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当前的新冠疫情带来了诸多影响，也同时将人们的视线重新转向”终极问题”。长期以来，因尼采哲学而闻名的虚无主义不断以翻新版再现其人生观，贬黜一切有关人生意义的观点。实际上，这是“上帝已死”理论的后果，也是对时间和历史的碎片化看法。根据这种观念，由于价值的不确定性，人类无法获取真相[1]，而只能关注当下的瞬间体验，放弃对超性问题的探索。
对此，科斯坦蒂诺∙埃斯波西托（Costantino Esposito）在最近的一本新书中，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存在问题为主线，在认知、伦理、情感层面提出了我们无法抗拒的对确定性的诉求，并对虚无主义的相关论点逐一提出质疑[2]。在论述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对充实感的怀恋和对现实意义的信念。
该书包括实践理性、情感、幸福、肉体、感恩、真理、神秘等多个主题，广涉文学、哲学、电视剧、电影、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虽然涉及不可还原为直觉体验的超越性，但实际上是关于人生最重要的深切关注，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著名问题来概括，也就是：”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3]。
时隔240年后，康德的这些问题至今仍饱含强烈的现实挑战性：它们关系到人生的”智慧”维度，是对至高无上的现实，人的起源，以及赋予人类生活以意趣的事物的探索，人们需要以此为基础来认识和选择自己应该践行的善。同样，虚无主义也曾力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它最后以宣布人类在终极问题上的无能而告终。其后，继续在同一领域进行探索的其他思想推翻了虚无主义的论点。
什么是值得了解的？
如今，大量的可利用数据呈指数级增长，向我们提出了对其进行选择的必要性，如果不以目标为依据而确立进行判别和拣选的标准，我们就会被”大数据”所淹没，从而使所有的研究失去意义。从事研究的目的向来立足于意义和智慧，也就是说需要明智的选择，培养一种确定目标和分辨主次的能力。人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有具体的情感表现，与身体的感性紧密相连，通过理性做出的选择同时塑造人格。然而，正像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著名分析所显示，人的以上特性始终遭到”工具理性”概念的忽视，甚至导致对机械人的热衷。他们的分析揭示了一种局限于技术性的、冷漠的、无个性特征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展望了一个难以阻挡的机器取代人类的渐进过程[4]。
这样一来，所有人生目的、价值以及塑造中的道德观念一律遭到贬斥：”机器把操作者摔在一边，继续漫无目的地运转。在理性化进程进入高峰时，理性就会变得非理性且愚蠢。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保护自我，但实际上这个需要保护的自我已不复存在”[5]。
事实上，恰恰是越来越丰富的知识和研究表明，技术非但不能取代人类，反而会突显人的不可替代性：“在我们所有的行为中，在与人和物的每一种关系中，只有当我们了解世界上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有所行动。作为有自由意志的人，当现实中的面孔、物体、相遇、事件向我们走近，感触我们，向我们发问，等待我们的回应时，我们不是在不停地积累人生经验吗？”[6]。与机器不同的是，人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奇妙和痛苦，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哲学起源于这种惊诧的感觉，是使人生变得美好的感性知识。
另外，当今的危机表明，现实并非一个不存在差异的整体，每一种可能存在的经验和信息并非同样重要。知识不是一个简单的玩具，在玩腻的时候可以被弃之一旁，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康德努力研究的问题是调查严谨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及条件，而作为不可分割的前提，其研究宗旨总是聚焦于获取真理的可能性，尤其是对自身误谬的觉察。当前新冠病毒的爆发，难道它揭示的不正是无视事物真相的危险性吗?
虚无主义不可知论的另一个严重风险在于，它将现实与个体的主观认识相混淆，用尼采著名的论点表达，也就是：没有事实，只有阐释[7]。这种对知识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均可产生重大影响。埃斯波西托在书中报告了IPSOS（民意调查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根据这项调查，意大利和美国是在具有重大国家和国际意义的问题（犯罪、移民、健康）上扭曲真相最明显的国家之一，这不仅纵容民粹主义倾向以及引导选举结果的意志操纵，也对美国在国际政治上作出的重要决策起着极大作用：实际上，那些为军事行动寻求公众舆论支持而提供的动机往往在事后被证明存在失误。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假新闻问题，也是导致经济投机和共识操纵等丑闻及不道德事件的根源[8]。将谎言当作真理使人丧失尊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常现象都可能发生[9]。虚无主义将真理问题视为一种每个人可以各行其道的“拼装组合”，这不仅破坏了对认识真理的信心，也失去了对关系的审美、对认识和探索的渴望，使人难以体验”发现所带来的喜悦”[10]。
假新闻问题及其后果揭示了真理和知识的道德伦理维度，因为邪恶是智慧贫乏的结果，知识和感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不应被视为互不相关或者对立的关系。
我应当做什么？
真理的道德伦理维度进一步证实，认识问题不能被贬视为无关紧要的单纯辩证法练习。在这方面 ，虚无主义所遭受的抨击不止来自于哲学领域。回顾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怀疑大师”对道德的解构性批判，他们将道德视为欲望和自由的阻碍，是异化和神经症的导因。对此，埃斯波西托指出，这种批判实际上针对的正是康德所追求的道德构建。康德排除主观因素的重要性，试图描绘一个以道德为坚固基础的现代梦想。从这个视角出发，如果将幸福视为道德行为的相关动机，那么它将等同于纯粹的自私自利的盘算，而这种只顾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一种贬低人的尊严的价值观。这就是著名的”你必须，只因为你必须”的命题，也就是说，责任感是道德选择的绝对统治者。
后来，这个命题遭到反驳，因为其后的思潮认为，这样的命题意味着：理性等于牺牲生活，以及感情世界和对完美生活的渴望，包括对幸福的最高人生追求。但是，”如果断然把理性和幸福分开，我们可能会同时失去二者同时失去二者，理性为一个只求成本与效益的规划机制，而幸福则沦为暴力或幻灭的梦想”[11]。
感情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一个媒体传播中的常见主题。例如，皮克斯2015年出品的电影《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将感情刺激表现为头脑中的彩色球体，其数量和编位对人的决策和行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其实，这部电影中的解释并非对道德问题的新发现，哲学家休谟曾用类似的语言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将判断过程比作一种情绪战胜另一种情绪。在休谟眼中，做为主体的”自我”不过是呈现”种种情绪”的”舞台”，而理性只能对作为主角的种种情绪俯首听命[12]。
现代思想公认的一个命题是：情感和理性处于永远相互矛盾的对峙。至于何为决定性因素，各学者之间则存在争议，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认为是理性；休谟、叔本华、尼采则确信是情感。鉴于这种分歧，他们无法重构道德标准。由于无人能够验证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折中论断是，人们做出决定的依据是当时的情感[13]。承认两者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意味着确立身体性和意志自由在这个主题中的核心地位。
实际上，上述影片以轻松的表现形式重现了人类学的一个经典问题：”我们的理性是一种抽象能力，它是被添加到情感中的一种‘指导’，还是与生俱来的身体和情感中的理性？另外，情感只是一种本能机制，还是它们本身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意义判断能力，可以为情感制约中的个人自由提供一个支撑点？”[14]。这些当代人重新提出的问题涉及诸多领域，除了媒体之外，还有神经科学、神经外科、生物学和心理学[弗里达（Frijda），达马西奥（Damasio），道金斯（Dawkins），丹内特（Dennett），塞尔（Searle），西格尔（Siegel）]。
对完美和幸福的追求是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依据，这证明，情感具有思辨维度，反之，知识也具有感性维度。对此，很少着墨于情感话题的黑格尔曾经指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伟大的成就总离不开激情”）。毕竟，即使是将人视为单纯的”情感束”的支持者（如休谟，还有丹内特）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情感束”的”舞台”，人是一个体验各种情感和倾听不同感受的”自我”，具有不可简化为感性和认知数据的个人身份。情感是形成主体的基础，但如何处理它们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15]。
情感可通过与理性的对话得到熏陶，这种对话不仅可以对主体起到指导作用，而且涉及每个人对充实感的追求；它体现于我们的怀旧、悲伤、欲望，并通过每一份快乐得到验证。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领域[16]。
谈论感情首先意味着谈论关系、团体归属、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传统。个人主义则与以上因素相悖，推崇无所不能的个人力量，虽然曾是盛行于整个现代时期的理想，却在随后的时期中成为一个被彻底质疑的神话[17]。义务是道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其根源是每个人所期望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产生于人的幼年时期。因此，我们面对的实际上不是抽象的规范，而是与我们有情感联系的人，可以说，”义务的根源既是一种魅力，也是一种归属感，好比一种父子关系，一种社会性，一个团体”[18]。
我可以希望什么？
这个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也最为重要。如果没有希望，大量的信息将成为我们采取决策的阻碍，紧张的生活节奏将成为用以掩饰生存痛苦的面具。
技术虚无主义以海德格尔的思想而闻名于世，它完全不考虑生存的神秘性，而是以计算法面对现实，将一切还原为可定义和可量化的存在，并重新向实体提出有关希望的质疑。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分析本身表达的正是对希望的诉求。如果”对存在的遗忘”代表的是文明的唯一可能结果，那么坚持它又意义何在呢[19]？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因为人在痛苦中（正像海德格尔的有关精辟探讨），在怀旧和悲伤中（电影《头脑特工队》的展示），继续经验自己身处此时与此地，我们怎能注意到这种遗忘呢？在这些生活模式中，人无法实现希望中的完美，而只能与内心的空虚结伴。可是，在遗憾和无奈之余，我们是否真正有所追求？圣奥斯定敏锐地洞察到这种情况：”我们似乎对此无能为力，如果没有对人的某种形式的呼唤，它就不可能发生[…]从一种不同的可能意识中，我们每个人都确有感受这种召叫的可能”[20]。
这种圆满求助于恩宠、召叫和接受。对此，海德格尔曾在对他的采访中指出：”时至今日，只有天主”[21]，这是一个著名的、引起争议的采访，采访报道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发表。
康德也意识到”希望”的问题超出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论框架：事实上，与希望存在着根本关系的是信仰，正如《希伯来书》所言：”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希11：1）；也就是说，希望超越人的掌控范畴，只可通过信仰来接纳。
由此，这位来自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在他后来的作品《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假设，将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天主列为实现道德行为的可能。对此，瓦尔特∙卡斯帕（Walter Kasper）尖锐地指出：”康德自然也承认，面对世界上存在的邪恶，放弃天主的概念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尽管有邪恶的经历，我们必须继续维护人的尊严，但只有当我们坚持把天主前提[……]天主意志的希望。放弃这种希望意味着对人类及其苦难视而不见”[22]。
尽管可能有人会否认，但希望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对此，埃斯波西托通过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2019年出版的小说《血清素》（Serotonin）中的片段加以说明。书中的主人公弗洛朗∙克劳德轻易错过了生活中的各种时机，尤其是情感方面的机遇。虽然如此，他坚持认为，这一切非但从未打破自己的追求和希望，反而使它们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人类心理的某些领域仍然是完全的未知数[…]，只能通过矛盾甚至荒谬的方式来接近。在所有的途径中，我唯一真正坚信不渝的就是：即使在绝望中，也永不放弃希望”[23]。这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一段相似的话：”你的这个’没有希望’充满着巨大的希望”！
我们很难接受，因为每一个计划都以付诸实现为前提，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实施者的渴望及其改善个人状况的希望。一个被掏空含义的词汇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声音。
我们可以在困难和失败面前进行抗争，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意义的体验：”所有的欲望、希望和不确定性都是客观意义的真实标记，代表着有血有肉的我们和整个世界[…]。如果我们没有丢失生活的意义，那是因为深入骨髓的‘意义’本身在寻找我们”[24]。
希望唤起一种不由我们支配的存在，一个若隐若现中的超然。它是超越性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体现：每当你试图否认它时，它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对于这种情况，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指出，面对生活中的结构性限制和困难，爱是一种”内在超越性”，是最佳生活方式的保障[25]。
实际上，即使异化和不适应社会的经验也是一种对救赎的请求，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希望”。
超越虚无主义
在当前全球的不确定形势下，虚无主义的困惑更加凸显，督促我们辨明哪些是赋予日常生活意义的真正要素。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我们一向轻率地将其视为是显而易见的。生存的意义不仅是对物质财富的拥有，还有对饱含精神价值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中包括各种愿望、关系和计划。离开这些因素，即使当摆脱紧急疫情时，我们仍将继续面对最隐蔽的病毒——生活中的罪与恶。
在开启对后虚无主义时代的反思时，埃斯波西托介绍了科曼∙麦卡锡（Corman McCarthy）在2006年出版的小说《路》，该书的背景是一场全球性灾难，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今天的情况相似。主人公虽被荒凉和破坏包围，但他并不气馁，不愿放弃最后的机会：他还活着，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身边还有鼓励他不要放弃希望的儿子。他明白，我们只需接受生活，善于从最平凡的事物中观察和学习。比如，河水里游窜的鲑鱼：它们身上别致的鱼纹是先天的标志，人类可以破坏，但无法重造：”鱼背上的虫形图案仿佛是象征未来的图案，它是一个难解的迷宫，无法重新组合，也不能任意调整”[26]。
对于事物的固有意义，我们不能加以臆造，而只能去认识：”人类的智慧恰恰在于这种解释客观现实的能力，而不在于按照人的计划去奢望不可能实现的‘安置’或‘安排’。现实不能被重新调整，换言之，我们不能单纯地以自己的意图作为衡量客观现实的准绳，因为它先于我们，并超越我们[…]。只有专注的目光才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事物的神秘性——这是一个不容低估的维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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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G. Cucci, «Miti a bassa intensità. Crisi della narrazione e narrazione della crisi», in Civ. Catt. 2020 IV 340-348.中文版见：乔凡尼·库奇，《淡化的神话：叙事的危机和危机的叙述》，https://www.gjwm.org/2021/03/29/miti-a-bassa-intensi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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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C. 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 Una cronaca, Roma, Carocci, 2021。正如序言中所称，该书的灵感来自在《罗马观察报》上发表的一些关于该主题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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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ant, Critica della ragion pura, Bari, Laterza, 1981, 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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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M. Heidegger, «La questione della tecnica», in Id., Saggi e discorsi, Milano, Mursia, 1976, 5-27; M. Horkheimer – Th. W. Adorno, Dialettica dell’illuminismo, Torino, Einaudi, 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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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orkheimer, Eclisse della ragione,ivi, 1969,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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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 cit.,24. Cfr G. Cucci, «Per un umanesimo digitale», in Civ. Catt. 2020 I 27-40，中文版见：乔凡尼·库奇，《对数字人文主义的建设而言》，https://www.gjwm.org/2021/01/25/per-un-umanesimo-digitale/; Id., «Uomo e robot: la relazione ideale?», ivi, 2020 I 427-438，中文版见：乔凡尼·库奇，《人与机器人：理想的关系？》https://www.gjwm.org/2020/06/22/uomo-e-robot-la-relazione-idea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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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不过是幻觉而已，其虚幻的本质已被人遗忘，它们是历时已久并失去所有感性力量的隐喻，就好比图像已完全被磨损的硬币，只能被视为金属而不是硬币”(F. Nietzsche, Su verità e menzogna in senso extramorale, in Id., Opere 1870/1881, Roma, Newton Compton, 1993, I, 96). 这个主题出现于尼采的其他许多著作，其中可参见：La visione dionisiaca del mondo, ivi, 60-73; La nascita della tragedia, ivi, 111-187; La filosofia nell’età tragica dei greci, ivi, 203-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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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K. Steinmetz, «How Your Brain Tricks You Into Believing Fake News», in Time, 2018年8月9日; G. Cucci, «Il ritorno del realismo», in Civ. Catt. 2011 IV 131-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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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第52届社会传播日文告中谈到假新闻时，引用了《卡拉马助弟兄们》中的一段话：”欺骗自己并听信自己谎言的人，将无法分辨那在他们之内或在他们周围的真理，他们将失去所有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由于完全丧失尊重，他们将不再去爱；为了得到排遣，他们放纵感情，追求粗俗的享乐，沉沦堕落于败坏恶习之中，甚至显露兽性，所有这一切的原因都是由于他们不断地自欺欺人。”（教宗方济各，《 第52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 「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若八 32） 假新闻与维护和平的新闻工作》，第3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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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 cit.,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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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6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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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D. Hume, Trattato sulla natura umana, Bari, Laterza, 1982, 263-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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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有关道德的表述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以表现分歧；而表现这些分歧的辩论之最大特点则是它们的无休止性[…]。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没有任何理性手段可以确保达成一致”（A. MacIntyre, Dopo la virtù.Saggio di teoria morale, Rome, Armando, 2007,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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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 cit.,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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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接受挑战，不对任何”主体”本身及其功能机制进行预设，而仅就功能而言，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陌生者正在步入舞台。通过自己的感知，我们在自身中发现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仿佛一个不速之客悄然而至，令人感到惊诧”（C. 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 cit. 93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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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早已认识到幸福与一种特定活动——沉思之间的恒定关系：”幸福感随着沉思一起不断延伸，善于沉思的人可以体验到更大的幸福感：这并非偶然，而正是因为沉思默想”（《尼各马可伦理学》，1178b 2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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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G. Cucci, «“Fragile”. Un nuovo immaginario del progresso», in Civ. Catt. 2021 I 7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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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 cit., 88; cf. 102-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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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首先而且只考虑存在者；即使当存在者做为实体出现时，人在意念中实际上考虑的是存在，他事实上总是只想到存在者，而不是存在” (M. Heidegger, Lettera sull’«umanismo», in Id., Segnavia,Milano, Adelphi, 1987, 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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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 cit., 115; 参见Agostino, s., Confessioni,X, 18, 27。这与教宗方济各表达的思路非常相似：”真理向那些向它开放的人展示。在希腊语中，真理’aletheia’是指表现出来的东西，揭示出来的东西。另一方面，相应的希伯来语名词’emet’将真理与忠诚联系起来，涉及确定的、不欺骗和不令人失望的[…]。向这种类型的确定性开放需要我们在思想上保持谦逊，也就是说，为与真、善、美的甜蜜相遇开拓空间” (Francesco, Ritorniamo a sognare, Milano, Piemme, 2020, 63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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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eidegger, Ormai solo un Dio ci può salvare, Milano, Guanda,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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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asper, Misericordia. Concetto fondamentale del vangelo – Chiave della vita cristiana, Brescia, Queriniana, 2013, 191. Cfr I. Kant, Critica della ragion pratica, Bari, Laterza, 1966,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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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ouellebecq, Serotonina, Milano, La nave di Teseo, 2019, 288. Cfr C. 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cit., 21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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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 cit., 22. 在这方面，作者引用了韦勒贝克小说的结尾：”事实上，天主每时每刻都在照顾我们，惦念我们，有时还会传达给我们非常精确的指令[……]，如果只考虑人的生物性质，我们将对此无从解释”（M. Houellebecq, Serotonin, cit. ,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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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M. Nussbaum,Love’s Knowl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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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cCarthy, La strada, Torino, Einaudi, 2007, 217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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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sposito, Il nichilismo del nostro tempo…,cit., 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