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1521年5月20日，依纳爵∙罗耀拉在奋勇保卫被法国人围困的潘普洛纳城（Pamplona）时因一条腿被炮弹击中而身负重伤。这是他人生中难忘的一刻：在接下来数月的养伤期间，依纳爵皈依于一种更热切的基督徒生活。这一事件从此开启了对灵修和教会历史的深远影响，也促成了耶稣会的诞生。为此，耶稣会总会长苏萨神父宣布今年为依纳爵禧年，此间的相关纪念活动将持续至2022年7月31日，即圣依纳爵逝世之日。对于耶稣会士以及所有得益于依纳爵神操启示的人，禧年将是我们重温皈依经验的良机。

在禧年前夕出版的一本访谈录《与依纳爵同行》中，苏萨神父收录了他与西班牙记者达里奥∙梅诺尔[1]（Darío Menor）长时间的谈话内容。这部内容丰富的作品采用拉近“距离”的对话形式，以一种活泼的方式邀请读者的参与，进行名副其实的《与依纳爵同行》。作者开门见山地写道：“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写作是一次探索的历程。同样，我也希望它成为读者的一次探索历程”（第11页）。毕竟，依纳爵本人也常喜好以“朝圣者”自称：一个天主引导下的朝圣者，一步一趋，不断寻求如何在具体情况中回应祂的召叫。

当然，这种同行不应脱离循序渐进的进程。这本书共分11章，其中收录的问答多达270个，涉及内容包括依纳爵以及受访者的个人经历，当今的世界和教会形势及问题展望，以及耶稣会的服务使命及其相应基本原则：指明通向天主的道路，与穷人同行，陪伴年轻人创造充满希望的未来，唤醒对共同家园的责任感。本书的目的是在通读基础上引发反思和皈依，为此，每章末尾安排了相应的要点和提问，既可用于反思和私人祈祷，也可用于团体的“灵性对话”。“默观历程既伴随依纳爵彻底转变了他的视野和生活，也是一个有助于我们的工具，以检验个人、团体和机构的转变过程是否通向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和新事物”（同上）。

为此，苏萨神父的导言以《充满希望的未来》为题，帮助我们以平静和希望的目光展望未来，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不由生起得益匪浅的感觉。当然，无论是对于因大流行病的冲击而分裂迷茫的世界，还是对于在令人不安的时代变化中难以传达其信息的教会，或是对于成员总数在数十年内骤减的耶稣会，我们都无法否认问题的存在。对此，书中既不否认也不隐藏，而是借助于对我们的时代和召叫的整体解读，鼓励我们像依纳爵一样，重新看到天主施展的作为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和圣神的临在，而不是灰心丧气：“天主是以爱、慈悲和希望的目光来观看……祂邀请我们共享对这个世界的梦想”（第13页）。正如潘普洛纳战役之后，目前这场充满伤痛和失败的危机同样可以开启一个悔改。

皈依于一个共享的使命

我们应放宽视野，摆脱任何形式的教权主义阴影。值得注意的是，依纳爵虽然自皈依伊始便被一种伟大的使徒精神所激励，但在撰写其基本灵修作品《神操》，包括《辨明的注意事项》时，他还不是神父：他那时是一个被天主恩典所感动的平信徒，直至47岁时方才晋铎。因此，依纳爵的灵修适用于所有人并非偶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会士分布于不同国家和语言的广阔世界中，在大多数他们今天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基督宗教实际上并非主要宗教，而且基督徒有时仅占极小比例。

我们同时需要谦卑的态度。在他的回答中，苏萨神父赋予我们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安全感，而是探寻过程中的休戚与共。如果说其中有一种安全感，那是对天主指引的信赖，这种信赖需要真诚的寻求。“尽管我们再三重复，但许多人仍然拒绝相信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变化。这场大流行病揭示了系统的缺陷，一个脆弱的世界形势注定要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另一个形势。[…]新冠病毒不仅要求我们同舟共济，更需要我们在航行中携手抗击猛烈的风暴，但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踏上了同一只船。在某些情况下，有些船只会遭遇更大的风浪。其实，许多全球性大问题早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已存在，只是现在更加凸显而已。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寻求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第55页）。

在谈到全球性时，这位耶稣会总会长与教宗方济各及其重大通谕–《愿祢受赞颂》和《众位弟兄》–保持一致看法，他指出，人类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尚未“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因此，为了促使每个人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加强教育和培养方面的服务可谓当务之急，这种服务必须以比往常更坚实的保障为基础，而这种保障正是当今所缺少的。

教会被公认为自然“向外”传播福音的组织，拥有不同的丰富经验。“迫于卫生原因而关闭教堂的情况使人们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与团体的关系。[…]那些因教堂关闭而唏嘘不已的人也许从未亲身经历过某些地方几乎不存在堂区的情况，在那里，信仰生活需要以其他方式进行。[…]圣神在每个地方运作。教会尽力提供圣神可以显示自己的空间和场所，但圣神不受这些场所或空间所限制”（第60页）。

当今，教会所面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共议性。它不应被理解为各级会议的增多，而是教会团体为在携手前行中得到圣神的指引而相互启迪。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传播问题不容忽视：这是我们如何在当今世界进行福传的问题。“传播问题是教会在航行中必须穿越的新风暴。在各种媒体中，频繁出现的往往是教宗和圣统制中的人物，而不是天主子民的活动。[…]亚马逊主教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必须更加勇敢地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第72页）。

自然，鉴于耶稣会总会长的身份，采访者向苏萨神父提出“如何设想20年后的耶稣会”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回答：“耶稣会将成为一个分布于各大洲，内部沟通良好，能够共同分辨的更加复杂和跨文化的使徒机构。圣依纳爵曾经提出’最小的团体’这一说法，但他指的不是规模的大小，而是影射以谦卑和服从为教会和福传事业服务。我本人也在耶稣会的未来及其合作关系中想象这种’最小的’观念：耶稣会士的人数会有所减少，但他们的文化背景将更加多元化，他们将在携手工作中相互促进，从而实现教会和社会力量的进一步整合。我希望耶稣会中终身修士与神父的比例得以改善，并殷切期望将来会有更多的终身修士圣召”（第95页）。

这里揭示的是梵二大公会议之后几十年中耶稣会的一个明显转变：“使命共享”。它强调的并不是耶稣会自建会以来便具有的效忠教宗的特性，或是扎根于神操经验的灵性守护者的信念，以及以圣依纳爵的《宪章》为模式的修会使徒生活，而是指出：耶稣会士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前行的天主子民的一份子，成员人数的减少使他们更加谦逊，并因此而摈弃了因其在教会和社会中的地位而自居的高傲自大的感受。实际上，他们乐于开展广泛的合作，与包括男女平信徒和度奉献生活者以及神父在内的各界人士共同分享福传使命，更活跃地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成长服务。

有时，外界人士的参与在耶稣会士领导和发起的“使命工作”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许多教育机构在缺少修会会士任职的情况下，甚至领导职务也需要委托给非修会会士）；有时，耶稣会士向非直属下的修会组织或机构（如堂口、学校、协会、公共服务）提供人道或灵修服务；有时，他们与各界人士一起开展使徒活动（例如，许多女修会，其中一些团体的灵修是受到依纳爵灵修所启发）。此外，当今通过旅行、接触和新的通讯方式超越边界和扩大关系范围的可能性有助于拓宽视野，促进多层面、多领域的“网际网络”。总之，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耶稣会士“独自”或是局限于各“省”范围内的工作已难以想象。这显然是积极的一方面。

另外，妇女在教会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角色的提升也极大地充实了“共享使命”。无论是在灵修、灵修陪伴和牧灵领域，还是在教育和文化领域，更不用说在社会和政治参与方面，她们以爱德事工，与世界上的穷人一起致力于促进公平正义，在各大洲积累了许多积极经验。最近，苏萨神父专门为这个主题成立了一个国际工作组，其成员主要由妇女组成（参见第208页）。

使命中的服务导向

这本访谈录的核心部分是介绍和讨论关于当前耶稣会使命的定位和发展的主要思路。在他担任总会长的这些年，苏萨神父带领整个修会进行“分辨”，并确定了四项经教宗方济各批准的“全球优先性使徒工作”。访谈因此很自然地向这个方向延伸。由于总会长神父本人已为本刊撰文全面介绍了这些“优先性”[2]，我们仅在此着重强调几个要点。

通过神操和分辨揭示迈向天主之路。“基督宗教精神生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天主与人类和历史保持不断的对话。离开这个前提，一切都将失去意义”（第109页）。这一点涉及进入对天主的聆听。“展示意味着向某人提供某种可供使用的东西，这与强加于人大不相同。我们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他们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我们所展示的道路”（同上）。

必须牢记的一点是，神操中所言与天主的对话并不是纯知识性的，而是更深层的感性操练，它通向自由选择和决定，是一个因着爱而进行改变人生的皈依。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圣依纳爵并没有像典型的“退省避静”那样，为神操制定一个一成不变的程序，而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及其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职务，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布置”和“完成”操练。此外，神操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进行日常省察，它是依纳爵式灵修的一个重要工具”（第111页），使我们保持一种持久的、积极主动的分辨和皈依的态度，为我们思考生命大事保留反思空间，其中包括死亡。

数字通信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创新性灵修经验。即使是广受欢迎的“祈祷福传会”也在经历大胆的更新：这个重要的传统灵性运动形式已成为“教宗全球祈祷网络”，不仅以简短的视频片段说明每月推荐的祈祷意向，还开发了便捷的点击祈祷应用程序（可立刻祈祷），并以新的术语重新阐述对耶稣圣心的传统奉献，即“心灵之路”。这些努力得到教宗方济各的热情支持，他坚持亲自制作每月的短视频，以资鼓励。当然，这不是一个可以因此而自欺欺人地寄希望于技术解决方案的问题，而是要学会如何通过明智地使用所有可能方式和适当语言以促进与天主相遇，探索赋予“网络”一个深刻的灵性层面，在祈祷中分享和共融的可能性。

与穷人、被世界遗弃者、其尊严受侵犯者同行。“社会正义领域的参与必须具有深邃的灵修生活。社会正义的伟大变革者往往是那些尤其注重灵修培养的人”（第138页）。这些话尤其在最近被列圣品的耶稣会士–智利的圣阿尔伯特∙胡尔塔多（Alberto Hurtado）身上得到了有力的验证，他是一位穷人中的伟大使徒。这里涉及到教宗方济各任期内不变的核心信息：福传要接近并致力于救助穷人、移民和所有以种种方式被边缘化或被遗弃的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耶稣会始终将信仰与正义的关系视为自身使命中不可或缺的维度，为此，会士与其合作者一起为他们在牧灵、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勇敢担当付出了代价。苏萨神父忆及萨尔瓦多中美洲大学的六名耶稣会士与他们的女管家及其女儿惨遭杀害的事件。惨案发生后，这位女管家的丈夫在她和女儿遇害的地方开辟了一个玫瑰园：这是一份令人感动的怀念，也是一个希望的标志。

为正义服务可以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以多种方式进行，但有些多年来被证明特别富有成效和持久的形式已成为可以适用于不同地区的通用“模式”。例如，由佩德罗∙雅鲁培神父（Pedro Arrupe）发起的耶稣会难民服务组织（JRS），如今已在56个国家开展工作，惠及人数约达80万。在无数合作者的支持及相对较少的耶稣会士的推动下，该难民服务组织提供以人文、教育和精神方面为主的多种服务，与其说是“为”难民，不如说是“与难民同行”，使他们得到成长和接纳，使其尊严得到承认，使其声音得到聆听。另外还有在贫穷的大众环境中兴起的大型学校网络，比如始于委内瑞拉的信仰与喜乐国际联盟学校（Fe y Alegría）；建于美国的耶稣诞生（Nativity）和基督君王（Cristo Rey）高中；还有一些在积极的家庭参与和自愿者援助下发展异常活跃的印度网络。目前，信仰与喜乐国际联盟学校已拥有分布于22个国家的1,600所学校。

陪年轻人创建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成年人必须学习新时代中的新关系人类学。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具备对这个划时代变化的认识。倾听年轻人的声音是共同开展这一进程的前提条件。它的要求很高：需要我们内心的皈依”（第145页）。我们必须善于学习，努力理解“培育”在社会网络时代中的含义。最近召开的主教会议专门讨论了关于年轻人的问题，它从倾听开始展开了陪伴的主题：与青年同行，接近他们，鼓励他们培养伟大的理想，探索自己的使命以及生命的意义——在此，我们需要重提分辨的主题。

怎样的年轻人才堪称“具有依纳爵精神”？苏萨神父回答说：“首先，他是一个不断追求与天主和他人相遇的人。此外，他非常了解自己所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关注现实，具有对公共事务的公民责任感。他是一个有能力明察秋毫、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的人，听从圣神的指引。最后，他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对近人的服务”（第154页）。我们知道，苏萨神父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倾注于社会调查和工作，正是出于这种全面培育的背景，他在访谈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多次谈到需要一个成熟和负责任的社会和政治承诺。

尽管对耶稣会士的评论褒贬不一，但他们历来以其在教育领域的贡献而闻名遐迩。这不仅是一个传教领域的重要选择，更是基督宗教世界观的结果：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服务于人，进行兼容人文和灵修的整体培育。那么，耶稣会教育中心当今的提议是什么？作者将他的回答概括为“四个因素”：意识、能力、怜悯和参与。“意识在学生对自身和周边现实的认识中产生。由此，他将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能够免受操纵，独立做出自己的决定。然后是能力。学生需要学习能够让他适应这个世界并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人员的内容。怜悯与孤立完全不同，当学生与现实相适应，生活于有意义的历史进程中时，就会产生怜悯。也就是说，他不会对时事无动于衷，并由此迈向第四个’因素’：参与(承诺)。他不会停滞不前，而是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对现实的改变。这不等于自认超级英雄，而是为改善事物而决定采取有计划的行动”（第182页）。

然后，总会长又添加了“第五个因素”：一致性，它可以协调上述的四个因素。最后，他以2019年的文件《活的传统》中的10个“指标”阐明了自己对受依纳爵教学法启发的学校所抱的期望：保持天主教立场并在与其他宗教和世界观的对话中提供深度信仰培育；创造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健康和安全的环境；培养全球公民；致力于对所有受造的呵护；致力于公平正义；向所有人开放；致力于跨文化性；组建一个为使命服务的全球网络；培养出色的人才；促进终身学习。当然，世界各地区具有非常不同的情况，比如在尼泊尔的一所耶稣会学校中，甚至可能连一个天主教学生都没有!但是，一个共同的启示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协同照料共同家园。至少50年前，耶稣会便已开始了对社会公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视角不断得以扩大和丰富，直到发展为与教宗方济各相契的“整体生态学”愿景。对贫困及其结构性不公正导因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引向生态危机问题:鉴于现有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它要求我们克服各种阻力和惰性，放弃一切对无限发展的幻想，制定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皈依的主题也在这里得到凸显。教宗方济各提出了“生态皈依”的必要性。人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善与环境的关系，并为此作见证。将这一层面纳入使命必须从这里开始做起。两者必须齐头并进。无论自己的工作是陪伴人们进行灵修、组织青年营还是在大学授课，内心的转化都将促进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我们来说，这种内在的变化建立在基督身上。没有祂，我们会处于一种空洞的话语和意识形态中”（第167页）。

苏萨神父回顾了促进全球转型的“生态耶稣会”项目。该项目以关爱地球和最脆弱群体为宗旨，得到了会院各社会、教育和牧灵机构的支持。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是本着对共同家园负责的精神，从具体行动的角度出发，最利于与其他具有宗教和人道主义启示的组织合作的领域之一，包括科学领域。但是，除了全球视野之外，我们还需要促进具体的个人参与。这种参与可能要求完全的奉献，甚至是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些与原住民一同生活的人，他们谦卑和默默无闻的见证发出的是最有力的信息。

两位伟大而谦逊的耶稣会终身修士出现于这本书的对话中，我们希望以他们的形象结束这段行程：一位是1987年在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被暗杀的维森特∙卡尼亚斯（Vicente Cañas）修士；另一位是因修长的身材和步态而被委内瑞拉当地人称为“白鹭”的何塞∙玛丽亚∙科尔塔（José María Korta）修士，他向当时的省会长苏萨神父提出申请，要求到“他的”原住民中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

从这本书中收录的丰富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得到许多其他的收获：自始至终，丰富多彩的积极见解和经验为本书传递的乐观和希望的信息赋予力量和美感。

苏萨神父时常谈起这个矛盾的事实：恰恰是因为腿部的伤残，依纳爵才踏上了朝圣者的道路。正是由于受伤和失败，他才“在基督里看到万物更新”。正如依纳爵禧年的座右铭所言：不仅对于耶稣会士，对于所有人，这都是一个难得的良机：为踏上与朝圣者同行的道路，从罗耀拉到最开放的使命边界，加入天主的子民中，在这个流行病肆虐、数字科技和人类学革命的世界中，在碎片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在兄弟情谊和自由中建立共同的家园，“在一切事物中”爱和服务天主。

  1.  CfrA. Sosa, in conversazione con Darío Menor, In cammino con Ignazio, Roma, AdP, 2021, 224。读者可以观察到，这本书虽然无意详细描述耶稣会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及其数目繁多的活动，但是一部以教宗方济各的特别背景为衬托，对耶稣会在当今时代的前景而展开的论述，与耶稣会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直至今天的最近历史相衔接。关于这一时期的进一步阅读：cfrF. Lombardi, «La “terza” Compagnia di Gesù. I gesuiti dal Vaticano II a oggi», in Civ. Catt. 2020 III 170-183. ↑

  2.  Cfr A. Sosa, «I gesuiti e gli occhi di Francesco», in Civ. Catt. 2020 I 417-426.中文版：苏萨，《耶稣会士和方济各的眼睛》，见《公教文明》网站：https://www.gjwm.org/2021/03/08/i-gesuiti-e-gli-occhi-di-francesco/ ↑

费德里克 隆巴尔迪 (Federico Lombardi 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