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会使用“共议性[1]”这一术语时，它指的并非为一个单纯的决策性过程，即导向一个选择，颁布一个举措或发布一个规定，或以任何一种以多方合作的方式达成的决定（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宁可说，它彰显的是教会身份的本质特征：她之首要的团体幅度，她之基本的福传使命，均以圣神为指引。

教会作为共融的事件源于天主圣三的奥秘，在比肩同行的 “天主子民”的合一中启示出自己并实现其自身。我们也可以说，共议性是一种对于她的原初召叫及其内在本有使命的历史化：呼召并汇集此间世界古往今来的一切众生，使其一同参与基督的救恩与喜乐。

在多个场合中，教宗方济各强调了，基于教会生活与见证基础上的共议性之奠基，之模式，之强化，以及藉着服务将共议性落实于人类大家庭之中：“携手同行是教会的建设性道路（la via costitutiva）；其密钥（la cifra）在于放任我们以天主的眼睛和心目对现实做出诠释；在这个伤痕累累的世代追随主耶稣的条件（la condizione）是成为生命的仆人。共议性的呼吸与共与一步一举启示了我们是谁，也启示了激发我们做出决定的共融之动力[2]。

共议性——“道路”，“密钥”，“条件”，“呼吸”对在其中生活的教友而言——是其生活及行动的方式（modus vivendi et operandi），教会使其成员共同负责，增强了他们的神恩和事工能力，并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手足之爱。

对教宗而言，教会的改革来自“内部”，即一种灵性进程的力量对教会结构的改革和更新。追随会祖依纳爵神秘经验的遗产，教宗方济各强调内在经验，信仰语言以及结构改革[3]之间的密切关联。因此，革新的过程始于教会的结构性重组，及与耶稣比肩同行的旅程——共议性。直觉如此：圣神并非只是渴望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而是藉着共议的过程，也向我们确保会帮助我们达致这一目标。

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文献中，无处可见“共议性”这一术语，而且，即便术语本身是一个新的词语，也是随后神学反省的成果，但它却翻译并综合了大公会议所表达的共融性教会学。事实上，最初几个世纪的教会，在面对关键困难时，就已然习惯于以团体的方式，聆听圣神的指引。

首先，大公会议有关教会训导的几个例子将有助于呈现共议性如何能够代表一种资源的来源（ressourcement）——回归本源，即教会自初始时的行政管理方式。

《教会》教义宪章的教会学——共议性的前提

在《教会》教义宪章（LG）中，有可能重新辨识出神学上的几个前提，它们服务于大公会议之后共议性概念的形成。在这里，普世教会以“圣事” （LG1）和“天主子民”（LG4）的形象被呈现, 这一对圣经和教父范畴概念的回归理所当然地有助于超越一个团体的社会学模式（即教会乃“完美的团体”）。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献极具创新的角度之一就在于重拾“教友们的普通司祭职” （LG10）, 教会生活中平信徒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它所确认的是，教会所有成员都藉着圣洗而被赋予了“天主子女的尊严”，由此，他们对教会福传使命的积极参与应当被视为是不可或缺且自然而然的。藉着这些肯定，大公会议彻底终结了多个世纪以来的惯例：即将圣职阶层视作教师，平信徒视为学生的等级区分[4]。相当多的平信徒由此受到鼓励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来反省他们的圣召。

在被赋予了天主子女的尊严，以及向万有传福音的恩宠与责任的同时，平信徒们也蒙召根据他们自身的任务、角色和方式来参与教会的管理。事实上，圣神赐给他们特殊的神恩及恩宠，“在各级教友中也分施特别的恩宠，他们能够愉快地胜任进行各种专业或职务，以利教会的革新与扩展”（LG 12）。此外，更准确地说 ，他们“有权利，有时候且有义务，针对教会的利益所在，发表自己的意见”（LG 37）。

倘若圣神是合一的原则，尽管教会的所有成员在职务，圣召和使命上各不相同，但他们具有同一个圣神，圣神集中在一个由所有教会成员构成的动态的主体上，而感恩祭则构成信众团体的“源泉和高峰”（参见LG 11; 《礼仪宪章》[SC], n. 10）, 在其中，众多麦粒融为一个面饼。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由此指出，圣神的运作在于藉着圣事的恩宠而使得教会充满活力，这尤其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在圣体圣事中，从本源实在中涌流出教会中的“我们”。

还有以下两个阐明可使得我们掌握《教会》教义宪章的革命性的意义，从而能进一步理解共议性即是教会的“风格”， 耶稣基督的教会当有的风格。

第一个与天主子民的“信仰感知” （sensus fidei）相关（参见 LG 12）, 即呈现在教友生活中的对真理的超性直觉[5]，并且允许他们以自动自发的方式来对信仰教义的真实性做出判断，调整自身以融合于其中，或与基督徒实践的一个要素相融[6]。由于这种交融（consensus fidelium——信友共识）构成了为了推进教会生活的一个分辨的必要标准，它也由此成为教会福传使命的一种有效资源。

第二个阐明涉及“主教职的圣事性”（参见 LG 21）。大公会议教导说，主教的祝圣被授予圣秩圣事的圆满性，且被授予圣化，训导以及管理（神圣权力 【potesta sacra】的合一）的职务。然而，鉴于职务自身的属性，它们必须在与圣统之首及与世界主教团（collegio）成员的共融中行使。由于主教品位的团体性（collegiale），全体主教的合一构成一个普世的现实，它优先于单个特殊的教会的“服务” （diakonia）——即主教作为特定一个教区的牧首。

除此之外，不论是在普世大公会议的庄严形式中，还是在散布于世界各地不同语境的行动下，主教们均与教宗一起施行教会团体性的至高权力。

教会的共议性与团体性：倒置的金字塔

对于主教的圣事性，以及对其团体性的更新的教会学认知，形成了对共议性做出充分基本的神学解读的前提。的确，它认可了共议性的概念比团体性的概念更为广大的原因：共议性意味着全体天主子民参与、加入教会的生活与使命，而团体性指的是一种具体的形式：即主教们“在伯多禄之下，与他一同（cum et sub Petro）”施行主教牧职的方式。

主教牧职将个别层面（与当地教会中所属的那部分人相关）与普世层面联系在一起。因此，共议性的每一个有效表达均要求在主教团体牧职中呈现。

由于《教会》教义宪章的序言（参见LG2-4）发展了内在三一的奥秘与教会形式之间的类比性关系，后大公会议的神学凸显出，圣爱——三位一体（agapico-trinitaria）的句法结构如何规范着教会生活：反映在教会中的圣父、圣子、圣神的三位一体的动态关系（circumincessio），藉着以“共议性”命名的这一“动态交融”自我建构，自我安置，以凸显它的共融性的本质。

教宗方济各在广义上使用 “共议——共议性（sinodo-sinodalità）”这一术语，即：试图将正统的神学转为正统的牧灵实践（ortoprassi pastorale）：“共议”并非只是表明作为团体性管理核心的教会结构，也彰显了共融的可见形式。教会内众弟兄间比肩同行，其中，所有的受洗者都以个人的方式参与和贡献己力。一个促进普世性的教会努力维护多元文化的特性，且认为多元性本身是不可偏废的宝贵财产，由此不得不把共议性作为整体的合一性和成员的多元性之间的中介。

教宗方济各采纳了梵二会议的教会学视角，并对《教会》教义宪章的指导表示赞同，由此指出： “共议之路是天主在第三千年对教会的期待”[7]。他强调，共议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这圣统牧职的最为充分的解释框架”，并追溯了一个教会的形象——如同“倒置的金字塔”，塔顶位于塔基之下，从而协调了身处其中的所有信众主体：天主的子民、主教团、伯铎的继承人[8]。

在《福音的喜乐》（EG）中，教宗方济各重新强化了信众的信仰感知（Sensus fidei fidelium）的教义（参见 EG 119）, 并认为通向共议性之路代表的是给与教会革新性的传教助力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教会的所有成员均为福传的活跃主体和“以传教为重的门徒” （EG 120）。平信徒代表天主子民的绝大多数，他们藉着参与教会团体的多种形式而受益良多：信徒的虔诚，日常牧灵工作的努力，文化事业和社会共同生活中的能力（参见 《福音的喜乐》 126）。神职人员生活的地位与经验令人们产生了一些无意识的偏见，我们可以希望一个虔诚的教友来扮演细心的、充满爱心的观察者，帮助大家意识到这些偏见。当被问及教友的作用时，圣若望·亨利·纽曼枢机（John Henry Newman）回答说：“若没有他们，教会看起来好乏味”[9]。

因此，有必要通过开辟空间，让教友能够表达自己，并分享他们作为主的门徒的丰富经验，来克服因缺乏培养而产生的障碍，以及有可能将平信徒降为从属角色的神职心态的有害影响 （参见《福音的喜乐》102）。

作为整体的天主子民对于教会使命具有合作的义务，由此要求一个咨询性的过程，从而使得平信徒可以在教会中更能够积极地参与和发言。这并非意味着去成立一种“平信徒议会制度”——因为主教团的权力并不取决于信徒通过选举程序的授权；而是作为圣神赋予教会机构的一种独特的神恩而出现，这意味着要充分使用教会已经拥有的资源和结构。

从这个角度来看，藉着2018年9月18日所颁布的《主教共融》（Episcopalis communio）(EG)宗座宪令[10]，教宗方济各将这条“共议性教会建设”之路上的显要步骤规范化。与梵二会议相比，该宪令代表了在圣神引导下的进步：我们应该感谢大公会议，恢复了教会主体和他们的牧灵特质，这份文件致力于将理论上的争论转化为教会的实践。关键之处在于聆听：共议的每一步均“开始于对于天主子民的聆听”，“继而聆听牧者”，终极导向是对罗马主教的聆听，因为罗马主教被要求作为“所有基督徒的牧者和导师”而发言[11]。

既然主教团是为共议性服务的，教宗方济各由此指出“主教会议必须日益成为聆听天主子民心声的特权工具”。“尽管在其基本上被配置为一个主教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教会议和其他信徒的彼此分开；与之相反，它旨在成为“协助全体天主子民发声的合适工具”。由此，“重中之重在于，在筹备主教会议时，应当特别留意来自所有地方教会的意见”（EC 7）。

教友们之后应当还有“主教们的分辨”：要留意于天主子民的信仰感知（sensus fidei），他们应当能够从“公共观点的经常性的涌流”中分辨出圣神的指引（同上）。这种进行的方式即 “团体性的分辨 （discernimento comunitario）”，它是教宗方济各最为热衷的实践方式，他常提及并引用依纳爵的神操：团体性的分辨是对天主在历史中的旨意的留心，并非只是对某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的注意，而是对全体天主子民的生命经验的觉知。既然这一关注源于内在的内心世界，它的实现方式总是回声式的：现实在内在世界的回响。这是一种内在的态度，推动人们向对话敞开，向着一份相遇而开放，在任何可能找到天主的地方找到天主，而并非仅仅是在某些有所框限的版图疆界之内 （参见EG 231-233） 。

《主教共融》训导将共议实施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讨论和实行，在教宗方济各任期内的每一次主教会议——关于家庭（2014, 2015），关于青年（2018），关于亚马逊（2019）——都在实践中将这些不断完善。如同教宗本人所说：“迄今为止，沿着这一方向的努力所导致的变化体现在：在罗马每两三年举行一次的全球主教会议更自由、更有活力、且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和彼此聆听”[12]。

对贫困者的优先选择

先知书和《玛窦福音》第25章均强烈地表达了“有助于贫困者的优先选择”，并且以类似的语言将其置于《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的开篇[13]。它成为在1971年“世界的正义”主教会议的焦点，随之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和本笃十六世教宗将其纳入主流的天主教社会训导中。如果说本届教宗也将之视为重点，也并非新闻，因为教宗方济各对传扬福音本就报有极大的热情。在这个意义上，查究共融的教会学、合议制和共议性在实施这一选择中如何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对我们有益

对方济各而言，教会有助于穷人的选择遵循道成肉身的惊人的逻辑。它也源于圣言，即耶稣基督，藉着言语与行动给与我们如何对待穷人的教导。由此，教会应当清楚地认知到这一选择，且将其服务的目标聚焦慈善。教宗确切地表明，这并非是对教会的社会学属性的偏好，而是典型的神学诉求，因为其所追溯的是天主的救赎工程：“没有偏爱穷人的基本抉择，福音的宣讲虽是爱德的发轫之始，但会有被误解的风险，或被淹没在每天吞噬我们的浩瀚言语的汪洋中，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大众传播发达的时代里” （EG 199）。

除此之外，它并非是一种天真的“善行主义”的表达（EG 179）, 它以某种活动或某种倾向彰显，但实际上并不代表教会生活的首要特质；相反，必须承认它是一个重要构成，且不仅仅是福音书中的重要构成，也是梵二会议期许和发动的教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构成。事实上，大公会议的教长们，在最渺小和被遗弃的人的生命经验中觉知到“时代的征兆”，并认为教会被要求从将穷人贬低为仅仅是福利施舍的慈善中需要被呵护的“对象”，转而承认他们是天主子民的“成员”以及自我解放的“主体”。

在《众位弟兄》（FT）通逾中，面对当今社会的所有岌岌可危的现实状况，教宗首先对一些紧迫性的问题做出回应：他将难民、移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所面临的紧急状况置于首位，即“边界及领土”的紧急状况（FT 38; 129）。教会中和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被要求“接纳、保护、促进和融合”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被迫流亡异域的人，因为他们不得不被迫放弃了“无需迁移的权利”（FT 38; 129）。这意味着从一个对异民有所歧视的社会观念转向对休戚相关、彼此认同的意识的转变。其中，与其“由上而下地实施福利计划”（FT 129），不如为融合提供一个有效且具体的可能性措施：发放签证，人道主义通道，获得基本服务和教育的机会，宗教自由（FT 130）。

因此，方济各的话语，使我们回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对穷人的偏爱的议题中，并在圣神的呼吁之下致力于教会内在结构的改革与福传之间的相互关联（参见LG 8; GS 1）。赋予穷人在天主的子民中的优先地位（参见 EG 187-196）并非仅仅是将他们视为福传的优先目标，而是确信他们实则为福传的主体，福传的积极执行者。

事实上，《福音的喜乐》鼓励所有受洗者意识到，与穷人的相遇是使之接受基督的福音从而实现福传的绝佳机会（参见EG 121; 178 ）。由此，福传者与福音接受者之间的区别之间的轮廓变得模糊：“我们应敞开接纳来自他者的持续性福传”（EG 121; 174）。穷人也是传福音的人，因为作为天主子民的一员，他们可以给与很多，也能够教导很多（参见EG 48）。正如方济各对草根运动的贫困成员说：“对我而言，你是真正的‘社会诗人’。因为你们从自己生活的被遗忘的边缘地带，为困扰边缘人的最紧迫的问题创造了令人钦佩的解决方案”[14]。

教宗鼓励教友从边缘入手——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边缘，而且还有生存上的边缘[15]——因此，它采取了多元表达的形式：意味着对社会中非正义以及处在绝望境境况中的个人的关注（痛苦，贫穷，苦难）；意味着将《玛窦福音》第25章以及慈悲使命的丰富传统内在化；意味着致力于解决亚马逊问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的主题——“教会和整体生态的新道路”——的复杂丰富性，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依赖和彼此连结的。

从《教会》教义宪章所表达的教会的使命，以及从它的共议性的实现路径来看，可以看到福音化、各种形式的人类促进和对我们共同家园的关怀。作为本质和必要的对于人类家庭问题的全新解决方案被大力采纳之时，教会从中心走向边缘（参见 EG 30）。教会，天主的子民，应当比肩同行，肝胆相照，共同担负人类的重担，聆听穷人的呼声，调整自己与自己的行为。耶稣公开的牧灵活动的服务中心是希伯来文中的卑微弱小者们（anawim），所以倾听他们是当务之急的要求。

我们可以将这一切看作是钥匙，用来指导和重新定义主教会议的做法。因此，有必要“用传教的眼光来看一切”（EG 34）, 并采用教会和社会（参见 EG 234-237）合一的多元模式，从而能够反映出教会内部和普世教会的革新触觉。

方济各邀请我们完成的改革，如果 “清空”每一个世俗的逻辑，也就是说，清空变革的意识形态和保持原状的意识型态，就能发挥作用。这个世界看重的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在制度结构上的有所作为与变革的能力。改革鼓励所有人分辨“清空”的时机，以致在其使命中使得基督之光更能光辉四溢。当教宗方济各呼召“每一位基督徒” （EG 3）以及“每一个人”（LS 3），无论他们出生和居住在何处（参见 FT 1），在承担[16]“关怀弱势群体”（EG 209-216）的责任时，其所投注的精力并非仅仅是“穷人”，而且还有他们所栖居的“贫困之地”。

对“穷人的呼声”的敏感使我们能够听到“地球姐妹”的呼声（LS 1）。方济各坚持对于环境的照管与对于穷人的关注之间的关联（参见 LS 49）,并在主教会议之后的劝谕《亲爱的亚马逊》（QA 52）和在2020年七月和八月的教理讲授《世界之治愈》中，更清晰地回到了这一点。穷人和环境之间的联系使我们能够觉知全人类的未来是如何与大地息息相关，从而在保护最弱小者的同时，对受造世界加以维护，如同《愿你受赞颂》中所表达的，“万物一府” （LS 16; 91; 117;138;240）。

聆听天主子民，在他们身上听到穷人和受虐的大地的呼喊，从而帮助教会摆脱对现实的认识先入为主的危险。这一错误意味着，当教会在致力于改革之时，倘若所遵循的愿景，源自哪怕是美好的渴望，也会成为自我指涉的表达。如此，它将为了遵循另一意识形态而终结，即改革的全然的“世俗化”。相反，当教会在穷人的解放过程中给与其适当的陪伴时，穷人们也会反过来帮助教会从其制度化所固有的风险中解放出来 。

如何使“共议性”在教会内成长？

共议性进程的基本挑战驱动教会生活给出对“共融”的革新性理解，例如以“包容性”加以诠释：天主子民的全体参与其中，尤其是穷人，圣神将我们培育为教会的牧者，由此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感受到自己在教会生活和传教使命中所负有的共同职责。

然而，如何运作才能使得共议性得以在教会内成长？这需要一个悔改的过程，即“分辨、净化与革新”（EG 30），直至所有人能够获得且内化一些灵修的准则，它朝向“包容性”的共融，而非仅仅局限于寻求个体的完善。若无思维方式、祈祷和行为方式上的实际转变，若无以彼此接纳为目标的日新月异的悔改（metanoia），共融的外在结构——源自大公会议的主教共议框架——可能会被证明不足以实现其成立初始的目标。

教宗并未有一种之于现实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没有一个现成改革的理想计划，他所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以祈祷和灵修中的经验为依循，且在对话中、在协商中、在如此多的人类脆弱性、痛苦与不公正的情况的具体回应中一步一步地分享这些经验。如同圣依纳爵所说，这是他的“前行的方式”。为了开诚布公和切实有效的对话，方济各铺设了相应的结构性条件。这些不是预先包装好的体制性的改进方式，也并非为了获得更好的指标或统计数字而采取的策略空谈。

也许，为了达致对我们作为聚集在教会中的耶稣门徒的这种深刻改革的完全理解，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朝夕处在改革中的教会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教会与时代之间的血脉关联——包括时下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这一生活的现实。由此，我们应当尽量站在宏观的立场上对一切加以综合地理解，努力将地方、国家、地区和洲际的教会组合在一起并发挥它们的作用，以美好的希望憧憬基督宗教的未来。《福音的喜乐》是写给“教会中的所有成员，以致动员尚未完成的改革进程” （LS 3）。这项改革包括天主子民的每一个成员的以共议性和福传为导向的回转，也包括作为整体的全部天主子民的转变和皈依。

在共议性的生活中，教会主动的奉献了她自身，为促进一个以博爱和社会友谊为标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而服务。天主子民的每一个社会行为的标准和优先任务是聆听穷人和地球的呼声（参见 LS 49）。当面对社会的抉择以及项目的决策时，有必要迫切地对社会训导的基本原则加以回顾：不可被剥夺的人类尊严，物质的普世性服务目的，休戚与共的生存模式，致力于和平的对话，对于我们的共同家园本有的关怀。

教宗方济各勉励道，“主教会议必须日益成为一个聆听天主子民的特权工具”；这一鼓励同时也是一种祈祷和祈求：“首先求天主圣神，赐予主教会议的神长们聆听恩典：聆听天主，直至随祂一同聆听到天主子民的呼声；聆听民众，以便在他们中间吸入天主的旨意和祂对我们的召唤”[17]。

在此，请让我们为在教会中担负使命的人祈祷，为奉献生活者祈祷，为致力于天主教教育以及其他服务的弟兄姊妹们祈祷，因为他们被赋予了同样的恩宠：聆听，行走，服务。

  1. 在本文中，sinodalità 译为“共议性”，“sinodo” “共议”；大写的“Sinodo”则专指（全球）主教会议——译注。 ↑

  2. Francesco, Discorso introduttivo all’apertura dei lavori della 70a Assemblea Generale della Conferenza Episcopale Italiana, 22 maggio 2017, in http://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it/speeches/2017/may/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70522_70assemblea-cei.html。 ↑

  3. 参见：A. Spadaro, «Il governo di Francesco. È ancora attiva la spinta propulsiva del pontificato?», in Civ. Catt. 2020 III 350-364. ↑

  4. 也可能从讨论的顺序推知大公会议的神父们的这一意图：《天主子民》（第二章）被置于《教会的阶层构成》（第三章）之前，由此可清晰表明教会的阶层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为了对教会的全体服务，并以此为目的。整体高于部分。 ↑

  5. “信仰感知“可比作直觉，因为首先它不是理性判断的结果，而是自主和自然的认知的一种形式，及一种感知 （aisthēsis）。 ↑

  6. “信友的全体由圣神领受了傅油（参阅若一：二，20及27），在信仰上不能错误；几时‘从主教们直到最后一位信友’（八），对信仰之道德问题，表示其普遍的同意，就等于靠着全体教民的信德的超性意识，而流露这‘不能错误的’特质”（LG 12）。 ↑

  7. Francesco, Discorso in occasione della Commemorazione del 50° anniversario dell’istituzione del Sinodo dei Vescovi, 17 ottobre 2015: AAS 107 (2015) 1140. ↑

  8. 参见：同上。 ↑

  9. J. H. Newman, Sulla consultazione dei fedeli in materia di dottrina, Brescia, Morcelliana, 1991, 28. ↑

  10. Francesco, Costituzione apostolica «Episcopalis communio» sul Sinodo dei Vescovi, in www.vatican.va。 ↑

  11. 同上，Discorso in occasione della Commemorazione dei 50° anniversario dell’istituzione del Sinodo dei Vescovi, cit.。 ↑

  12. 同上，Ritorniamo a sorridere. La strada verso un futuro migliore, Milano, Piemme, 2020, 96。 ↑

  13. “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是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和焦虑。”（GS 1） ↑

  14. Francesco, Lettera ai Movimenti popolari, 12 aprile 2020, in www.vatican.va。 ↑

  15. 教宗方济各在谈到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教导时，描述贫穷并非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匮乏，而且也指人的每一种形式的匮乏，例如对人格尊严以及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削弱或损毁。参见Giovanni Paolo II, s.,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n. 15. ↑

  16.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选择是持续地呼召万民对教会建设的积极参与，“不独向教会子女及信仰基督者致辞，而且亦毫不犹豫地向整个人类讲话” （GS 2）。 ↑

  17. Francesco, Veglia di preghiera in preparazione al Sinodo sulla famiglia (4 ottobre 2014). ↑

弥厄尔·切尔尼 枢机（Card. Michael Czerny 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