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罗世范 (Stephan Rothlin S.I.) 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1]向我们敲响了一个改变经济范式的警钟：现有的经济范式需要革故鼎新，突破有损于普通民众利益的操纵和禁锢，向造福于所有人的可持续范式迈进。可以说，以经济增长为唯一宗旨的模式已近穷途，以遏制生态灾难和滥用自然资源为核心的全方位整体发展观正在更多的人心中激起共鸣。
当然，我们不应否认人们在以往阶段中为改进主流经济范式而付出的努力。事实上，许多人也致力于将团结合一和积极辅助的原则付诸于行动，并为了追求更多的社会公正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兹不赘述。与此同时，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尚需跨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新冠病毒（Covid-19）造成的危机使贫富之间本来就日益增长的矛盾和差距更加凸显，种种既有的偏见和歧视也愈演愈烈。
为了使新经济范式及可持续经济体制的必备概念和参考点具体化，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现状，将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兼收并蓄地付诸于思想和行动。“创新”一词是指对经济范式的转变，从而使得当今经济政策和实施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得到弥补。目前，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变化，一系列的可喜变化和积极态度也正在蓬勃发展。个人、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司、政府和联合国争相投入行动，分别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引入和发展以更具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为宗旨的经济模式。对此，我们不应把这种转变简单地理解为”新”、”旧”经济的对峙，因为经济总在不断地运转，它是个人、组织和国家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为自身争取必要和非必要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生动体现。因此，经济范式是对当代世界的真实写照，在复杂和变化中饱含人生悲欢。
在经济范式与时俱进的今天，我们的希望是参与已经启动的变革，促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 1）经济辅助原则；2）全民福利；3）谋求共同利益。
经济辅助原则
在新经济范式中，辅助原则是个人及其所属社会团体获得话语权和经济权力的有效途径。自1931年庇护十一世在他的通谕《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2]中指出之后，辅助原则已成为天主教社会训导一贯坚持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中央政府仅对各级地方组织无法自治的事务予以管理，发挥其辅助作用。毕竟，虽然现有行政制度根据详细的地域划分确立了省、区、市等各级地方管理组织，但在某些涉及各级或部分实体的问题上，各行政区域难免会因各种阻力而力不从心，无法有效推进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在经济改革中，辅助原则提倡通过社会团体寻求解决方案。此原则认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可在地方社会团体与现有行政机构之间的对话和积极配合中产生；同时，对于个人和社会团体而言，辅助原则是赋予他们更多自由的要素。当然，政府机构应为他们营造有利于摆脱束缚的良好环境，并通过教育项目和对微型企业的定向投资向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辅助原则在微观经济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帮助个人和社会团体获得生存的可持续性。新经济范式要求政府加紧金融干预的步伐，为目前仍遭受排斥的人——穷人和被边缘化者——提供保障措施， 并使他们有获得资源和资金的可能性，从而摆脱受剥削和在生命线上挣扎的现状，加入到产品和资源的共享行列。辅助原则一方面要求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以及其他拥有资本的道义者提供投资或辅助，另一方面也同时提醒，无论是在意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要避免造成对资金分配的依赖，导致与辅助原则相悖的结果。
在这个领域，通过信贷合作社进行的小额信贷的发展潜力尤其引人注目。近年来，小额信贷向一些有能力的创业者提供资金的做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应引起我们更大的关注。贷款的周转既能促进资金的必要流通，又是扩大资金分配的重要途径。
以孟加拉国成立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的小额信贷模式为例，它的亮点是以地方网络组织为问责机构，从而有效地督促参与者团结一致，遵守规则。例如，为了取得贷款，借款人需要通过当地社会团体成员的同意，这个条件使履行还款的义务得到更好的保证，因为如果借款人违约，他所属的社会团体的其他成员将丧失申请贷款的权利。这种形式的小额贷款可以鼓励贫困人口团结合作，共同创业，帮助申请者整合其社会和经济关系，从而使互助由以往的星星点点转入一种新的持续形式。由此可见，类似的举措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切实的帮助，通过合作改善自己经济落后的境况。
全民福利
Covid-19大流行病凸显了在全球范围内向所有人提供社会资源的必要，它不仅使我们认识到健康是全球共同利益中最宝贵和最脆弱的因素，也同时揭示了人类大家庭风雨同舟的现实。病毒不分疆域，肆虐各方，所有国家不分国界的慷慨互助是遏制它的唯一途径。流行病使我们深刻体验到整个世界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关系和无法避免的脆弱性。因此，我们应该摒弃以往的群体性短视思维，共同面对各种代内和代间的新挑战，努力寻求团结合一。
总体来说，Covid-19带来的危机向我们揭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必须从贫困人口、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的视角出发，重新思考和改造现有经济范式；将自然、人力和社会资本同时纳入创造财富的概念和范畴，在创造公共财富的同时为贫困人口谋取福利。
大众福祉的理念要求我们接纳仍被排除在外的弱势群体，特别是要对贫困人口、边缘化群体和难民问题予以关注并采取行动。教宗方济各已多次明确指出，在当今世界中，人们不应习惯于将贫困视为一种自然状况，如飓风或者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 贫穷是由于机制失灵、经济制度的腐败和操纵所导致的，也是一部分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牺牲社会全体利益的表现。无论从道德还是从情理的角度，我们都无法使富人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巨大差异合理化。
尊重他人的尊严是人的本能和责任，这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促成每个人对大众福祉的关切。无论是在西方文化还是在东方文化中，自我教育都具有可贵的价值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使我们从文化中汲取营养，培养对福祉的追求。大众福祉是一种团结的愿景，它超越文化和地理疆界，摈弃基于种族、信仰和肤色的传统偏见，拥抱处于我们的繁荣之外的人群。为了使新的经济范式能够兑现其承诺，我们的增长战略必须向所有的人开放，而不仅限于自己身边的人。
有些人认为，建立新的经济范式实质上是一场精神斗争，它呼吁所有人痛定思过，告别与不公正社会结构的同谋不轨，协力寻求如何以新的方式增进恩赐和资源的共享。
埃拉库里亚(Ignacio Ellacuría)是一名耶稣会神父和哲学家，曾任中美洲大学校长，不幸于1989年与其他五名耶稣会士一同惨遭杀害。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对文明的期望：”真正的文明不是单纯地以推动更加公正的交换关系为目的而建立的新型世界经济秩序。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新的文明，它将不再以霸权和统治、财富积累和贫困差异、消费主义和虚假福利为基础，而是以更丰富的人性和基督精神为支柱”。在埃拉库里亚的愿景中，所有人的福祉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条件，应满足和保障各种基本需求和个人选择的自由，为个人和社会团体创造力营造有利环境，促进新的生活和文化形式以及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和与天主的新关系”。
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的通谕《愿祢受赞颂》（LS）中提倡一种新经济体系的整体方案，呼吁我们关注与环境和生态的关系，与贫困人群和社会正义的关系，和对他人的尊重和手足情谊。这部通谕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生态文明”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赢得了中国环保学者和活动家廖晓义的高度赞扬。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寻求重新恢复各个层次的生态平衡，建立人与自己内在、与他人、与大自然和与其它受造物，以及与天主的和谐”（LS210）。
中国文化概念中的”圆融”强调万物中的相互关联，与《愿祢受赞颂》的观点如出一辙。通谕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当今，我们迫切需要齐心协力，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来遏制气候变化，将全球气温至本世纪末的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在巴黎COP21国际协定中作出的承诺，必须通过及时采取行动得以落实，否则一些国家将必须面对目前仍处于潜伏中的灾难。仅以菲律宾为例，因地理位置而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造成这个国家灾难性洪水的不断增加。对此，每一个社会团体都可以为增进环境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例如，作为私营机构的菲律宾西利曼大学（Silliman University）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他们通过各种校园活动证实，环保政策可以在减少收集垃圾的时间和所需能量等方面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可生物降解垃圾的收集和回收利用可以促进有机肥料的生产，促进当地家庭经济的发展，减少对树木和矿产等原材料资源的破坏；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利用可以节省照明和能源成本，所得收益可以让西利曼大学拨出更多的资金来改善教学服务。
在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进程中，我们面临着一个”新围墙时代”。移民压力正在成为加剧经济不平等、政治不稳定和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原因。Covid-19大流行病更凸显了开展跨疆界-跨国合作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必要性，尤其是当前的难民危机，更需要在维护个人和家庭福祉方面的特别努力。为了促进所有人的福祉，新的经济范式必须建立在”更柔和”的边界上。难民危机的困境需要通过跨国性合作和有充实依据的公开讨论来解决，以便制定更开放的边境政策和跨国网络，努力寻求移民问题的出路。在难民管理方面，以乌干达为例，这个国家正在通过采取综合和自由政策探索 “柔和”边界的途径。
谋求共同利益
经济范式的变革需要有道德责任感的消费者和投资者通过货币和经济结构的改革以及为人类和地球服务的发展导向来实现。自由市场的掠夺和失败有目共睹，不平等、离岸外包、短期金融投资、腐败和剥削等种种迹象已将此种模式的失败暴露无遗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虽然通过个人才智和资源进行贸易的自由属于个人福祉范畴，但作为社会，它不仅应负责提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并安排其成本分摊，更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可纳入”社会正义、集体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议题并付诸于行动。
相对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而言，涉及共同利益在内的一切人类行为，旨在使交易各方和交易关系之外的人同时受益。只有当系统中的大多数行为者能够对出于本能的贪婪和过度消费加以自律，并以共同利益为投资和消费准则，市场导向的经济才能为促进共同利益服务。只顾谋求私利的行为是追求公共财富的集体行动的公敌，滋生一系列搭便车（free riding）[3]的问题。
因此，包括所有工商企业的经济系统应以创造具有全面意义的财富为宗旨，其中包括自然资源资产和负债、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卫生和教育保障以及经济行为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这些应有的财务和经济水准无法引起足够的关注，人们对利润及其最大化的普遍理解将一如既往，其实质意义仍将继续被扭曲，为创造财富而做出的不当抉择也将会一如既往的产生。事实上，经济生活的真正目的是以人为本、保护大自然，它要求人们超越单纯的物质积累，以可持续的方式创造财富。
传统经济学一直无法达到认识自然界内在价值的高度，究其原因，是因为自然资源及对其保护的重要性基本取决于它在经济行为者的竞争中所拥有的市场价值。实际上，自然资源的配置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问题，有关自然和社会的决策需要高质量和多视角的考虑以及负责任并明智的管理。
新经济范式应以为所有人创造可持续的财富、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为出发点，对财富创造进行重新思考。可持续财富的衡量标准应取决于一个组织的财务业绩、其政策及管理的实际效益，以及在社会和生态方面带来的公益或损失。
由此，为谋求共同利益而经商的理念彰显了构成企业道德责任的三个部分：
– 责任主体（”谁负责?”）是指企业超越”企业行为者”的界限而向”道德行为者”的升华；
– 责任的内容（”负责什么？”）包括创造财富和尊重人权；
– 责任的接受者（”对谁负责？”）不仅是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且涉及整个社会、后代和自然环境。
根据道德责任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各企业需要通过比较和报告来证明自己在创造公共财富方面的持续努力。为此，一系列组织应运而生，比如，日益普及的环境、社会和公司管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简称ESG）在公司层面推行各种举措，进行越来越深入的核查、调整和报告，与全球报告倡议（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简称Gri）一起，它们已成为促进企业生产和供应链管理透明度的有力工具。另外，对于中小型企业，全球已有4000多家公司通过共盈评估协议被认证为B Corps成员（Certified B Corporations）。加入这个组织的公司必须达到严格的标准，其企业在做抉择时，需对员工、客户、供应商、社会团体和环境的影响进行多方位考虑。
当我们将共同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时，自然而然就会发现，面对占主导地位的消费型社会，地球既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原材料，也不可能吸收由此而产生的废物总和，特别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因此，新的经济结构不仅要拓宽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营销者的想象力，还需要同时打开消费者的视野。
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任何这样的新结构还必须着眼于那些无法进入消费社会的人群以及未来的公民，将他们的需要纳入计划之中。新的经济范式必须致力于激发社会希望，鼓励革新式创业。
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商业交易需要一种范式的转变：从”消费”（及其营销机制）转向”履行”，也就是”使事情达到完成或完美状态的行为”（根据《牛津简明词典》的定义）。以”履行”为启发的营销为更新换代提供时机，促进企业以新的积极性、创造力、信誉和影响迈向”履行社会义务”的新经济范式。它可以通过重新定向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引导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进程，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转变和升华。
对共同利益的优先考虑意味着企业以道德责任为己任，秉持公正，对促进公平和团结的制度给予支持。传统智慧告诉我们，对于每个人和社会团体，至高无上的价值莫过于以伦理道德为人生宗旨的美好”幸福”（eudaimonia）—— 人生意义的满全。例如，为了避免以不道德的方式追求财富和利益，秉持儒家传统的企业家以儒家价值观和原则为指导，修身养性，为社会服务。他们以人为本，将儒士精神和商人的才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样，普世博爱运动也以他们践行的”共融经济”，向我们展示了企业如何能够在生产人类发展所需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促进公平和团结。
利润是盈利和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部分利润应该用于社会发展投资。为此，为了使管理和责任更趋完善，一些公司对利润分配进行了法定限制。当今，社会企业标志（Social Enterprise Mark）已在10个不同国家启动，得到认证的公司将其利润分配限制于49%以内，其余部分则一概投入该组织的社会活动。为了获得共盈企业（B Corp）的认可，经认证的公司需确保董事会在决策过程中致力于所有相关方利益的平均分配。
企业责任可以补充但无法取代企业管理者的个人责任。各组织的管理人员应确保各项政策为员工和供应商提供关于尊重人权、社会正义和关爱生态系统的指导。为此，《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GP，2011年）明确提出了30项国际公认的人权，为现今全球化多元世界中的工商业和经济制订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UNGP报告框架提出的两类准则中，第一类是对各公司企业的规定，另一类是对内部审计员和外部核证人的要求。
为了确保企业家能够履行这些责任，应用伦理学课程在高等教育中的普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鼓励新一代勇于发现和分析社会功能的失调，从而认识到创立新范式的迫切需求，促使所有社会成员以维护每个人的尊严为原则，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并由此奠定新的文化基础，发展团结合一、互相尊重、企业家主动性和辅助性的核心作用。
此外，我们还必须改进教育机构，这对实现范式转换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三种主要途径：
1）人文途径：由各宗教和世俗传统智慧所确定的价值观往往也会同时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因此，另一条令人信服的途径是促进传统智慧的科学探索与案例研究之间的联系，从而显示各个教育系统的不同影响及其所特有的复杂性。然而，人文教育通常因遭忽视而很少被纳入教学计划之中。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人文知识在市场视角中遭到边缘化，被列为无关紧要的学科。有些人甚至以极其玩世不恭的态度宣称，人文途径可能仅仅起着遮羞布的作用。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坚持人文途径，继续探索如何以创新的方式进行不可或缺的价值观教育。
2）经济途径：职业道德规范和道德化品牌应着眼于社会、管理和环境责任进行投资规划，并根据股东对董事会的决定权合法限制公司高管的巨额高薪；另外，还应实行针对富有人群的累进税。传统智慧是我们谈到的一个关键因素，根据这些传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造福整个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新的商业和金融教育应以社会分析为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个人和机构决策的后果，鼓励专业人员、学生和教师在贫困的环境中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能够对改善现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3）法律途径：法律和改革的执行情况应通过正规的法律网络进行监督；在创造就业机会和帮助落后者的问题上，这些网络也应同时致力于专业人员的培训。在制定法律时，对于侵犯养老金计划的行为，应以三倍赔偿条款严加惩办或依法处以刑事处罚；至于贪污腐败行为，更应在严打以外施行具有羞辱性的惩罚。总之，法律途径的主要目标不是对改革制度实施监管，而是制定法律框架内的基本原则及有效措施。
可能的变化
如果我们不超越个人的私利，不做精神上的皈依，不向他人的利益敞开，就不可能把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我们必须鼓励经济行为人重新发现和传播贤明的精神资源，弘扬同理心、利他主义、尊重自然和后代的美德。
我们希望通过上述三个平台改变目前的经济和技术范式，从而实现全球性的经济变革。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描述了一条个人和团体精神皈依的途径。经济范式变革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实现从个人心态的转化到社会团体和结构的变化的历程：”我们极需一个健全的政治体制，有能力改革和协调不同的机构，具有良好的办事方式，克服不正当的压力和官僚作风的懈怠”（LS 181）。
因此，心态的转化（metanoia）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首先在个人层面发生，并继而转入社会团体和机构中。任何社会团体、传统和机构的建立都必须经历深入和具有挑战性的谈判。今天，在我们进入被称为”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风险的决定性十年”之际，我们肩负的重任是加快步伐，尽量避免最弱势群体为此付出代价。
当然，我们寻求的新范式绝非一剂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未来的变革将取决于一场复杂的网络互动。正如教宗方济各向我们发出的警言：”为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最迫切的任务包括如何将人类大家庭团结起来，一同寻求 可持续及整体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创造者没有遗弃我们；祂从没有放弃祂爱的计划，或为创造了人类而后悔。人类仍有能力团结合作，建立共同的家园”（LS第13号）。
- . 参见F. de la Iglesia, “Ten Yea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载于《公教文明》2018年 IV 471-485。 ↑
- . 早在中世纪，天主教社会伦理便主张以此原则为指导，尊重各公国、王国以及独立的地方政治实体以各自的方式进行各层治理。 ↑
- . 搭便车的问题是指个人在逃避支付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免费享受由社会承担费用的资源、商品和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