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宗方济各推行的传教改革计划中,神修占有特殊的地位。的确,在他颁布《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这道有关他领导普世教会的纲领中,他曾提醒我们留意在当代所肩负的迫切任务,此亦即全体天主子民应该准备“与圣神”一起展开新福传的工作[1]。
教宗方济各的依纳爵根源:“我们进行的方式”
本文欲追寻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即当今教宗方济各)从最初一位单纯的耶稣会士、随之担任省会长、之后受任命为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总主教、最后获选为罗马教宗这些年来从事改革工作的精神根源。毫无疑问,这些改革工作都基于圣依纳爵的《神操》。2006年,当时的贝尔戈里奥枢机带领西班牙主教们退省。他的默想讲道后来汇集成书,以《只有在祂内有希望》(In Lui solo la speranza)为名出版。我们从这本书的内容来探讨他如何活出依纳爵的神修。书中贝尔戈里奥写说:“上主派遣我们去进行精神战斗。祂坚持这项战斗直到死亡,我们同样被派遣在这决定性的战役上找到自己的岗位,心知肚明这是一场天主的战争。这场战争就是对抗依纳爵所说的‘我们人性的死敌’魔鬼。所以是‘我们人性的朋友’主耶稣的战争,祂要为了天主而赢取我们,将天父创造的一切美善重归于祂,以献给天父,彰显祂的光荣”[2]。
上面这段话扼要指出教宗方济各得自依纳爵的遗产,这个遗产与《神操》最具特征的默观之一,即两面旗帜(参见神操137-147)一致。在本文中我们设法指出耶稣会士贝尔戈里奥如何在他研读神学之初就吸收并活出圣依纳爵的精神遗产,同时发现他在学习活出依纳爵神恩的整个过程中如何受到雨果·拉内(Hugo Rahner),米圭尔·安赫尔·菲奥里多(Miguel Angel Fiorito),加斯东·费萨尔(Gaston Fessard)这三位大师的影响。
圣依纳爵在现代文明和文化奠基之际就计划出一条光明的路途,以便重振天主教会在艰困时日的使命。这个显示他皈依心路历程的计划包括:儿童培育,科学和大学文化,向东印度和西印度传播福音,服务穷人的社会工作,面对宗教改革带来的文化与宗教复杂现象为天主教的合一奋斗[3]。在那历史性时刻,依纳爵感受并认为天主圣意的一切都概含在这个表述中:“我们进行的方式”。这就是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奉行的计划,他于1958年3月11日进入耶稣会后,就在这个计划中陶成自己。
我们从原始因素开始谈:到底是什们推动当今教宗决定加入耶稣会?贝尔戈里奥先是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区委托耶稣会士管理、设在维拉·德伯托(Villa Devoto)的修院。在谈到昔日的生活时,他透露自己虽然向往道明会,却选择了耶稣会,因为耶稣会有三方面打动了他:传教精神,团体生活,纪律[4]。教宗方济各被问到依纳爵神修的哪方面最能帮助他履行伯多禄的职责时,他毫不迟疑地答说:“分辨”;又说:“分辨是圣依纳爵最用心勤练的内在修养之一,也是他奋发进一步认识上主并紧随祂的工具”[5]。
把分辨当作奋斗的工具,这个思想不但经常流露在教宗口中[6],而且也是他理解依纳爵神修方式的核心。是谁开导他如此理解依纳爵的神恩呢?他的传记指出这位年轻的耶稣会士研读神学的时候,对“他的哲学教授米圭尔·安赫尔·菲奥里多神父不断推动更新依纳爵思想的工作”印象深刻[7]。这位神父孜孜不倦地研究如何使耶稣会回到圣依纳爵创会的原始神恩。
依纳爵神恩和教宗方济各的牧灵风格:“菲奥里多老师”
2019年12月13日,罗马耶稣会总会院举行的米圭尔·安赫尔·菲奥里多(1916-2005)著述发表会[8],教宗方济各也出席。会中教宗说:是“菲奥里多老师(耶稣会阿根廷会省如此称呼他)教导我们‘分辨之路’”。教宗以自己的经验作证说:“1961年我在智利结束初学阶段返回阿根廷时认识了菲奥里多,当时他是圣若瑟·马西莫公学的形上学教授。这所公学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圣米圭尔,是我们的陶成之家。从那时起我就和他谈心,并奉他为我的神师。他经过深入的思考之后,决定放下哲学教学工作,转而专心致力于神修方面的著述和带领退省。1961-1962年间,他的第二本书有一篇文章题为﹤圣依纳爵的‘原则和基础’的基督中心论﹥[9]。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文章里我开始认识几位作家,他们从那时起便开始陪伴着我:瓜尔蒂尼(Guardini);雨果·拉内[10]和他有关圣依纳爵神修的历史起源一书;费萨尔[11]和他的《圣依纳爵罗耀拉神操的辩证法》(Dialettica degli Esercizi)”[12]。
根据这些资讯我们可以发现几件事:首先,教宗方济各的传记作者们都强调,由于教宗阅读了罗马诺·瓜尔蒂尼的著作而形成了贝尔戈里奥教宗四个著名的原则,他奉“两级对比”(opposizione polare)理论为圭臬,这个理论乃是瓜尔蒂尼这位意大利——德国裔神学家所著《对比(Der Gegensatz)1925》[13]一书的主导思想;从另一方面说,《愿祢受赞颂》通谕的某些段落就是从瓜尔蒂尼的《现代的终结:权力(La fine dell´epoca moderna;Il potere)》[14]一书中取得灵感的。总之,在菲奥里多的影响之下,贝尔戈里奥也表示对瓜尔蒂尼的其他著述感到兴趣,例如《上主,有关耶稣基督的人和生活的默想(Il Signore. Reflessioni sulla persona e sulla vita di Gesù Cristo,1937)》,《基督信仰的本质(L´essenza del cristianesimo,1938)》,尤其是《新约中耶稣基督的形象(L´immagine di Gesù Cristo nel Nuovo Testamento,1936)》。教宗方济各强调:“菲奥里多曾指出…‘上主的形象,特别是圣保禄心中的上主的形象,一如瓜尔蒂尼解释的,和我们认为在圣依纳爵《神操》中找到的上主的形象相符’”[15]。
教宗方济各承认费萨尔(1897-1978)对他也有极大的影响。他说自己曾多次阅读了费萨尔的《圣依纳爵罗耀拉神操的辩证法(La dialética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de san Ignacio de Loyola.1956)》一书。他与这位法国耶稣会士的首次接触可溯于1962-64年间[16]。再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菲奥里多和费萨尔两人在诠注《神操》上非常一致,也因此他们两位对后人撰述贝尔戈里奥的知识与心灵传记有绝对的重要性。
对这点,比利时耶稣会士雅克·瑟尔韦(Jacques Servais)在对那些影响教宗方济各研读《神操》的神学家们的研究中坚持:促使贝尔戈里奥这位年轻的耶稣会士开始研读依纳爵的《神操》者是菲奥里多,他当时正推动并主持以费萨尔的辩证思想,也就是恩宠与自由之间的张力,来诠释《神操》的工作。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有别,能在于历史中施展作为的天主的奥迹中找到恩宠与自由之间的协调。瑟韦尔在罗马诺·瓜尔蒂尼、吕巴克(Henri de Lubac)、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等神学家之外,也加上了贝尔戈里奥在他的浓缩概要﹤西班牙神学家(Teologúmeno español,1962)﹥中所提到的普日瓦拉(Erich Przywara)和他的巨作《永远更大的天主:神操的神学(Deus semper major,una teologia degli Esercizi spiriyuali)》[17]。
我们回到上面所提的教宗传记的见证,那份名单还得加上雨果·拉内神父(1900-1968)才算完整。的确,贝尔戈里奥特别列举出这位德国耶稣会士,他使菲奥里多决定放下教授哲学,转而致力于神修工作,给“我们会省的生活留下一个里程碑,并在我教宗任内有关分辨和陪伴灵修的事务上产生重大的影响”[18]。教宗方济各解释说,拉内要求导师和他的学生在心灵上要有这三个恩宠:“其一,依纳爵的‘更’,这乃是依纳爵心灵的标志和能量以及他无边的抱负;其二,神类的分辨,这使得圣人不必浪费无用的经验,得以毫无障碍地发挥这个能量;其三,明辨的爱德,它流露在依纳爵的心灵中,作为他个人对基督与撒旦之间的战斗的贡献,这条战线不在圣人身外,而是穿越他心灵内部,将之分割为两个‘我’,而他个人在做基本选择时必须在这两个‘我’之间做抉择”[19]。
在拉内的著作《依纳爵罗耀拉和他的神修历史起源(Ignatius von Loyola und das geschichtliche Werden seiner Frömmigkeit, Graz – Salzburg – Wien, A. Pustet, 1947)》一书中[20],菲奥里多重新发现依纳爵神修的基本要素,并指出这些要素最真切的发展过程概含在巨无畏,小不鄙,非凡也!(Non coerceri a maximo,contineri tamen a minimo, divinum est) 这个准则(massima)中…。关心来世,但留意现世”[21]。这位德国学者曾经发现此处所说的“准则”的真正来源:它并非如赫德林(Hölderlin)所想和所写的,以为是罗马耶稣圣名堂圣依纳爵墓碑上的一句话,而是一位无名氏作家所写的《圣依纳爵墓志铭》(Elogium sepulcrale S.Ignatii)一书中的片段,这个片段被刊入1640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versa)出版的、为纪念耶稣会创会百周年的巨著《耶稣会初期人物》(Imago primi saeculi Societatis Iesu)中。
从另一方面看,菲奥里多也肯定在《神操》的“原则和基础(Principio e fondamento)”中业已出现“基督论的雏形”,因为“当圣依纳爵使用‘天主我们的主’这个表达方式时,他具体指的正是取了血肉的圣言基督,这位基督不但是历史的主人,也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主”[22]。因着这样的卓见,菲奥里多成了诠释《神操》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致力发展基于“原则与基础”的基督论,他们指出选择(elezione)乃所有神修经验的向导。
贝尔戈里奥称自己为“菲奥里多导师”的学生,他完全接受“原则与基础”的基督学诠释(参见《神操》23)。这可以从他带领西班牙主教们做退省的默想道理看出来,他在讲道中使用“瞻仰上主”这个深具特征的表达方式。他在讲论中不断反映菲奥里多、拉内和瓜尔蒂尼的思想:“依纳爵在‘原则和基础’中谈到我们被拯救的受造物该当具备什么态度以便获得救援时,提供万物创造者和救主基督的形象给我们。当他给我们提出平心中立(indifferenza)和明辨的爱德(discreta charitas),以便选择‘那更适合引导我们者’时,给我们介绍了‘永远更大的基督(Cristo sempre più grande)’,祂是永远更大的天主,比我自己更亲近我。这个永远更大的天主的形象是依纳爵最典型的表达方式,这个方式让我们走出自己的同时,也激发我们赞颂、敬拜天主,并渴望进一步追随祂,更好地为祂服务。‘人就是被祂并因着祂而受造的’”[23]。
在这一段话里面重现普日瓦拉所强调的“永远更大的天主”。贝尔戈里奥生活在这同样的思路中,认为这是“依纳爵最典型的” 天主的形象。当贝尔戈里奥担任耶稣会省会长时,他另有两个反省可以肯他的这个看法,并强调这就是应该传授给未来耶稣会士的依纳爵遗产:“我们所继承的天主就是耶稣,祂是‘永远更大的天主’的彰显和隐藏。在耶稣身上天主的超越性结合了我们人的内在性。 ‘巨无畏,小不鄙,非凡也!’这句耶稣会士格言的基础就在耶稣身上”[24]。
费萨尔及神修辩证法的发现
菲奥里多在1957年写的﹤加斯东·费萨尔的神操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广泛并详尽地讨论了费萨尔的著作,他指出费萨尔的《神操辩证法》事实上就是《神操》、《圣依纳爵墓志铭》以及十八世纪匈牙利耶稣会士嘉俾厄尔·何维内西(Gabriel Hevenesi)写的有关《依纳爵的灵修智语》这三部书的诠释[25]。
费萨尔把依纳爵的神修放在历史和人的自由与天主的圣宠之间的关系的神学诠释框架中。他那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神操》研究将其主要论点、也就是生活或状况的“选择”置于首位。选择乃是“人的自由和天主的自由的相会点,也是缔造人类历史的辩证行为”。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分辨诸神(spiriti)的规则”受到特别的重视。另一个关键点就是视“选择”乃 “人类具有自由的特征”。
选择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决定了《神操》分为四个星期来进行,依次为:默想罪过,默观上主公开生活的奥迹,耶稣受难和十字架,默观复活与光荣。选择一事策略性地被置于第二星期结束的时候谈。基督的奥迹则分别置于个人选择之前和之后,以便营造《神操》的客观情节。为此,费萨尔就选择一事采用两个之前(第一和第二星期)和两个之后(第三和第四星期)的辩证规则[26]。他认为依纳爵之所以放弃炼路(purgativa)、明路(illuminativa)与合路(unittiva)的概念,目的在采行四个星期的退省划分法。菲奥里多解释说:“时间上四个星期的格式比空间上三个途径的格式更实际,在指导不同心灵状况者的神修上也更方便,它不但不会在以炼路、明路与合路来追求成全境界时制造虚假的问题,而且还会指出真正问题的所在”[27]。
这个解释很适用于做神操退省的人来面对天主。依纳爵希望做神操的人心中常存有“永远更大的天主”的概念。从事神操者内在有铁一般的一致性,从“原则和基础”到《经默观达至爱》一路上《神操》的思路畅通无阻。这使人得以以其独有的自由行为,在充满圣神中圆满地活出天主的圣宠。
在这方面费萨尔提供他对《神操》的综合看法。因着这个看法《神操》在其内在的辩证之下缩短成为一瞬间(un instante):我的自由与介入我个人历史中的天主的圣意相逢的那一瞬。这相逢的一瞬不仅出现在做神操期间,也在每日的生活中不断地重现。
费萨尔在《神操辩证法》结束的一章﹤经默观达至爱﹥里面反思《圣依纳爵的墓志铭》,以确立圣依纳爵和黑格尔的历史关系,进而说明这个准则(massima)如何概含神操的最高目标,同时综合了在辩证的张力中依纳爵神修的要义:“巨无畏,小不鄙。这个相对的双重推力主导着神操退省的每个时刻,因为我自由决定(id quod volo)的问题乃是整个退省过程的中心点,也是依纳爵神恩最深刻的部分”[28]。“这就是非凡(Divinum est)。依纳爵这个非凡的对立综合并不以四个星期辽阔视野的神操为满足。它的教育学始终从最微小的细节中获取灵感,留意对立双方的平衡,即:我们朝向超越界的无限动力和我们不可忽视的内在性”[29]。
在谈论教宗方济各如何应用这个准则之前,我们宜记住何维内西写的“依纳爵的灵修智语”。《神操辩证法》的结束部分曾检验了这句智语说:“这是我们在天主要求我们做的工作上必须遵守的第一个准则:‘信赖天主就如一切都取决于你,而非天主;但你要将一切付诸行动就如一切全是由天主所成就,而非你’”[30]。
整个神操的生命力强度都集中在何维内西的“智语”中,一如天主的恩宠和人的自由在默想和默观中彼此交融,彼此间产生无止境的活络循环:“天主的变成为人的,好使人的变成为天主的”[31]。就因此,恩宠与自由以及天主的行动和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总以一种敞开的问题、一种无止无休的询问形式出现,它们在天主和祂的受造物与现世的关系中继续不断地产生形成。这就是引领人分辨不同神类的逻辑,这个逻辑引发出另一个我们现在要分析的准则,以便显示这个准则如何成为当今教宗整个神修和思想中的一部分:巨无畏,小不鄙,非凡也!。
“巨无畏,小不鄙,非凡也!”
贝尔戈里奥(教宗方济各)以几种方式应用依纳爵墓志铭。我们曾根据菲奥里多和费萨尔的思想提到了一个说明,一方面是为了指出耶稣会准则的基础具基督论的意义,因为基督是“‘永远更大的天主’(Dio sempre maggiore)的彰显和隐藏”;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以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引,“分辨的工夫:一条毫不含糊的决定性的道路,为了发现那始终超越肉体、却也隐藏在卑微肉体中的‘降生为人’(神操109)的天主圣言”[32]。
贝尔戈里奥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在大事和小事上引导﹥(Guidare nelle cose grandi e in quelle piccole)的神修反省中解释了这个准则。他说:“不要被更大的事所迫,却要接纳更小的事,这才是非凡!”。这表示他肯定这个格言超越一般行为的规则尺度,“为的是能以天主的心感受天主的事物”[33]。贝尔戈里奥探索圣依纳爵的心思,并求助于耶稣会会宪有关领导管理的准则,亦即将大原则接连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上。只有经由分辨来挽救生命的虚伪,才可能做到这点。这个准则教导我们,在做一项决定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反论的逻辑:我们不必害怕壮举,但也不应轻视微小的事。否则我们只会拟定巨大的计划,而忽视能使计划实现的具体媒介;或者时时刻刻被眼前的琐事所纠缠,以致无法超越它们以实现天主的计划。为此,领导一个小团体的人应该知道在天国辽阔的视野中重视“微小的事”,却也应该渴望成长和拥有使徒的勇毅。
本文所谈的准则出现在2006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的贝尔戈里奥带领西班牙主教们做神操(退省)的讲词中[34]。有意思的是把这个准则放在明确的背景中。默观耶稣的一生这篇退省默想道理的引言可以作为这个准则的框架,这篇道理依循上主“召唤”我们跟随祂的逻辑,从“默想天国”开始谈。依纳爵对精神战斗始终保持现实态度,他认为追随上主召唤的道路就是真福八端。跟随耶稣的邀请走天国的道路就是跟随祂从事使徒的工作:“我郑重声明,我真心愿意,满心切望…”(神操98)[35]。
与这个切望作对的是相反使徒精神的懒散弊病,贝尔戈里奥称这个弊病是“不接受我们从事牧灵行动中所面对的‘时间、地点和人的境遇’。…在一些机会场合中我们制定伟大的计划,却没顾及使计划实现的具体媒介;或者相反地,时时刻刻被困在庸俗的事物中,没能进入天主的计划视野”[36],以致牧灵工作衰萎。
从传记的观点看,教宗方济各2013年8月接受斯巴达罗(Spadaro)神父访谈时所做的反省很有意思。当访谈集中在分辨和伯多禄继承者的职务这两个主题时,立刻浮现出我们正在谈论的准则问题:“我始终被依纳爵看法的准则所动:巨无畏,小不鄙,非凡也!我反复思索这句有关管理和作长上的话:不被最大的空间所束,却能自适于最小的空间。这种大亦不大、小亦不小、适其所适的修行可谓宽宏大量。这种胸怀让我们能够从自己所处的位置放眼世界。这就是以向天主开放的心胸做每日细小的事;也就是在天国伟大的视野中重视细微的事”[37]。
从这里我们看到贝尔戈里奥如何把依纳爵的墓志铭转化为基本分辨的准则,这个准则对一个人在必须行使权威时特别受用: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我们寻找那更能引导我们走向天主的事物时,我们不能以事物的大小来认证天主。根据圣依纳爵的领导管理风格,需要懂得把大原则适用在“地点、时间和人”的处境中。教宗方济各不信赖凭情绪本能所做的决定,他相信任何改变和改革都需要有分辨的时间:“在主内从事分辨引导我治理的方式”[38]。这实在是教宗方济各神修的砥柱,是他作为耶稣会士的表征。
教宗贝尔戈里奥的“神操”理论和实践
在此做总结的时刻,我们也得介绍贝尔戈里奥带领西班牙主教们做退省的默想道理。那次退省的主题是“只有在祂内有希望”(In Lui solo la speranza)。首先我们应记得身为耶稣会士的他曾经在1972至1973年间担任初学导师,1973至1979年间出任省会长,之后于1980至1986年间在圣米圭尔(San Miguel)当研读会院院长。这些职务经验让他更专注并熟悉依纳爵的神修。不过在此我们并不想谈那些细节,只希望确立到底是哪个基本结构反映出圣依纳爵托付给带领神操者应具的风格:提出“默想的方式或次序”(神操2)。我们举出贝尔戈里奥给西班牙主教们讲避静的默想道理为验证,来回答下面的问题: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验证贝尔戈里奥对他几位老师的著作的了解呢?能够识别出以辩证法阅读神操的原则吗?
首先我们来检视一下具贝尔戈里奥特性的 “原则与基础”的系统建构,这个建构显示他在拉内和菲奥里多的影响之下以基督论为明确选择的重点,这个选择反映在他以“上主——我们的根基”(Il Signore che ci fonda)为题的默想道理中[39]。他在别处曾解释说:“在神操之始,圣依纳爵就让我们面对这位真实的天主,祂是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见证。依纳爵让我们思考人生在抉择时刻所依循的一些基本真理(参见神操170;184-185)”[40]。贝尔戈里奥肯定说:“上主在托付给我们使命的同时建立我们。…耶稣把我们建立在祂的教会内,建立在祂神圣忠实的子民中,以光荣天父”[41]。这位建立我们的上主提醒我们记住“永远更大的上主的形象,这个形象圣依纳爵在‘原则与基础’中已向我们提出”[42]。在神操中,我们的主基督乃是我们个人和整个救恩史的中心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纵观贝尔戈里奥退省讲道主题的章节顺序,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主要的章节论述,除了一次外,都出现同样的主词“上主”(这里或许涉及瓜尔蒂尼?)。我们来看看他退省默想基本主题彼此连贯的顺序:1)上主祂建立我们(﹤原则与基础﹥);2)上主重新领回我们并宽恕我们;3)世界的神或“反天国”(默想罪过);4)上主召唤并陶成我们;5)上主塑造我们(默想上主的国);6)上主为我们并和我们一起战斗;7)上主派遣我们传教(两面旗帜);8)上主重新塑造我们(三类型的人);9)上主给我们傅油(谦虚的三个层次);10)上主是我们的死亡与复活;11)上主以祂的爱改变我们(默观以达至爱)[43]。
这些论述让我们得以走过神操四周的主要时段:罪过;从默想天国到默观上主的公开生活;耶稣基督的受难、被钉十字架和死亡;巴斯卦和默观以达至爱。贝尔戈里奥除了爱好使用对比的形式,诸如重新领回我们并宽恕我们的上主、反天国与天国、为我们并和我们一起战斗的上主之外,他把默想章节结构的重点放在典型的依纳爵默观步骤上:天国,两面旗帜,三类型的人,谦虚的三个层次。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依循菲奥里多和费萨尔的思路,将重点放在“选择”上,视之为神操灵修经验的核心。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要找出他这么做的基本理由,最为重要的该是贝尔戈里奥在带领神操退省行将结束之际所作的观察:“一旦我们做了选择或生活改革,我们就前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主足前,跟随古老的退省步骤格言,求祂坚强我们肩负十字架前行:重塑被罪恶所扭曲的(deformata reformare);使被重塑的肖似上主的生活(reformata conformare);在上主的苦难和十字架前坚固那肖似上主生活的(conformata confirmare);借由复活之光改变那被坚固的(confirmata transformare)”[44]。
这里宜指出,费萨尔的神操辩证法对四个典型对立的“古老退省步骤格言”已有谈论和说明[45]。根据他的说法,一如我们在前面谈过的,依纳爵放弃传统的三路(炼路、明路、合路)格式,转而采行分为四个星期进行的退省方式,这个决定具基本重要性。依纳爵的新方式分四个步骤进行:畸变、重塑、肖似、坚固。于是,贝尔戈里奥依随费萨尔的思想,奉行辩证法的格式,在选择一事上确立“前两个”与“后两个”的步骤:“前两个”指在自由选择行为之前,即第一星期(重塑遭罪过变形的:上主重新领回我们并宽恕我们)以及第二星期(使被重塑的肖似上主的生活:上主召唤并陶成我们)的神修时段;“后两个”指在自由选择行为之后,它走向一个双重的方向,首先是第三星期(坚定上主的苦难和十字架所体现的:上主是我们的死亡与复活);最后第四星期,借着复活之光改变所坚定的(上主以祂的爱改变我们)。
我们再做个最后的观察。天国、两面旗帜、三类型的人、和谦虚的三个层次这四个默想所共同组成的退省结构陪伴我们默观上主的生命与死亡。谦虚的三个层次概括了做神操的人至今所走过的路程;而第三层次的谦虚,具体地说,既概含了第一层次又宣示了第二层次。教宗方济各称之为:给我们傅油的上主。给走成全道路的人傅油;受到傅油意即参与基督十字架的智慧[46]。
从这项重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带领神操退省的理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地用心深入研读费萨尔的思想。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从他在2006年带领西班牙主教们做退省的讲道中,我们可以确认保禄六世教宗的《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劝谕也是他不断汲取灵感的泉源。教宗方济各在他更新教会的工作计划中喜欢使用的格言“传播福音美妙和令人欣慰的喜乐”就是从那道劝谕来的。
- 参见S. Madrigal, «Aproximación a una mística eclesial: evangelizadores con Espíritu desde el espíritu del Vaticano II», in Id., El giro eclesiológico en la recepción del Vaticano II, Santander, Sal Terrae, 2017, 455-477. ↑
- J. M. Bergoglio (Papa Francesco), In Lui solo la speranza. Esercizi spirituali ai vescovi spagnoli (15-22 gennaio 2006), Milano, Jaca Book, 2013, 61, nota 44. Cfr S. Madrigal, «El combate espiritual. Las raíces ignacianas de Francisco», in Id., De pirámides y poliedros. Señas de identidad del pontificado de Francisco, Santander, Sal Terrae, 2020, 237-276. ↑
- 参见 J. M. Bergoglio, «Chi sono i gesuiti? Origine, spiritualità, caratteristiche proprie», in Id., Cambiamo!, Milano, Solferino, 2020, 251-268. ↑
- 参见 A. Spadar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 in Civ. Catt. 2013 III 452. ↑
- 同上,453。 ↑
- 参见 J. M. Bergoglio, Nel cuore di ogni padre, Milano, Rizzoli, 2014, 162-165. ↑
- M. Borghesi, Jorge Mario Bergoglio. Una biografia intellettuale, Milano, Jaca Book, 2017, 30. Cfr A. Ivereigh, Tempo di misericordia. Vita di Jorge Mario Bergoglio, Milano, Mondadori, 2014, 96. ↑
- 参见Cfr M. Á. Fiorito, Escritos I-V, a cura di J. L. Narvaja, Roma, La Civiltà Cattolica, 2019. ↑
- 参见 M. Á. Fiorito, «Cristocentrismo del Principio y Fundamento de San Ignacio», in Id., Escritos II, 27-51. ↑
- 参见Id., «La opción personal de S. Ignacio: Cristo o Satanás», in Id., Escritos I, 164. ↑
- 参见G. Fessard, La dialéctica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de san Ignacio de Loyola, Bilbao – Santander, Mensajero – Sal Terrae, 2010. L’edizione originale è La dialectique des Exercices spirituels de saint Ignace de Loyola, Parigi, Aubier, 1956. ↑
- Francesco, «Miguel Ángel Fiorito, maestro di dialogo», in Civ. Catt. 2020 I 109. ↑
- 参见R. Guardini, L’ opposizione polare. Saggio per una filosofia del concreto vivente, Brescia, Morcelliana, 1977. ↑
- 参见 M. Borghesi, Jorge Mario Bergoglio…, cit., 117-153. M. Sievernich (ed.), Papst Franziskus. Texte, die ihn prägten, Darmstadt, Lambert Schneider, 2015, 115-130. ↑
- Francesco, «Miguel Ángel Fiorito, maestro di dialogo», cit., 110. Cfr M. Á. Fiorito, «Cristocentrismo del Principio y Fundamento», in Id., Escritos I, 51, nota 88. ↑
- Francesco, registrazione audio (3 gennaio 2017), in M. Borghesi, Jorge Mario Bergoglio…, cit., 33. ↑
- 参见J. Servais, «Jorge Bergoglio and the theologians who shaped his reading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n Gregorianum 99 (2018) 488. ↑
- Francesco, «Miguel Ángel Fiorito, maestro di dialogo», cit., 110. ↑
- 同上, 110 s. 另参见 M. Á. Fiorito, «La opción personal de S. Ignacio: Cristo o Satanás», in Id., Escritos I, 163 s. ↑
- 此书意大利文版原先以《La mistica del servizio: Ignazio di Loyola e la genesi storica della sua spiritualità》为名,由米兰 Selecta于1959年出版,之后再以《Come sono nati gli Esercizi. Il cammino spirituale di Sant’Ignazio di Loyola》为名,由罗马 AdP于 2004年出版。 ↑
- M. Á. Fiorito, «La opción personal de S. Ignacio: Cristo o Satanás», cit., 175. ↑
- Francesco, «Miguel Ángel Fiorito, maestro di dialogo», cit., 110. ↑
- J. M. Bergoglio (Papa Francesco), In Lui solo la speranza…, cit., 7; 16. ↑
- 同上, Nel cuore di ogni padre, cit., 29. ↑
- 参见 M. Á. Fiorito, «Teoría y práctica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según Gaston Fessard», in Id., Escritos I, 235. ↑
- 参见G. Fessard, La dialéctica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de san Ignacio de Loyola, cit., 33-53. ↑
- M. Á. Fiorito, «Teoría y práctica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según Gaston Fessard», cit., 239. ↑
- G. Fessard, La dialéctica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de san Ignacio de Loyola, cit., 221. ↑
- 同上,223. ↑
- 同上,383-456. ↑
- 同上,427. ↑
- J. M. Bergoglio, Nel cuore di ogni padre, cit., 30. ↑
- 同上,91。 ↑
- 参见. M. Bergoglio (Papa Francesco), In Lui solo la speranza…, cit., 34; 49 s。 ↑
- 同上,32,47。 ↑
- 同上,34,49。 ↑
- A. Spadar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 cit., 453. ↑
- 同上,454. ↑
- 参见J. M. Bergoglio (Papa Francesco), In Lui solo la speranza…, cit., 6; 15 s. ↑
- Francesco, Cambiamo!, cit., 39. Il volume era stato pubblicato originariamente in Argentina nel 2013 con il titolo Reflexiones espirituales sobre la vida apostólica. ↑
- J. M. Bergoglio (Papa Francesco), In Lui solo la speranza…, cit., 12; 19. ↑
- 同上,14,20. ↑
- 参见同上,6-9. ↑
- 同上,73,91. ↑
- 参见G. Fessard, La dialéctica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cit., 52 s; 245-259. ↑
- 参见 J. M. Bergoglio (Papa Francesco), In Lui solo la speranza…, cit., 71; 88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