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是根据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的两个姊妹机构。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支持国际金融体系，向遇到暂时性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提供有条件信贷。世界银行的主要目标则是消除全球极端贫困、促进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其职能是以优惠的条件向贫困国家提供项目贷款，支持它们发展基本建设的投资需求。这两个机构定期举行会议，以提高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参与，同时也为双方各自的议程提供指导信息。其中，年度会议和春季会议是最重要的两次会议。

新冠大流行病爆发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和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于2020年3月2日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他们在文告中指出，两个机构将协助成员国共同面对新冠带来的人类悲剧和经济挑战，为此，他们正在与国际机构以及各个国家政府当局积极合作，尤其对医疗系统最落后、人民最脆弱、应急资源相对缺乏的贫穷国家予以特别的关注[1]。

2021年4月5日星期一至11日星期日，春季会议通过线上虚拟形式举行。会上，各执行委员会分别对各自的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评估，此外，其他专题讨论项目还包括国际发展、债务问题、经济复苏、疫苗和气候问题。春季会议的与会者通常包括各成员国代表约2800名、各大组织代表及观察员350名、新闻界人士800名以及经认可的民间团体成员550名。

教宗方济各的信函

4月8日，教宗方济各向春季会议的与会者致函[2]。信函中，教宗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一系列当前最根本的全球性宏观问题。无情的大流行病正在冲击着整个世界，引起了一场全球性危机，教宗指出，这是一场同时涉及医疗、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的多方面危机。

同时，教宗也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主要期望。他希望这个危机成为一个促进模式转变的机遇，引领我们发展更具包容性、以普遍的共同福祉为导向的可持续经济；希望贫困国家能够在国际机构中获得真正的发言权，进入国际市场，得到债务免除和向绿色经济过渡的帮助。

教宗的这些期望基于以下的分析：首先，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分享，认识不到对他人的亏欠，就无法繁荣致富；其次，我们需要考虑一个真正的 “生态债务”的偿还问题；再有，我们需要以普遍的共同福祉为目标，构思一个全球计划；最后，我们必须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为帮助所有人获得疫苗而投资。

此外，教宗还强调了市场规化的必要。我们必须从最近的实际经验中吸取教训。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 (Paul Anthony Samuelson )曾指出：”缺乏规则的市场体系迟早会内爆[3]。2008年的金融和实体经济危机正是这个警告的验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通过数据和反思试析教宗提出的倡议。

第三世界：令人失望的局势继续恶化

病毒的侵袭威胁着一个贫富分化的世界。疫情的首发地中国是一个已经走出贫困，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虽然我们仍处于严重的疫情中，但几种有效的疫苗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问世，超出了多数专家的预期，它们照明了阴暗的地平线，为克服新冠病毒带来了希望。另外，使事态得以缓解的，是在大规模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货币和财政对策。

但是，一个依然存在的关键问题是，无论是经济复苏还是疫苗分配都将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同步推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美国和日本不会在今年下半年之前恢复到大流行前的生产水平。欧元区和英国将再次陷入衰退，预计到2022年晚期才可能得以恢复。中国的经济状况则与众不同，相对于2019年底的水平，预计它将会在2021年底达到10%的增长。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可能需要长达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速度，而且不平等程度将持续攀升[4]。据世界银行估算，到2021年底，因新冠大流行病而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将达到1.5亿[5]。自去年以来，陷入”粮食不安全”或长期处于食物不足状态的人数已增加了1.3亿，超出了高达8亿的总额[6]。

贫富差异涉及到三个实际情况[7]。首先是注射疫苗的时间。据预计，它们将于今年年中在发达经济体中得到广泛实施，而生活在相对贫穷国家的人口则至少要等到2022年，甚至更晚。

第二是贫富国家在宏观经济支持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新冠危机期间，发达经济体中的额外公共开支和减税几乎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此外，贷款和财政担保也达到12%。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中的政府支出和减税则仅占GDP的4%，贷款和担保也只有3%。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直接财政支持跌至GDP的1.5%，政府担保则几乎为零。

第三是新兴经济体的困境。在进入这场危机之前，它们已是债台高筑的脆弱经济主体。如果没有发达经济体的近零利率政策，它们会陷入更严重的困境。实际上，主权违约的债务国家已不断涌现，其中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和黎巴嫩等国。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美国央行（Fed）表示不会在失业率达到最低点之前加息。但是，如果美国能够在夏季之前实现疫苗接种的计划目标，这种情况将有可能发生变化。到那时，市场需求的猛增将重新使目前为止一直维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反弹，从而促使美联储比原计划提早加息。实际上，长期利率已在2021年的前几个月中几乎翻了一番，这将在金融市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已经负债累累的新兴市场造成尤为严重的打击，导致更大的强弱悬殊。如果新兴市场被迫将资本分配给利息支付，它们将因偿债而无法应对本次大流行病的经济后果，从而导致一种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当时，美联储因加息而埋下的后患全面爆发，使墨西哥、巴西和东南亚遭受了灾难性的经济崩溃。

金融合作不可或缺

金融世界好比一个扑朔迷离但不乏解决方案的 “戈尔迪之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度和春季会议云集世界各国领导人，为金融合作提供难能可贵的机会。如果这种合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以国家强制力和大胆创意的方式保证实施，将有助于结束当前的大流行病[8]。如果说强有力的合作是摆脱如此大规模全球性灾难的基本途径，那么财政支持则对实现这种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对这种刻不容缓的责任承担。除非新冠大流行病被彻底根除，否则一旦在世界某些地方存活下来，那么这种病毒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贸易和旅游带来损害。另外，它还会导致病毒变异，危及已经获得的免疫力。再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新冠病毒成为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地方性疾病，从而造成未来阶段内昂贵的医疗和经济成本。出于以上原因，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指出，早日在世界各地结束这种大流行病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

为此，国际组织创建了Covax，一个致力于全球新冠疫苗获取的机制。虽然一些关于疫苗、试验和治疗的全球性项目已经得以制定，但它们仍迫切需要得到加强。当前的目标是在年底前为世界各国至少27%的人口进行免疫接种，并在2022年底前将这个比例扩大到所有成年人口。这是结束大流行病和减少新变异可能性的必经之路。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为此而分配的110亿美元无法满足需求，它们尚须在今年年底内提供额外的220亿美元。此外，目前的疫苗短缺正导致各国间不惜以高价争相抢夺分配名额，这种“抢单”凸显了实现疫苗接种全覆盖的紧迫和严峻，当务之急是如何确保每个国家对疫苗公平而及时的共享，包括最贫穷的国家在内。

为确保在2022年底前实现全球性的疫苗接种，仍需投入的资金约为500亿美元，这笔数额虽然不霏，但结束大流行病为全球赢得的巨大收益将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为此，美国政府在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动用的应急资金高达约50亿美元。

新冠在所有国家的国际收支中造成的不平衡将持续到2022年年底，这种情况要求尽快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向这些国家提供资金。自成立伊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便是为处理此类紧急情况服务，其主要功能之一是通过紧急资金融通而维护成员国和整个世界的共同福祉和宏观经济稳定。可见，本次疫情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把握好这个时机可以促进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主要国家(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英国)为人类共同利益进行有效合作。

当前的灾难是一个全球性机遇

人类社会中的一些成员不仅迫切需要得到帮助，而且应该得到有尊严的对待。教宗方济各在信函中指出，贫穷国家应在国际机构中拥有发言权，参与涉及本国利益的决策制定过程；此外，它们必须在支付外债方面获得减免，并通过生态债务的偿还得到补贴。

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造成了大面积的经济瘫痪和失业现象，使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系面临极端严峻的局势。在医疗系统不完善和社会保障计划资源短缺的基本条件下，刺激经济增长愈加难以实现。雪上加霜的残酷现实已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向人道主义和财政危机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它们偿还债务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事实证明，最近几周内，大量资本外逃的现象在这些经济体中普遍出现，一个主权违约的新浪潮似乎已在所难免。

在他的信函中，教宗方济各呼吁”大幅度减少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和罗戈夫(Kenneth Rogoff) 是两位知名经济学家，他们主张新兴或发展中主权国家可延期偿还债务(那些信用评级较好的国家除外)[9]。目前的事实是，因居住条件的不同，人们对封城的体验很可能迥然有别。例如，在圣保罗、孟买或马尼拉的巨大贫民区中，隔离有可能迫使十个人拥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此外，由于失去的收入无法得到补偿，他们还被迫在食物和饮水储备缺乏的条件下勉强维生。此次大流行病对供应链造成的破坏正在导致食品短缺和物价上涨。换句话说，类似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地方，疫情导致的社会困境正处于不可持续的边缘，随时有引发暴乱的可能。

只要这种大流行病肆无忌惮地继续蔓延，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就债权人而言，无论是机构还是私人，向处于困境的国家索取债务意味着迫使它们从抗击新冠的斗争中转移资源，这将是一种肤浅而残酷的行为。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两位学者认为，鉴于在处理国家债务问题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近年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部分违约往往是负债国被迫做出的唯一选择。因此，面对我们正在经历的非常时期，任何要求以常规方式还债的强行决定都将一无所获，而且会加深经济衰退程度并延长其持续时间。需要指出的是，延期债务偿还的决定必须首先取得美国和中国的同意，因为这两个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持有否决权。

那么，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应以寻求旧常态为目标，满足于恢复以往的状况，还是将目前的危机转化为一个改变世界的机遇？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免除贫穷国家的债务？债务免除的设想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今，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花旗集团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布特勒(Willem H. Buiter)也对此表示赞同[10]。

布特勒的论点有据可循。他的出发点是，这场危机将使许多公务和个人行为主体背负不可持续的债务。为了弥合潜在生产力和实际生产之间的差距，唯一的有效工具是以财政赤字作为财政刺激措施，并在可能范围内将其货币化。但是，贫穷国家却并未能从中受益。布特勒指出，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数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经背负了约11万亿美元的外债，而本年度支付这些债务的成本将高达3.9万亿美元。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向这些债务国中的许多国家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帮助，二十国集团（G20）也同意可暂停偿还官方债务，随后，数百个私人债权人也纷纷加入G20的这一承诺。

尽管如此，布特勒认为，这些形式的援助实际上为时已晚无法解决问题。他指出，大部分此类债务其实根本不应该形成，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资源的唯一有效方式是无偿赠款：它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重要内容，也同样是新冠危机中穷国的迫切需求。

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针对高债务穷国提出的解决方案使其中36个国家获得了部分或全部债务减免。在此基础上，布特勒建议恢复这一理念，对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实行全部债务免除。这种选择性债务赦免的涉及范围包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其他多边机构、主权债权人、官方实体（如国有企业所欠债务。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机中，我们必须善于变通。发展中国家将需要一个更彻底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

生态债务

债务问题涉及的领域不仅限于金融。教宗方济各在信函中指出，在需要引起关注的另外一种债务中，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角色有所颠倒：这是一种发达国家对第三和第四国家的显著亏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召开的前几天，尼日利亚环境部长伊卡索（Sharon Ikeazor）致函表示：2021年间，发达国家应与低收入的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合作，制定通往低碳未来的道路。这首先意味着兑现它们对融资的承诺。

部长指出，尼日利亚人民饱受热浪和农作物歉收的煎熬，气候变化不仅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直接影响，也是一个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非洲国家更不应被迫自救。毕竟，非洲是地球上最脆弱的地区之一，自2012年以来，撒哈拉以南地区反复发生的旱灾已使营养不良的人口增加了45.6%，他们无力承担其他责任。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不仅破坏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来源，还加剧了引发冲突的危险，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

但与此同时，对气候变化负有主要责任的发达经济体却对非洲的现状视若无睹，拒绝采取解决措施。可见，在这个相互关联的地球上，新冠大流行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共同挑战。

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曾一度令人振奋，人们满怀希望地期待世界领导人终于将地球的福祉置于短期的政治利益之上，为实现必要的脱碳目标而采取坚决的气候合作措施，并为此提供所需的充足补贴。根据巴黎协定，世界组织须在2020年以前以每年1000亿美元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被迫付出的巨额年度费用高达6000亿，它们中的多数国家缺乏现金和足够的流动资本。至今，许多气候基金机构仍未明确承认大规模范围内的气候正义，同时，贫困的弱势团体及其具体需求也未能得到它们的关注。

总体来说，非洲是气候资金缺口最大的地区。如果不能在这方面取得及时改变，到2030年，非洲地区的清洁能源比例将仅能达到10%。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拥有发展可持续经济所需的许多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也正在迅速发展中。一方面，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正在推动重工业和农业的绿色发展，并引入降低污染的交通运输系统；另一方面，已经面临失业、饥荒和日益加剧的动荡的非洲也同样有权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

结论

目前的大流行病发生在一个贫富悬殊、充满交叉债务的世界中，发达国家的行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通常，富国政府用于公共服务、投资和扶贫的资金至少应相当于国家税收的25%，这个比例在欧盟国家可大于40%。通过这种方式，可避免社会因不平等、不公正和不稳定的发展趋势而滑向与美国、拉丁美洲和非洲现状相似的局面。如今，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公共服务、投资和扶贫这三种公共职能需要向超越国家范围的层面扩展开来。

对此，教宗在信函中表达了自己的良好祝愿，希望能够在确立国际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确保金融市场为公共利益运作，将至少2%的世界总收入投资于国际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消除极端贫困，应对气候变化，保护自然，让数百万穷人免于过早死亡，保证儿童全部入学，通过联合国捍卫和平。

这个世界越来越密不可分，同时，它受到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立即采取新措施，对公司财政收入、海外银行账户、国际金融交易、亿万富翁的净财富和污染制定新的全球税收，以具有新创意的合作精神高瞻远瞩，融通更充沛的财政资金，将巨大的全球财富转化为所有人的可持续福祉[11]。目前，要求金融改革的呼声日渐升高，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一个令公众舆论哗然的现象是：疫情中的各国政府承受着骤增的财政压力，但主要的跨国公司却继续支付相对低微的税率。另外，根据税收正义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的数据，通过逃税，各大公司和富豪每年为世界各国带来的收入损失高达4270亿美元。

因此，我们需要加速建立一个全球税收框架，以适应数字经济的新视野，防止大型跨国公司将应缴税资本向缺乏法制管辖的避税天堂转移。为此，拜登新政府推动了拓宽视野的政策，并大胆设想了一个宏大的全球税收协定，以确保各大企业履行对公共领域应尽的义务。

美国政府充满良好意愿的提案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方面，财政部长耶伦提出了一个目标，主张为公司税收确立一个统一的全球性最低征税起点，以防止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另一方面，华盛顿对一项提案表示支持，要求大型跨国公司在其创造利润的所在地支付公平的税额[12]。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议设立一个临时性救济税收，通过向高收入者以及大流行病期间受益最多的企业征收此税，为危机带来的损失提供补偿。这项税收将有助于调整因公共卫生危机而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坚持加强全世界的疫苗接种力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全力以赴地诉诸于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缺少疫苗，而是贫穷国家无力支付。目前，占世界人口20%的富国已获取了大部分疫苗的分配，而在拥有12亿人口的非洲，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口迄今仅有7万。

为了使穷国免受疫苗“种族隔离”，以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富国需做出每年捐款300亿美元的承诺[13]。但迄今为止，七国集团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愿意承担这项金额。英国前首相布朗（Gordon Brown）提议由七国集团支付这一数额的60%，其余部分由石油国家和中国分摊。可以说，目前的疫情危机不仅加剧了以往固有的问题，也同时暴露了我们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无能为力。克服新冠病毒之后，我们还需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至此，通过介绍教宗方济各发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信函，我们试图展示其重要意义以及教宗为我们指明的方向。目前，我们迫切需求的政治家不仅要具备工作能力和行动意愿，还要具有社会敏感性。我们不妨回想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的才略：”随便什么国家大事到了他手里，不可解的结也就解开了——好像他是在随手解他的袜带子一样轻松”[14]；还有堂吉诃德以顽强毅力迎击残酷现实的坚强意志，当桑丘问他：”大人，那我们该怎么办？”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是：”毋庸置疑！当然是扶弱济贫”[15]。

  1. Cfr. InternacionalMonetary Fund, Joint Statement from from Managing Director, IMF and President, World Bank Group, 2 marzo 2020 (www.imf.org/es/News/Articles/2020/03/02/pr2076-joint-statement-from-imf-managing-director-and-wb-president). ↑

  2. Cfr. Francesco, Lettera ai partecipanti al Meeting di Primavera 2021 della Banca Mondiale e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zionale (5-11 aprile 2021), 8 aprile 2021 (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it/bollettino/pubblico/2021/04/08/0214/00473.html). ↑

  3. P. Samuelson, “The seven mistakes of the unregulated liberals”, in Corriere della Sera (www.corriere.it/economia/08_ottobre_20/samuelson_errori_liberisti_86105a88-9e6d-11dd-b7ca-00144f02aabc.shtml), 20 October 2008. ↑

  4. Cf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gennaio 2021 (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 ↑

  5. Cfr. The World Bank, «COVID-19 to Addas Manyas 150 Million Extreme Poor by 2021», 7 ottobre 2020 (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0/10/07/covid-19-to-add-as-many-as-150-million-extreme-poor-by-2021#:). ↑

  6. Cfr. M. Lovcock – A. Van Trotsenburg, «Prevent the Next Food Crisis Now»,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arly-international-action-can-prevent-next-food-crisis-by-mark-lowcock-and-axel-van-trotsenburg-2021-01?barrier=accesspaylog), 29 gennaio 2021. ↑

  7. Cfr. K. Rogoff, «Uneven recovery from Covid recession could hit poorer countries hard», in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1/feb/05/recovery-covid-recession-poorer-countries-us-fed), 5 febbraio 2021. ↑

  8. Cfr. J. D. Sachs, «Una cooperazione finanziaria globale può porre fine alla pandemia»,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pandemic-financing-imf-sdr-allocation-by-jeffrey-d-sachs-2021-04/italian), 6 aprile 2021. ↑

  9. Cfr. C. M. Reinhart – K. Rogoff, «Suspended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Debt Payments»,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uspend-emerging-and-developing-economies-debt-payments-by-carmen-reinhart-and-kenneth-rogoff-2020-04/), 13 Aprile 2020. ↑

  10. Cfr. W. H. Buiter, «È tempo di un giubileo selettivo del debito»,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ovid19-case-for-2020-debt-jubilee-by-willem-h-buiter-2020-05/italian), 21 maggio 2020. ↑

  11. Cfr. J. D. Sachs, «Fin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financing-global-and-regional-public-goods-by-jeffrey-d-sachs-2018-11), 27 Novembre 2018. ↑

  12. Cfr. «Por una fiscalidad global másjusta», in ElPaís (https://elpais.com/opinion/2021-04-11/por-una-fiscalidad-global-mas-justa.html), 11 aprile 2021. ↑

  13. Cfr. G. Brown, «The G7 must push for global vaccination. Here’s how it could do it», in The Guardian(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apr/12/g7-global-vaccination-covid), 12 Aprile 2021. ↑

  14. W. Shakespeare, Enrico V, atto primo, scena prima, in Id., Teatro, vol. 2, Firenze, Sansoni, 1954, 482. ↑

  15. M. de Cervantes, Don Chisciotte della Mancia, Torino, Einaudi, 2005. ↑

费尔南多·德拉伊格莱西亚·维圭利斯提（Fernando 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