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托马斯·劳斯（Thomas P. Rausch S.J.） 梵二大公会议是西方天主教会向世界开放的转折点，耶稣会士卡尔·拉内(Karl Rahner)神父是最早对此予以肯定的人士之一。他评论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教会明确展示其普世性的首次官方大事”[1]。其实，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业已邀请了西方国家以外的主教，但与会者实际上大多是来自欧洲和北美的传教区主教。参加梵二大公会议的主教们来自116个国家，他们大部分是当地人，其中36%来自欧洲，23%来自拉丁美洲，12%来自北美洲，20%来自亚洲和大洋洲，10%来自非洲。在1985年于罗马举行的特别主教会议上，来自欧洲或北美以外的国家的主教高达与会者总数的74%，与这些地区的信友在世界天主教徒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超过70%）成正比。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机构，天主教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普世教会[2]，她拥有13亿教友，占全球25亿基督徒总数的半数以上。这些巨额数字及其国际性组织使她成为一个跨国行为者。根据最新估计，基督徒中的新教徒比例约为37%，各种东正教会的比例为12%。其他非传统性团体的信奉者，包括基督教科学会、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共约占1%。另外，五旬节派、灵恩派和复兴派团体正在迅速发展，它们当前拥有的成员已超过6.82亿[3]。
人口变化
世界基督宗教的现状仍处于持续变化中。欧洲和北美的主要教会成员数量继续减少，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天主教会的流失。在拥有约4.25亿天主教徒的拉丁美洲，福音派和五旬节派基督宗教的发展使天主教会失去了数千万信友。如今，五旬节派在所有拉丁美洲新教徒中所占的比例约为70%，其敬拜以超自然力量、情感以及为病人治愈的祈祷为基本元素，经常宣扬“财富的福音 ”，它源于美国的五旬节派，亦称健康和财富的福音[4]。事实证明，多种形式的五旬节教派对拉丁美洲的穷人具有极大魅力。五旬节派教徒是影响力极强的布道者，他们热衷于传播信仰，强调灵恩和对上帝的主观体验。这些在西方神学中都是早已被忽视的因素。
在美国，天主教徒的比例已从23%下降到20%，其中以东北部的下滑幅度居高[5]，流失最大的年龄段是低龄成年人。在后千禧一代中，无宗教信仰的人数高达36%，这些18至24岁的年轻人，因他们对自己所属的宗教信仰持有负面的看法，因此被冠以“No世代”之名。
在1910年，欧洲的天主教徒占世界总数的65%，而如今这个数字已下降为24%[6]。造成这种大幅度缩减的原因除了低生育率之外，还因为大多数基督徒是老年人，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背弃基督宗教。参加弥撒的人数日益减少，但这种下降的趋势不仅限于天主教范围。据斯蒂芬·布利文特（Stephen Bullivant）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2个欧洲国家中，不认同某个特定宗教或教派的年轻成年人数在12个国家中逾半。
虽然基督宗教正在西方国家日益衰退，却同时在被惯称为“南半球”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根据皮尤研究论坛的调查，欧洲和北美的基督徒人数约达8.6亿（39%），而分布于南半球的基督徒则已超过13亿（61%）[7]。
基督宗教在非洲的飙升尤其不容忽视：从1900年到今天，基督徒人数已从900万增长到约3.8亿。根据托德·约翰逊（Todd Johnson）及其合作者的预测，“至2050年，非洲的基督徒人数（12.5亿）将可能超过拉丁美洲（7.05亿）和欧洲（4.9亿）的总和”[8]。也就是说，欧洲将失去以往在基督徒数量上遥遥领先的地位。
基督宗教在亚洲的递增尤其表现于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的信仰：自1970年以来，上述两个教派的亚洲信徒已从1700万倍增到2亿，它们在新加坡、韩国和菲律宾拥有的大规模教堂可容纳数万人。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佛教徒和儒教徒中加入基督宗教的人数正在增加。这些教会中的许多人宣扬财富的福音。在中国，尽管现在的政府力图干预，但基督宗教仍处于持续发展状态。据估计，中国天主教徒总数达1000万至1200万，呈缓慢增长趋势；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的基督徒人数可达4000万到6000万，有些估测甚至高达1亿。
挑战
尽管梵二大公会议为改革和振兴教会做出了很大贡献，当今的教会仍面临着众多的挑战。除了教会成员人数的减少，神职人员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危害尤其严重，堪称教会自宗教大改革时期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危机。这个起初被罗马的某些人误认为仅限于美国的麻烦，现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9]。
另一个挑战是神职人员的短缺。随着年长的司铎逐渐进入退休年龄，新的圣职人员数量不足，无法填补由此造成的空缺。在欧洲，许多堂区被迫关闭或被合并为牧灵中心。另外一些国家则越来越依赖外籍神职人员。
此外，文化多样性和宗教多元化也是一个明显的挑战。作为一个全球性团体，天主教会既要面对所在国家日益增长的世俗化程度，又要正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克服可能存在的敌视态度。比如，在拉丁美洲，天主教努力与蓬勃发展的五旬节教会改善关系，但这种努力似乎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在中国、印度和一些伊斯兰国家，天主教会则需面对政府的敌视态度、政治压力、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以至迫害等问题。在许多国家，对教会团结形成威胁的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派系分裂。最后，在经历了大流行病期间的强制性关闭之后，教会将必须在未来一个阶段内面对随之而来的宗教实践的变化。
教宗方济各自就任以来一直不懈于推动革新，带领教会积极涉足于一个需要福音的世界，摆脱“自我指涉”的局限和束缚。教宗心目中的传教士和门徒能够与“现代性神话”（包括“个人主义、无止境的进步、竞争、消费主义和不受管控的市场”[10]）抗衡，并把好消息传遍边缘地区，带给所有被排斥的人：穷人、移民和受苦的人。教宗的希冀是一个求同存异、搭建桥梁的教会。那么，这样的教会应具有哪些特点呢？
一个展望未来的教会
约翰·艾伦（John Allen）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未来教会的著作。鉴于基督徒的主要分布已从以往所在的欧洲和北美地区移向南半球，他预言将来的天主教将发生巨大变化：首先，它将失去以往所具有的西方、白人和富人的固有特征，信友会在性问题上更加保守，在社会正义问题上更加进取；它将是一个反战、支持联合国、质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教会；在处理文化问题时，它将更加以圣经和福音为基准；在宗教多元化境况中，它将更注重持守天主教的本质。总之，未来的教会将会更加年轻、乐观，并对本土性宗教活动更加开放[11]。
教宗方济各正在努力推动教会与时共进的改革，尤其是针对以上描述的各项挑战，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加以补充？
一个多中心的教会
未来的教会将是一个多中心的教会，它将不再以欧洲为中心。方济各呼吁更多地承认国家和地区主教会议的权力，并敦促整个教会共同参与，而不是被圣统制所禁锢。他强调“众议精神”及其“同道携行”的内涵，抵制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的诱惑[12]。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众议精神将为促进神学、礼仪和牧灵实践的多样性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进程已进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教会信仰本土化的工作范畴。
五旬节教派在拉丁美洲的礼仪和教理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非洲神学家正在努力发展一种真正的当地神学，其中妇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宗教多元化和基督徒人数稀少的背景下，亚洲教会（特别是印度教会）竭力把耶稣作为天主圣言和救主来介绍。新的权力中心可能会在未来产生，它们将以国家或地区主教团为基础，其模式将与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主教团（USCCB）或亚洲主教团协会（FABC）相似。一旦教宗方济各能够实现其愿景，这种过程将随着更具众议精神的教会顺理成章地向前推进。
一个更具包容性治理的教会
一个分散的、多中心的教会将以更具包容性的治理为特征，这将使南半球的教会获得更多发言权，提出对当地教会生活和使命至关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更频繁地讨论新的问题，并善用了现代通信和社交媒体同步性的进行。许多天主教徒付出努力，以更加包容的态度接受与自己相异的群体。
目前，天主教主教总数约为5,600名，鉴于这种情况，新大公会议的召开可能会遇到极大的相关后勤困难，因此，主教会议将在未来阶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其结构将必须有所改善，比如将扩大仅限于神职人员范畴的投票权[13]。另外，对于参加主教会议语言小组的男女平信徒，也仍存在以其他方式有效参与的发展空间。
与以前的主教会议相比，2014-15年的两次婚姻与家庭会议以及2019年10月的亚马逊会议大有不同。这些会议别具一格地安排了对有争议的问题的自由讨论，这在梵二之后还是首次发生。另外，法国主教们在2019年11月举行了全体大会的扩大会议，他们开展的“众议精神实践”活动允许每位主教在两位信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神职人员或是平信徒）的陪同下与会，共同思考教区的未来使命。与此同时，同样的众议进程也在德国得以发展。
同样，男女平信徒也可以在梵蒂冈各部门中起到好的表率作用，并在选择主教的决策中享有发言权。目前的制度并不总是能成功地代表教会内所有的声音。由地方教区提名并经教宗行使最后决定权的制度将有助于同时满足地方参与和教宗监督的需求。
一个走向边缘地区的教会
教宗方济各敦促天主教徒和所有的基督徒“动身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好能接触需要福音之光的一切「边缘」人士”（《福音的喜乐》[EG]，20）。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穷人、弱势群体和移民。只有在接受本土化的前提下，教会才能有成效地向社会中的不同文化宣讲福音（参见EG 68；116-128）。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教宗方济各对来自非传统教区的枢机主教的任命，另外，他还将地区主教会议的声音纳入宗座牧函中，坚持不懈地强调众议精神。
泛亚马逊地区的主教会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亚马逊地区包括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法属圭亚那、圭亚那、秘鲁、委内瑞拉和苏里南等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涉及总人口共计约3400万人，其中包括300万原住民。这个被称为“地球之肺”的地区正在受到严重的火灾威胁，绵延数千公里的雨林面临着被摧毁的危险。这里的火灾大多由蓄意纵火引起，其目的是为农业和畜牧业开发可用地。另外，危及居民健康的还有杀虫剂的使用，河流、湖泊和水渠的污染以及非法采矿。另外，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还包括：原住民的疏散，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刑事化，性交易引发的人口贩卖（特别是女性受害者），以及酒精和毒品消费的增长。
此次主教会议的宗旨是寻求一个“具有亚马逊特征的教会”，采用更具参与性、团体精神的众议管理形式，正如习安东（Antonio Spadaro）神父所言，其特点是以新的结构促进更强的共融，协助教会面对各种现实情况[14]。经过多次会议上的聆听，主教会议的最终文件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中对已婚神父，即“已婚并证明有德行的男性”（viri probati）或被证明有德行的长老的投票是128票赞成，41票反对；对女执事的投票是137票赞成，30票反对。文件中涉及采用亚马逊地区特别仪式的建议遭到了一些投票者的反对[15]，为此，有人向教宗呈交了书面建议，要求有关的深入研究和讨论。
这次主教会议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一位德国枢机主教将其工作文件称为“异端”，并指责起草者试图将教会变成一个世俗的非政府组织。一位美国枢机主教称这次会议是对基督的主宰地位的直接攻击。另外一些猛烈抨击来自某些右翼团体，它们成立于60年代，是抵御“共产主义”在社会和教会中的影响作用的堡垒。还有人指责说，主教会议中出现的“本土主义神学” 实际上是“在生态学面具之下进行的基督宗教信仰的激进化”[16]。
教宗方济各尤为关注的是当今仍被遗弃于边缘地区的数百万移民和难民。如今，人口迁移遍及世界各地，涉及众多逃离暴力和冲突、宗教迫害、极度贫困或气候变化的家庭（参见LS25）。根据2019年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报告，全球逃离家园人口已达7080万，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17]。这个数字包括聚集在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在内，在特朗普政府下，他们中的许多成年父母被迫与其子女分离。
平信徒与教会管理
梵二大公会议开启了鼓励平信徒积极参与基督的司祭职和履行教会使命的先河，这种崭新的神学观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掀起了平信徒积极参与教会使命的浪潮。目前，在地方团体和教区的职务岗位发挥作用的平信徒越来越多，其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尤为显著。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平信徒长期以来一直在当地团体的教理培育和牧职中充当着领导角色。在非洲，当地团体通常会承担教理讲授员的生活费用，或是以酬金支付，或是向他们提供食宿和摩托车一类的交通工具。此外，如今的非洲也拥有新一代的神学家和教会专业人员，他们男女不一，有司铎也有修女，其中大部分都在欧洲或美国接受培训。
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包括女性在内的平信徒可以在缺少神职人员的情况下主持葬礼、圣道礼仪，并在祈祷小组中讲道。在美国的一些教会中，“平信徒堂区管理员”可以在圣事以外的所有方面行使牧职。
更新的圣职
司铎的短缺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017年，全球神职人员总数减少，出现了自2010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情况。在巴西北部的一个教区，70%的团体每年仅能受到司铎一两次的探访，这种情况使洗礼成为最基本的圣事。
神学院系统虽已经历过重大改革，但仍需继续更新。将神学生安排于男性半隐修式结构中接受培训无异于“封闭式培育”模式，无法帮助他们去面对今日世界的挑战[18]。与平信徒牧职人员相比，许多神学生对家庭生活以及工作关系中的挑战缺乏认识。对此，性侵引起的危机揭示了情感和性心理的成熟以及神职主义等关键问题。如今，领受圣秩后“本体转变”的神学不仅难以理解，而且可能助长神职人员中的精英主义。准备传教职务的修士应该参加男女混合班，他们的老师和培育者，无论男女，都应该在批准他们的领圣秩问题上有发言权[19]。
关于圣事纪律，教会实际上在实践中具有很多超出规定以外的灵活性。那么，既然许多执事在医院开展出色的牧灵事工，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斟酌执事为病人举行圣事和与之相关的罪的赦免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尚待讨论，普世教会需充分利用自身的神学和牧灵资源，努力评估有关的“信徒的意识”（sensus fidelium）。
逝去的特权一去不返
今天的教会已不再享有任何机构赋予的特权，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受到性侵危机和日渐增长的世俗化的深远影响。许多西方国家的世俗文化甚至向天主教发出挑战，质疑教会关于生命、性和家庭的传统性训导。
在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智利、印度、爱尔兰和美国，民事当局已经开始对当地教会进行调查，要求查阅教区秘书处的档案记录。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天主教徒所处的环境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与文化对话
教会若想在今天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学习一种新的教导方式，我们不能停留于对日益增长的世俗化、传统道德的沦丧或对性、性别、医学伦理和生命终结问题的新观点表示遗憾的慨叹。曾几何时，鉴于政教合一的传统联盟，民法是教会宣扬道德观念的途径。但是，时过境迁，这种状况已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一去不返。教会需要与文化对话，将许多个人及组织性资源带到文化中去。这正是教宗方济各所遵循的路线，他呼吁“与社会和民间机构、大学和研究中心、宗教领袖以及所有心怀善意的男女进行真诚的对话，在和平中共建包容、友爱、呵护受造界的社会”[20]。
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权威来自经验，而不是来自教义。大众的聚焦点是个人权利、自决权和人真实的本性。与此同时，教会显然不能轻易地接受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因为其中的许多成分与福音形成深刻的矛盾。激进的个人主义与天主教对共同利益、人的尊严以及重估团体的重要性的坚定承诺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所有上述问题，教会必须在公共舆论场所发出自己洪亮的声音。
但教会不可能对所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她承认世俗现实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参见《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 第36条）。另外，教会需要兼顾信仰的意识（sensus fidei）和信徒的意识（sensus fidelium）。教导的教会（ecclesia docens）和学习的教会（ecclesia discens）之分已不符合现状，这种将教会二元化的观点也许始终都有些欠妥[21]。教会不仅要聆听天主教神学家和学者的意见，还要关注其他教会的声音。
新的大公主义
“新”教会在世界南部的崛起是对大公主义的一个新挑战。这些福音派、新五旬节派和非洲独立教会大部分属于新生教会团体，它们很少举行圣事或礼仪，大多数不举行感恩祭。因为相信世界上有众多的神灵，所以许多教会强调灵性的争斗和驱魔。它们大多宣扬“财富的福音”，一般很少问津大公主义或教会有形可见的统一。这些新教会认为，西方的教会学过于西方化，以欧洲为中心，与他们的切身经验相去甚远。
教会的传统教派当然不能对这些新教会视而不见，而是应该与他们建立联系，发展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普世教会。这些新教会不太关心以共识声明为特征的传统大公主义，而是更注重个人见证，分享在圣神中生活的经验，以及基于福音价值观的使命感。教宗方济各的思想与此颇为接近，他强调一起前行、工作和祈祷。
西方教会和南半球教会之间可以在许多方面互相借鉴[22]。新教会具有强烈的福音使命感和圣神的恩赐，是朝气蓬勃的团体，但他们需要超越对健康和财富的宣讲、学习信仰和理性的相辅相成、寻求与其他教会的合一。西方教会可能与教会的历史传统及其社会使命有更多的联系，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对其神学思想带来了巨大冲击，所以今天需要加强对天主亲近的体验和感知。
福音召唤所有的基督徒彼此共融。罗马主教是否能成为统一的象征，而且能真正为其服务，而不要求所有教会承认他的法律权力？被大家公认的权威往往比自己要求获得的权力更胜一筹。团结合一是为了福传的使命，“为叫世界相信”（若17：21）。基督徒应将彼此视为主内的弟兄姊妹。友情是大公主义的起点。
宗教间对话
某些专家和记者们热衷于谈论宗教的消亡，却对各种冲突的宗教根源视而不见。许多人畏惧现代性带来的改变，唯恐失去宗教、政治或其他方面的权力和特殊地位，由此产生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成为挑起各种争端的起因，并在全球化时代进一步激化。
在非洲和中东各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频繁引起暴力的问题。欧洲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仍处于初期阶段，并且在相互关系上存在着强烈分歧。许多人反对的对象并非宗教本身及其实践，而是许多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对良心自由、宗教皈依以及妇女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完全平等的藐视。在印度的一些邦区，基督徒和穆斯林均受到迫害。
对教宗方济各来说，对话始终是一个优先事项。他在2019年3月访问摩洛哥时强调，“单纯的容忍”无法打击恐怖主义，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真诚对话。“在尊重我们的差异的同时，对天主的信仰引导我们承认每个人的个人尊严及其不可剥夺的权利”[23]。这个观点应该得到所有宗教的认同。
教会的身份
教会的身份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当今的许多年轻天主教徒并不熟悉教会传统及教派划分的协议，或者经常对其不予关注。团体的经验比机构的身份更重要。非官方圣体圣事的共融并不罕见。有些人谈及“双重身份”。在美国，如果一对夫妇不能获取天主教会为其举行“花园婚礼”的许可，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寻找圣公会或卫理公会的牧师，而不在乎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在尼日利亚和其他地方，一些天主教徒同时参加自己的堂区活动和五旬节教派的聚会。因此，今天教会的“墙”已不是无法逾越的壁垒，可以超越教派命名界限的本身很可能标志着大公主义下的教会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教宗方济各曾在访问摩洛哥时警告天主教徒不要担心信仰的皈依：“传教的方式[……]不是通过使人改宗，因为改宗总是通往死胡同，更可取的是通过与耶稣和他人相处。因此，问题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虚有其表，成为失去福音味道的盐，不再照耀世界的光——这才是问题所在!（参见玛5:13-15）”[24]。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始终保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同时不失去对我们天主教传统的恩宠和信念的意识。
结语
全球化正在使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并不总是风平浪静。作为一个普世教会，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多样性，它最纯朴的魅力在于能够在创造性的张力中达到同中存异。
马西莫·法吉利（Massimo Faggioli）认为，教宗方济各的全球性愿景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教宗认为，教会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全球性的重新调整过程中，他邀请我们不要从中心向边缘看，而是从边缘向中心看，或者更准确地说，采用多中心教会的视角[25]。今天的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利用她所掌握的许多智慧资源，她的牧者和管理者、学者和神学家、教育机构、社会事工和子民的信仰。为了实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提出的教会愿景：与天主及其所有子民合一的圣事，我们必须继续增进与其他教会和基督宗教团体的共融合一，努力加深宗教间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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