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路易斯∙费尔南多∙克莱因（Luiz Fernando Klein S.J.） 关于学校的观念
教宗方济各对学校的观点超越一切地理边界和围墙的界限[1]，他将其称为 “一个可接近儿童和青年的平台”（CV 221）。学校本身实际上并非目的，而是一个条件，是一个为其他活动提供支持的基地和“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场所”（同上）。
学校并不受制于时空，而是能够超越它们的局限，面向周围的现实和整个世界：它提供的教育建议可以伴随我们一生。最近，教宗方济各在为拉丁美洲耶稣会高校联合会（Flacsi）成立20周年发表的视频讲话中阐述了他对学校更广阔的愿景[2]。他在讲话中向耶稣会学校提出的八个希望是：1）成为坚信其创建使命的核心；2）成为可以弥合自己和他人创伤的 “接纳的学校”；3）成为真正敞开大门的学校，而不只是流于空言，要使穷人能够走进来，也使人能够走出去与穷人相遇；4）不要走向自私的精英主义，而是要学会与所有人一起生活，活出兄弟情谊；5）要教人学会分辨，解读时代征兆，视自己的生命为值得感恩和分享的恩赐；6）要对加速推进可耻的不公正现象的发展、生产和消费模式持批判态度；7）要心怀良知并培养良知；8）要作门徒和传教士的学校。
方济各从三个方面考虑教育。首先，它是一种爱的行为，因为它在多维度上促成生命，帮助人们解脱自我封闭的桎梏，帮助他们对自己的内在充满信心，开发他们的潜力，使他们向超性开放，帮助全球化社会中被遗弃的人。对教宗来说，“教育是一个动态的现实，是一种赋予人们光明的运动”[3]。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中说：“我深信若欠缺动机和教育，改变就无法成就”（LS 15）。
教育也是一种希望的行为，它有助于打破怀疑论和猜忌的恶性循环，抵制违背人类尊严的僵化概念和态度。方济各再三劝导我们不要失去希望。他的这一呼吁面向各界人士，因为 “一个没有希望和缺乏远见的全球化往往会因经济利益的制约而远离正确的共同利益概念，容易引发社会紧张、经济冲突和权力滥用”[4]。
最后，教育是一个使世界人性化的因素，因为它帮助人们走出个人主义，正确评价差异，寻求弟兄情谊，承担对环境的责任。教育是 “个人主义文化的天然解毒剂，防止它发展为真正的自我崇拜和冷漠”[5]。
教宗谴责教育过程中不符合当代世界现状的理念。他对内容上的霸权提出反对，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霸权仍然存在于许多学校。教宗指出：“教育不应局限于启蒙运动遗留下来的理念传播，我们需要超越这种方式”[6]。教育不能基于唯名论，不能局限于向学生传递 “概念的内容，因为这种方式无法满足整个人的层面：一个人必须通过感受和思考才能感受自身的存在，他必须综合使用三种非常简单的语言：思想的语言、心灵的语言和手的语言”[7]。教宗指出，仅仅基于传播内容的教育理念已经过时[8]， “正规教育因实证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变得贫乏，因为它只接受一种知识性的技术主义和头脑的语言。正因如此，它变得贫乏”[9]。
此外，对于那些分割灵性培育和文化培养的企图，教宗也表示反对。这种做法的借口是：不涉及具体现实的研究毫无价值。对此，教宗坚决地表示：“不！学习是要提出问题，不受庸碌所麻醉，寻求人生意义”（CV 223）。任何学校如果不尽力 “推动一种新思维来思考人类、生命、社会和与大自然的关系”（LS 215），就会失去效力，将自己局限于坚持消费主义的生活模式。
关于对现代的解读，教宗列举了威胁教育领域的五个因素[10]。首先，教育方面现存的不公平是一场 “教育灾难”：2.6亿儿童因资源匮乏、战争和移民问题而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教育。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的财富则足以保证每个贫困儿童的医疗和教育费用[11]。
其次，各国政府为发展和改善当前教育问题而提交并公布于2030年议程和17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计划并不充足。国家、家庭和社会是应该共同承担教育任务的力量，但它们之间存在着裂痕[12]。
第三，教宗认为，当今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是由个人主义、冷漠、独裁所导致、教育精英主义和 “快速化” 导致的 “人文主义的解构”。“快速化” 是一个方济各提出的新名词，他以此谴责一种现存的 “正在不断改变参考点” 的 “速度的漩涡”[13]。
使教育受到威胁的第四个因素是技术时代的模糊性。对数字资源无节制的盲目使用以及大量刺激性诱人图像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人的不整合、身份的丧失、贫乏的内在性和对超性的封闭。教宗指出：“当今盛行一种新实证主义趋势，无论是在基督宗教传统国家还是在异教传统国家，它都在推进一种以固有事物及其价值为基础的教育。这种忽略超性的方式无法引导少年儿童进入全面的现实。对于我来说，从基督宗教的角度来看，教育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对超性的封闭”[14]。
最后，破坏教育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学校、家庭、机构和社会之间的教育协议的崩溃。对此，教宗方济各在多个场合发出了强烈谴责。某些应该分担教育责任的方面由于无法尽职而把责任推诿给教师，使教育因此而变得具有选择性、精英性和歧视性。教宗表示：“似乎只有具有一定水平和能力的民族及人群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毫无疑问的是：不是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享有这一权利。这是一个令人汗颜的全球性现实，是一个将人类引向选择性的现实：它非但没有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距离，反而使他们更加疏离；同时，它也拉开了富人与穷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距离”[15]。
教宗方济各的通谕和宗座劝谕中约有八十处关于教育的简短论述，其中主要针对以下四个主题：价值观教育、信仰教育、性教育和生态教育。
教宗在《爱的喜乐》中多次涉及教育问题，并以题为 “加强子女的教育”（第259-290条）一整章的篇幅进行了针对以下方面的专门论述：意志的培育；向善的良好习惯和情感倾向的培养；道德教育；价值观的逐步培养；遵守纪律和自制的适当教育；作为培育场所的家庭生活；积极而审慎的性教育以及信仰培育。
对于方济各来说，价值观的培养必须通过展示良好、有吸引力和有益的期望和目的，而不是强调努力和牺牲等硬性要求（参见AL 265）。价值观的学习和坚持不懈的过程能够熏陶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养成良好习惯，为外在行为打好基础。自由应该得到提倡，同时将它转化为 “良好行动”的内在固定原则。教宗说，以这种方式，“富于德行的生活能培育、强化和训练人的自由，使人不至倾向于有违人性的冲动和反社会的行为，沦为奴隶”（AL 267）。
信仰培育是家庭的特权和任务。家庭从教会获得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支持，并热诚地投身于此。祖父母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智慧在这一任务中发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参见AL 192）。
方济各并未明确指出信仰培育的内容，因为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祈祷和传教使命的家庭经验的传承。“为传递信仰，父母必须先要对天主有信心，在生活中寻找祂、需要祂。如此，「世世代代应宣扬祢的工程，世世代代应传述祢的大能」”（AL 287）。家庭中进行的不是教条式或劝诱改宗的传教，而是灵活的、尊重子女自由和生活情况的要理讲授。就青年而言，最好是培育他们无所畏惧的精神，教导他们承担责任，而不是将条令强加于他们（参见CV 233）。
方济各遗憾地指出，“现在的性教育未能得到正视”（AL 284）。教宗认为，性教育必须是积极而审慎的，尤其是在一个倾向于受贬抑或庸俗化、被简单地贴上 “安全性行为”标签的文化背景下更是如此（参见AL 280; 283）。因此，“我们不应误导青年，使他们混淆，以至条理不分：「性吸引虽然在剎那间会构成结合的错觉，但是如果没有爱，这样的『结合』只会留下两个陌生人，彼此疏离如前」”（AL 284）。
教宗还针对性别认同进行了反思，他解释说，男女身分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事物，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其与天主的创造工程 “分开”，“这分别存在于我们所有的决定和经验发生之前，因此我们不可能漠视生物学的因素”（AL 286）。
生态及环境教育是方济各关注的另一个主题，它不应该被局限于科学信息以及关于降低成本和预防环境风险的提议。《愿祢受赞颂》通谕在题为 “生态教育与生态灵修”（第202-245条）的一章中专门讨论了这个主题。教宗指出了人类必须改变心态和行为方式的需要，建议打好教育这一具体且不可或缺的基础：“人们意识到现代文化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后，就必须改变，要有新的习惯。很多人明白，目前人类的进步，以及纯粹的屯积物品和好逸恶劳，不会给人带来生命的意义和内心的喜乐，但是他们却无法抗拒商业市场所预置的一切”（LS 209）。
我们必须培育一种 “生态良民”（LS 211）。这不意味着局限于信息，而是要促进社会生态意识，使人们能够拒绝自私自利的实用主义，关爱世界的美丽，过一种有责任感的简朴生活，关心穷人及环境的脆弱性（参见LS 214）。改变破坏环境的行为要求我们以转变心态为目标，而这个任务需要通过学校来完成。“除非我们尽力推动一种新思维来思考人类、生命、社会和与大自然的关系，否则，任何在教育方面的努力既不足够也是徒劳无功的。除此之外，借着媒体的助力和高效率的市场运作，消费主义模式仍将持续发展”（LS 215）。
方济各在宗座劝谕《亲爱的亚马逊》中提出的倡议是一种主张教育优先于技术的整体生态学。他指出，“除非人有所改变，除非鼓励人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亦即减少贪婪、安静自在、学会尊重、不再急进、重视手足之情的生活方式”（QA 58），否则一切技术都将徒劳无益。
另外，教宗方济各还在他的主要文本中谈到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参见EG 64）、对情感的教育（参见AL 148）、对手足情谊的培育（参见AL 194）以及对历史记忆的训导（参见AL 193）。
关于穷人，教宗在其宗座劝谕《亲爱的亚马逊》中强调，必须为他们提供发展技能和进取心所需的教育。这种教育应该稳妥适宜，注意 “悉心栽培而不连根拔起，促进成长而不削弱身分，提供支持而不恶意侵占”（QA 28）。
教宗在他的通谕和劝谕中就教育问题展开了不同的深层论述及建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在通谕《愿祢受赞颂》和《爱的喜乐》中关于家庭教育的建议。
在《愿祢受赞颂》中，方济各谈到了家庭的意义和作用。家庭是 “人能妥善地欢迎生命──天主恩赐，并保护它不受周遭许多事物侵害的地方”（LS 213）。它是生命文化的家园，与 “死亡文化” 相对立。家庭培养我们尊重和关爱生命的最初习惯，“我们被教导如何恰当地使用物品，维持秩序和清洁，尊重本地的生态系统”（同上）。家庭赋予我们 “整合的教育”，使我们在各个层面得到发展的机会，培养有助于建立共生文化的基本礼节。
教宗在《爱的喜乐》中指出，家庭“是整体生态环境中的主要行事者”（AL 277）；“是体验支持、陪伴和指引的地方”（AL 260）；它能够确保基本的教育（参见AL 263）；“是培育人性价值观的第一所学校，使我们学习善用自由”（LA 274）；“是首要的社交场所，因为我们最先在这里学习待人之道、聆听、分享、包容、尊重和帮助别人，以及怎样与人相处”（LA 276）。
父母的教育任务并非 “某种工作或重担”，而是一项基本的、不可替代的权利和责无旁贷的义务。虽然可以得到其他机构的支持和补充，但它绝不可能被任何组织取代，包括国家也仅具有辅助性作用（参见AL 84）。
关于有助于更好履行父母义务的要素，教宗建议他们向子女展示父母亲情、以身作则、得体适中、关爱尊重、积极姿态、教育对话以及温情纠正。他叮嘱我们要培养人们对疾病的关心（参见AL 277）；不要漠视媒体技术对家庭生活的侵扰（参见LA 278）。教宗鼓励父母引导子女，培养他们的危险意识，为他们面对可能的挑战做准备。对于那些在控制孩子行动方面遇到困难的人，方济各提醒他们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子女到底人在何方？他们此刻与谁作伴？而是我们应了解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处于什么位置，以及他们在信仰、目标、期盼和人生计划方面，有什么想法”（AL 261）。最后，教宗关于家庭的另一个指导是基督宗教团体要协助家庭履行教育使命的呼吁（参见CV 247）。
教育协议和新型教育
在方济各的通谕和宗座劝谕中，《爱的喜乐》是唯一一部谈到教育协议瓦解的文本。这部劝谕指出，不幸的是，“「家庭与社会、家庭与学校之间出现了裂缝；今天的教育协议已经瓦解，以致社会与家庭之间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关系陷入危机」”（AL 84）。
此外，教宗还多次在他的演讲和视频信息中重申，“由于缺乏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合作，教育协议已经瓦解”[16]。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强加给教育以选择性，即优先考虑最有天赋的人而排除其他人的原则[17]。这种严重的断裂已难以修复，因为作为应该在教育计划中结盟的机构，社会、家庭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已经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教育工作者，致使他们不仅往往超负荷工作，而且得不到应有的认可[18]。
方济各自2015年以来在多项声明中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倡议，这不仅出于以上所强调的信念，同时也因为他相信教育是希望的体现。教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实，教宗强调指出：“我们知道教育的变革力量：教育是一种挑战，是期望能够从现在做起，打破通常目空一切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就是强者的自私、弱者的顺从和乌托邦的意识形态”[19]。
此外，教育是 “个人主义文化的天然解毒剂”，因为它广收博采，不把多样性当作威胁或破坏稳定的因素，而是将它视为“对个人身份的祝福”[20]。教育以这种方式打造对话、相遇、团结友爱和包容的文化。
基于人类环境与大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方济各强调指出，必须通过整体生态教育促进人类与环境的联盟以及 “各个层次的生态平衡，建立人与自己内在、与他人、与大自然和与其它受造物，以及与天主的和谐”（LS 210）。这种教育方式的发展并不以内容为首要因素，而是更加注重以默观和呵护大自然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这种教育理念必须转化为一种生态公民意识，才能促进当前社会从自私自利和不乏争端的状态转向与社会成员及环境的和谐相处与团结友爱。为此，方济各建议为年轻人提供 “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学习过程”[21]。他提倡一种着眼于背景、具体情况及勇于面对人类所面临的挑战的整体教育。因此，他邀请教育者注意对学生的引导，避免他们与周围的现实脱节、对身边发生的事物失去兴趣，因为 “学生需要走出教室，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同样需要走出教室”[22]。在宗座劝谕《生活的基督》中，方济各对 “‘走出去’的各类高等院校” 的定义是那些以宣讲福音、促进相遇文化、优先关心弱小者为己任的学校（参见CV 222）。
通过对背景的关注，这种经过理念更新型教育而从中发现社会及存在范畴的边缘地带，在服务中促进更广泛的包容性[23]。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或不愿向边缘地区推进的教育工作者，教宗表示：“如今，最严重的战争诱因是什么？是围墙，是‘你要保护自己，竖起围墙’的观念。一个教育者最大的失败就是在围墙里进行培育工作。这种教育筑起一堵选择性和保险性文化的围墙，成为一个闭关自守、不思进取的社会部门”[24]。
方济各提议在教育过程中引入兄弟情谊教育，因为正是对这种人类情谊的蔑视滋生了丢弃、自私、将他人视为对手或敌人的文化。与其说是道德义务，兄弟情谊更是一个构成人类的身份要素。
为了能够实现新型教育的梦想，方济各劝告教育工作者不要以保守态度面对新视角及大胆的教育建议[25]。他为重建一种有助于满足人类及世界需要的新型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必要的组成因素。“整体及多维教育” 是一个经常出现于其著作和声明的表述：“我们必须努力将头脑的语言与心灵的语言以及手的语言相结合，让学生能够做到全面整合：反思自己的感受和行为，感受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实践自己的思想和感受”[26]。以下方面是正规及非正规教育过程必须首先考虑的主题：1）内在性及超性教育；2）整体及多维教育；3）宗教间对话；4）整体生态学及朴素生活方式教育；5）跨学科教育；6）促进对话、相遇及兄弟情谊的文化。
教育发展过程必须为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学习过程保留空间[27]，通过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 “正是他们首先提醒我们关注代际团结问题的紧迫性，这种团结在近年来的缺失令人遗憾”[28]。新型教育面向与当今世界同步变化的新一代，它需要通过自身的改变，聆听年轻人的声音和疑问， “藉着热情、努力和对真理的渴望，他们将大有助益”[29]。
此外，教宗的另一关注是团队协作，因为教育向来不是局限于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工作，而是不具任何专利的集体责任，是家庭、教会和其他社会行为者的共同焦点[30]。
方济各提出的教育任务展望一种新人文模式，要求与第四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符的工作质量。教宗不屈服于人类和环境的种种问题，他坦白地表示，“我们的未来既不会是分裂，也不会是失去思考、想象、聆听、对话和相互理解的能力”[31]。
人和世界可以改变，但真正希望实现变革的人必须努力 “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惯常逻辑。[…]因此，构建新人文主义不可或缺的首要原则是进行新思维方式的教育，将统一性和多样性、平等和自由、身份和他性结合在一起”[32]。“今天的选策将决定后世后代的未来”[33]。
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我们需要一种‘紧急教育’，加强对‘非正式教育’的关注，因为正规教育已在实证主义遗产的影响下变得更加贫乏”[34]。因此，教宗敦促我们拓展新视野，打造人类生活、进步和经济的新模式。为此，方济各亲自发起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倡议：全球教育协议。他严肃地阐述了此举的理由：“在某些历史时刻，我们必须采取基本决策，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当机立断。当前形势中充满了因健康危机而导致的失望和困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制定全球教育协议的良机”[35]。
方济各发出了全球教育协议的呼吁，这是他为 “不要再如此继续下去” 而发出的 “打破这种模式” 的“战斗呼声”[36]，“我们必须拿出真正彻底扭转航向的勇气”[37]；事实上，“教育协议必须具备变革性，它不是简单的调整，也不是‘重组’从启蒙主义教育中沿袭下来的实证主义观念”[38]。
新型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能够在教学框架的基础上发展一种生态伦理，这种教学框架必须面向基于同情心的团结友爱、责任及关怀中的成长。
结语
教宗方济各坚信教育是能够改变人类和世界的力量。正是由于教育资源的缺失及匮乏，人类失去了兄弟情谊和对环境的尊重，被封闭于自私之中，实行丢弃文化。这种不可容忍的局面必须被颠覆。就此而言，教育是一个解放因素。
为此，教宗强烈谴责当前盛行的落后且不具现实影响力的教育模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支离破碎的内容被赋予霸权，也是因为它脱离现实并否认经验、多样性和对话价值的教学法，再或是因为其课程模式拒绝多层面培养和跨学科思考。
方济各对教育的视线并不局限于各种教育机构：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教育都将有助于促生一种尊重人类和共同家园的人类生活发展模式。只有通过家庭、机构和社会行为者提供的教育服务，人类才有可能恢复与自身及受造物的和解。这是一种可能的前景。
- 这项关于教宗方济各教育观的研究基于他自教宗任期以来已发布的六份主要文件：通谕《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简称LS，2015年5月24日）和《诸位弟兄》（Fratelli tutti，简称FT，2020年10月3日）以及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简称EG，2013年11月24日）、《爱的喜乐》（Amoris laetitia，简称AL，2016年3月19日）、《生活的基督》（Christus vivit，简称CV，2009年3月25日）和《亲爱的亚马逊》（Qerida Amazonia，简称QA，2020年2月2日）。通谕《信德之光》（Lumen fidei，简称LF）和宗座劝谕《你们要欢喜踊跃》（Gaudete et exsultate，简称GE）没有明确涉及教育问题。此外，参考文件还包括教宗方济各向不同听众发表和传递的十次讲话和信息。 ↑
- 参见方济各，为“拉丁美洲耶稣会高校联合会”成立20周年发表的视频讲话，2021年6月10日，见www.vatican.va。 ↑
- 同上，对宗座天主教教育部全体大会与会者的讲话，2020年2月20日。 ↑
- 同上，对天主教教育宣言基金会(Gravissimum educationis)成员的讲话，2018年6月25日。 ↑
- 同上，关于“全球教育协议“会议的视频信息，2020年10月15日。 ↑
- 同上，对“全球教育协议“会议与会者的讲话，2020年2月7日。 ↑
- 同上，致函第24届美洲公教教育大会，2016年1月13日至15日。 ↑
- 参见同上。 ↑
- 同上，在公教教育委员会发起的世界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1日。 ↑
- 在此重新提出的一些内容请参见L.F.Klein, Papa Francisco: La nuevaeducación y elPacto educativo global, Lima, CPAL, 2021。 ↑
- 参见方济各，在“团结友爱、包容、融合与创新的新形式”研讨会上的讲话，2020年2月5日。 ↑
- 参见同上，对“全球教育协议会议与会者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同上，向公教教育国际事务所（OIEC）世界会议与会者发出的视频信息，2019年6月5-8日。 ↑
- 同上，在公教教育委员会发起的世界会议上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同上。 ↑
- 同上，对“全球教育协议“会议与会者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参见同上，在公教教育委员会发起的世界会议上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同上，在第四届“相遇学校“国际教育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2015年2月5日。 ↑
- 同上，关于“全球教育协议“会议的视频信息，引用如前。 ↑
- 公教教育委员会, Patto educativo globale. Instrumentum laboris, 15 ottobre 2020: «La visione – 1. Unità della differenza: un nuovo pensare». ↑
- 同上，致驻圣座外交使团成员的新年问候，2020年1月9日。 ↑
- 同上，与学校及大学界的会晤，基多，2015年7月7日。 ↑
- 参见同上，向公教教育国际事务所（OIEC）世界会议与会者发出的视频信息，引用如前。 ↑
- 参见同上，在第四届“相遇学校“国际教育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参见同上，致函第24届美洲公教教育大会，引用如前。 ↑
- 同上，对“全球教育协议“会议与会者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参见同上，致驻圣座外交使团成员的新年问候，引用如前。 ↑
- 公教教育委员会，Patto educativo globale, cit.: «Il contesto – 1. Rottura della solidarietà intergenerazionale». ↑
- 同上，Patto educativo globale.,cit.: «La visione – 2. La relazione al centro». ↑
- 参见方济各，对“全球教育协议“会议与会者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同上，关于“全球教育协议“会议的视频信息，引用如前。 ↑
- 天主教教育委员会，Patto educativo globale, cit.: «La visione – 1. Unità della differenza: un nuovo pensare». ↑
- 方济各，对天主教教育宣言基金会(Gravissimum educationis)成员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同上，在公教教育委员会发起的世界会议上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同上，关于“全球教育协议“会议的视频信息，引用如前。 ↑
- 同上，在公教教育委员会发起的世界会议上的讲话，引用如前。 ↑
- 公教教育委员会，Patto educativo globale, cit., «La missione – 2. Il domani chiede il meglio dell’oggi». ↑
- 方济各，对天主教教育委员会全体会议与会者的讲话，引用如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