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的神话：叙事的危机和危机的叙述

碎片化的困窘

在1979年出版的名著《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çois Lyotard）阐释的基本论点是：宏大叙事已经告终，这似乎是被称为“后现代”的当代所具有的一个代表性特征。利奥塔尔在书中表明，所谓“现代”，一个以总体叙事和伟大的乌托邦梦想（包括最近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特征，能够为社会群体提供整体性历史认同的时代，从文化角度上来说已经崩溃¹。随之而来的是由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命名的流动时代：“始于中国长城和哈德良长城并以柏林墙为结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这个全球性的世界空间里，已经不可能再筑起一条让人感到安然无恙的疆界。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未来，这一点都已注定会永不变更” ²。

但是，叙事并未从此销声匿迹，而只是被去神圣化了（毕竟，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也是一种默西亚主义，即转指“迫切期待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主义”），它们已无力继续对一切史实的绝对性冠以任何诠释。正如最近一篇专题讨论文章的标题，所谓的“淡化的神话”取代了以往的叙事。

永不淡化的神话具有一个神圣的层面，虽无染于常情但却具有澄清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功能。它们并非发生在一个既定时间（而是神话时代），而且主人翁往往能力超凡，善恶分明：他们有的是楷模典范，有的需小心加以提防（比如英雄、神、天使或恶魔等等），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清晰的价值代码对他们加以区分。

淡化的神话则不同，它们已然与神圣和永恒无关，以普通生活为背景，不表达任何特定价值，只是对事件的描述，其中的人物也与常人大致相同³。之所以也被称为“神话”，是因为它们涉及人生的根本问题：宇宙以及其中的各种文明（“科幻”）、魔幻领域（幻想）、无视死亡的神圣性（关于僵尸和吸血鬼的各种叙述）、暴力（有关犯罪的电视连续剧）、流行病和环境灾难等。

这些叙事的共同点是以世界末日为基调提出一些重大危机，面对无人能力挽狂澜的情况，它们通常臆测大难将临，并且整个人类文明都将在劫难逃。如今，这个流派已风蜚当代，广泛流传于编辑、电影、音乐、电子游戏领域，尤其在社交网络层面上更是深受欢迎⁴。特别是在近几个月，随着势不可挡的大流行病肆虐全球，大量的有关思考和种种猜测主导了各个新闻专栏。

这种淡化的叙事模式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尤金·萨克尔（Eugene Thacker）在2011年发表的《在这个星球的灰烬中》是一篇世界末日类型的文章，是他对哲学的恐怖（反笛卡尔和反康德）进行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一篇。在他文中展示的世界中，由于环境灾难、日益蔓延的流行病和以无限利润为目标的自取灭亡式政策所产生的剥削等原因，人类已荡然无存。但实际证明，这个世界不仅对人类的消亡无动于衷，反倒由于这个真正仇敌的消失而欢天喜地⁵。

我们自问为什么在推出的作品中，某些类型（例如，《星球大战》，《哈利波特》，以及关于僵尸、吸血鬼和流行病的电影和电视剧）比其他类型更受欢迎。尽管鲍曼注意到碎片化的性质以及经常重复和漫无边际的情节，但即使在匮乏强度的情况下，一些叙事也会以某种方式成为“经典”，不但拥有大量观众，而且能够历久不衰。显然，这些作品能够以一种出色的方式成功地表达当今人们对生活基本主题的心态，尤其是对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不可阻挡的恐惧。同时，它们还保留了神话所特有的神秘和谜团的光环。

淡化的实际意义

向淡化的转变也同样存在于社会和政治层面。史诗和英雄叙事是历代传统中的一个不变特征。即使今天，无论是在重大民事庆典中，还是在街道、广场、车站（例如加里波第、加富尔、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名称中，我们的生活中仍然继续展示着他们的存在。归根结底，“国”字本身可溯源于“开端”的含义：“地缘政治与神话紧密相连，神话与礼仪密不可分。每一个争权夺利的团体都需要一个历史的根基[…]。神话和礼仪是压缩时间的手段，利用过去不但可以使今天得到合法化，并且可以进一步规划明天”⁶。因此，这些叙述也可能成为实行操纵的手段：往日的当政者一度以尊奉神圣使命来诠释和宣明自己的绝对权力。不难发现，20世纪的大多数独裁者，为了对其专政寻求辩护，除了将自己冠以神话的光环，也都曾不遗余力地利用文学和艺术形式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进行有组织的叙事活动，在酿成祸端的同时为独裁者提供有效服务⁷。

然而，按照利奥塔尔的解读，这些宏大的叙事如今似乎已从大众的想象中消失：除非是在一些仍然盛行个人崇拜的独裁政权中，国家元首已经很少把自己描画为承担历史重任的英雄。在大多数情况下，目前的领导者普遍愈加“淡化”，他们的叙事也变成了现在所说的“讲故事”（storytelling）。这个无所不容的新名词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覆盖从经济到医学，从法律到政治的各个领域⁸。

政坛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些选举活动中的叙事体裁，这不仅与几十年前迥然不同，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取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叙事具有显著的实用性，在国家甚至世界舞台上，它能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起到捍卫作用：“从荷马到托尔斯泰，从索福克勒斯到莎士比亚，那些标记着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讲述着具有普世性的神话，传递着前人的古训，是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库存。但讲故事却有着与此截然不同的途径：它将人为的故事附着于现实[…]。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以往经验的叙述，而是旨在绘制未来的行为，定向情感的流动，调节它们的循环”⁹。

这些故事努力迎合选民的需求和情绪，并以此获得他们的认同。这些淡化叙事的主人公以常人的通性来标榜自己，并告诉人们：“我和你们一样”。吉米·卡特在入主白宫时，回忆了自己的卑微出身，这也成了他自传的标题（《我5岁时就在卖花生》）；乔治·布什曾将自己摆脱酒瘾作为竞选主题之一；尼古拉·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时也采用了类似方式迎合听众的情绪，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和不公，试图成为他们的代言人¹⁰。

近年来，这种叙事转折很快成为一种风霏全球的政治风格，受到主要领导人的普遍青睐，用来“上演民主”，而不是行使民主¹¹。

网络是一个可以根据选民口味调整叙事的巨大信息库。为了实现这种和谐同步，一些人不惜侵犯公民的隐私，利用各种可能来源攫取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个人信息。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显示，这种途径的使用（至少）涉及到唐纳德·特朗普和特德·克鲁兹的选举活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2018年的墨西哥选举。

叙事也是最常见的庇护手段，每当某些令人质疑的决择对一个国家、一个大陆（如英国脱欧）甚至整个世界（如对伊拉克的战争）带来重大影响，即使言不符实的叙事也会使那些策划者免受惩罚。他们采用的是所谓“舍赫拉扎德策略”：如同《一千零一夜》中被处决的神话英雄，通过讲述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感人故事，不仅可以得到赦免，而且赢得了信任和赞扬。

淡化的领导者

这种降低标准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使领导者严重的道德或公民失范得到更大的容忍。从这个意义上说，淡化的神话是一种“治疗文化”的表现，它倾向于突显自己的病痛(例如，强调自己童年时遭受的痛苦和虐待)，以此作为亲近对方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用来操纵公民认同的手段，为严重的不一致和遗漏进行辩护：“1998年因性丑闻而辞职的工党议员罗恩·戴维斯（Ron Davies）于1999年6月公开宣布，为了摆脱自己的‘阴暗面’，他已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他把自己的情况归因于‘忧虑不安、充满暴力、情绪异常的童年’[…]。克林顿和戈尔都曾公开谈论他们的婚姻困难及吸毒问题[…]。希拉里·克林顿在谈到自己的丈夫时，提到了‘精神上的伤害’，在莱文斯基事件中，她透露了比尔在童年时期曾经遭受的虐待：‘他当时很小，只有4岁，虐待在他心中打下的烙印使他至今无法面对”¹²。

通过这种方式，领导人即使在触犯他本人制定的法规的情况下，也能轻易逃避公众指责。以近期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为例，在冠状病毒盛行期间，他违反政府制定的封闭规则，与家人一起搬到了自己的度假屋。这种行为对他没有造成任何刑事后果，这对普通公民来说只能可望而不可及。

但这样一来，讲故事不仅降低了领导人的理想标准，也同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公信力，使选民已有的严重不满、弃权和对制度的怀疑雪上加霜，极大地威胁着民主政府的特性。正如琼·迪迪翁（Joan Didion）所指出的，如果将政治作为小说来对待，那么，未解决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违背承诺将日益严重，迫使我们面对现实与虚构之间无法避免的差异：“无止境的编织将最终造成现实的崩溃，沦为无法重新体现自我的碎片，不断加深统治阶级和民众之间无法逾越的深渊”¹³。这个形象的描述充分表达了对灾难性前景的担忧。

不容忽视的警告

淡化的叙事模式也是一种最常见的娱乐表现形式，一个解读当代社会的有效工具，它们重申思考终极问题的必要性，高度体现集体想象中的一些深刻变化和对未来的无限忧虑，宣泄着一种对不归点的担忧。对此，淡化叙事的成功和受欢迎程度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些叙事组成的大合唱向我们发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警告：如果不抓紧时间重新审视共同生存的条件，人类将会面临一场全球性灾难。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包括：不顾一切手段谋取利润导致的危险极大地扩大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后果(叛乱、移民、环境灾难)；丧失人类尊严和超越性维度的虚无主义人生观(因而也是死亡观）；在伦理道德和政治层面，楷模形象的匮乏明显揭示着这一领域对虚无主义的某种默许和纵容 ¹⁴。

识别危险虽然重要，但不能就此止步。如果说，正如有人所言，“叙述是时间的守护者”，“是连接生活历程与宇宙的桥梁”，那么，淡化的神话则对此只能叹而观止：它们虽然发现了种种生命存在的裂痕，但却无法架接桥梁，无力提出防范灾难的保护模式 ¹⁵。但他们毕竟发出了一种呼吁，尤其是面向年轻一代。

翁贝托·加林伯蒂（Umberto Galimberti）指出，当今的很多年轻人处于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病态现状之中，原因是他们不曾拥有任何有助于解读生活问题的叙事，无法读懂自己的内心世界，并由此产生一种对能够付诸文字的生命意义的神往：“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去强化，那么不容忽视的是，推动这种去强化的力量往往正是一种对更大强度的要求，期望新的信息环境能够为教派和新旧信仰及礼仪提供理想的栖息地，并创造比以往更为开放的想象空间，在不同程度上为个人和群体提供一个落脚点” ¹⁶。

在以上展现的问题中，有一种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对人生意义的诉求。无独生偶，这种“高强度”永恒叙事的诉求也正是教宗方济各通谕《愿祢受赞颂》（LS）中的主线之一。这部关于呵护共同家园的文告，在历时五年之后，仍显示着它巨大的现实意义。教宗在文告中回顾，生态灾难和全球危机只有在共同协作和更新思想的情况下才能找到解决办法。他提出的一些决定性问题同时也是关于叙事的基本问题：“我们想给子孙和正在成长的孩子一个怎样的世界？此问题不只涉及环境，也不能一点点局部地处理。当我们问自己想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时，首要要想到整体的大方向、意义和价值。除非我们愿意花气力处理这些更深入的议题，否则我不认为我们对生态的关注能带来多大成果。我们若敢于面对这些议题，势必提出反问自己的尖锐问题：我们生存于世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此世上？我们工作和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地球需要我们为它做些什么？[…]此问题对我们有极大的影响，因为这与我们旅居在世的终极意义有关”（LS 160）。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终极问题，在此突显出它们的重大意义。

淡化的神话远远没有抹杀“高强度”叙事的必要性，相反，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的鲜明对照恰恰形成了对这种需求的强烈呼吁。淡化的神话不仅体现着对救赎的期望，对保持生活热情的渴求，更突出了一个不容推卸的义务：我们必须继续价值观遗产的传承，帮助后代解答人生基本问题。

1. “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抛弃了对元叙事的信任[…]。大叙事的诉求于是被排除于外 […]；‘小叙事’遂之成为想象力创造的典型形式，尤其是在科学领域最为突出”（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Rapporto sul sapere，米兰，Feltrinelli，1981年，第6页；第110页）。
2. Z.Bauman，《被围困的社会》（La società sotto assedio），Bari，Laterza， 2003年， XIX。
3. 参见P.Ortoleva《淡化的神话：故事，媒体，日常生活》（Miti a bassa intensità. Racconti, media, vita quotidiana)，都灵，Einaudi，2019年，XV。
4. 参见同上，33s.有关这些叙事对与死亡和亡者的关系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参见G．Cucci，《死亡与数据》，载于《公教文明》，2020年II第543-553页。
5. 参见E.Thacker，《在这个星球的灰烬中》（Tra le ceneri di questo pianeta），罗马，Produzioni Nero，2019年；A．Weisman，《没有我们的世界》（Il mondo senza di noi），Torino，Einaudi，2017年；E.Kolbert，《第六次大灭绝》（La sesta estinzione），米兰，Beat，2016年（美国2015年普利策奖）。在意大利，以Thacker的作品为基础而摄制的HBO电视系列片《真探》使哲学的恐怖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ThomasLigotti，《反人类阴谋》（La conspirarazione contro la razza umana），米兰，il Saggiatore，2016年；《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复活》（La tormentante resurrezione di Victor Frankenstein），同上，2018年。
6. 《条条神话通罗马》，载于《Limes》，第2期，2020年，第7页。
7. 可参阅D. Kalder，《独裁者文学：从专制者的写作读懂历史》(Dictator Literature. A History of Despots Through their Writings)，London，Oneworld， 2019年。
8. “管理者要讲故事激励职工，医生要学习如何倾听患者的故事，记者要写叙事性新闻，心理学家也使用叙事疗法[…]。不管走进哪一家书店，一目了然地就可以看到如此众多的讲故事的书籍，这项艺术取得的成功着实令人诧异：它是通往灵性的道路，是获取奖学金的途径，是消解冲突的方式，甚至可以成为减肥计划”（F.Polletta，It Was Like a Fever：Storytelling in Protest and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Chicago Press，2006，第1页）。
9. Ch.Salmon，《讲故事：制造故事的工厂》（Storytelling. La fabbrica delle storie），Roma，Fazi，2008年，第13页。
10. 以2007年1月14日萨科齐在凡尔赛宫发表的 讲话为例：“我的改变是因为生活的考验改变了我[…]。面对一个被活活烧死的女孩和她父母的绝望，一个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忽视受害者是社会的不公，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使我深感不安，我必须为他们代言”。
11. 参见S.Ventura，《领导人和他们的故事：叙事、政治传播和民主危机》(I leader e le loro storie. Narrazione， comunicazione politica e crisi della democrazia），博洛尼亚，il Mulino，2019年。
12. F. Furedi，《新的从众主义：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学过剩》（Il nuovo conformismo. Troppa psicologia nella vita quotidiana），米兰，Feltrinelli，2005年，76；参见G.Cucci，《西方社会-治疗社会中的治疗文化》（La cultura therapeutica nelle società terapeutica nelle società Occidentali)，载于《公教文明》，2013II第23-36页。
13. M. Marzano，《政治的幕后》（Dietro la politica，载于la Repubblica），2020年5月30日; 见 J. Didion，《政治的伪装》（Finzioni politiche），米兰， il Saggiatore， 2020年。
14. 正如Mario Iannaccone对犯罪题材电视连续剧的评论，”警察的世界观[…]与宗教崇拜领袖的世界观并无太大差异。当他在尼采‘永恒回归’的思想基础上阐述他的哲学时，我们便可明白。事实证明，好人和坏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即使他不做人祭之类的事情”（M.Iannaccone，Meglio regnare all’inferno. Perché i serial killer popolano il cinema， la letteratura e la televisione，都灵，Lindau，2017年，第447页）。
15. 参见P. Ricœur，《时间与叙事 3》（Tempo e racconto 3），米兰，Jaca Book， 1988年， 369; P. Ortoleva，《淡化的神话……》（Miti a bassa intensità…），引XI; G. Cucci，《人生的叙事维度》(La dimensione narrativa della vita)，载于《公教文明》，2010年III第358-366页。
16. P. Ortoleva，《淡化的神话……》，引，第309页；参见U. Galimberti，《不速之客：尼采主义和年轻一代》（L’ospite inquietante. Il nichilismo e i giovani），米兰，Feltrinelli，2012年，第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