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和政治视野中的加密货币

经由艾蒂安·佩罗特（Étienne Perrot S.J.）
2022年5月9日

自2020年以来，人们对加密货币所表现出的新关注在整个2021年期间持续不衰。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这些货币正处于发展中，公共当局已加强监管，不乏顾虑的政策制定者继续实施新的干预性管制法规，并同时试验开发自己的加密货币，即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加密货币的主要技术特征相当明显，其基础是一种存储和传输数据的技术：区块链（blockchain）。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在工业领域得到发展，便可减少对中介的需求，以不可删除和可永久追溯的方式确保交易者的数据验证和存储服务。

区块链的原理其实相当简单：每笔交易都被加密，以区块串接的方式加入此前的交易列表加密密文中。这样，在涉及货币时，便可以防止任何人在不拥有款项的情况下完成付款。因此，空头支票的问题将不复存在，我们也不必再担心银行倒闭或盲目信任中介：因为区块链中根本不存在中介。

这种加密技术的必然结果是付款方和接收方的匿名性。加密货币因此可能成为各种非法操作的便利手段，比如以比特币支付赎金，购买不允许出售的武器，进行非法贩卖活动及秘密资本收益积累等等。与此相悖的是，加密货币交易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同时分享所有转账信息，也就是说，交易的公开透明性与付款方和接收方的双重匿名性同时存在。

一种与众不同的货币

加密货币不同于（中央或商业）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它不依赖任何银行机构。尽管关于货币名称的授权已经存在，例如，这种权利已在法国经最高上诉法院通过，“币”仍是许多加密货币通常采用的惯称。事实上，虽然加密货币具有同所有货币一样的三种经济职能：记账单位、交换媒介和储藏手段，但它们在这方面的效应极差。作为记账单位，货币应具有的职能是对产品或服务进行估值，并在交换系统中转化为以美元、欧元或日元等任何一个币种计量的价值；至少对于乐意接受它们的交易者、服务提供商和投资者，加密货币也是一种交易媒介。也就是说，供应商可以拒绝比特币、瑞波币、欧罗巴和以太坊等支付形式，但却不能拒绝以法定货币支付；最后，作为一种不理想的价值储藏手段，任何加密货币的浮动都与其市值及其跟踪电子系统的安全性成正比。

加密货币的风险与可能受黑客攻击或被直接扣款的银行存款风险性质不同。加密货币不存储在中央存储器中，而是存储在整个互联网中。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整个系统具有安全性，但是，在遗忘密钥、计算机被黑客攻击或者丢失存储密钥的优盾等情况下，用户将失去自己的加密货币，如同现金丢失或被盗。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用户不可逆转的经济损失展露了匿名性的缺陷。

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另一个区别是不具备等价物。从历史上看，黄金首先成为法定货币的等价物。除黄金和贵金属以外，货币供应量的等价物主要是中央银行发放的国债和国库券，更主要的是大部分商业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这意味着，现行法定货币的价值是根据人们对上述三种等价物未来价值的预测而变化。

在没有等价物的情况下，加密货币的投机具有不同的特性，它完全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其未来价值的预测。由于仅以增值或减值的预测为唯一依据，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倾向于一种自我调节。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可以观察到加密货币市场的大幅度浮动现象。

为了应对这种波动，发挥加密货币技术基础的良好功能，缩减价格不稳定的风险，许多加密货币交易所应运而生。但是，如同所有其他对冲系统（具有类似于保险的功能），这些市场交易所同样需要成本。于是，在以监控者调节货币投放数量以保证其价值为前提的条件下，最具成效的解决方案是将加密货币的价格与相对稳定的法定货币，或货币篮子，甚至与黄金、钻石或石油等商品的价格挂钩。在这种情况下，用户既可以从技术中受益（不含中间商的即时交易），又可以避免价格骤跌的风险。为此，“稳定币”（stablecoin）已成为一个新的话题。例如，纽约州已经允许那些经过授权的“稳定”加密货币成为行政费用支付的方式。

一些自诩为投机金融预言家的人宣称，加密货币将成为取代黄金的价值储存手段。同样，全球最大投资管理公司之一贝莱德（BlackRock，管理资产价值八万亿）的债券战略主管也不容置疑地指出，比特币将走向成熟并取代黄金。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黄金并非最可靠价值储存手段之一：黄金价格在1971年8月15日是每盎司35美元，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翻了10倍；在随后数十年，以每盎司300至850美元之间的持续波动，于2000年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然后经过高达2000美元的暴涨又重新跌回1000美元；2020年8月，黄金价格再创新高，突破了2000美元，并在研究出Covid-19疫苗的消息传出之后下跌了10%以上。

另外，押注比特币等主要加密货币的光明前景也意味着忽略它们受制于不断改进的技术（一些比特币挑战者不仅具有更高的交易速度，也更易于使用）。还有，这也意味着忽略了加密货币的价值–至少是非指数化的加密货币–往往是通过对法定货币价值的倒置和放大，来反映人们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自2020年底以来，Covid-19大流行成为中央银行无限制式投放货币的理由，这无疑在降低法定货币可信度的同时提升了加密货币的价值。比特币甚至成为PayPal平台使用的一种支付方式。

最后，加密货币将取代黄金的观念还意味着忽略公共管制和监控的强化问题。在2017年9月，中国政府将可能在其境内禁止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消息一经传出，就造成了它们的价格在一段时期内的崩溃。其后， 2021年夏初，中国禁止在其境内通过挖矿^{^[1]}（消耗大量电力）增生加密货币的命令再度导致了新的下跌。

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观念

加密货币在文化世界中的出现也会带来在人类学上的转变，让我们对此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如果走出经济学概念的局限，我们就会发现，货币除了它的三重功能（记账单、交换媒介和储藏手段）之外，还发挥一种质物的作用。质物是一种代表债权的象征性物品。例如，我手中或银行账户中的欧元是一种质物，标志着我与所有那些可能某一天会以某种服务、商品或另一种货币的形式同我进行等价交换的人之间的承诺。当然，这里既不确定与某一特定个人、公司或行政部门的债权关系，也不存在质押的固定期限。然而，这个担保对我来说是来自一个共同体的承诺，也就是说，这个共同体保证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满足我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把金钱称为“生活的债务”。

严格来说，货币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即时清偿债务的信用支付方式。它既是债务的信用标志，又是我即时换取等价物的手段。我可以与共同体中的任何成员、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或投机者之间进行这种支付方式。通过移交这一质物偿还自己的个人债务，但与此同时，共同体中的债务并不会因此而消除。货币支付实际上是向共同体移交的一个质物，因为收到我的付款的供应商获得了一个承诺，是一个共同体对其债务的标志。此外，只有在相信共同体会在必要时履行自己的债务时，他才会接受这一质物的支付形式。“生活的债务”之称由此而来，因为金钱可以调动共同体的资产和能力，并根据每个人的选择为所有成员提供服务。

因此，基于人类学的视角，货币代表着共同体对每一成员的债务的认可，它是一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的产物。然而，只有对自由误解的人才会将这种共同体中的依赖性及债务视为异化。对此，甚至无需追溯斯宾诺莎（Spinoza）的思想，其解释是：自由是一系列必需接受的限制条件的总和，只要回顾基督宗教中关于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传统训导便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在使用加密货币时，更准确地说，在使用那些不是法定货币的加密货币时，人的政治层面似乎遭到屏蔽。加密货币的创造者拥抱当代激进个人主义潮流的现代性，他们试图以此推翻基本的人类结构。其实，加密货币的前身是电子密码学——它最初是密码朋克的领域（cypherpunk，密码无政府主义者），发起于1980年代。当时，有些人隐约感到一种风险，认为互联网系统会成为一个公共行政管理用以控制私人生活的罗网，这种担心类似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著名小说《1984》所引起的对极权主义政权的担忧。

加密货币使用的区块链技术通过去除“可信赖的中介”（银行或支付平台等）将“自己动手” （Do it yourself）的文化趋势推向前沿。区块链摆脱了中央协调者颁布的规则，并由此在政治实体被贬值的同时赋予个人更大的自由空间。这里面关键的一步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新发现：以线上多极分布控制的方式取代可信的中介。因为在远程传输中，对保密性的最大威胁是身份盗窃或是身份泄露——这是在进入负责参与者之间相互联系的中央数据库时极易发生的事件。这种威胁显然也涉及隐藏在避税天堂的账户。区块链中既不存在中央数据库，也没有核实参与者身份及交易合法性的中介，各种转帐在不需人工协助的情况下畅通无阻。

加密货币的使用将货币质押的主体性在最大允许范围内推入个人主义范畴。然而，这种个人主义的主体性并不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现代意识形态的爱好者们所享有的个人自主权实际上是有条件限制的。这正是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区别。比如，在法国流通的赌场筹码和70多种区域性货币与欧元等价；同样，与欧元的等价交换也是本地交换系统（Sel）采用的价值尺度：它是在这些实行易货贸易的本地交换协会成员之间，除了对交易主体的了解和精确核算外，对交换价值达成的一种共识。然而，在加密货币系统中，物权方的身份始终受隐私保护，只有在他们想把自己的加密货币转换成美元、日元、欧元等法定货币时，公共管理部门才有干预权。

政治干预

促成加密货币的无政府主义精神至今仍残留于它们的一些用户中。但是，难道系统中真的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管吗？不可能！我们无法想象任何没有最低限度约束性的组织机构，无论是语言、货币、市场，还是社会科学所说的脱离社会的衍生团体，比如加密货币。我们知道，即使是每个成员可以随意参与或退出的垂钓者协会，也要受某些规则、程序或习俗的制约。同样，对于加密货币或者其他形式的团体来说，如果没有任何准则对个人行动进行管理和规范，个人互动将难以进行。

其实，在进行加密货币兑换的团体中，组织的约束性非常明确：那就是由发起人发表的白皮书，其中第一个是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它其实是一组计算机科学家借以藏身的假名。这些计算机科学家创造了比特币，并于2008年10月31日发布了白皮书。

每个加密货币都有自己的组织方式。其中有的宣布了创建货币单位的总数限制（比特币为2100万个，其中五分之四以上已在流通中，由此可见其吸引力）；有的明确了白皮书的修订条例。激进派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理念在于实行电子线路管理和用户自由。

离开互联网，加密货币就不可能存在，二者同时与自由资本主义及其文化支柱契约性个人主义齐头并进。这意味着每个人以涉及自身的协约为基本行动的依据，只接受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而拒绝一切可能影响到个人自由的层面。但是，正如调解是引导个人意志融入公共意志的必要手段，它也同样是统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必经之路。虽然政治领域对需求的反应总是相当迟缓，但对于加密货币在使用和交易中出现的紊乱，公共管理需要以必要的干预加以整顿。

密码学的必然结果会导致一种具有危害性的自由（付款人和收款人的匿名性）。加密货币的匿名性已使之成为各种非法交易的便利手段，迫使各国政府对其使用实行越来越有力的管控。例如，梵蒂冈城国严禁“提供发行、销售、转让、储存、管理、兑换、谈判或经纪加密、电子、虚拟或合成货币的服务”（2013年10月8日，《关于金融透明度、监督和信息的第XVII号法规》，第5条）。法国则允许加密货币的拥有和使用。从2020年1月1日起，任何通过平台或中介机构开立、持有或关闭的“数字资产”（法国当局已将加密货币归于这一类别）账户都必须进行申报。2014年，加密货币以“在电子媒介上持有的虚拟价值尺度”的名称出现于法国税法中，通过交易赚取的加密货币需根据累进所得税计划在非商业利润类别中纳税。2018年，行政部门将其归入“无形资产”（biens meubles incorporels）类别，按金融工具征收资本收益税（统一税率为30%）。根据最新的2019年《财政法》，加密货币属于“数字资产”的范畴，同时也将其特征定义为：“一切非经中央银行或公共当局发行或担保的数字形式的价值；不一定与法定货币挂钩；不具有货币的法律地位，但可以被自然人或法人认定为交换媒介，并且可以通过电子方式转移、存储或交换”。

如今，密码朋克们梦寐以求的匿名性已化为泡影：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几个发达国家，所有拥有或使用加密货币的人都必须通过身份核实，并申报自己的所有交易，包括盈利和亏损。对此，与所有的其他金融交易一样，各银行对货币当局和税务部门鼎力相助，特别是通过对交换平台上与法定货币兑换的监控，可以识别洗钱等行为。

国际问题

加密货币的政治框架并不仅限于犯罪分子和逃税者的范畴。世界上加密货币的数量越多，国际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就会越大，其后果甚至可能危及公共货币政策。2019年，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就加密货币在国际层面上的风险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中，他们谈到了Facebook推出的加密货币项目：Libra（拉丁语中的“天枰”）。同年，Facebook和其他一些互联网巨头–Visa、Mastercard以及后来退出该项目的Paypal–表示，他们打算发行一种面向全球约20亿潜在用户的加密货币。本来宣布在2020年将会推出的Libra却被无限期推迟，这让人联想到昔日光辉中的英镑，19世纪驰骋于世的英国货币。根据其创造者的意愿，它是一种以古罗马币为参考的货币。

在Libra创造者的心目中，不同于基于投机性市场价值的比特币和其他价值不稳定的加密货币，它的价值基于货币篮子的加权平均值，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因此，它将不再像SDR那样为国家所专属，而是一种由私人实体管理的面向大众和企业的国际货币。对此，以逃税和资助恐怖主义为理由提出反对的美国官方其实没有公开另一个原因，那就是，Libra作为一种私有国际货币，有可能在受美元化影响的国家取代美元，重演当初在以色列，以及今天发生在阿根廷和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即人们放弃贬值的官方货币而使用更稳定的美元）。

与加密货币一样，Libra的传播也将依赖于全球电子网络，但其规范化程度将有所提高。在大数据时代，有利用价值的信息主要来自统计数字，与此相比，来自针对性分析的信息相形见绌。这对于Gafam（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微软五大科技巨擘）系统的主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利益，但对于税收监督者以及注重保护自己隐私的公民来说则截然不同。确实，数据隐私不仅引起了公民社会的关注，也终于吸引了公共当局姗姗迟来的关注。尤其是考虑到Facebook近期因出售用户数据而遭处罚这一事实。大数据的货币化是一种“监控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统计学处理的信息具有市场价值，而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似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点击不断累积向全球提供的信息。

法国财政部长对Libra持强烈反对态度。美国财政部长则表达了“极大的担忧”。如果有一天Libra能够应运而生，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加密货币重演支持它的互联网的旧戏：伴随着激进民主和普遍自由协作的承诺，互联网一方面为官僚控制提供了相当迅捷的便利条件，一方面同时加强了Gafam的统治。这一主导作用因具有理性、安全和绩效等现代性价值而深受大众欢迎。上述情况的出现基于网络经济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最大的玩家往往也是最早出现的领先者：即使不具备最好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它仍会享有赢得大部分赌注的最大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人们能够理解，各中央银行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加入这场全球货币游戏。在经济被地缘政治削弱的国家中，马绍尔群岛是首当其冲的开路人。委内瑞拉也于2018年推出了一种加密货币petro：为了避免美国的制裁，它与一桶石油的价格挂钩。出于同样的原因，伊朗在2018年曾设想创建一种基于比特币的国家加密货币，以应对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政策影响下出现的国家货币崩溃。同样，土耳其也正在试图通过推出国家加密货币来加强本国经济。

除了这些经济疲软的国家以外，中国以及一些其他大国也正在筹备发行自己的公共加密货币。加拿大和新加坡正在筹划有计划地开发官方加密货币支付系统。英国银行也有意创建一种与英国货币挂钩的加密货币。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2020年10月2日的一份报告中，欧洲中央银行（ECB）推动了一项旨在创建“数字欧元”的协商，它将受欧元支持并因此赢得比非指数化加密货币更大的稳定性。2021年夏天，这项协议宣布：“在初步测试阶段没有发现任何技术故障”。欧洲央行因此有意推进下一个阶段，即开启一个为期两年的创建数字欧元“试点项目”。对此，协议中公布的最后期限是2025年。

本文指出的理由虽缺乏原创性，但目标明确：一方面需要为用户日益增长的数字化支付倾向和习惯提供方便，一方面需要控制加密货币不断攀升的数量和作用。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综合角度来看，加密货币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人们的一个观念：法律和规章制度总是落后于技术和市场的发展。毕竟，除非是占卜师，否则谁能在今天预测明天发生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