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教宗方济各加拿大牧灵访问的最后一天。他即将结束在魁北克一站的行程，并随即开始在北方伊魁特（Iqaluit）与因纽特人（Inuit）的会见。与耶稣会士的会谈原定于上午9时进行，但教宗提前一刻钟进入了主教府大厅。参加会谈的15名耶稣会士来自加拿大会省，它覆盖加拿大全国和海地。由于会省会议正在进行中，而且，很早就被纳入日程安排，所以，省会长未能出席这次会晤。一进门，教宗便受到大家自发的问候。随即，魁北克团体的马克·里泽托（Marc Rizzetto）神父代表在场人士和该省的200多名耶稣会士向方济各表示热烈欢迎。他特别提到了聚集在米德兰（Midland）的45名会省成员以及黎塞留（Richelieu）和皮克林（Pickering）会省疗养院的年长同会弟兄。
“这个国家也是耶稣会的最大会省之一，在这里，我们满怀喜悦和希望地工作，并以圣若望·布莱伯及其同伴[1]——加拿大殉道圣人—为榜样”，马克·里泽托神父如此开场。“尽管我们也很脆弱，但依然勇敢地与弱者为伍，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崇高的，并时刻渴望分享我们内在生命的宝藏，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蒙召成为朝圣者，为了他人，也与他人一起”。他总结道：“我们与您同舟共济，砥砺前行，珍视您为教会指明的方向，并为您祈祷。感谢您为促进原住民的修和而做出的贡献”。
最后，马克·里泽托神父向教宗赠送了一份礼物：一幅绘有蝴蝶的画。教宗一边欣赏这幅画，一边开着玩笑：“看到这么美的画，我心生疑问：它如此之美，会不会是一个耶稣会的陷阱？我不确定它是一只蝴蝶还是一只蝙蝠！”。这个玩笑使得在场人士无不捧腹。在致谢之后，教宗回顾了此前在这个国家的行程。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加拿大。第一次是在1970年。当时我要前往西班进行初学第三年（卒试），但由于已被委任为初学生导师，我会晤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我去了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加拿大当时并没有初学生，事实上，总会长神父让我到这里拜访米歇尔·勒德鲁斯神父[2]。为此，我在圣热罗尼莫（Saint Jérôme）拜会了他。勒德鲁斯神父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灵修导师。这是我的第一次加拿大之行。第二次是在2008年6月，为了参加在魁北克举行的国际圣体大会。我的反省题目是《圣体是建立教会的救恩圣事》。所以，现在，这是我第三次来访贵国。非常感谢你们的接待！
马克，我被你说的一个词打动了，那就是“脆弱”。很多时候，会听到人们说耶稣会是教会的军队，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完全是夸大其词！我们决不应该抱有自我良好的念头。我相信，一位耶稣会士的真正力量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正是天主赐予我们力量。
好了，现在就像足球赛一样，球在中间，让我们以大家的提问开球吧!
圣父，我们正处于一个尚未完成的修和过程中。我们正走在路上。您的这一次朝圣之旅带来了哪些慰籍？
五年前，我接见了贵国总理，也就是现任的那一位。他在那次会晤中向我提出为原住民和寄宿学校做些什么。主教们此前也已经向我谈到这些事。大家的意见都是：必须做些什么，但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因此，主教们多年来一直悉心准备着，直到促成了我的此次访问。我们经历了一个过渡，从似乎只有相关地区主教才负责的事项，进入了一个主教团全体参与的阶段。
你们看，最重要的事情恰恰是主教团能够达成共识，接受挑战，勇往直前。加拿大的这一做法是主教团团结合一的典范。当一个主教团团结一致时，它就能很好地面对出现的种种挑战。我为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切作证。那么，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并不归功于我的访问。我不过是蛋糕上那颗点缀的樱桃而已。是主教们用他们的团结做到了这一切。另外，需要虚心地牢记，原住民也确实有能力很好地接待我的到访，并为此作出努力。简而言之，这些都是教会团结一致时便能发生的奇迹。我也看到了主教和当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无需隐瞒，有些人对治愈与和解的工作进行阻挠，在社会层面，也在教会中。包括今天晚上，我也看到了一小撮传统主义者的抗议（活动），他们将教会说成是另一回事……但这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我只知道，与教会和主教团的团结对峙的劲敌之一是意识形态。因此，让我们继续朝这个（团结）方向前进！我喜欢这次行程的格言，它清晰诠释了团结的概念：并肩前行。前行，是的，但要肩并肩。你们都知道这句俗语：“独来独往走得快，结伴而行保平安”。
您谈到了朝圣、修和与倾听。这一切是否塑造了您对教会的共议愿景？这是主教会议所讲的内容吗？
看，让我讨厌的是，在使用“共议”这个形容词的时候把它当作教会最后的救心丸。当说到“共议的教会”时，这种表达是多余的：教会要么是共议的教会，要么就不是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举行一个共议性的世界主教会议，以使其彰明较著。当然，我们可以说，西方教会曾一度遗失了其共议传统，而东方教会则保留了它。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实践共议性的方式。保禄六世设立了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因为他希望在这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一届又一届的世界主教会议都在循序渐进，在摸索中改善、增进理解、逐渐成熟。
2001年，我曾担任世界主教会议的报告员。当时是为了代替伊根（Egan）枢机，由于双子塔悲剧，他不得不赶回纽约教区。我记得，（会议议程）就是收集意见并呈递到总秘书处。因此，我当时负责收集材料，为给日后的投票做准备。主教会议的秘书前来找我，他阅读材料，并告诉我删除这个或那个。他认为不合适的事项就会予以删减。简而言之，有一个对材料的预先筛选。因为当时对世界主教会议（共议）的精神尚未完全理解。最近一届世界主教会议的尾声，在对下届会议需要处理的议题的讨论中，排在前两位的是圣职和共议性。我意识到，有必要对共议性的神学进行反思，以便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重申——正如我经常做的那样——世界主教会议既不是政治会议，也不是国会委员的咨议会。它是教会的表达，其主角是圣神。如果没有圣神，也就不存在世界主教会议。我们可能会有民主、议会、参议，但却不是“世界主教会议”。如果你们想阅读有关世界主教会议最佳的神学诠释，那就重读《宗徒大事录》。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主角是圣神。这在世界主教会议中是可以被经验到的：圣神的行动。分辨的行动鲜活地在这里发生。例如，我们经验到，有时在一个想法的启迪下会议议程进展神速，有时候也会有争论，之后，因着某个事物的干预，各种不同的声音却被融合一起，被具有创意性地协调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澄清，世界主教会议不是投票，不是多数和少数的辩证对立。风险还在于丧失宏观视野和对事物的洞见。
这种情况发生在世界主教会议的议题被逐渐聚焦到某个特定的问题。例如，关于家庭的世界主教会议。有人说它是给离婚再婚者解除圣体圣事禁令而组织的（会议）。但在会后的劝谕中，关于这个主题只有一项声明，因为其余的部分都是对家庭的反思，比如家庭的慕道。因此，（世界主教会议）有如此丰富的内容：我们不能像井底之蛙一样只聚焦于单个的问题。我再次重申：若教会是开放的，那么，教会才是共议的。她从一开始便是如此。
我觉得记者们对您此行的评论和您的讲话基本上是相当积极的。不过，记者们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教宗代表基督徒，而不是代表教会这一机构表示道歉？您对此作何回答？
是的，我听说了。看，我真的不明白难点在哪里。我并不以个人、某个意识形态或政党的名义发言。作为一名主教，我以教会的名义发言，而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即使在我没有明确表示的时候，我也是以教会的名义发言。事实上，我也没有明确说明的必要，因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相反，我想说的是：当我不以教会的名义发言时才必须明确指出：这是我的个人想法。在那种情况下，是的，我必须加以说明。
我服务于教会媒体。在这个领域，重要的是合作、人际关系，主教们也是这样吗？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必须扩大对话圈。媒体专业人员之间的对话从来都不是多余的，这当然也包括与主教的对话。对于传媒而言，最根本的是交流、对照和对话。
说到媒体，我想起了一件事。我看到有些人想知道为什么在这次行程中我没有与那些遭受性侵的人进行专门会晤。说实话，我在行程前收到了好几封关于此事的信函。我回复了这些信件，并解释说存在两种困难。第一是时间问题，涉及日程安排。第二，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我希望给本次的牧灵访问一个醒目的主题，即原住民，为使其主题鲜明。许多人也回应说，他们可以理解这决不涉及一种排斥。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对爱尔兰的访问，这些会晤却是可行的，而且更有针对性。
谈到滥权：我的专业是教会法。您已经作出许多变革。有人称您为变革的教宗。您也在刑法层面进行了改革，正是针对滥权的问题，这些改革对教会是有益的。我想知道您如何看待迄今为止的世事变迁，以及您是否预见到未来的进一步变革。
是的，的确如此。大家都发现有必要做出改变，而且势在必行。法律不能冷藏在冰箱里。法律与生活为伴，生活才不断向前迈进。就好像伦理道德：日趋完善。奴隶制以前是合法的，但现在不是了。教会如今也指出：不仅是使用，即使是拥有原子武器也是不道德的。但以前并不这么说。伦理道德生活也因循同样的轨迹而不断进步。这也是莱兰的圣味增爵（San Vincenzo di Lerins）的观点：“即使是基督教信理也必须遵循这些规律。它的完善是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步稳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随着岁月的积淀而醇厚”。莱兰的圣味增爵将人的生物性发展与时代变迁中的信仰传承（depositum fidei）相比较，二者的成长和强健都是与时俱进的。人的理解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人的良知也不断加深。
把教会教义当作必须严防紧守的铁板一块是错误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尊重传统，真正的传统。有人曾经说过，传统是信徒们的鲜活记忆。而传统主义则是我们信徒死去的生命。传统是我们前辈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还在继续。传统主义是他们死去的记忆。从根基到果实，总之，这就是道路。我们需要以起源为依照，但并不是把某一个特定历史经验作为永久模式，好像我们必须在那里原地踏步。“过去就是这么做的”，换汤不换药地改为“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这是异教的思维！此外，我所说的也适用于法律事务，适用于法律。
我是一名海地耶稣会士。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民族修和的过程，但希望正在消退。考虑到我们在加拿大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可以对海地教会说些什么，以重新看到希望？作为耶稣会士，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海地目前正处于一种严峻的形势中。它在经历一场大磨难，好像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在我看来，国际组织似乎也束手无策。我的心与海地紧紧在一起，这也是因为我从一些司铎朋友那里不断获取最新情况。我担心海地跌入绝望的深坑，这令我担忧。如何帮助海地在希望中成长？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做的，正如教会所做的那样，无疑是祈祷、补赎……但我们必须自问如何提供帮助。海地人民是一个高尚的民族。在这里，我只能对你说，我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想问您一个关于礼仪和教会合一的问题。我是一名礼仪专业的学生，我想知道这一学科在培育中的重要性。我也将所学与耶稣会士的牧灵工作结合起来勉励自己。
每当遇到冲突时，礼仪总会遭受不公。三十年前的拉丁美洲出现了可怕的礼仪畸形。后来，在“复古派”的迷雾中倒向了反面。由此在教会中造成了分裂。我在这方面的行动是遵循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所采取的路线，这路线不仅允许古老的礼仪形式，而且，也要求确保其延续性。最近的（礼仪）检察清楚表明，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纪律管理，最重要的是，要防止礼仪堕为一个“时尚”，不妨如此表述，而非牧灵范畴的一个问题。日后的学者们将会完善对这个重要课题的思考，即：礼仪是天主子民的公开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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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会谈已进行了一个小时，组织牧灵访问的负责人不失时机地提醒该启程了。于是，教宗对这次会晤、对他收到的礼物和从耶稣会士那里感受到的亲近表示感谢。然后，他邀请大家一同诵念圣母经，并在祈祷结束时给予祝福。最后，教宗提议团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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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de Brébeuf（1593 -1649）是一位法国耶稣会神父，是教宗庇护十一世在1930年封为圣人的八位加拿大裔美国殉道者之一。1625年，他与耶稣会的其他传教士一起前往加拿大。次年，他在乌隆人（Uroni）的领土上留驻，与他们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1649年，他被一个易洛魁（Irochesi）部落杀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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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Ledrus神父（Gossellies，比利时，1899年-罗马，1983年）曾在鲁汶教授传教学，在宗座额我略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在加尔各答，他出版了月刊The New Review。他于1939年回到罗马，在额我略大学教授传教神学和灵修神学。他是一位“杰出的信理和生活导师”——正如卡洛·玛利亚·马蒂尼枢机（Carlo Maria Martini）对他的评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