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适当的协商和评估后，同意将2018年9月22日签署、2020年10月22日首次续签的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有效期再延长两年。梵蒂冈方面愿意继续与中方进行相互尊重和有建设性的对话，为使上述协议得到富有成效的执行，并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促进天主教会的使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1]。这是圣座新闻办公室于2022年10月22日宣布延长该协议时的公告。
根据中方新华社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10月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说，10月22日，中国同梵蒂冈经友好协商，决定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延期两年。汪进而表示，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推动临时性协议得到良好执行，持续推进改善关系进程”[2]。
漫长的进程
2018年，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对此，本刊进行了广泛报道，介绍了从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努力开始直到签署协议的漫长进程，并说明了其牧灵意义[3]。在方济各担任教宗期间，圣座和中国之间的接触日益增多，沟通渠道也显得更加稳定和卓有成效。不过，机构间的对话自1986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也就是说，已愈30多年；因此，若想当然地以为这些进展只是近几年的成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假如必须与近期关联，那也不过是双方谨小慎微的进程中一段重要的构成阶段。
如果说一个致力于团结的文化和机构的对话是重要的，显而易见，我们所拟定的协议并不涉及政治，而是关乎中国主教选拔和任命的程序。这些程序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的生活，因为在那个国家，由于过往的历史原因导致教会内部出现了痛苦的分裂。
该协议被定性为“临时的”，这是因为我们仍处于一个试验期，验证结果有效性之阶段，以确定需要改进之处。恰在双方代表团认真跟进和评估该协议的执行情况期间，新冠大流行为彼此的会晤造成了可以理解的障碍。基于以上原因，该协议继2020年首次续签后，如今被再次延长两年。
在协议被确认延长之际，国务卿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接受了梵蒂冈媒体托尔涅利（Andrea Tornielli）的采访，与此同时，圣座福传部副部长塔格莱（Luis Antonio Tagle）枢机也接受了信仰通讯社瓦伦特（Gianni Valente）的采访[4]。这些访谈内容重点强调了第二次续签的意义以及促使双方坚定不移地沿着既有路线前行的理由。为能更好地明白所取得的进展，在此，我们总结一下相关内容。
利害关系
实际上，在这份协议中，关键性的因素都是一些涉及教会内在本质及其救恩使命之事项。事实上，它旨在确保中国教会的主教们能在与教宗完全共融的前提下履行其主教职责。一切的原因都是为了维护宗徒传承在中国天主教会的有效性和中国天主教会本身的圣事性质。
最根本的就是保证所施行圣事的有效性，为了数百万的中国信友能够在完全与大公教会的共融中实践其信仰生活，不至于因此被怀疑为对国家不忠的公民。纵观历史，基督教信仰一直经历着本地化过程，亦即，对文化及政治形势的适应。在中国的孤注一掷也可以证明：对教会的归属并不妨碍成为一个好的中国公民。
地方教会团体的内在分歧实则是普世教会内部的一个裂痕。显然，圣座的愿望之一始终都是促进修和，乐于看到教会内部因所经历的磨难而造成的创伤和对立得到治愈。然而，也该充分认识到伤口的愈合需要时间。
政权当局对主教人选的干预在历史上曾多次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5]。为了任命有能力和优秀的牧者，圣座经常与政府当局达成一致。例如，我们不应忘记，拉丁礼的北京教区由亚历山大八世于1690年建立，当时是从澳门教区分离出来的。从历史沿革来看，澳门教区起初附属于印度果阿宗主教区，属葡萄牙皇室保教权辖下。
圣座的良苦用心是，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挑选优秀的中国籍天主教主教，为的是他们有资格而且理当为自己的人民服务。国务卿也保证，与中国的协议所预见的程序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仅考虑到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性以及教会在中国日后的发展，而且兼顾教会团体的需求和国家当局提出的要求。
必须认识到，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深深打上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烙印。鉴于中国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一历史创伤让双方深陷困扰、焦虑和恐惧，必须花时间去建立圣座与中国之间的互信关系。倾听政府立场的结果就是考虑对话者的背景、关注点和心态。这也代表了开发新语言的挑战，以便更易于道出对方的心声。
例如，主教不能被视作“官员”；他们也不是“教宗的官差”或“梵蒂冈的官差”，因为他们是宗徒的继承人；他们也不能被视作世俗政治机构的“宗教官员”。无论如何，就圣座而言，寻求简单、直接的议题面对中方对话者具体而务实的行事风格，这是明智之举，而不应奢望他们能深入领会由圣神赋予生命的教会奥迹。
主要成果
帕罗林枢机指出了该协议的三个主要成果。第一个成果是，自2018年9月以来，中国天主教会的所有主教都与教宗有了圆满的共融，不再有非法祝圣的主教。事实上，在任何一位中国司铎举行的弥撒中，都会在感恩经部分明确提及教宗。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个成果是，本着协议精神有了最初六位主教的祝圣典礼，而且，遵照既定的程序由教宗最后决断。
第三个成果是，在这段时间，之前的六位“地下”主教也获得了登记，也就是说，他们的处境转为正常化，被公开承认了主教身份。
这四年间已经进行了首批六位主教的祝圣，同时，其他程序也正在进行中。仍有许多教区主教出缺，另有些教区的主教年事很高；还有一些教区，教会内部的张力持续存在；在其他教区，尽管有协议的存在，但仍未能与地方当局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没有人隐瞒触及教会团体具体生活的困难。然而，有一些基础是可以改善圣座和中央当局，主教及其所属团体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合作。
该协议不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漫长进程的决定性开端，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煎熬。圣座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教会的事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于不合时宜的压力和干预而造成的痛苦和困难。圣座也充分认识中国天主教徒对这一协议的不同反应。这些都是进程的组成部分。不过，塔格莱枢机指出，“总得‘亲手/亲身’感知事物原本的模样”。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许多中国天主教信友已经领会了圣座的良苦用心，并因着与教宗和普世教会的完全共融而心怀感激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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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下正在履行的协议之愿景，早在2016年5月22日的三钟经讲话，教宗方济各便给出了精辟的答案：“祈愿中国的天主教信友，能与秉承其他崇高宗教传统的人士携手一道，成为爱德与和解的具体标记。借此方式，他们将促进真正的相遇文化及整个社会的和谐，也即，一贯为中华精神所崇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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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it/bollettino/pubblico/
2022/10/22/0788/01620.html ↑ -
https://english.news.cn/20221024/f010eb4e41bd4137bb97f8701198fff6/c.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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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0月6日本社出版的第4039期刊载有三篇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文章并附官方文件。另外，《公教文明》还收录、出版了三册与中国教会相关的大量文章：A. Spadaro (ed.), Nell’anima della Cina. Saggezza, storia, fede, Milano, Àncora, 2017; Id., La Chiesa in Cina. Un futuro da scrivere, ivi, 2019; Id., Anticipare il futuro della Cina. Ritratto di mons. Aloysius Jin Luxian S.I., ivi, 2020。其中，前两部专集在本刊总部正式推出。相关发言稿—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和孔特（Giuseppe Conte），二人当时分别出任了意大利总理职务；普罗迪（Romano Prodi）教授；索萨（Arturo Sosa）神父；隆巴尔迪（Federico Lombardi）神父和习安东（Antonio Spadaro）神父—可查阅laciviltacattolica.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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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分别可在网上查询：https://bit.ly/3W0t63C 及 https://bit.ly/3SxKLw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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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M.-E. Herghelegiu, Reservatio Papalis.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 Legal Prescription According to the 1983 Code of Canon Law, Münster, Lit Verlag, 2008, 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