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埃玛努尔·西克雷（Emmanuel Sicre S.I. ） 我们需要生活在人类友爱中，这并没有什么可再强调的事，其迫切性也不必再多费唇舌。我们更不怀疑多少世纪以来无数男男女女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性命，他们为了友爱相处而振臂高呼。然而，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实践这个理想则是万古常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呼求天主圣神以其创造活力，指示我们哪些途径、哪些牧灵教育方式、哪些创意足以帮助我们在信仰的邀请和修会生活指南的召唤下，在这样的理想中成长。
凭着经验我们提出三个教育学和牧灵方面的准则。根据这些准则我们可以引领兄弟姐妹们发现这个理想乃是我们自己的，并于当下即参与建造这个众所渴望的计划[1]。
开放家族的教育学
我们每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直系家族：我们来自某种关系的历史脉络，每个人都是这个脉络中的一个环扣。且不论我们认识与否，我们家族的血统或好或歹都深深烙印在我们身份形象上。我们在遗传、家庭、文化和个人等层面上都继承了先人而成为我之所以为我。如果我们忽略这点，将铸成人类学上重大的不慎。
一个人能够认识到烙在自己个性上的这个历史记录，这在教育学上是有用的，因为这样的认知防止我们陷入过度主观的圈套中，误以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出自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样的体认把我们植入遗传关系的沃土中，给自己开拓未来愿景提供了的可能性。
事实上，一个开放的、个人的和家庭的家族教育学应该引领我们在寻根中，发现到我们的家谱汇入人类共同血统江河中的那个时刻。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建议大家，尤其是那些正在成长的人，从“我”的生活经验走进“我们”人类共有的普世历史洪流中。
我们不跟随那些实体论者的意念，他们企图找出自己纯正血统的来源，姓氏的传承，家族的社会地位财富，世族的骄傲或种族的独特性。相反地，我们必须开放家族，以人类关系学的角度认识到在血统差异之上我们都同为人类。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曾有过令人发指的歧视，企图置某个种族于其他种族之上，以致造成互相敌对，乃至引爆荒谬的战争。因此，为什么还要进一步埋下兄弟互相残杀的种子呢？
为此，我们反对氏族宗派彼此嫉妒的观念，因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人承认自己和家庭的身份乃接枝在众所公认的人类共同身份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圣保禄宗徒致迦拉达人书的话说：“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耶稣基督内已成了一个”（迦3：28）。
如果这种开放家族的观念能彻底进入我们的牧灵和教育工作中，则我们或可因体认到人类乃休戚相关而携手合作，不至于受到动物性物竞天择的本能所驱使。类似体认众人皆为兄弟姐妹的观念或也足以帮助我们对抗那些威胁弱势族群的势力。
事实上，对基督信徒来说，视他人为兄弟姐妹并非一种选择，而是整个信仰生活成长的要素之一。“信仰引领信徒视他人为应受到扶助和爱护的弟兄。信徒因为信仰天主乃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者，在祂慈悲的眼中人人平等，所以都蒙召表现这样的友爱，维护受造的万物，扶助每个人，尤其是最贫弱的人”[2]。基于这个意义，我们必须反对日愈蔓延的个人或小族群支离破碎、将其自以为的身份封闭在虚幻中的倾向，从而打开我们遁入的小世界（参见《众位弟兄》通谕199号），在年少时期即学习营造有利于人人彼此接纳的条件，视众人虽不同却彼此平等，以回应教宗方济各的呼吁，建立全球化的公民身份[3]，承认“只有真正的手足之情‘才看得出他人的神圣伟大之处，…才会发现天主临在每个人身上，…才有能力拥抱天主的爱，接受共处带来的诸多厌烦，…才知道向天主的爱敞开心怀，为他人的幸福着想，一如仁慈的天父所做的’（《福音的喜乐》劝谕92号）”[4]。
当然，如果我们敞开自己，其实关闭自己也是一样，会陷入全球化社会所造成的“超级文化”（ipercultura）[5]模式的危险中，这种模式淡化人类的原始特征和共同的展望。可是文化科技革命，一如阿勒山德罗·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所称呼的游戏技巧（Game）[6]，不也要求我们制造一种符合时代环境并向新一代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开放的人文主义？凡认识依纳爵教育方法的人都知道，无视生活环境无异在行动和改变上失败。
义子关系的教育学
上面所指的人文主义固然重新发现世人具共同血缘，亲如手足，但他们仍缺少一位共同的父亲。只有在父母子女关系下才能产生兄弟姐妹之情。但人类是谁的子女？
我们可以部分同意某些人文学科的分析，这些分析指出：从法律、社会结构、标志和关系上看，我们正处在父亲形象瓦解的现象中[7]。尤有甚者，天主的形象对当代和未来的人已成了疑问，他们甚至到了对天主的概念无动于衷、或将之虚无化的境地[8]。然而我们也相信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新的思考和认识人类大家庭手足之情的可能性。
我们大都生活在独生子女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使人以为自己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世界，因为在类似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他人的“父母亲”。在这同时我们又感到自己是社会体制、感情及人性中的孤儿，以致在心理上失落了主体感。这样的局势令我们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哪种重视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际关系的牧灵工作足以解决如此的欠缺？从这方面看，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更重视人际关系而少强调本质的人类学。这样的人类学明确指出每个人固然都是人际关系中各有不同的一面网，却不是毫无受到他人“感染”的纯净者，因为他人以其临在而塑造了生活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我们。
如此领会人际关系及信仰召唤我们彼此友爱的方式，必然引发我们思考家庭的议题。这个议题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传统家庭模式已遭到时代危机的冲击[9]，而世人对家庭概念也有所改变。这里并非有意重塑经“改良”的传统家庭模式，而是愿意真诚地接纳天主有关人类家庭的计划，好使每个人都能够有权利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从这方面看，或许我们都应该发觉到一种建构新的人际关系的方式已然浮现，这个新方式依随原先的孤儿模式，把人类结合成兄弟姐妹，他们相亲相爱的关系要比血缘关系之爱更浓厚[10]。面对这个文化事实，基督的命令“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亲”（玛23：9）难道不是更切合实际？为此，必须依据福音精神，就家庭乃天主彰显自己的场所这一牧灵工作的后果进行神学思考[11]。
无论如何，我们所信仰的天主与人类之间的父子关系乃是我们在认识天主奥迹的教育学过程中所发现的。这个教育学告诉我们降生为人的基督给我们启示了天主的真面貌，基督藉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兄弟，并以祂的复活修复了我们与天父救赎之爱的奥迹的关系。
这个奥迹首先让我们承认彼此都是人，而且也因为同是天主的子女而互为兄弟姐妹。这个独特的关系没有人可以否认。为此，我们说的话、讲授的要理、学习、灵修交谈以及圣事生活都必须彰显天主并非拟人化的父母亲[12]，而是耶稣主动赐给我们的父亲，为叫我们在祂面前结合为一个家庭。
我们可以用耶稣会士马尔谷·卢布尼克（Marko Rupnik）神父的话来概含上述的意义：“即使在表面的心理学上我们仍发现子女的成长也经过叛逆的阶段，例如强把门关上，拒父母亲于门外，以肯定自己。然而，青少年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早晚会消失，到时子女们将回过头与父母亲建立更为成熟的关系。人性成熟过程中这种常见的现象指出人有一种古老的陈规，这种陈规似乎是作为子女最困难的一面。这不是根据心理学或精神分析来看，因为这些都停留在表面上，而我是从神学狭义方面来说的。看来罪恶是如此悲惨地腐蚀了人的真理，扭曲了天主是为父亲的形象，以致难以以天主乃父亲、因此我们乃子女的真理来了解整个人生。如果我们阅读圣经，当会发现一切都将回归到圣子耶稣基督在革责玛尼山园所呼喊的‘阿爸’天父的名下。整部圣经叫我们看到人类由于不承认自己乃天父子女的身份而造成世代相传的悲剧。圣经并指出，人类的得救在于天主所生而非所造的真子降生为人，以人子的身份生活，为人类敞开成为天父子女的门径。整部圣经叙述的就是人类逐渐从奴役走向自由、从奴隶变为子女的悲戚过程。今日在教会内，为我们最不容易觉察、也最不易活出的事实，似乎仍然是作为天主子女的自由。人依旧继续在为自己制造奴役的环境：役于自己制造的思想、主义学说、体制结构、法律和规则…。我们好像有与生俱来的、无法控制的恐惧，担心成为子女和自由的人。的确，恶魔把人置于恐惧的奴役之下”[13]。
具体博爱的教育学
我们的本质是人性，经天主收养而成为祂的义子义女，因选择而成为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必须专注于一种以亚西西圣方济各的友爱精神，能把我们众人和受造之物维系在一起的教育学，一如教宗方济各在他的《众位弟兄》通谕中所教导的。这样的博爱来自与天主的良好关系，来自体验到受造物与天主之间洋溢的父子之情，以致能像圣方济各那样称呼“太阳为兄弟…”。人类只有在承认有共同的父母亲，也因此互为兄弟姐妹时，才能组成一个大家庭，一如神人一体的基督给我们启示的。这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受造物能够像天主那样取了我们人性的软弱，以便激励我们各尽所能去相似天主。
这就像艾迪·席勒舜（Etty Hillesum）在纳粹集中营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珍贵逻辑，她写说：“我的天主，我深爱他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祢的一小部分。我在每个人身上寻找祢，也经常在他们身上发现祢的一部分。我努力在他们内心发掘祢，我的天主！”[14]。
总之，如果我们要接纳他人的差异，就必须超越数据文化提供的“‘我喜欢’的现象学”，努力体验别人的感受和缺陷，从而唤醒自己避开自以为是的死亡陷阱[15]。换句话说，我们只能经由那促使我们“改变”自己的他人差异而得救[16]。为此，各种文化积存的否认他人的思想始终是杀害兄弟的元凶。旧约圣经记载，加音之所以杀害亚伯尔，乃因为他没能在父亲面前实现独特地位的渴望，为此他和自己，同时也和他人起了冲突。从此开启了旧约时代手足之间无止无休互相残杀的悲剧[17]。
今天我们生活在文化支离破碎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陷我们于彼此忽视、乃至被困在意识形态和时空的残缺不全中。我们眼看到人类一连串由扔弃和消费文化所加剧的严重冲突。因此，我们需要具体的博爱行动，打破支离破碎的唯我主义，回归受造万物团结相惜的精神。
从牧灵方面看，这样的回归行动要求我们努力营造架设关系的具体空间，让时间来帮助我们编织友情，填平代沟，弥缝仇恨与暴力所撕毁的历史面容，治愈贫穷和被排拒的创伤，视共存共荣为建设人类前途的可能条件。
我们需要努力超越血亲关系，也接纳他人为兄弟姐妹，以源自友谊、具基督信仰特征的友爱来维系这样的情谊：“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若15：13）。这就消除了主仆关系的辩证论，得以承认他人和一切受造物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将我们重置于父母——子女关系中的那一位，将不再称呼我们为仆人，而是朋友（参见若15：15）。
结语
这为我们似乎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也是如此！但因为这是天主的事，“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路1：37），所以一切在乎我们信赖天主实现祂的圣意。我们以为，如果能采行上述三个教育学牧灵准则作为培育下一代成长的具体途径，则我们对未来已做了重大的贡献。无可否认这是个乌托邦，它需要我们耐心祈祷和敞开心智，辅以活泼的灵修。如此我们才能领会善度人类博爱的生活所需要的许多要素事实上业已悄悄地来到人间。只要我们能以天父充满慈爱的眼光窥察祂的子女立意走向普世博爱的新境界，即思过半矣！
- 这篇文章以西班牙语刊于Centro virtual de pedagogía ignaciana, in Boletín 66, numero speciale, aprile-maggio 2021.。见 www. pedagogiaignaciana.com。 ↑
- 这是教宗方济各和伊斯兰al-Azhal大教长Ahmad al-Tayyeb联合签署的“关于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存的友爱文件”的开头语。该文件启发了教宗方济各日后撰写《众位弟兄》通谕的灵感。 ↑
- 参见Compagnia di Gesù – Segretariato per l’educazione, «Ciudadanía global: Una perspectiva ignaciana» (www.educatemagis.org/es/global-citizenship-an- ignatian-perspective)。 ↑
- Francesco, Messaggio in occasione del 150° anniversario della proclamazione di sant’Alfonso Maria de’ Liguori dottore della Chiesa, 23 marzo 2021. ↑
- “超级文化（ipercultura）是散乱的，…它也不同于多文化，多文化者固然较少有与来源、出处、种族及地点相关的记忆，但超级文化则是以各种不同的理念、标记、符号、形象密密地堆积并列为基础；它是一种超级的文化大拼盘。至于跨文化（trasculturalità）就没有这种超级的（iper）现象。当今文化的特征就是近似超级文化的时空并列杂陈，而非跨文化的保持距离。超级者既非多，亦非跨，它仅是积累、连结和浓缩，是全球化的本质” (H. Byung-Chul, Hiperculturalidad. Cultura y globalización, Barcellona, Herder, 2018, 84)。 ↑
- “游戏技巧（Game）比其他任何事物都需要人文精神。玩游戏的人需要人文精神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需要继续不断感觉到自己是人。…在未来百年中，当人工智能把我们带到更遥远的地方后，再也没有什么比使人感到具有人性更珍贵的事物了。…并非游戏本身要回归到人文精神，而是人文精神要弥补并赶上游戏所欠缺的。礼仪、知识和社会领导阶层的重建若有所冥顽迟钝，那是不可原谅的浪费时间。我们迫切需要巩固当代的人文主义，使前人留下的足迹成为今人生活行动的准则，并注入日后出现的种种游戏规则中”(A. Baricco, The Game, Torino, Einaudi, 2018, 259 s)。 ↑
- 参见per esempio, S. Sinay, La sociedad de los hijos huérfanos. Cuando padres y madres abandonan sus responsabilidades y funciones, Buenos Aires, Ediciones B, 2007; L. Ricolfi, «La società senza padre», in Il Messaggero (www.fondazionehume.it/societa/la-societa-senza-padre), 6 novembre 2017; M. Recalcati, Cosa resta del padre? La paternità nell’epoca postmoderna,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17; C. Miriano – F. Nembrini – A. Polito, «Alla ricerca del padre perduto. Dialogo sulla possibilità di un’educazione oggi», in www.standard1932.it/risorse/alla-ricerca-del-padre-perduto.pdf/; C. Domínguez Morano, Creer después de Freud, Córdoba, Educc, 2010. ↑
- “当今谈父亲的身份并不容易，特别是在西方世界，这里家庭结构瓦解，工作职务越来越占据人生活的时空。家计的忧虑和辛劳，令人分心的传媒资讯充斥日常生活，这些也只是许多阻碍父亲与子女建立安详和有建设性关系的因素中的几个。父亲与子女的沟通有时陷入困境，彼此的信赖逐渐减少，于是与父亲形象的关系成了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影响到人如何能想象天主为父亲，因为缺乏适当的联想模式。一个有过专制、无弹性、冷漠、少亲情、甚至根本不存在的父亲的人，很难安详地想象天主为父亲并全心信赖祂”（本笃十六世教宗2013年1月30日公开接见活动讲话）。 ↑
- 针对这个问题，教宗方济各在世界主教会议后发表的《爱的喜乐》劝谕第二章﹤家庭的现实和挑战﹥中有卓越的分析。 ↑
- 参见E. Sicre, «La familia que Dios quiere» (emmanuelsicre.blogspot.com/2016/08/la-familia-que-dios-quiere.html). ↑
- 参见C. Domínguez Morano, «A nadie llaméis padre», in Id., Creer después de Freud, cit., 255-288. ↑
- 参见 Cfr Id., «La paternidad de Dios», in Experiencia cristiana y psicoanálisis, Córdoba, Educc, 2005, 55-91. ↑
- M. I. Rupnik, Gli si gettò al collo. Lectio divina sulla parabola del padre misericodioso, Roma, Lipa, 1977, 27 s. ↑
- E. Hillesum, Diario 1941-43, Milano, Adelphi, 1986, 194. ↑
- 参见H. Byung-Chul, «Il nomos della terra», in Id., Nello sciame, Milano, nottetempo, 2015. ↑
- 参见F. Canillas del Rey, «Caín y Abel: iconografía del primer fratricidio», in Revista digital de iconografía medieval 11 (2019) 131-156. ↑
- “友爱与暴力的关系像是旧约第一本书记载的历史导线。整个历史情节的对立众所周知：在母胎内几乎是本然的对立中即已显露出暴力的萌芽（创25：23）；在兄长遭玩弄后发出的苦涩和不齿的哀嚎中（创27：32-34）或在几位兄长的阴谋诡计中（创37：18-20）同样埋伏暴力的端倪。至于兄弟之间的修好及日后的和平，则见于父亲重获失落的幼子及弟兄们重归于好（创33：8-11）而喜极落泪的美好画面中（创46：28-30）；或更好说，兄弟之间的冲突乃天主所允许的现象，以显示祂如何拯救家庭的智慧（创45：1-5；50：15-21）”。(A. Ferrada, «Una lectura narrativa de Gn 4,1-16: hermandad y violencia», in Teología y Vida 57 [2016] 335-36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