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埃德蒙∙格雷斯（Edmond Grace S.J.） 将利润视为企业主要驱动力的普遍看法是一种有破坏性的片面观念。之所以有破坏性，是因为它可以扭曲公共政策，使其仅仅服务于那些一心营利的人；之所以片面，是因为所有名副其实的企业家都会以实现人类价值为目标和宗旨。虽然利润是衡量所有商业活动成效的基本标准，但将它作为优先目标的企业很可能会以客户和员工为剥削对象。企业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关联不仅是一个崇高理想，而是对企业在人类社会中所具价值的突显。那些一心牟取利润的人绝不可能造福于任何一个社会，而企业家责无旁贷的义务正是促进公共利益。
本文旨在表明，教宗方济各在其通谕《愿祢受赞颂》（简称LS）中的建议将有助于改变商业界自身的观念，从当前的盈利导向模式转变为一种在适当政治监督下为人类需求服务，尤其是促进对我们共同家园关爱的模式。公共政策是实现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如果决策制定者将利润视为最终目的，他们将无法履行应尽的监督本职，也就是说，无法实施绝对必需的管制，以保障负责任的企业家不被置于严重不利的处境和公共利益免受巨大损失。
企业的主要作用一是提供商品和服务，二是创造就业机会。藉着这两项职能，企业成为塑造日常生活的主线。商业领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经济职能，他们对待自身工作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其他各社会组成部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宣讲以利润为原则的商业领袖在近几十年中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性。
崇高的职业使命
在《愿祢受赞颂》中，对企业形象的描述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一系列谴责，包括污染、浪费水资源、释放有毒废物、就业危机以及社会衰落（参见LS 20; 46; 51）。此外还有数字世界，以它当前的呈现方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参见LS47）。尽管如此，教宗方济各指出，“商业活动是崇高的职业使命，目的是制造财富及改善世界”（LS 129）。
当教宗谈及 “职业使命” 和 “召叫” 时，他指的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个人利益的动机。工作负责的优秀教师和护士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与他们一样的人会赢得人们的敬仰。尽管我们很少将这种崇高的精神与商界联系在一起，但《愿祢受赞颂》邀请我们考虑这种可能性。
珍惜地球
商业活动的目的是利用地球的资源促进繁荣。这在基本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尤为明显，比如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但所有产业和服务业最终都依赖于这四种最古老的活动。千百年来，领土被掠夺、整个文明随之而分崩离析的史例并不罕见，因此，我们更应学会从 “珍惜” 而不是 “剥削” 的角度来考虑贸易。
对动物的极端剥削毫无意义，对它的重视则意味着发展与另一个生命体之间超越单纯功能层面的关系。生活问题的处理涉及一种关怀的关系，它所触及的心灵层面不亚于个人利益。在一个扎根于地方和人际关系网络的稳定企业中，这种紧密联系和关怀的感知具有真实而宝贵的作用。虽然不具备这种关系的商业组织或许同样会有所收益，但它不太可能带来具有持久价值的结果。政策制定者需意识到这种可持续商业活动中的基本因素。
风险和直觉
然而，珍惜和扎根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创业的主动性，如启动新项目，总会面临风险，它要求风险承担者具备一种直觉，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经验中的非理性或精神方面保持基本尊重。事实上，他们将毫无例外地发现，虽然自己属于不可控制的现实的一部分，却可以与它建立一种 “协调关系”。
关于这种情况，教宗方济各对 “快速化” 提出的批评意义重大。他指出了在这种情况下放慢速度、进行 “默观性憩息” 的必要性，否则人类活动就毫无意义（参见LS237）[1]。惟利是图者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赚取尽可能多的财富，而企业家的活动领域则不同，最终在直觉的引导下，只有与更广泛的现实保持一致，他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更深层次的满足感
商业成功不仅会带来利润，也会带来资产负债表无法体现的更深层次的满足感。一个酒店经营者在年底察看财务状况表时可能会心花怒发，但更使他感到欣慰的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员工对工作充满信心。同样，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可能会从某些投资项目中获得满足感，但当他看到一栋几年前还不存在的建筑物提供了新的工作和相遇的机会时，他可能会更称心如意。
这种人类经验反映着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的标题中所总结的另一种价值。对某一项成功表示 “这是件好事！” 的能力很可能与一心盈利的人无关，但对于那些看到自己的项目取得成果的企业家来说，这却是他们的第二本性。
商业意识
这种商业领域赞美工作的态度并不以牺牲实际成果为代价。如果产生赞美的满足感不同时具备管理良好的组织运行，它就不可能存在。良好的管理是对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具体关注。它同投资行为一样，需要一种任何逻辑和谋算都无法取代的直觉因素。这种经验涉及与人性的关系，是解释商业对政治决策者影响的另一个原因。只有那些对人类行为与经济和社会互动具有高度感知的企业领导人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这种 “商业意识” 不容忽视，但由于在创业中取得的成功可能导致崇拜并失去批判性视角，它也有被扭曲或失落的可能。
希望牢牢扎根于这种观点的人必须与人类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保持一致。在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赋予未来挑战以必要关注的商界直觉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良好商业开发项目的一个特征是乐于解决涉及人性中更黑暗和更不确定的方面的复杂问题。所有希望取得重大成果的人都必须不断面对人类行为中固有的非理性的一面。政府官员可以通过对不法行为的惩罚来遏制这种非理性，而企业则必须寻找非强制性的方法来应对非理性挑战。
商业即利润
然而，商业在历史中向来以利润的视角衡量自己。这种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使其支持者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处于有利地位。首先，这种基本态度使他们的言论更倾向于 “剥削” 和 “优势” 的角度，而淡化或忽视一切关于珍惜和关怀的议题。这一立场反映着一个普遍共享的信念，并自然而然地赋予他们对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其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长期以来他们与公职人员搭建稳固关系的思维模式，这些公职人员将他们视为造福社会者，并因此对其抱有相应的尊重。
此外，考虑到依靠传统碳密集型产业为生的众多人数，我们将能够理解向这种企业视野提出挑战所固有的斗争性，这种视野完全建立于 “只要我们赚钱，你们就有工作” 的公理之上。这句话中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我们是你们唯一值得相信的人”。这个 “我们” 指的是那些因为能够赚钱而被视为对现实世界无所不知的人。
任何质疑他们观点的人都会被指责为不值得信赖：这不是因为不诚实，而是因为这些人与现实脱节。相反，由于懂得如何赢利，他们把自己表现得好像无所不通。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空幻的态度，他指出：“人们具有如此普遍的一种印象，那就是认为一个人的智力[……]与他拥有的金钱成正比”[2]。财富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它能够做到什么，而且在于它如何强求别人的尊重以及暗中捣毁批判能力。
“悲悯感情”元素
《愿祢受赞颂》将全球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描述为一系列具有社会、精神、教育、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性质的挑战，并将它们呈现于一个新的叙述背景中。教宗方济各所指的是 “我们的姊妹──大地母亲”，她正在 “向我们吶喊，因为我们肆意地滥用天主赋予她的资源，已对她造成伤害”（LS 2）。教宗还援引了其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话：“因为人心内在的沙漠已变得如此辽阔，所以世上的沙漠也在不断扩大”[3]。他这里谈到的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运动，促生它的力量主要来自共享情感。教宗对这种不断增长的影响作出了一个精辟的解释：“真实的人性[……]似乎已蕴藏在我们的科技文化中，犹如云雾般地缓缓渗入重门深锁的屋内”（LS 112）。
这些情感包含一种悲悯（pathos）的内在因素，它能够激起听众的慷慨之情，唤醒他们的团结友爱和责任感。虽然今天似乎很少有政治领导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情感诉诸的维度是构成政治领导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同样，它在商业世界中的地位也很重要：若想让他人感知并参与一个具有商业潜力的项目，你必须展现它所反映的人类价值。
投资于绿色技术
这种情感诉诸因素与支持投资决定的直觉想象力因素密切相关。当前的绿色技术投资额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显然，那些投入这一快速增长投资领域的人正在寻求这种举措的财务利益，但他们也同时承担风险。“未来在于可再生能源” 不能仅仅留于空谈。那些投资于这种未来理念的人必须预先决定将采用的特定形式、最为有效的资源和程序以及需要进行的研究计划。这些决定中隐含着许多未知因素，它们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风险。投资者的最终选择只能以希望来定义，情感诉诸是其中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强烈音符。
此外，那些投资于绿色技术的人还面临着另一种风险。想象一个没有碳密集型产业的未来，这本身就是对固定收益获取者和分散利益相关者的一个挑战，而不仅仅涉及那些今天的获利者。当人们面临所从事的行业可能将不复存在的前景时，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将不仅是失业，更是完全颠覆的世界。任何人都无法毫不畏惧地想象这种情况，而恐惧中的人容易被操纵。若想避免这种风险，必须了解这种情况可能为企业管理人员带来的巨大权力。
不仅是过渡期
投资于绿色技术意味着展望未来，这条解决当今商界竞争的可能途径有利于那些主要着眼于人类价值而不是利润的人。《欧洲绿色协议》以及美国和中国制定的类似倡议都指向这个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展是自然而然的。《欧洲绿色协议》的重点是 “在过渡时期为最脆弱的公民和工人提供保护”[4]，其目标是赢得那些在听到过渡期计划时，最有可能感到失落和被背叛的人的心和思想。
建立公正的过渡机制[5]虽然意义重大，但它本身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事实上，如果潜在的信息传达的是迫在眉睫的灾难，对于那些面临令人不安的转型现实的人，这并无法使他们的焦虑情绪得到足够的补偿。对于那些看到自己的工作文化面临灭顶之灾的人来说，他们的困惑深不可测。虽然他们需要一种希望的观念和慷慨胸怀的呼吁，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这些词汇的使用也不免带有嘲讽的意味。
进行对话的挑战
希望使用这些词汇的人需要关注教宗方济各对 “加速” 的思考：这种情况是对我们自身局限性接纳的邀请，在尊重和谦卑的沉默中密切关注可能的对话机会。修复不断扩大的深刻裂痕需要借助于相遇和难以预谋的时机。在《愿祢受赞颂》中，对灵修和个人皈依需求的关注绝不等于躲避更大的挑战。相反，我们必须诉诸于更深刻的动机，以真正有效的方式面对这种挑战。
无法培养慷慨精神的灵修不过是一种自恋式的操练而已。在向绿色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下一代是慷慨精神最明确的目标之一。一个任何人都不应轻视的挑战是向父母一代询问他们的孩子将如何塑造自己的未来，以及在此过程中可以依靠怎样的帮助。
所有人的参与
我们最终需要找到一种克服分裂和猜疑的方法，对此，《愿祢受赞颂》所强调的对话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题为 “探索和行动的方向” 的第五章（LS163-201）中， “交谈” 是用以探讨国际社会、国家和地方政府、政治和经济、决策进程透明度以及宗教和科学之间关系的概念。虽然教宗方济各没有明确提到与商界的交谈，但他的呼吁无疑是完全开放的，因为他提倡的是 “一个所有人都应参与的对话”（LS14）。归根结底，对话面向的是希望，而我们目前对正在这个世界中消逝的那些熟悉的事物紧抓不放、对不可知的未来揣揣不安，这种选择不可能带来任何希望。
在这一挑战中占居优势的是替代技术投资者。首先，他们不是以空谈，而是以付诸于实践的投资行为宣明对另一种未来的希望。其次，他们对创新技术的投资将会为前所未有的就业形式创造机会。这一挑战将为投资者及其雇员开辟一个新的行动领域，并可能提供一个兼顾双方利益的对话框架。此外，对人类行为的务实关注是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标志，这使绿色技术投资者能够在与更可能因转型而受到损害的人进行必要对话方面做出深思熟虑的贡献。
对地球日益增长的关注
对话最终是不同经历的相遇，通过富有成效的对话建立起来的信任，与其说是来自于交谈的内容，不如说是来自于对话者之间如何互相看待彼此的行动。双方是否言行一致？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够接受批评并对其行为做出相应改变？在第六章 “生态教育与生态灵修”（LS202-246）中，教宗方济各多次重申了灵修对人的行动的塑造作用。他将其与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实践中某一美德的缺漏最终会对环境带来影响（参见LS224）。他着重指出，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会给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默观可以防止使人的活动沦为空虚的行动主义的猎物，更新对他人权益的敏锐度（参见LS237）。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商业领袖一致公认那种以盈利为目的、不顾环境、不关心他人生计的做法所具有的破坏性。许多人越来越倾向于对保护地球资源并为此承担义务之意义的理解。这种关爱地球的义务正日益被人们所接受，成为各商业与客户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关系带来的收益表现于财政及其他方面，但那些有理由为这一成就而感到自豪的人仍面临着另一个挑战。因为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地球日益增长的关注并未得到应有的支持。
一个更复杂的任务
《欧洲绿色协议》无疑将目光转移到了正确的方向，但其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越是接近实现，协议就越会成为两种互不相容的企业愿景的沙场。一场双方都有很大获胜机会的争锋将由此而生，而争斗的主战场将不是公共服务、政治或科学领域，而是商界。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将以良好的商业成效为由据理力争。他们将强调自己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并寻找可能在过渡进程中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并挺身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他们会竭力摧毁任何挑战他们利益的研究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对利益的迷恋会使这些人固守他们这种单一化的世界观。
由于所面临危机的多面性，那些寻求变革的人承担的任务也将更为复杂。他们需要面对复杂的且以短期利润为宗旨的刺激架构，而这些架构通常都是隐秘的。他们必须以种种既定政策所造成的危害说服公共管理人员。虽然人们对这些政策的破坏性影响的认识与日俱增，但除非出现战争情况，政治领导人一般不愿面对空前未见的其他挑战。谈论雄心壮志和长期目标是一回事，将其付诸于更新政策和改变公众情绪则是另一回事。
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观点
雅奈兹∙波托奇尼克（Janez Potočnik）在《商业与地球》的序言中描绘了一幅阴郁的画面[6]：近一百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75%的陆地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高达29%的全球土地退化使30多亿人口处于危险之中；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六至七百万人过早死亡[7]。这些是由于对 “自然资源的过度、低效和不平等消耗 ” 而造成的严重风险[8]。
就这篇序言本身而言，是一位争取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要人（波托奇尼克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资源小组联合主席职务）与天主教社会训导见解之间的对话。当他在书中谈到展开的一个有关开发地球资源的 “好生意” 主题时，他重申道：“对于一个动物，如果不照顾它，不尊重它的能力极限，不确保它得到适当的食物和休息，就不可能发挥它的作用。[……]就土地而言，如同对待驮运动物一样：如果我们剥削它，就会摧毁它；如果我们毁坏土地，我们就会毁坏自己”。[9]
序言指出，该书提出了 “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观点：当企业界与人类经验进行全方位的对话时，它会为人类繁荣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则，它只能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10]。
对先驱者的关怀
对话需要在两种互补的形式中进行。首先，在整个企业世界中，当前对转型挑战作出回应的热情程度极其不同。企业界正在从较传统的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变，在这种新模式中，对环境的关注被尊为良好企业的组成部分，就像避免不当行为的必要性一样。这一切将需要一个与商界以外的观点进行有益对话的反思过程，比如与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对话。这是一种应该在整个企业世界开展的对话。
其次，在企业界中，一些企业家不只是作出回应，而且已经开启了变革。2019年9月25日汇集于欧洲议会的企业领导人便是此类人士的一部分，他们的对话促成了《企业与地球》一书的撰写。将他们汇聚在一起的并不是某一明显利益，比如同属于某一特定领域。这次欧洲议会的各会议小组涉及到的商业利益极为不同：从铝制品到化妆品、从服装到采矿、从玩具到食品和化学品，等等；但很明显的是，他们的共同希望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挑战现行政策。教会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邀请这些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先驱者汇聚一堂，阐明他们的责任愿景，为取代长期以来在商业世界以至整个社会中那种对人类价值视而不见的思维模式主动担当。
一个巨大的影响
枢机让∙克劳德∙霍勒里奇（Jean-Claude Hollerich）在这本书的后序中强调，在我们应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任何形式的人类智慧都不应被忽视。企业领导人应 “表达一种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人类文化观念”[11]。商业现实虽然拥有自己的特定文化，但毕竟与更广泛的人类现实息息相关。“商业世界将会永远强盛，商业领袖将通过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对自己的事业的理解而具有持久的巨大影响力”[12]。
这些感想对于那些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人来说无关紧要，但对于那些将利润置于以负责任和可持续方式的态度使用地球资源的普遍任务中，并将其视为可行性尺度的人来说，他们将乐于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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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Grace, Business and the Earth: A reflection on Laudatosi’, Bruxelles, Jesuit European Social Centre, 14 s. (www.uniapac.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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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 Galbraith, 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 London, Penguin, 1994, 106 (意文版：Breve storia dell’euforia finanziaria, Milano, Rizzoli,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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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十六世，领受伯多禄职务典礼中的讲道，2005年4月24日，引自LS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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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欧洲绿色协议》，布鲁塞尔，2019年12月11日，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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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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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Grace, Business and the Earth…, cit.,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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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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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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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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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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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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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