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遗忘：密不可分

过目不忘是否真的合乎我们的愿望？

对知识和生活的记忆是一个生命中的重要维度。众所周知，精神疾病和记忆力衰退是对生活具有严重影响的老年通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记忆上的困难是司空见惯的问题之一：无论是为了考取学历、攻读专业，还是闲暇阅读或者对电话号码以及人物和事件的记忆，许多常年努力的结果似乎很容易地就会被淡忘。即使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也都对此枉然无助。

乔舒亚∙福尔（Joshua Foer）在其《记忆一切的艺术》（L’ arte di ricordare tutto）中指出，选择“针对性”阅读（对同一文本多次重读），亦或“广泛性”阅读（对多种文本只读一次），可对记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对此，他的结论虽然令人沮丧，却具有不可否认的普遍性：“当我读完一本书时，希望自己能在一年后记住什么？如果是一篇散文，提出某些论点，那么至少记住其中一个论点[…]。如果是小说类读物，要记住大致情节、有关主要人物的一些信息，以及总体判断。但在通常情况下，即使这些最基本的信息也会转眼即逝。每当我举目望见那些读过的书，想起那些不计其数的挑灯夜读，我总会感到灰心丧气。以《百年孤寂》（Cent’anni di solitudine）为例，我只记得它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当时的爱不释手，仅此而已。我连什么时候读到的都说不清楚。至于《呼啸山庄》，我只记得两件事：一是我在高中英语课上读过，二是其中一个人物叫希斯克利夫。但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我却毫无记忆[…]。我们不停地阅读，阅读，边读边忘，一忘再忘。这究竟何苦呢？”¹

但是，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暂不论是否可能，它是否真的合乎我们的愿望？

博尔赫斯的故事

这个疑问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一部著名短篇小说《博闻强识的富内斯》（Funes, o della memoria）中得到了别具一格的文学表达。在一场意外事故中，故事的主人公富内斯丧失了遗忘的能力，并从此对任何事情都能够过目不忘。然而，这个变化给他带来的并非优势，而是灾难。富内斯被迫关注一切，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摄像机，这一切不仅使他难以入眠，甚至无法进行思考。博尔赫斯的具体解释是：“入睡是对世界分散注意力”，“他不仅无法理解‘狗’这个通用符号如何能够指代无数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个体；甚至会因为在三点十四分从侧面看的狗与三点十五分从正面看的狗有相同的名字而感到恼火[…]。另外，他毫不费力地学会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拉丁语。但我对他的思考能力感到怀疑。无数个历历在目的细节，早已将富内斯吞噬于一个超负荷的世界里”²。

富内斯沦为记忆流的阶下囚，他甚至丧失了表达的能力，因为记忆的总和使他无法对叙述事件进行至关重要的归纳和评价。当富内斯试图表达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时间完全等同：就像一盘录像视频一样，他必须对所有细节纤毫毕见地展现，他被无情地淹没于记忆的重现中，已无法感知当下的体验。

作家的天才表现在他对人的基本特征的掌握。事实上，博尔赫斯描述的故事在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Šereševskij，1887-1958）这个病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英文书《记忆大师的心灵》（Viaggio nella mente di un uomo che non dimenticava nulla）中，俄罗斯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里亚描述了舍雷舍夫斯基的故事。对此，博尔赫斯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消息，因为他的《博闻强识的富内斯》早在1942年就已经问世了。

经过对舍雷舍夫斯基的仔细研究，卢里亚得出了与博尔赫斯相同的结论：舍雷舍夫斯基可以毫不费力地记住冗长的单词或数字序列，甚至背诵用他不认识的语言写成的书（如《神曲》）。不仅如此，即使在15年之后，他也同样能够对原文予以准确的复述，甚至毫不费力地达到真正的“倒背如流”。但对所有这一切，舍雷舍夫斯基需付出的代价却甚是沉重：他缺乏逻辑思维，既无法区分一份液体清单和一份动物清单，也无法解释一个谚语的含义。

就这样，海量的细节积累不仅使他备受煎熬，而且丧失了归纳分类的能力，富内斯将它们比作一个“垃圾场”，使最普通的行动对他来说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他说：“有一次我去买冰淇淋，问卖家有什么口味。‘水果冰淇淋’，她说。回答的语气几乎像一堆煤从她嘴里冒出来，令我望而却步”³。

因为无法理解，舍雷舍夫斯基甚至难以从他所阅读的内容中感受到乐趣，文字让他停留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使他无法跟随文本的叙事线索，也无力辨别声音和面孔。这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可以用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一句箴言来概括：“绝望的程度依次是：什么都不记得，记得一些，记得一切”⁴。

遗忘总是不好的吗？

因此，无论是赞美人类的非凡记忆力，还是对记忆功能衰退深感惋惜，都是人之常情，但遗忘对智力健康的重要性通常遭到人们的忽视。实际上，这两个过程远非对立，而是构成了一种互助：换句话说，就遗忘本身而言，它并不是记忆功能的缺陷，而是一种有益的需求。当两者之间失去这种微妙的、也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平衡时，就会对健康产生危害。

记忆不是单纯的记录。若想使它们真正“属于自己”，就必须与发生的事情保持距离，并在当下重新拾起旧事。如果没有这样的超然态度，时间维度将会失去意义：“过于完美的记忆，即使出于帮助我们做决定的初衷，也会令人沉溺于过去，导致他们因陷入往事而无法自拔”⁵。

重构和叙述是人类记忆的必备特征，绝不可能被简化为对事物的单纯记录。对此，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寻找失去的时间》（La ricerca del tempo perduto）中有一个精彩的描述，通过观察即平淡无奇又令人感慨万千的雨景，作者表达了潺潺雨水带给他的切身感受。通过逐渐展开的记忆重构，他生动的描述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瓦片屋顶映入雨后有如明镜的池塘，在阳光下激起一片粉红色的涟漪，我以前从未留意这个景象。现在，眼前的水面上和墙面上荡漾着一个恬然的微笑，与天空的微笑交相辉映，我情不自禁地挥舞着卷起的雨伞，高声喊道：‘哦，天哪！’。但与此同时，我又立即感到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朦胧不清的感叹，对自己的感触，我需要更好地理理清楚”⁶。这里，作者以高超的技艺描述了印象与表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但丁所说的材料与艺术之间的争斗⁷，它迫使我们必须经过绞尽脑汁的苦思冥想，才能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重温逝去的经验，发现其中的真实意义。

此外，人的记忆功能还具有选择性和情感性，会对回忆进行塑造和着色，对某些细节予以突出，对其余的则弃置不顾。因此，遗忘是记忆的前提，两者同时是知识不可或缺的兼备条件，与电能的正负极同理。同时，记忆力和注意力也紧密相连：若想聚焦关注某件事物，就需要以其他事物为背景来衬托；看到某件事物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忽略别的事物。博尔赫斯指出，没有遗忘的纯粹记忆有害无益，反而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障碍：“记忆和遗忘息息相关，两者并驾齐驱地组织着我们不断变化的意识节奏[…]。事实上，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遗忘的过滤功能，大量通过感觉通道到达大脑的感知，只有极为有限的一部分得到接受，为视角、相关性、认同感提供先决条件，为记忆奠定基础”⁸。

“大数据”

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曾一度使富内斯和舍雷舍夫斯基痛苦不堪的超强记忆，如今已成为平淡无奇的现实。早在1998年，就有两位美国学者提出制作电子家庭相册的计划：“试想，如果能录存童年时代与好友的对话，或者完整地音频库存子女幼年时成千上万句宝贵的话语，那该有多好”⁹。今天，实现这个愿望已不费吹灰之力：通过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记录或下载一切见闻。

计算机和网上搜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密的工具，图书馆、档案馆、数据库、网络搜索引擎日益强大，既可以避免我们的遗忘，又可以弥补福尔所描述的痛苦。这样一来，那些以往在图书馆里费尽心思也搜索不到的或者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搜寻的引文，现在几乎唾手可得；更不用说在文章中对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加标注，对其余部分一掠而过，以便需要的时候随时信手拈来。包括一些生活中的事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一旦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它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将远远超过我们的记忆。

非凡的数据存储自然也对学习带来了影响，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造成了学者间热衷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对于各种新方式可能对记忆产生的利弊，他们各持己见。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柏拉图早已指出，文字的发明虽使数据得以保存，但同时也削弱了记忆力¹⁰。实际上，我们存档的速度是以丧失记忆为代价，记忆是一个既缓慢又需要不断重复的过程。

心理学家琳达∙亨克尔（Linda Henkel）曾向我们展示，在艺术博物馆中拍摄物品的倾向有损于对艺术品的记忆，就好像人类的记忆力主动让位于数字储存。相反，那些仅仅观察艺术品的人反而能记住更多的细节。拍摄的照片越多，对拍摄物的关注度则越低，对它们的记忆也越弱。如果出于特殊研究目的而留意某些细节，则会起到增强记忆的效果。也就是说，对数字图像有选择性的利用可以避免单纯的数据积累，有助于记忆¹¹。

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有尊严的生活会向我们提出遗忘的诉求。

遗忘的必要

随着网络的发展，存储一切数据的趋势带来了各种新形式的痛苦。比如说，在涉及亡者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也会发生。

有人将档案的永久性保存比作一具不断被挖掘出来的尸骸，使亡者继续令人不安地萦绕于世人之间，造成生与死的混淆，阻碍我们通过遗忘进行哀悼并继续正常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慢慢松动。所有的公墓每天都会有停止对外开放的时间[…]。否则，试想一个在线公墓，不仅提供无间断电话服务，并且以可信的方式使亡者与我们交谈，告知我们他正在看的视频，正在听的音乐，或者他是否喜欢前一天晚上电视台播放的电影，以至于他查收我们的电子邮件，提示我们的预约”¹²。

在涉及悲惨事件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会更加令人不安，使人难以解脱。对此，我们可以引用一些重要的案例。

2014年2月18日，20岁的英国女孩霍莉被未婚夫杀害。当她的父母决定从其（脸书）个人简介中选取一些照片收入数字相册留作纪念时，他们惊恐地发现，里面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女儿和凶手在一起。正如她的父亲对BBC的诉说:“每当看到这些照片，我都会非常恶心[…]，为了观看霍莉的个人简介，其他家人和朋友也必须忍受这些照片，别无选择，这实在令人痛心”。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当事女孩不曾对她的个人资料删除做出任何决定，因此网站管理者无权进行修改。最后，经过一个漫长的法律诉求和一万一千人的签名支持，这些照片终于从个人简介中被删除¹³。

另一个例子是《华盛顿邮报》记者吉尔∙布罗凯尔（Gill Brockell）的遭遇。她在怀孕期间曾点击过孕产广告素材的链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布罗凯尔失去了她腹中的胎儿，但依然不断收到关于新式婴儿车、婴儿奶瓶和尿布的消息，原本的一件喜事于是化为一场没有止境的噩梦。布罗凯尔多次努力删除链接，但都徒劳无获，最后，她决定给Facebook写信，请求他们不要再发送那些广告 ¹⁴。

针对谷歌包罗万象的信息储存，斯特凡诺∙罗多塔（Stefano Rodotà）回顾了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1月25日颁布的被遗忘权，该法律对尊重人类和保障其继续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一个人成为附庸，被交付于数据库、互联网和可以立即获取一切信息的搜索引擎；当他被剥夺自己的权利，无法躲避不期望的目光；或者无力隐退幕后，进入一个比较隐私的区域，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遗忘的权利是管理自身记忆的权利，让每个人有不断塑造自己的自由，培养自己的个性和身份，逃离以无所不在的完美记忆所编织的用来禁锢我们每个人的天罗地网” ¹⁵。

可见，遗忘权是保障个人尊严的一种方式，不仅可以防卫新形式的侵犯性偷窥行为，也是对“记忆专制”的防护。

遗忘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上述例子也表明了遗忘的公共作用，它与隐私的联系，以及对通过网上冲浪获取的个人数据进行删除。它对政治也产生令人深思的影响，2018年的“剑桥分析”丑闻即可证明这一点，当时被揭露的事件是数百万条个人信息被用于影响选民的态度，例如“识别单亲母亲，并利用她们对入室行凶者的恐惧来说服她们支持军火游说团体[…]。竞选活动中最有效的广告之一是题为‘关于克林顿基金会的10个扰人真相’ ¹⁶的互动图片”。

数据是否应该被删除？这个争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性话题，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更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仅以公元前403年色拉西布洛斯将三十个暴君逐出雅典后颁布的法令为例：其宗旨是将无休止的仇杀和个人清算一笔勾销，揭开新的篇章，为城市带来和平。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遗忘的契约”¹⁷。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遗忘。

1598年，亨利四世以类似形式颁布了著名的《南特敕令》，结束了法国的宗教战争。它首先规定，“双方从1585年3月初至加入本王室期间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应全部被遗忘[…]，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一禁令在下一条款中重新得到确认¹⁸。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里不仅对遗忘的内容，甚至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完成都加以明文规定。

这样的例子不可枚举：从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永远的遗忘和宽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讲(“如果我们想把欧洲从无尽的不幸和无可挽回的落日夕阳中拯救出来，就必须首先树立对欧洲大家庭的信念，遗忘过去的罪行和错误”¹⁹)。

在法律和道德领域，记忆-遗忘的两极性也存在着诸多体现，并与和解和宽恕有着直接关联，例如：法律规定关于刑事诉讼时效的限制，超过时限，以大赦的方式完全解除刑事责任，最终以宽恕收场。哲学家保罗∙利科指出，在前两种情况下，遗忘是强制性的（“你必须忘记！”），而宽恕则是一种非强加性的愿望，通过祈愿的形式表达：“可以说，以法律形式要求的遗忘并不等于对罪恶保持沉默，而是怎样摆脱愤怒，心平气和地对它进行叙述。并且，这种措辞将使戒律或命令转变为一种祈愿形式的誓愿”²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赎罪的需要之外，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记忆和遗忘都不相互排除：某些对记忆的刻意删除，可以避免我们以往事为唯一依据对人轻易做出不容更改的定论。再给予一次机会是进行补救不可或缺的因素，有助于避免富内斯式的社会性困境。

记忆的帮助

和解与宽恕的过程可以有效地愈合记忆的伤口，新的数字技术不仅有助于学习和研究，还可以应用到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进行自我叙事身份认同、揭开以往的事实真相。我们已经注意到，想象力和感情对于人类的记忆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方式连同记忆的感情色彩，有时会构成一个不公平的屏障，歪曲往事的真相。

一项对400名30岁以上的人进行的调查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当他们被要求回顾自己的生活并向“年轻的自己”提出建议时，最普遍的反应是对曾经做出或未曾做出的某些选择加以谴责或表示后悔。这种消极态度使他们完全忽略往事中那些可能对当下产生了积极作用的方面，有着明显的自责或自怜倾向²¹。

今天，在扩大记忆的同时，上述多种机会和可能性也有助于我们在更加尊重事件复杂性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的解读，调整诠释性事实，展示更多的可能性，防止宿命论或自责倾向，避免某些草率片面的专业判断可能造成的风险²²。

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公平正义与和解的关键在于内心解读可能掩盖的重要细节，一旦被披露，这些细节将促生大有裨益的疑问，激发我们重审对事物好坏的两极性简单判断。

获取更完整的档案记录不仅可以加深对现象学“存而不论”（epochè）的理解，还能增进积极的记忆——实践感恩的地方。

为记忆而遗忘

和记忆一样，遗忘也是一种具有多重含义的复杂活动。对此，我们在本文中也做出了一些讨论。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识别出至少七种不同的遗忘方式，并将它们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1）认知型（自动、保守和选择性遗忘）；2）逃避现实型（压抑和防御性遗忘）；3）积极型（建设性和治疗性遗忘）。尤其最后一个类型的遗忘，不仅需要通过记忆，还要对其加以净化和强化，使它回归到事物的复杂性，回避笼统的成见，展示新的可能。但这一切都必须归功于记忆：“用一个形象来解释，治疗性遗忘的涵义是：在你翻页之前，你必须先阅读它。好比基督宗教中的告解，回忆是为了忘记，但在神父予以赦免之前，你必须对罪过有所承认和忏悔”²³。

但丁将忘川（Lete河）放在炼狱之巅的地上乐园：在这里，灵魂在承认并忏悔自己的罪过之后，便可遗忘它们，进入天堂的永恒真福（参见《地狱篇》，十四，136-137；《炼狱篇》，二十八，121 ss）。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将唯有美善。与此相反，在地狱里，那些被诅咒的人则不得完成这种记忆的净化，他们将永远铭记自己的罪恶，遗恨万年。

1. J.Foer，《记忆一切的艺术》，米兰，Tea，2013年，第166页。
2. J.L.博尔赫斯,《博闻强识的富内斯》，载于同一作者的《全集》（Tutte le opere），米兰，Mondadori，第一册， 2005年， 714 s。
3. “Solomon Šereševskij”，见维基百科(https://it.wikipedia.org/wiki/SolomonŠereševskij)。
4. E.卡内蒂，La tortura delle mosche，米兰，Adelphi，1993年，第69页。舍雷舍夫斯基有一天对卢里亚坦言： “如果在一段话中，有些细节我碰巧也在其他地方读到过，我会感到特别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会不知如何是从，因为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变得交杂混乱[…]。一个人的表情取决于他的心态和我们相遇的特定境况。人们的面孔在不断变化，不同的表情让我困惑，使我很难记住他们”（引自R.奎安∙基罗加，《博尔赫斯与记忆:人类大脑中的旅程，从富内斯到Jennifer Aniston的神经元，特利腾，Erikson，2018年，50s)。
5. V.Mayer-Schönberger，《删除:数字时代的遗忘权》（Delete. Il diritto all’oblio nell’era digitale），米兰，Egea，2016，第10页。
6. 马塞尔·普鲁斯特《寻找失去的时间》。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米兰，蒙达多利，2004年，第189页。
7. “确然如此，艺术的形式/往往不能符合艺术的意向/因为那迟钝的材料不得心应手”（《天堂篇》，一，127-129）。
8. A.Assmann，《遗忘的七种方式》（Sette modi di dimenticare），博洛尼亚，il Mulino，2019年，第15页；第62页。
9. G. Bell – J. Gemmell，《全面回忆：改变未来的个人大数据》（Total Recall. Memoria totale. Ricordare tutto? Inquietante, ma reale）。米兰，Rizzoli，2012年，第20页。
10. 参阅:柏拉图《菲德鲁斯》，274-278。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述，见G.Cucci，《互联网与文化:新的机遇和新的陷阱》（Internet e cultura. Nuove opportunità e nuove insidie），米兰，Àncora-公教文明，2016年。
11. 参阅L. A. Henkel，《随时拍摄式记忆对参观博物馆的影响》（Point-and-ShootMemories: The Influence of TakingPhotos on Memory for a Museum Tour），载于《心理学》第25期 (2014/2) 第396-402页。
12. G.Ziccardi，《亡者的数据库:社交网络时代的记忆、哀悼、永恒和遗忘》（Memoria, lutto, eternità e oblio nell’era dei social network），米兰，Utet，2017年，第203页；参阅G.Cucci, 《死亡与数据》（Morte e digitale），载于《公教文明》，2020年II第543-553页。
13. 参阅：J.Commons，《Facebook拒绝删除HollieGazzard与其凶手的合影》（How FacebookRefused To Take Down Pictures Of MurderedHollieGazzard With Her Killer），载于《红秀》
(https://graziadaily.co.uk/lifereal∙life/facebook∙refuses∙take∙pictures∙murdered∙hollie∙gazzard∙killer)，13 febbraio 2019。
14. “尊敬的科技公司：我知道你有我怀孕的消息。是我的错，我无法抗拒那些Instagram的标签，也曾在Facebook上点击了一两次孕妇装广告[…]。我敢打赌，亚马逊网站甚至向你吐露了我的预产期是1月24日，
因为当我做Prime会员登记的时候[…]。但你没看到我发的帖子里有‘心碎’、‘问题’、‘死胎’等关键词，以及我的朋友们发出的两百个泪滴表情符号吗？当千千万万心碎的人点击‘我不想看这个广告’的时候，科技公司，你知道你的算法是怎么决定的吗？它决定你已分娩。Experian推出的监测服务最为令人汗颜：它在一封垃圾邮件中鼓励我‘完成登录你的宝贝’，为他提供终身信用监测。求你了，科技公司，我求你了：如果你的算法足够聪明，能算出我怀孕了，或者我生了孩子，那么它们也应该足够聪明，意识到我的孩子死了，可以停止给我发广告了”（G.Brockell，《亲爱的科技公司，我不想在我的孩子死后看到孕产广告》，载于《华盛顿邮报》2018年12月12日）。
15. S. Rodotà, 《享受各种权利的权利》（Il diritto di avere diritti）, 罗马 ∙巴里，Laterza, 2012年，405 s。为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可参阅：U.Ambrosoli-M.Sideri，《记忆所必需的遗忘权：互联社会伦理》（Diritto all’oblio, dovere della memoria.L’etica nella società interconnessa），米兰，Bompiani，2017年。
16. H.Fry，《你好，世界：机器时代的人类》（Hello World. Essere umani nell’era delle macchine），都灵，Bollati Boringhieri，2019年，第47页。参阅B.Kaiser，《数据专政》（La dictatura dei dati)，米兰，HarperCollins，2019年；Sh.Zuboff，《资本主义的监视：新生权利时代以及人类的未来》（Il capitalismo della sorveglianza.Il futuro dell’umanità nell’era dei nuovi poteri），罗马，Luiss，2019年; N. Tirino, 《剑桥分析：秘密权力、共识的管理和宣传的终结》（Cambridge Analytica. Il potere segreto, la gestione del consenso e la fine della propaganda），莱切，Libellula，2019年。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被用于唐纳德∙特朗普和特德∙克鲁兹的选举活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选举。
17. “任何人都不得为过去的触犯行为进行报复”（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39，6）。
18. “我们禁止本国所有臣民在任何状态或条件下重新回忆这些事实，或因所发生的事件相互攻击、怨恨、侮辱、挑衅和指责[…]，我们忠告每个人以兄弟、朋友和同胞相待，和平相处”。(www.athenapiattaforma.it/7∙leuropa∙dellintolleranza)。
19. W.丘吉尔(编)，《和平的纽带：战后讲话》（The Sinews of Peace. Post-War Speeches），伦敦，Cassell，1948年，第200页。
20. P. Ricœur, 《记忆，历史，遗忘》（La memoria, la storia, l’oblio），米兰，Raffaello Cortina，2003年, 第646页。参阅G.Cucci,，《宽恕》（P come perdono），亚西西 (Pg)，Cittadella，2011年。
21. 参阅：R.M.Kowalski-A.McCord，《早知如此：给年轻的自己的建议》（If I knew then what I know now: Advice to my younger self），载于《社会心理学杂志》91(2020/1)第1-20页。
22. 参阅G. Cucci, 《迈向数字人文主义》，载于《公教文明》2020 I 第27-40页。
23. A.Assmann, 《遗忘的七种方式》（Sette modi di dimenticare），引第98页；参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