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费德里克 隆巴尔迪 (Federico Lombardi S.I.) 徐家汇是上海大都市的一个中心市区，这里高楼林立，一片繁华，它的上海话发音和外文名称是Zikawei。在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整洁美观的指路牌上标有市区平面图，徐家汇简史以及著名景点。徐家汇原名“徐家厍”，是徐光启家族居住的地方，位于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在一条主干道边，一尊壮观的现代铜像坐落于花团锦簇的街边花坛中：一位衣着传统服装的文官危襟而坐，目光炯炯，他举首高望，一手持书，一手拿着浑天仪。他就是徐家汇的肇始者徐光启，他的陵墓和生平纪念馆坐落于附近一个幽静的公园中。园中的几座雕塑概述了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徐利谈道、桑园试种、督造火炮和夜观星象。徐光启为家国和人民鞠躬尽瘁，对故乡授予他的荣誉受之无愧。
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的坡形大墓前耸立着一个大十字架。离此不远处的新哥特式大教堂是上海的主教座堂。在附近保存完好的建筑群中，还有当今上海的一个重点中学，一个历史性图书馆，一个技校以及古天文台等等。事实上，徐光启是一个不同反响的基督徒，他是利玛窦神父最杰出的弟子和挚友，也是上海基督信仰团体的创始人。这片徐氏生前购置的土地是他的后人集居的地方，也是他的落葬地。19世纪中叶，传教士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基督信仰”小城”成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至今，上海教区主教公署仍设立于此。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
徐光启生平
1562年，徐光启[1]出生于一个早年从中国北方南迁上海的家庭。上海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位于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口沿岸。由于城市周边的传统农业与棉花种植和加工，各种商业活动得到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台风、洪水、饥荒和日本海盗的侵扰也不时打乱沿海地区的安宁。徐光启出身于一个平凡的商家。在他出生的9年前，为了抵御海寇的袭击，上海修筑了城墙。1587年，一场空前的大饥荒给当年25岁的徐光启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从年轻时代，在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熏陶下，徐光启意识到农业发展对消除饥饿的重要性，调节河渠水系以避免水灾的必要性，以及积极组织以防外敌的迫切需求。少年时代，徐氏在上海附近的龙华佛寺攻学六年，后来，为了步入仕途，他继续专心求学。1581年，他娶妻成亲，并幸得一子。同年，他考中秀才，求得公职。但是，在后来的科举考试中，他却屡次落第，直到22年后，才终于考取进士和庶吉士。
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他虽然本着当时晚明儒学的精神苦读四书五经，但也时或赴他乡充任私塾教师，并同时钻研兵书和农学，具有兴趣广泛的突出特点。出于严格的道德伦理思想，他的知识取向是强国利民的经世实学。在33岁出行韶州时，他遇到了耶稣会郭居静神父（Lazzaro Cattaneo）；1600年，他在38岁时于南京第一次与利玛窦神父会晤，为其《坤舆万国全图》所打动，这幅地图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全球视野；1603年，他重返南京，从罗儒望（João da Rocha）神父那里接受了更深入的基督信仰培育，经过深思熟虑和祈祷，他在不久后领洗，取圣名保禄。
1604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徐氏在赴京应试时考中进士，并随后考选翰林院庶吉士。他在京城重逢利玛窦，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礼相待，交往甚密。”保禄博士”成为一位卓越的天主教士大夫，与利玛窦展开积极的文化对话和合作，与耶稣会的几名传教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以虔诚的基督徒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生活。
徐光启与基督宗教
那么，徐光启皈依天主教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是精神上的抚慰还是发达的西方科学？最近出版的一部徐光启著作选集收录了丰富的原文和意大利文译本，使我们得以循迹追踪，通过徐氏本人的著述寻求对这些疑问更广泛深入的解答[2]。
1616年，中国对基督宗教掀起一场空前的迫害，这就是所谓的”南京教案”。此时，皈依天主教不久的徐氏上疏皇帝，为耶稣会传教士的真诚和善意作出辩护。在奏书《辩学章疏》中，他阐述了通过与外来传教士的不断接触和了解而产生的信任：”然廷臣之中，臣尝与诸陪臣讲究道理，书多刊刻，则心向之者臣也”（参见第167页）。
在这篇奏章中，徐氏总结了耶稣会传教士提出的天主教要理的价值及其补儒易佛的作用：”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纳僧道者容纳诸陪臣，则兴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上矣”（参见第160页）。这是他皈依基督宗教的公开见证，其迫切与无畏可见一斑。徐氏继续解释道：”其说以昭事天主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一切戒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繇衷故也”（参见第159页）。
徐光启叹服耶稣会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师友利玛窦，他更是不吝赞美之词。利氏的《二十五言》是一篇涉及爱比克泰德的斯多葛哲学思想的伦理道德作品，徐氏在1604年为其作跋，对利氏渊博的学识与宗教热忱加以称赞：”盖其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天主，乾乾昭事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参见第75页）。徐氏的这篇跋短小精悍，在收尾时，他将远途而来的利玛窦比作象征美好和幸福的神鸟凤凰，望其为大明王朝带来福瑞：”呜呼！在昔帝世，有凤有皇，巢阁仪庭，世世珍之。今兹盛际，乃有博大真人，览我德辉，至止于庭，为我羽仪，其为世珍，不亦弘乎？”（参见第77页）
通过利氏这位不同反响的老师，徐光启终于可以为长期以来最纠结他的问题寻求答案。《畸人十篇》是利玛窦于去世前不久在北京出版的最后一部中文作品，该书一经问世便轰动一时。它采用对话体展开十个主要话题，对话者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其中两个重要问题是与徐光启的对话：关于死亡的问题和死后的审判的章节。从对话中，读者可深刻感悟到徐与利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反复推敲。在那段时间里，徐光启还同时恳求利玛窦与他同担重任，将欧几里得的巨著《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徐氏深信，数学推理的严谨性和西方科学是促进明朝科技发展的必要前提，它们的引入不仅能造福于民，也将同时提高人民的自身素质和修养。
徐光启明白，宗教是传教士教学的目的和主要内容，但他认为，作为宗教和道德伦理的先行，这些远道而来的传教士以科学知识展示自己的信誉，向中国引进了一套具有严格理性程序的科学研究和价值宝贵的学说。在《几何原本》的一个版本的序言中，徐氏介绍了利玛窦多层次的博识洽闻，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信服：”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而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其易信，使人绎其文，想见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学可信不疑，大概如是，则是书之为用更大矣”（参见第90页）。就此，汉学家竺易安（Elisa Giunipero）评论说：”这个序言证实了徐氏对’天学’的个人解析。徐光启坚信，天学、个人和道德修养以及科学为天下所用是’天学’的三个层次，三者由严密的逻辑贯通一体，密不可分”（第33页）。
甘薯，水稻，火炮，历书… … 以及耶稣会传教士
徐光启毕生好学，孜孜不倦，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基督徒学者，他的研究从不停留于抽象的层面。在他与利玛窦于北京合作的最初几年中，徐光启忧国忧民，针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面临的重要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主张加强北方边关的保卫，抵御满族”蛮夷”日益频繁的南侵。另外，徐氏也重视贯通中国南北的人工水道，关心人工大运河的有关问题。1607年，徐氏告还上海，为过世的父亲守制三年。在此期间，他邀请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神父移居上海。可见，此时的徐光启已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由此，在徐光启及其家人的倡议、支持和榜样下，基督徒团体在上海应运而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教会中最稳固、最重要的团体之一。
同一时期，徐氏积极备荒救灾，在农业领域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和实验，其中包括甘薯（1582年从美洲经菲律宾和越南传入中国）的种植和特性，以及如何解决蝗虫灾害等问题。
1610年，徐氏在服丧期满后重返京城，发现利玛窦已于几个月前辞世。他恢复了与城中其他耶稣会传教士的交往，尤其与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和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建立了宗教和科学方面的密切联系。在徐氏的倡议下，熊三拔与其合译了一本水利学著作《泰西水法》，并出版了一本关于天文仪器的书籍。此外，修历是利玛窦早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的一个迫切问题。在以天地关系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中，公历不仅规范着国家生活的时间和节奏，也是天子皇帝的各项公开活动的重要依据。虽然朝廷专设历局，但钦天监官员似乎已力不从心。鉴于这种情况，徐光启提议请精通数学和天文学的耶稣会传教士参加修历。果然，在共同努力下，他们成功地预测了1610年的日蚀，其精确性超出钦天监的估算[3]。尽管如此，徐氏的历法改革很快便因遭各方阻挠而停滞不前，在中断了若干年之后，历法编修才得以重启。
1613年，徐氏以身体欠佳为由，告病前往天津，并在那里购置农田，致力于水稻试种。当时，水稻是仅产于中国南部地区的农作物，如果能够在北方试种成功，便可以避免因长途运输而造成的各种问题和费用。需要指出的是，徐光启虽然身居高官，业绩非凡，但却多次要求隐退、告假或”告病”，这里缘由何在？其中的奥妙不排除其他诸多原因的存在：在朝廷错综复杂的体制中，官僚派系之间的尔虞我诈造成形形色色的明争暗斗[4]。可以说，徐光启在朝中屡遭挫折，但基督宗教信仰对他起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作用。
徐光启与天主教传教士的生活和福传息息相关，是一位支持他们的领衔人物，这一点很快就在一个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凸显出来。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榷参劾耶稣会的异端学说和图谋不轨。两名驻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和曾德昭（Alvaro Semedo）以及两名驻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庞迪我和熊三拔遭到逮捕并被驱逐至澳门。另外还有一些信友也被拘捕。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南京教案”（1616-17年）。沈榷同时参劾的人员中，还有皈依基督宗教的中国朝臣，其中最有权威的便是徐光启。对此，徐挺身而出，以《辩学章疏》[5]上奏皇帝，毫不含糊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传教士的教义及其传教活动，这是他为基督宗教信仰而作的一篇赫赫有名的护教奏疏。几年后，有人再次发起类似的攻击，试图将”白莲教”起义归咎于西洋传教士。据说，在这个”第二次教案”中，徐光启再次提交了一份护教奏疏，强调指出天主教与白莲教的《十四个不同》，但由于原本失传，无从考究。
1619年，徐光启返京复职，经历了仕途中的一段艰难里程。当时，满族频繁攻打北方边关的形势已十分危急，军事防御成为首要的严峻问题。为此，徐光启应召回京，奉命负责练兵督军。他直言不讳，提出以更合理的现代标准改组军队和使用威力巨大的西式火炮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他再次借助耶稣会传教士的科技专长，使他们重返京城，并在自己家中对他们提供接待。此外，他还向皇帝奋力自荐，谏请出使朝鲜，争取共抗满族入侵的同盟，并请毕方济神父（Francesco Sambiasi）随行，以便展开朝鲜的福传活动。
这一建议虽然取得皇帝最初的恩准，但最终未能遂愿。徐氏因与朝中大臣意见不合而辞归，但遂因其博学强识而奉召官复原职。此后，他再次托假病归。1625年，因权臣宦官魏忠贤的党羽进谗弹劾，徐光启与其他20人一起落职闲住。此后，朝中形势急剧变化，京城的安危受到威胁。在当初以谗言弹劾徐氏的阉党纷纷落难之时，回乡务农的徐光启重新奉诏回京，掌管京城的军事防务。
徐氏再次与火炮打交道。他设法从澳门运来数门大炮，同行的还有精通火器的耶稣会传教士罗德里格斯（João Rodrigues Tçuzu）。此时的徐氏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大明王朝危在旦夕的局面似乎已无法挽回。徐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基督徒官员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力争挽回大局，堪称爱国楷模。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一个重大的悲剧性事件发生了。孙元化是镇守边疆的重将之一，他是基督徒，也是徐光启的入室弟子。1632年，孙元化在一场兵变后被斩首问罪。徐氏挺身而出，全力为他辩护，但无法挽回，只好通过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乔扮工人入狱探监，以冒险的方式为他争取到了圣事的安慰。
尽管晚明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动荡事件，但徐光启在仕途生涯的最后几年中，不仅连升高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而且还取得了一项不可泯灭的重大成就。1629年，他作为礼部尚书，在钦天监计算日蚀再次有误的情况下，重提改革历法之事。他上疏自荐，亲自负责修历工作，并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帮助下积极投入工作。当时，耶稣会特向中国派遣了多位优秀的天文学家，其中包括伽利略的好友邓玉函（Johann Schreck），二人同为灵采科学院成员。但是，邓在此后不久便离世，徐光启于是在1630年上疏《议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各疏》，奏请以耶稣会传教士中汤若望（Adam Schall）和罗雅各(Giacomo Rho)顶替邓玉函在历法改革中的职务。
徐光启在奏折中概括了自二十多年前与利玛窦对话以来的经历，并强调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可能带来的重要贡献：”臣等昔年曾遇西洋利玛窦，与之讲论天地原始，七政运行，并及其形体之大小远近，与夫度数之顺逆迟疾，一一从其所以然处，指示其确然不易之理，较我中国往籍，多所未闻。臣等自后每闻交食，即以其法验之，与该监推算不无异同，而大率与天相合”。在此，徐氏肯定了耶稣会传教士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明确指出了他们估算日蚀的准确无误。他主张在保持中国传统框架的前提下西学东渐，在天文学方面广采西洋传教士之长，以满足钦天监历法改革的需求（参见第200页）。
修历是由徐光启主持的一项庞大工程，它包括将耶稣会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许多科学文献翻译成中文。这些著作由五部丛书组成，其中前三部由徐光启在其生前于1631年和1632年出色地完成，另外两部在此不久之后问世。虽然罗雅各也很快就去世了，但汤若望却继续为修历贡献了他漫长的余生，成为第一位掌管钦天监的耶稣会传教士[6]。作为徐光启的知己，汤若望在1633年陪伴好友度过了病逝前最后的一段时光，为他主持了临终圣事。徐光启以基督徒的虔诚安息主怀，他的灵柩在皇帝特派专使的陪同下从京城出发，归葬上海。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氏的工作并未因他的故去而终止。1639年，通过一批弟子的收录整理，他的大量农学著作得以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农政全书》。这部著作被有关学者视为徐氏的主要贡献，也是徐光启重农思想的突出表现。徐氏把促进农业种植的推广和规范看作治国富民之本。他多年致力于造就各种科学学科：用于测量的数学和几何学，用于灌溉和水利管理的水力学，用于识别节气的天文学，用于实践的机械学等等，并将以上学科与仔细观察和系统实验相结合，为发展农业提供服务。这部农学著作体现了徐氏对科学方法论的追求，也表达了他对社会、道德和政治的责任感。通常来说，土地拥有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与农民建立一种主仆的关系，而徐光启则以深厚的儒家智慧和基督徒的博爱为基础，提出了他对廉政爱民以及和谐社会的展望。
一个基督徒典范
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对”保禄博士”充满感激和敬佩，对其无法忘怀。许多历史文献对此有所记载，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利玛窦的《耶稣会·基督信仰远征中国记》。许多传教士与徐光启有直接的交往，徐氏的威望众所周知，他对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为修会在中国的存在争取到一席之地。继”保禄博士”之后，许多其他的伟大人物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其中最著名的有李之藻和杨廷云，他们三人被称为中国教会的”柱石”。徐光启被公认为初期中国教会的先驱，堪称中国基督徒的典范。
巴托利神父（Daniello Bartoli）是耶稣会的官方历史学家，1663年，他根据同会兄弟的书信和见证，出版了一本有关在中国传教的详细记述。对于徐光启的一生，他以七章的篇幅记载了其生平和著作，并突出表现了他的美德[7]。可以说，这些内容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教化”的意图和风格，但无论如何，它们来自与徐氏有过密切交往的直接见证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们实质上的可靠性。
徐光启的第一个美德在他受洗时得到验证。当时，他虽已成婚22年，却仅育有一子。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纳妾是繁衍子嗣的传统习俗，尤其是像徐氏那样身居高位的人，更需如此。耶稣会传教士们坚持遵循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严禁纳妾，这种做法常常成为决定性障碍，使真心希望受洗的人望而却步。但是，徐光启却甘愿接受罗儒望神父的要求，忠于唯一的原配夫人，将自己的后代托付给天主。果然，他中悦天主，其独子最终使得徐氏家族儿孙满堂。
徐氏是一个热心修德的虔诚基督徒，他每天领圣体，办告解，热诚地听神父们的讲道，实践在天主面前的意识省察和个人祈祷。”在会客之前，无论是何人造访求见，他都必要走进自家小堂里，在天主面前进行简短而又亲切的祷告，请求祂的帮助，使自己以灵魂的慧眼而不是世俗的眼睛去察人论道”[8]。徐光启还协助神父们做弥撒，甚至能用拉丁文答念。他的传教热忱令人钦佩，许多人经他引导而皈依基督宗教，其中不乏士大夫阶层；此外，他还寻求将福传扩大到朝鲜的可能性。我们前面也谈到了他对传教士的大力帮助和全力保护。耶稣会传教士经常向他请教，对他睿智的建议满怀信心。
这些见证也凸显了”保禄博士”的谦逊，中国官吏中难得的美德。他参加基督徒团体的生活，没有享受任何特权的期待，相反，在这些往往由条件比较底下的人组成的团体中，他展现了个人的慈善和对穷人的救济，为促进团结不断努力。在慷慨解囊的同时，他在个人生活中也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廉洁，坚决抵制一切形式的腐败和以权谋私。徐公告世后，大家才惊诧地发现他囊无余资。
“保禄博士”虽然不愧多方的颂扬，但我们在这里不再予以赘述。上海教区一直将他奉为基督徒生活的典范，并期望他能早日列圣。实际上，这个倡议早在1933年徐公逝世300周年纪念之际就已经发起。近年来，深受众人推崇的金鲁贤主教重新发起并推动了这一倡议[9]，但在他去世之后，这方面的进程却停滞不前。凡是了解徐光启个人及其信仰生活的人，都渴望他能够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他是中国的匡世俊杰，既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者，又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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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光启的现代外文出版物主要有：M. Übelhör, «Hsü-Kuang-ch’i (1562-1633) und seine Einstellungzum Christentum. Ein Beitrag zur Gesistesgeschichte der Späten Ming Zeit», in Oriens Extremus 15 (1968) 191-257 (I); 16 (1969) 41-74 (II); C. Jami – P. Engelfriet – G. Blue (edd.), Statecraft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 The Cross-Cultural Synthesis of XuGuangqi (1562-1633), Leiden – Boston – Köln, Brill, 2001; E. Giunipero (ed.), Un cristiano alla corte dei Ming. Xu Guangqi e il dialogo interculturale tra Cina e Occidente, Milano, Guerini e Associati, 2013。最新的《徐光启全集》中文版于201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10卷，由上海复旦大学李天纲、朱维铮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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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 Giunipero(ed.), XuGuangqi e gli studi celesti.Dialogo di un letterato cristiano dell’epoca Ming con la scienza occidentale, Milano, Guerini e Associati, 2020。本书的作者精心选择并收录了徐氏最重要的20篇文章，以了解他的世界观及其思想中儒学和基督信仰的交融。文章的性质各有不同，它们包括：为耶稣会传教士的著述或由徐氏与他们共同翻译的科学著作的序或跋；上书皇帝的奏章；著名的西安景教碑发现后的长篇书信；另外一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宗教性主题。这些文字大多被确认为徐光启的作品。某些文章，尤其是有关基督宗教要理和信仰的文字，虽然在出处上存在着专家间的分歧，但最终对徐氏在基督宗教界的名气和影响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书中的所有文本均附有中文原文及导读。本文中标有页码的引用内容来自这本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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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提醒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罗马进行了”格里高利”历法改革，著名的耶稣会科学家克拉维乌斯（Cristoforo Clavio）是修历的提议者，也是利玛窦和罗马神学院许多其他耶稣会传教士的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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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M. Übelhör, «Hsü-Kuang-ch’i (1562-1633)…», cit., I,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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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首次全文译为意大利文，见E. Giunipero(ed.), Xu Guangqi e gli studi celesti…, c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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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立的清朝继续将此重任委托给耶稣会的天文学家，直至1773年修会被解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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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D. Bartoli, Del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La Cina, l. III, c. 10; l. IV, cc. 158-164, Ancona, Tipografia Aurelj, 1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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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i, l. IV, c.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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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节选并发表了上海教区主教于2008年徐光启逝世375周年纪念之际献给他的牧函，cfr. A. JinLuxian, XuGuangqi. Il compagno cinese di Matteo Ricci, in Civ. Catt. 2016 I 282-29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