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埃利亚斯·奥蓬戈（Elias Opongo S.J.） 在2020年10月发布的《众位弟兄》通谕中，教宗方济各的一些观点与非洲乌班图（Ubuntu）价值观异曲同工，共同呼吁各社会成员之间以社会相互依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团结友爱。乌班图理论涉及人类及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我的人性通过你的人性而找到其基本定义”这一事实。这种本体论定义的三个基本原则是：1）从本质上来说，人类归属于在宇宙友爱中共存的计划；2）只有通过对他人天性的认可，人类才能实现自己的根本价值；3）人类的受造是为了保护并实现将其连为一体的公共福祉的计划。
乌班图概念中固有的宇宙间友爱强调相互关系与共存。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不仅通过与其他人的密切关系来实现，而且也涉及那些与他或她关系遥远的人[1]。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基于对社会发展的共同态度的宇宙间友爱。对“我不能独自幸福”的认知意味着：为了建设一个运行有效的社会，社会结构必须建立在意识到他人也是社会幸福的积极推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各种关系的潜在构建者。换句话说，个人主义虽然可能是成功的通道，但无益于团体性的社会健康。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大主教在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指出：“我们各有不同，应该认识到彼此间的相互需要，因为归根结底没有任何人能够自给自足。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人将是亚人类”[2]。为了实现人的尊严，我们既要相互承认彼此的优势和弱点，又要意识到只有通过相互依存才能获取生活中的成功。为了实现繁荣，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关怀网络，将人们相互联系起来：穷人和富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有工作的人和失业者、有住房的人和无家可归的人、难民和居民团体，依此类推。我们应该团结友爱，同甘共苦。
乌班图概念所表达的宇宙间友爱的理想，反映了当前现实和期望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的张力。虽然大多数非洲国家在本质上属于传统型高度团体化社会，但居住在城市地区的非洲人口数量与日俱增。在过去30年中，大批移民快速从农村涌向城市地区。这意味着，在城市地区，个人和家庭混入一个异质化的社会中，同质化农村生活中的宇宙间友爱可能会出现摩擦。尽管如此，城市团体实际上试图与那些建立家庭、团体、族裔群体和整个社会关系的文化价值保持紧密联系，以努力维护社会团结。
乌班图承认他人固有的自然本性，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人的尊严”。这样做意味着超越存在于种族、宗教、宗族、地区等各个层面的差异，以一种尊重的态度欢迎对方。人的尊严由生命的神圣性和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过渡仪式所决定，这些仪式是对人之存在的尊重。这种尊严在个人层面上得到认可，但须在团体层面上得以实现。
各种规范保证以同理心承认彼此的尊严，这些规范坚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确保人生每个阶段的尊严（例如出生、婚姻和死亡）和家庭的价值，家庭不是单纯的个体化单位，而应在所有人共同承担的责任下受到保护，这种责任兼顾每个家庭群体和整个社会。因此，儿童在属于各自的家庭单位的同时，也被视为一种公共福祉，应受到尊重、保护并在尊严和团结中成长。这个扩大的家庭和整个团体有义务帮助有困难或有经济问题的家庭。这种社会团结可以加强团体中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因为家庭正是社会凝聚力的根基。
乌班图还强调人类的共同命运，以促进对公共福祉的维护。公共福祉包括人的生命和维持生命的一切，涉及家庭、环境、水资源、林业、家庭遗产、文化价值和规范，以及野生动物等等。承认大自然与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地球上不同物种之间的和谐共处至关重要。非洲的生命生态学强调人类生存、植物、动物和整个大自然的神圣性。对公共福祉这些基本属性的重视是每个非洲人精神生活的根本保障。
乌班图对公共福祉的理解包含着社会和谐共存所需的各种要素。社会领导力被视为有关人士确保共同价值及满足个人和集体需求的责任。因此，权力被视为一种服务，一种可以加强团体关系的公共福祉。这种领导形式可以是被继承通过努力而赢取，或者是对个人的授予。然而，领导并不意味着独裁，而是在一个代表机构的系统中运作。这种社会领导力理念极其重要，因为它可以防止沦入现代人的歧途，将领导力理解为攫取更多的个人权力，而不是出于对他人需求的考虑。
通谕《众位弟兄》强调了一系列的乌班图价值观，包括建立团结友爱、社会友谊、全球公民身份以及尊重人类尊严和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富有弟兄情谊的经济。教宗方济各邀请人们将人类和福音的价值结合起来，反思“一种散发福音精神的生活”[3]。在尊重人类尊严和公共福祉的同时，整合人类和福音的价值观。世界正在与《众位弟兄》和乌班图所倡导的人类团结价值观背道而驰，这种由迅速发展导致了孤立主义文化的蔓延，尤其表现于个人主义、狂热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仇恨、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少数民族边缘化的盛行。教宗的通谕呼吁采取一种团体态度，以社会凝聚力为目标。这一提议与乌班图以相互关心为基础的集体团结价值相契合。
乌班图和当前的挑战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首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中风靡一时，这种生活方式危及非洲的集体遗产，陷入教宗方济各多次提到的“遍及全球的冷漠”（FT 30）和无所不能的幻象。事实上，在大多数这些城市中，富人区盛行的“围墙文化”以有形的围墙把穷人挡在外面，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危险的”寻衅者和小偷；同时，一种社会围墙明确地界定着富人和穷人、政治领袖和公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占大多数的种族群体和边缘化少数群体、就业者和失业者的区分。
这种差距悬殊的社会与上面提到的“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揭示了重新审视非洲当前社会组织结构的迫切性。这些建立在脆弱基础上的经济结构制造了具有迷惑性的繁荣假象，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定时炸弹”。令教宗方济各深感惋惜的是，在一个以“市场自由和效率”(FT 109)的借口标准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大多数民众被沦为劳动工具，公共福祉变成了特定经济阶层的私人财产，许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FT 12)。
虽然亿万富翁的数量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但全球不平等现象也仍持续加剧。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全球趋势，根据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国际联合组织2020年的报告，“在2019年，世界上2,153位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占地球人口60%的46亿人的财富总数”[4]。此外，世界上最富有的22名男子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非洲所有妇女的财富总和。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几乎与中产阶级的财富总数相等：事实上，根据2019年的数据，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约35万亿美元，而整个中产阶级的总财富仅接近37万亿美元[5]。
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有多个国家来自非洲。事实上，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和拥有12亿人口的市场”[6]，已成为一个吸引大多数西方国家投资的地区。据预测，非洲国家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可达2%至5%，一些国家甚至可能高达7%。然而，新冠大流行病遏止了非洲大陆的预计经济增长，造成了“约计370亿至790亿美元的生产损失”[7]。尽管经济在增长，但4.16亿非洲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6.4亿人无法获得电力，2.1亿人“被困”于脆弱和冲突不断的国家，这些冲突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经济发展能力[8]。
非洲经济增长的不均衡与贫困加剧之间的矛盾现实明显地反映了引进的民主和经济体系的功能失调，方济各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教宗指出，“有些经济法则已被证明可有效促成增长，但不一定有利于人类的整体发展”（FT 21）。他补充说，虽然财富有所增长，但不平等现象也在增加，出现了新的贫困类型，这是由于长期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的腐败而造成的贫困。任何经济体系都不应排斥穷人和边缘人的需求，尤其是考虑到很大一部分失业人口会遭受人口贩运、虐待儿童、招募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民众叛乱和以有偿工作形式为伪装的奴役。在《众位弟兄》通谕中，方济各强烈谴责这些形式的现代奴役制，它们“靠着压制或欺骗、身体或心理的胁迫（FT 24），将弱势人群视为物品。
对世界团结和“乌班图”社群主义的呼吁
教宗对这种由政治原因导致的两极分化感到遗憾，因为这种分化“为争取胜利，必须将对手击溃”（FT 16），它只考虑如何支配和控制对方，而对团结社会的公共福祉则置若罔闻。上述关于非洲分化的数据揭示了政治竞争是如何被富人和强权操纵的，民主实践实际上已成为攫取权力、控制和积累财富的政治工具。教宗方济各呼吁善政良治，“建立在法律和人与人之间公平的关系”（FT 196），并在团体生活中构建有助于克服各种社会政治分歧的桥梁。
本笃十六世在第二届非洲主教会议后发表的《非洲的服务恩典》宗座劝谕（Africae munus）中，公开反对那些假借为穷人谋福利的名义而从中牟利的经济体系。事实上，它们往往仅为少数人的利润最大化服务，而同时导致穷人处境的恶化[9]。因此，教宗本笃强烈呼吁非洲教会谴责“阻碍非洲人民巩固自身经济的不公正秩序”（AM79）。这一明确要求敦促非洲大陆改变自己目前的经济管理方式。
乌班图社群主义在《众位弟兄》中得到了凸显，通谕指出，世人正在迅速丧失全球共同体的意识。方济各的这一声明回顾了他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的警告，那就是：世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教宗认为，新冠疫情的经历提醒世人，“我们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全球性团体”（FT 32），我们在一起面临共同的问题。
非洲经常被描述为一个社群主义社会，在这里，共享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并使人们团结一致。在现实中，尽管乌班图团体概念和社会团结仍在非洲受到高度重视，但由于众多的社会压力，对这种共同价值观的认知已受到威胁。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主要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加快、资本主义的扩展以及那些迄今为止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经济支持的团体经济资源有所减少。
社群主义精神有所削弱，随之而生的是一种“孤独、恐惧和不安”（参见FT28）的感觉，这尤其将年轻人禁锢于一种“虚假而神秘的团体精神”中，进入由暴力传播者控制的“依赖和从属关系”。政客们利用许多年轻非洲人来助长针对其政治对手或敌对民族群体的暴力行动，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如今，暴力已成为大多数选举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10]。
目前，非洲的四大冲突热点是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政治的民族化和民族身份的政治化使非洲大陆一点即燃，产生了许多导致社会、民族、政治和宗教分裂的暴力冲突[11]。这些形势破坏了强调人类生活相互关联的乌班图非洲神学智慧：“我的人性由你决定，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存在与另一个人的存在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方式推崇人的尊严，强调更广泛的兄弟情谊意识。
乌班图与修和
今天，冲突和不安全局势遍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包括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索马里，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当这种状态持续时，不确定性和暴力往往会削弱国家和领导层维持和平的能力。同时，对于因允许警察过度使用武力、侵犯人权、压制民主权利、选举欺诈等行径引起或诱发的重大冲突，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解决类似于发生在非洲的冲突和分裂，教宗方济各提议以修和被分裂团体的前瞻性愿景为指导，勇于重新认识过去的罪行和不公正现象。在通谕《众位弟兄》的第七章中，他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以极其明确和直率的表达方式指出了需要通过修和过程寻求的成果。他呼吁坦诚面对仇恨和报复的现实，将调解和对话与真诚地承认过去的错误结合在一起，寻求谅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忘记以往的错误，而是放眼于缔造修和，共建一个新的未来。教宗邀请那些曾经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直言无讳，清楚说出事实真相”（FT226），通过彼此倾诉学习善用“痛悔的回忆”（同上），以开放的态度共同探索新的未来。
这呼应了本笃十六世在前述宗座劝谕中的告诫：只有通过与“超越人类衡量标准的真理”相遇，才能实现修和（AM135）。根据乌班图的哲学思想，修和过程需要通过他人的重新融入才能实现，“在重新融入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必须亲身重新融入，因为人类是一个共同体”[12]。
在通谕《众位弟兄》中，教宗方济各以“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为例，深入思考了谁是真正的近人。他特别指出，当今忙碌的生活常常使人们无暇建立人际友爱，并因此倾向于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区分哪些人值得被视为“近人”，哪些人应该被自动排除并归入“少数”群体、移民或迁移者、难民或被贩运者。现今的非洲城市社会缺乏对团体的关注，这是一种基于“孤芳自赏的本土主义”（FT 146），它反映了危及世界团结的病毒，不仅具有选择性，而且具有普遍的歧视性。“近人”的概念被简化为属于狭窄关系圈的人。方济各要求我们扩大“近人”的理念范畴，将最需要帮助的人纳入其中。为此，慈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呼吁人类以爱“粉碎将我们彼此孤立和分隔的锁链”（FT 62）。
非洲曾多次尝试以过渡时期司法程序来解决以往造成的各种问题[13]，诉诸司法的宗旨是力求惩办犯罪行为，或是努力调和冲突中的个人和团体的态度。在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加纳、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其他地方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决定，将暴力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召集在一起，以澄清真相[14]。应该说，尽管存在着各种环境和背景的局限性，它们还是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解决历史不公正问题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局限中，缺乏推行修和议程的政治意愿是其中之一，这使过渡时期司法程序成为旨在安抚人民情绪的政治表演伎俩。
非洲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体系，并以解放经济为导向，创造更多的以面向年轻人为重点的就业机会和技能，使掌权者承担责任，尊重人类尊严，维护公共福祉。对此，通谕《众位弟兄》坚持需要建立“人际友爱”，并借此向“富有兄弟情谊的经济”模式转化，以超越藐视团结的个人主义态度。人际友爱的基础是“群体的爱”，教宗在通谕中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论述。群体爱德能够促使人们迈向“爱的文明”，超越分离和歧视的围墙（参见FT 183）。
结论
通谕《众位弟兄》表明，人类的团结是人类生存的关键，没有宇宙间的友爱，就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与生态的可持续性。对于乌班图哲学观来说，最重要的是社会要努力树立对我们的全球社会相互依存性质的认知。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以下群体的包容：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被鄙视的种族、贫穷的国家、被边缘化的社会、宗教和政治团体以及广大青年，他们极易受到暴力和各种破坏性生活方式的操纵。为此，通谕《众位弟兄》和“乌班图”思想呼吁一种全球性友谊、团结和相互依存，携手共建一个更可持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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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M. Battle, Reconciliation: The UbuntuTheology of Desmond Tutu, Cleveland, Ohio, Pilgrim, 1997, 3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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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utu, No Future WithoutReconciliation, London, Ryder, 2000 (意大利文版：Non c’è futuro senza perdono, Milano, Feltrinelli,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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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众位弟兄》通谕（在下文中简称为FT），2020年10月3日，第1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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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Oxfam, Avere cura di noi. Lavoro di cura non retribuito o sottopagato e crisi globale della disuguaglianza, in www.oxfamitalia.org/wp-content/uploads/
2020/01/Report-AVERE-CURA-DI-NOI_Summary-in-italiano_final.pdf ↑ -
Cfr J. Kelly,《The 1% OwnsAlmostAsMuchWealthAsThe Middle Class: Will The RichKeepGettingRicher?》, in Forbes (www.forbes.com/sites/jackkelly/2019/11/12/the-1-owns-almost-as-much-wealth-as-the-middle-class-will-the-rich-keep-getting-richer/?sh=2564a0794323), 2019年11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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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a mondiale, 《The World Bank in Africa》, 2021年月16日: cfr www.worldbank.org/en/region/afr/over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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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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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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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Benedetto XVI, EsortazionepostsinodaleAfricaemunus（以下简称AM），2011年11月19日，第79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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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N. N. Elekwa – I. EmeOkechukwu, «Post-electionViolence in Africa: A Comparative Case of Kenya and Zimbabwe», in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2 (2011/3) 833-8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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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E. O. Opongo, «Insecurity&Violence and Impact on Human Security», in M. Becka – F. Wilfred – M. Babic (edd.), Human Security,London, SCM,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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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 Sebola,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in Africa: Where is on African Ubuntu?”, in African’s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and Performance Review 7 ( 2019/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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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Y. Selim – T. Murithi,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ners for Sustainable Peace in Africa?», in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Development 6 (2011/2) 5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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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E. O. Opongo,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in Africa, Nairobi, Paulines Publications Africa, 20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