来自所有宗教信仰和种族的朝圣者。骑士团在其创始人真福杰拉德（Gerardo）神父的指导下成为独立组织。教宗巴斯卦二世（Pasquale II）于1113年2月15日颁布谕旨，将圣若翰医院置于教会保护之下，并向其授予自由推选长上的权利。由此，该医院成为一个平信徒宗教团体。后来，骑士团采用了白色八角形十字架标志并一直沿用至今。到了16世纪，团长菲利普·德·维利尔斯·德·亚当岛修士接管了查理五世在教宗克莱孟七世的准许下封与骑士团的马耳他岛。1565年，由团长让·德·拉·瓦莱特修士（Fra’ Jean de la Vallette）带领的骑士团保卫了这片领土免受奥斯曼人的围攻。骑士团通过大型城市建设项目改造了马耳他，其中包括一家大型医院；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骑士团的舰队参与了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防御行动。如今，13,500名骑士及女爵士依然忠于骑士团鼓舞人心的思想原则，这些原则被凝聚于他们的座右铭中：Tuitio Fidei et Obsequium Pauperum，即滋养、捍卫和见证信仰，服务于穷人、病人和最脆弱者。通过人道主义和社会援助项目，他们在全世界的120个国家履行着这一承诺。 ↑
- 1965年12月15日，独立后的马耳他共和国与圣座建立了外交关系。 ↑
- 教会的存在扎根于社会结构中，并通过众多机构得以体现。首先以学校为例：马耳他现有天主教学校愈70所。此外还有许多帮助老年人，及在肢体和精神上有残疾者。马耳他天主教团体在福传层面同样非常活跃，如今，积极参与事工的不仅有司铎、修士和修女，还有平信徒及家庭。 ↑
- 马耳他主教团是由来自马耳他群岛的两个教区的主教所组成，这两个教区是马耳他大教区和戈佐教区。现任主席是马耳他大主教查尔斯·裘德·希克卢纳（Charles Jude Scicluna）蒙席，副主席是戈佐岛主教安东·托依马（Anton Teuma）蒙席。总秘书是吉米·邦尼奇（Jimmy Bonnici）神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