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费德里克 隆巴尔迪 (Federico Lombardi S.I.) 朱塞佩•詹弗兰切斯基（Giuseppe Gianfranceschi）神父曾荣任梵蒂冈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在其145周年诞辰之际，也恰逢电台建立90周年[1]。借此良机，我们正式出版了神父于1928年随考察团奔赴北极的日记全文。当年执行此项极地行动的”意大利”号飞艇由诺比莱（Umberto Nobile）上校指挥。负责这部《日记》全集的两位编辑是那次悲剧性探险的热心研究者，他们使这些至今从未发表的文字公开问世，为几十年来已大量出版的有关书目和文献增添了一个新的篇章。从信息角度出发，这些记载虽然并未对事件的发生过程提供新的重要线索，但作者在从未踏上飞艇的情况下，积极投入极地行动，从未间断地讲述了四个月的紧张进程，是一个宝贵的个人见证。詹弗兰切斯基做为教宗庇护十一世熟知的神父被委任极地考察团”随军司铎”，这的确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参与。
詹弗兰切斯基是一位著名的耶稣会神职人员，在他从事的不同领域的工作中都颇负盛名。在他53岁被正式委派参加考察团之前，他一向以科学研究著称，并于1921年由教宗本笃十五世任命担任宗座科学院院长，这个机构的重组是时任教宗及其继任者庇护十一世非常关怀和重视的项目。自1926年起，詹弗兰切斯基神父还同时兼任宗座额我略大学校长，当时，他曾任教多年的大学正在位于皮洛塔广场的新校址修建一座宏伟壮观的教学楼。詹弗兰切斯基担负的高层行政职务也使得他的人品德行得到充分的展示。与此同时，他所涉猎的范围并非只有学术界：早在1916年，他已是意大利新生天主教童子军协会（Asci）的第一任教会助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父所担任的职务赋予了这个具有重要教育性的新生团体一种“天主教性质”。
纵观其整个生命历程，1928年的探险是詹弗兰切斯基神父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就在他因赶赴考察团而告别天主教童子军协会工作期间，法西斯主义对童子军协会施以令人痛心的镇压。此后，他在梵蒂冈广播电台工作并于不久之后在1930年被正式任命为第一任台长。1929年，《拉特朗条约》签署之后，庇护十一世随即委任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负责技术准备并同时展开了电台的全面筹建工作。为此，詹弗兰切斯基神父告别了他的校长职务和1930年刚刚落成的额我略大学新校舍，在赴任梵蒂冈电台台长的同时继续担任科学院院长，直到1934年不幸去世。在神父的《日记》中，”无线电/电台”（Radio）一词的首字母大部分是用大写，有关功能和技术问题也频繁出现， 无线电的重要位置绝非偶然，而是关乎他的工作：梵蒂冈电台台长职务是詹弗兰切斯基生命中的最后一项重大使命。
把十字架带到北极
4月1日恰好是《日记》的开头，这一天，詹弗兰切斯基神父接到经教宗批准的正式委派，要求他陪同考察团出发。当天，神父就与诺比莱会面，并在几天后接受了教宗的召见。在此前的3月31日，庇护十一世刚刚接见了诺比莱和”意大利”号飞艇的机组成员，并委托他们将一个十字架带往北极，内附一封以羊皮信笺书写的纪念性短函。在诺比莱本人的回忆录中，他感慨地忆及教宗的接见和”把基督的标志带到世界极点”的任务。此外，他还谈到与庇护十一世的其他会面，之前与阿蒙森一起乘坐”挪威”号飞艇穿越北极的探险，以及他作为登山专家对气象问题、冰层结构等方面的特殊兴趣和能力[2]。诺比莱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是他的妻子卡洛塔夫人坚持提出丈夫在重返北极时必须有随军司铎陪同的条件。不少神父于是纷纷毛遂自荐，但最后的中选者是一位精通科学知识的耶稣会士。
詹弗兰切斯基接受了对探险队提供灵性陪伴并与他们共同负责护送十字架的新任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不断做好心神准备，希望在将十字架留在北极的那一天，亲自主持一个令人难忘的仪式。5月3日，他乘坐的”米兰城”号支援船即将到达考察队基地所在地斯瓦尔巴群岛的国王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收到的消息说，飞艇已于今天上午离开斯托尔普（Stolp）。飞艇上载有教宗的十字架，今天就是荣耀十字圣架之日！前进吧，十字圣架！向北极进发，迈向世界！”。事实上，诺比莱并没有向詹弗兰切斯基神父做出在探险期间带他上飞艇的许诺，实际上，也不会真的将他带上飞艇去极地探险，他对机组人员的决定必须服从其他操作上的优先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日记》中，虽然从未流露对诺比莱的任何不满，但詹弗兰切斯基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同时，他仍需继续主持重要时刻的祈祷活动。5月15日，神父对飞艇第二次从国王湾起航的记述尤为令人感动：”上校向我做了一个开始祈祷的示意。我于是戴上司铎圣带。指挥官洛马涅（Romagna）下达立正敬礼的命令。我高声地念诵了一些祷词和旅行经文，然后在飞艇前隆重降福。站在我前面的诺比莱上校划了十字圣号，大家也都一起随同。[…]临行前的礼仪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有些人不禁潸然泪下。大家告诉我，宗教仪式是他们感受最深刻的部分”。5月20日，当飞艇顺利归航后，神父提出举行感恩弥撒的建议，诺比莱对此表示”由衷的欣喜”。
5月22日是一个关键时刻。第三次北极之行整装待发。詹弗兰切斯基得知自己不能登机随行，诺比莱一行在”立起”十字架的时刻，将从飞艇上向他发出电报通知，以便向教宗汇报。23日下午，飞艇启航，神父以非常平静的语气描述道：”在即将启航的飞艇前，我诵念了一些祷词，为大家祝福。凌晨4点半，诺比莱上校发出’准备出发’的命令。我发现舰桥当时正在高级船员的使用中，于是在舱房里为飞行举行了弥撒圣典”。
夜间，神父收到上校如约发来的消息，告知他们即将到达北极。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那里的太阳永远不会落山。詹弗兰切斯基的叙述令人感动：”我来到舰桥船舷上，诵念准备好的祈祷文。罗玛格纳指挥官告诉我：’很抱歉不能为您提供人员协助’。我于是独自戴上司铎圣带，呼求天使为我代祷。我面朝北方念诵祈祷文，求天主将基督的天国扩展到万国万民”。与此同时，神父终于发出向往已久的电报：”教宗庇护十一世，罗马。此刻，凌晨1点半，诺比莱上校将宗座祝福的十字架竖立于北极，这是希望的旗帜，万民信奉基督的光荣的标志”。
痛苦等待的日子
飞抵北极的好消息传来，詹弗兰切斯基在《日记》中一一收录。但是，5月25日，他的语气却迥然不同：”整整一天，大家都在痛苦难耐中期盼消息，但飞艇渺无音讯”。接下来，一段漫长且忧虑不安的日子开始了。当然，由于神父不属于搜救行动范围内人员，他只能记录自己耳闻的信息或船上的通报，包括各种提议和采取的决定，在紧张气氛中进行的行动，以及不断更新的指令。
无论如何，詹弗兰切斯基仍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每晚8点，我在船尾甲板上诵念为海军的祈祷经文，并在其中附加几句为失踪人员祈祷的经文”（5月28日）。但他很快就察觉到，大家的心思越来越集中在别的事情上。6月3日是主日，他这样记叙道：”到了为船员举行弥撒圣祭的时候，一部分船员在往船上装卸气罐，另一部分一直工作到深夜4点的船员仍在休息中 […]。我只好回到自己的舱间，请天使与我一起祈祷[…]”。然后，他抄写了一份感人的”‘意大利’号飞艇探险者的祈祷”，这份祈祷经文是神父在他的舱友捷克科学家贝胡内克（Behounek）的私人物品中发现的，科学家在祈祷的末尾向天主这样恳求：”请安慰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找到化险为夷的归途！”。此时，詹弗兰切斯基并不知道贝胡内克仍然活着，他正在浮冰上扎营。
6月7日，在终于与一组幸存者取得无线电联系后，大家重新燃起了希望。电台联系起初断断续续，很不稳定，但到了后来，信号收发逐渐变得更加稳定、清晰而有规律。6月9日，更多的线索揭示了一个明了的遇难情况：5月24日，飞艇在飞越北极后的归途中坠落在冰包上，船体被撞碎，10人摔落在冰块中，其中一人死亡。在狂风的冲击下，减轻重量的飞艇重新腾空而起，带着六名机上人员漂失得无影无踪。在浮冰上的9位幸存者中，3个人开始向北极进发；另外6人中有两人受伤，他们留在原地扎营，在冰面上搭起了著名的”红帐篷”。
消息传开后，挪威、瑞典、意大利等国纷纷采取营救措施，启动各种船只、水上飞机、配备雪橇式起落架的轻型飞机投入救援行动。詹弗兰切斯基神父不由感叹：”让我们感谢天主！”。但是，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仍始终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忧虑和疑惑中。关于救援的进展情况，即使随军司铎本人也只能断断续续地得到一些不完全的信息。后来，当上级准备将不必要的人员护送回意大利时，他不得不以坚决的态度向船上指挥官坚持提出在救援期间继续留驻的要求。对此，神父在《日记》中有所解释：”我认为自己应该留在这里。作为随军司铎，幸存者随时可能需要我的服务，现在离开这里对我来说无异于不负责任的弃职”（6月16日）。
确定幸存者所在的位置远非易事。根据失踪者发出的信息说，虽然他们看到了一些飞过自己头顶的飞机，但却未能被飞行员发现。直到6月20日，指挥官马达莱纳的意大利大型水上飞机才终于成功地接近了幸存者扎营的冰面，并开始展开救援。”马达莱纳说，他们被发现完全归功于电台”。事实上，幸亏飞机上专门安装的无线电装置，飞行员才得以与幸存者取得联系，并在其指引下飞往他们所在的扎营地。
与此同时，阿蒙森也慷慨赴任参加救援，但相继传来的消息说，他驾驶的法国水上飞机于6月18日在飞行中失踪。这使”意大利号”的悲剧雪上加霜，对伟大的挪威探险家进行搜救成为一个接踵而至的新苦恼。对此，詹弗兰切斯基虽然只能提供有限的信息，但他坚持不懈地衷心祈祷：”哦，主啊，请聆听全世界无数善良的人的祈祷，命令冰雪和风浪，向我们展示祢微笑和慈爱的面容”（6月23日）。
幸存者的灵性体验
6月24日，事件开始进入尾声。一架瑞典轻型飞机成功地在冰面上降落，将负伤的诺比莱上校送往”米兰市”号轮船。不幸的是，在返回营地继续救援工作的过程中，飞机失事坠毁，于是营救其他遇难者的工作被迫中断。6月24日的《日记》描述了诺比莱归来时皆大欢喜的情景：”我们三四个最亲近的人围着他拥抱亲吻。我低声向他传送了天主的祝福，他搭着我的肩膀向前走了几步”。但这种感情随后开始产生变化：”大家原以为可以愉快地共进午餐，但实际上，上校的回归被笼罩于一种黯淡的气氛中，大家的心情依然沉重[…]，也没有人提议为上校和机组人员举杯敬酒。亲眼目睹上校归来时的那种身体状况，大家都无法强颜欢笑。此外，上校本人也直言不讳地谈到一系列情况，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遗憾。我极力开导那些与我谈及此事的人，劝大家尽量设身处地地理解和分担这位上校的痛苦”。次日，《日记》中说：”船上每个人的心情都很糟糕”。
6月26日，詹弗兰切斯基终于和诺比莱进行了一次比较舒缓的进一步谈话。谈话内容构成了《日记》最重要的部分，不仅涉及悲剧性的探险历程，还有关具体的宗教信仰感情。在对祈祷表示感激之余，上校表示：”请相信我，这的确是天主圣意的安排，我亲身经历的众多遭遇实在是非同寻常。我也一直这样告诉我的同伴”。诺比莱的这番话针对的是他们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九个人随飞艇坠落后在浮冰上得以生存，但由于两人受伤，因此就失去了在冰面上前进和寻求出路的可能性，大家面临的是九死一生；后来，他们在船的残骸中发现了供给物品、应急帐篷、小型便携式无线电台、蓄能器和一把枪，他们用这只枪杀死了一只北极熊，为大家提供了勉以求生的肉食。上校最后总结道：”上主对我们的帮助显而易见。另外，我们的圣母也从未遗弃我们。她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圣母画像是我们最先找到的物品之一，而且完整无缺！我们马上把它挂在帐篷中间，我嘱咐大家把它好好地保留在那里，直到最后一个被营救的人把它随身带回”[3]。诺比莱还动情地回忆起将十字架投向北极点的情景：”您看，按照我夫人的建议，我们很专注地举行了仪式：我把同伴叫在一起，大家一一吻别了十字架”。
此后，在连续的几天中，由于气象问题、漂流的冰块和在破碎的浮冰之间降落的困难，幸存者无法被带回安全地带。越来越沉重的气氛令人万分沮丧。后来，俄罗斯”克拉辛”号大型破冰船的到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冲破重重困难，成功地穿过了海冰的冰层，于7月12日营救出徒步寻生的三人中的两人（马里亚诺和扎皮，第三个人是未能坚持到最后的瑞典气象学家马尔姆格伦）以及扎营于”红帐篷”的全部幸存者。当时，所有这些人都已是精疲力尽，奄奄一息。
7月19日是其余七名幸存者抵达”米兰市”号的日子。这一天是前所未有的感人时刻，随军司铎写道：”我激动不已，不停地拥抱并亲吻归来的幸存者。扎皮对我说，’天主始终与我们同在…… ‘。以说脏话著称的机械师塞西奥尼被在场的人调侃：”‘你嘴里肯定时不时溜出来一些脏话吧？’但他的回答是，’没有！我再也不说脏话了，绝不再说不敬的言辞了，我真心改过了’。随后，马里亚诺对我说：’亲爱的神父!希望能马上和您单独交谈一下’。他告诉我，发生的一切都好似一个奇迹，他必须让大家都知道，包括回到意大利以后。另外，他还要求办告解，领圣体[…]。中午吃饭时，扎皮将军的讲话充满了激励和劝勉。每天晚上，他都会和马里亚诺一起诵读5月份的祈祷文，然后他还开始继续诵读6月份的。他们还商定要去露德朝圣。6月30日，他们掰开最后一块干肉饼，极其虔诚地吃了下去，然后把自己交托在天主的手中”。
第二天早上，”指挥官马里亚诺要求办告解，领圣体。鉴于他卧床不起，我在他的舱房里安排举行了弥撒圣典，扎皮将官也前来参加。两人终于如愿以偿，独自在祭坛前接受耶稣的祝福和安慰”。随后，马里亚诺接受了截肢手术，虽然他的一条腿因为坏疽而被从膝盖以下截除，但他看起开镇定自若，面不改色。次日清晨，弥撒在扎皮的舱房里举行，他办了告解，并领受了圣体圣事。”弥撒结束后，他给我看了一直随身携带的洛雷托圣母画像”。
7月22日是返航的日子。所经之地，詹弗兰切斯基对美丽景色的描述中重新流露出一种舒缓的口气。7月24日，轮船在航行中，他写道：”我在为海军的祈祷经文中增加了一些感恩词和祈祷词，为的是做一个昨晚、今晚和明天的三日感恩敬礼”。25日，轮船开始接近陆地：”哦！绿色！亲眼在峡湾里再见绿色植被，这种感觉实在是无可比拟。我们已经与绿地久别了三个月”。26日，詹弗兰切斯基神父与诺比莱以及其他幸存者在纳尔维克（Narvik）登岸，并随即登上了从意大利赶来护送他们回国的专用火车。
从这一时刻开始，《日记》中留露出一种担忧。众所周知，出于不同原因，这一事件一直是长期以来国际新闻界争论不休的主题。争议的主要问题围绕探险行动导致的悲剧，阿蒙森的失踪，马尔姆格伦的死亡，以及诺比莱因首先被营救而被指责置其他同伴于不顾。但与此同时，在火车途径的地方，詹弗兰切斯基渐渐地从现场的群众中观察到一种日益增长的亲切和喜悦之情。进入意大利国境之后，从布伦内罗到罗马，这种气氛在一路沿程中愈加浓厚，直到火车进入罗马特米尼车站，当时的场面好似迎接凯旋而归的英雄，车厢内外到处是一片花海。”诺比莱稳稳地站在车窗前，直视前方。沸腾的人群欢呼鼓掌，他感动不已地走回车厢，在我的座位上坐下” 。
这一天是7月31日：对耶稣会来说，这是修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的纪念日。詹弗兰切斯基神父不声不响地回避了众人的目光，在迎接他的同会弟兄们的陪同下赶回宗座额我略大学，当他们抵达那里进餐的时候，已时近午夜。《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是：”随后又去了小堂”。至此，《日记》记述了神父整整四个月的生活历程。
詹弗兰切斯基、诺比莱和庇护十一世于探险行动之后
1928年7月31日晚之后，詹弗兰切斯基、诺比莱和庇护十一世之间仍然继续保持联系。关于悲剧性探险引起的争论、调查委员会及其调查结果、诺比莱与伊塔诺·巴尔博和墨索里尼因公开的不和而辞去空军职务，以及诺比莱与探险队一些成员的分歧等等问题，兹不赘述。应该指出的是，诺比莱与詹弗兰切斯基和庇护十一世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对此，尤其值得回忆的是宗座科学院于1928年12月16日举行的一场重要的”宗座会议”，庇护十一世亲自到会[4]，诺比莱也参加了会议。身为院长的詹弗兰切斯基神父在致开幕词中表示：”我们对学院与诺比莱上校在这项伟大的探险中进行的合作深感荣幸。考察队虽历尽艰辛，但最终使一项宏伟的计划得以实现。毫无疑问，这次考察将在人类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这不仅因为它体现的科学成果、基督宗教的美德和航空官兵的英雄气概，更由于探险队受托于教宗陛下以十字架祝圣了世界极点。同样值得赞扬的是世界各地纷涌而至的慈爱之举和无数救援者对遇难者奋不顾身的慷慨援助。请教宗陛下允许我在这个庄严的场合，向所有从意大利、法国、挪威、瑞典、芬兰，特别是从俄国赶来的各位人士表示钦佩和感激之情，并以同样的感激之情向英勇献身的烈士致敬，祝愿他们得到天主最仁慈的安慰”。
会议结束时，教宗以他独特的风格进行了即兴发言。对此，《会议文件》有所记载：”最后，教宗希望作出必要的补充，他指出，出席会议的诺比莱上校既是这项伟大的考察活动的创意者，又不愧是英勇无畏的执行者，教宗对此表示由衷的欣慰[…]和真诚的肯定，并称赞这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及崇高美德：以人类的团结友爱，以人道和基督的慈善美德回应生死攸关的迫切需求；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一切都将得到不可置否的敬慕[…]诺比莱上校的所作所为不愧’北极十字军’ 的称号”。
1929年2月17日，诺比莱因极地考察取得的科学成果被正式任命为宗座科学院”特派院士”。同年的12月29日主日，他向科学院提交了一份”意大利”号的科学考察成果报告[5]。1936年10月28日，他终于成为正式的”宗座院士”，当时，詹弗兰切斯基神父已不幸离世。
对于庇护十一世，诺比莱在回忆录中[6]满怀感激地追忆了教宗雪中送炭的帮助，使他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当时，诺比莱在赴俄出任航空专家数年之后归国，由于与法西斯政权之间的强烈异议，他决意重离意大利，幸亏庇护十一世的介入，诺比莱才通过芝加哥总主教孟德林（Mundelein）枢机找到一个合意的解决方案。在美国停留了一段时间后，诺比莱最终回到意大利继续生活。战后，他于1946年应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邀请，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制宪会议的选举。鉴于接近左翼的思想，他选择了共产党。对此，一些天主教界人士表示不满。在与当时国务秘书处代理（”与一贯慈父般的”[7]）蒙蒂尼蒙席的谈话后，诺比莱辞去了宗座科学院的职务。
结论
在梵蒂冈广播电台建立90周年之际，《北极之行日记》的出版是对令人敬仰的首任台长的最佳致意。弗兰切斯基不仅是热心的随军司铎和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向无畏青年和勇敢者提供训练的陪伴者。从探险的壮举到悲惨的空难，他参加的北极探险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从未离开信仰的扶助。难怪当庇护十一世委托诺比莱及同行人员将十字架竖立于北极点时，曾以玩笑的口吻告诉他们：”像所有的十字架一样，这个任务将是你们肩上的重担”[8]。在他的一生中，詹弗兰切斯基神父始终协助他的同伴和合作者共同担负重大的人文和使徒使命，终贞不渝，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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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ianfranceschi, Diario verso il Polo Nord, G. Biagi jr – F. L. Clemente合编, Albino (Bg), Sandit, 2020。原始文件现存宗座额我略大学档案馆。日记本是一个学生用方格笔记本，黑色封面，手迹非常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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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U.Nobile, L’Italia al Polo Nord, Milan, Mondadori, 1930, 93-95。十字架中附有羊皮信笺，上面的拉丁文字译文是：”这是耶稣基督普世君王的标志，今天，罗马主教庇护十一世以祝福和祈祷将它交给即将启程的翁贝托∙诺比莱及其同伴，托付上校在此次米兰市赞助的飞行中第二次飞越极点时将它投落，以祝圣地球的极点”。需要指出的是，在1925年底，庇护十一世确立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为正式节庆。我们还注意到，信中明确提到了米兰市对探险的赞助。当时，探险活动虽然得到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准许，但未曾获取任何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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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洛雷托圣母像是飞行员的主保，最终被奉献给洛雷托朝圣地，至今仍在那里供奉。另一方面，”红帐篷”电台的耳机是电台接线员比亚吉（Giuseppe Biagi）作为还愿物带到罗马附近的圣爱之母朝圣地，他对此地非常忠诚，曾在那里恳求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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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Atti della Pontificia Accademia delle Scienze，LXXXII年，3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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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罗马观察报》，1930年1月2日至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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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U.Nobile, La tenda rossa, 引365-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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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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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bile, L'”Italia” al Polo Nord, 引, 9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