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共享伦理研究

经由卡洛·卡萨隆尼（Carlo Casalone S.I.）
2021年2月22日

“实际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再次进行一种自由公正的选举？照原来的形式，我认为不可行。所以，我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这真的是您想要的吗？这是您希望历史提醒您的方式吗？作为一个正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威权主义式的女仆？”¹。英国报纸《卫报》的记者卡罗尔·卡德瓦拉德（Carole Cadwalladr）在著名的“TED演讲”中，向“硅谷之神”提出了这些问题。它们已引起了近四百万的关注。

有争议的故事，是广告公司剑桥分析的业务。该公司使用从数百万个Facebook账户资料中提取的数据，并为2017年美国总统大选和2018年英国退欧公投提供了先决条件。即使它没有主动地来抓取，《卫报》和《纽约时报》也开始指责社交网络，是它们使数据收集成为可能 —— 而且，它们刻意少报并隐瞒了这些数据。同时，Facebook指责剑桥分析非法地窃取了信息。这个故事使网络中收集大数据中的隐藏力量脱颖而出：通过使用适当的算法对大数据进行处理，人们可以制定出个人决策，并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

举一个更接近我们时代的例子，考虑一下在中国和韩国使用的应用程序。通过地理定位，这些应用程序可以追踪使用者的路径和会面方式 ²。一方面，这类定位软件的引进是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实施，拥有空前准确性和毛细作用的社会监视将变得合法化。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有利于社会接受新技术的局面，并存在以生物政治逻辑对身体进行控制的风险 —— 这是一个隐藏式的过程 ³。

这些对自由操纵事实的强调，阻碍了我们对新数字技术进行任何天真解释的方式——就好像它们自然而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或它们至少是中立的。更不用说，所谈到这些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实际上，新技术并不是以孤立的、局部的方式发展，而是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把它们定义为“新兴和融合”的原因 ⁴。它们以缩写NBIC分组，包括以“纳米”量级对物质进行的系统研究 ⁵、生物学（包括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一方面，如果计算机和算法有可能使我们对人类遗产进行精心设计，则将有可能设计出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干预措施；另一方面，对计算系统的研究则受到了神经科学的启发：让我们想到“神经网络” ，或机器学习的思维，以及用生物模型（例如DNA）来存储数据。

教宗方济各在宗座生命学院（PAV）25周年纪念之际寄出的信件《人类团体》(Humana communitas)强调了这种转变的深度 ⁶。在同一封信中，他敦促宗座生命学院更加有组织地研究这个问题。学院最近的两次年度会议都致力于这一方向的探讨，其中分别讨论了机器人学 ⁷和人工智能（AI）的主题 ⁸。

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圣父在上次会议向与会者发表的演讲，并重点介绍一些要点 ⁹。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研究标志着会议结束的重要公共时刻：介绍数字世界道德规范的文件。该文件由国际和教会的公司和机构等主要代表签名。

数字世界和时代变化

«“数字星系”，尤其是所谓“人工智能”，是我们正经历的时代变革的核心。实际上，数字创新会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个人和社会。它影响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影响了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从一开始，教宗方济各就避免以过于简略的方式来天真地解读新技术。实际上，仅仅依靠更快，更有效地执行单任务的能力来赞扬它们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让我们考虑一下不断增长的计算能力和一些诊断精度。它们在某些地方甚至比医生更准确，并能更早做出预防措施。

的确如此。由于它们在生活几乎所有领域中存在的普遍性和扩散性，它们的出现不仅仅局限于某些单独的方面，而是已经成为当下无法被忽视的力量，并与我们的日常世界融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增强认知和操作功能，它们还能够确定精神和关系习惯中控制和定向的真正形式。

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变化。新技术“模糊了迄今被认为可以明显区分的边界：无机和有机物质之间，真实与虚拟之间，稳定的身份与事件之间的连续关系”（DP）。伪像正变得越来越难以与自然现实区分开（想想生物工程学，或生物组织与电子元件的混合），并且越来越强调（变量与网络之间的）关系，而非事物的孤立存在 ¹⁰。

人类对自己的理解，也强调了关系和信息的中心性：生物体在信息的基础上运行，并与其他类似的生物体相连，并沉浸在与其他信息媒介（自然和人工信息媒介）共享的环境中。这就是术语“信息层”所指示的内容 ¹¹。当我们沉浸于那种现实中时，联系会不断增加，这个问题甚至使“在线”或“离线”不再有意义。如果说，我们是“在生命之中”（onlife），则将会更准确 —— 一些思想家用这个新词来表达生命与数字宇宙之间不可分割的交织 ¹² 。同时，交互作用不仅发生在人与设备之间，它也甚至发生在设备自身之间。更有甚者，即使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这种情形都在逐渐加深，就像所谓的“物联网”一样。

个人影响和社会影响

这样，我们的知识领域和想象力发生了变化。它本身充满了新表现形式，并让每个参与者都深入到身体核心里最亲密的构造。这改变了我们体验时空的方式：距离缩小了，远处的物体和新事物触手可及；运行加速了，我们能够快速获得所需的东西。随着距离的减小，对极限的感知、对差异的感知趋于消失。 ¹³我们对地理的理解将发生变化，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土地与其他地域相连。我们对历史的阐述将发生转变，因为我们积累的大数据不再是数百年来生存的结果，而是数字化的结果。人的记忆，本来是一种在记忆和遗忘之间不断来回的过程；而机器，则会将我们存储的所有内容都保留在那里，除非数据被抹去。忘记或抹去：它们是阐述过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它们对我们是谁，以及建立集体记忆的定义会施加巨大的影响 ¹⁴。因此，有必要问问自己如何去构想时间、空间和意识 ¹⁵。

从个人的角度转到社会经济层面，对于“消费者”服从于少数私人主体利益这个话题，则更需仔细地考虑其风险。毫无疑问，大多数网络犯罪者在网上留下的数字痕迹被累积，并存储在庞大的数据银行中。数据经过算法的审查，不仅可以了解、预测被分析者的行为感受，还可以操纵他们的决策和行为 —— 正如我们剑桥分析 ¹⁶案例中所见到的那样。数据作为“新石油”的形象并不能传达这种想法，即使它清楚地表明：在行为预测市场上，出售它们将能获得的巨大利润。它们“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微软现任总裁表示 ¹⁷。

“这种不对称，使小部分人了解我们的全部，而我们对他们却一无所知。这就导致批判性思维的遣散，以及有意识地开始行使自由。随后，不平等现象将加剧到一种过剩的状态，知识和财富会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这种现象对民主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扭曲 —— 是它们掩盖了新技术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在鼓励分享和参与人类大家庭所拥有、所必须获得的商品方面。

生命的概念

在需要重新考虑的观念中，教宗方济各提出了两种。它们对于宗座生命学院而言尤其重要。首先是“人类生命”。我们不仅面临着干预有机体的新可能性，而且面临着解释它们的新方式。通过使用更为复杂的工具来探索生物性过程，并精确到更为细微的数量级时，空前的重新配置就出现了。例如“扩展思维”的概念，以及宿主微生物在动物的遗传表达和环境选择中公认的作用表明，识别生物实体的边界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清晰得多 ¹⁸。

为了重新思考当代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概念，有必要在实验经验科学和人文知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不可还原的传记性质”阐明人类生命的“构成生物学方面”。为了简化功能性能的意识形态计算，正在经历的生活和过去的生活之间的相关性和整合性无法被消除（DP）。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为这些意义进行深入提供各类锚点的研究，是各类科学家和思想家对世代的关注 ¹⁹。在理解生命和体质方面，这个主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 从妊娠之时起，它就在母子之间建立的关系中得到了自然的延伸。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发展这种观点，但必须对此予以满足。的确，我们只能提及认知科学中的神经现象学方法。这也是生理学研究与生活经验之间趋于一致的地方 ²⁰。

人的责任和行动者的多样性

在描述转变所促使的反思中，关键角色是“个人行为”的概念。实际上，在一方面，对于配备操作能力的机器，我们必要区分人类行动的质量；另一方面，有必要考虑多种相互作用，在这些相互作用中，要对商业成品进行道德判断。越来越多的责任（包括个人责任和共同责任）要对新现象有更准确的了解 —— 即使我们拥有的词典似乎不足以说明不同的操作类型。或者，可以尝试使用“分布式行动形式”，“广泛责任”或“多主体系统”之类的术语进行近似计算 ²¹。教宗方济各用简明的句子强调了这一点：“个人行为发现，自己正处于正确的人类贡献与自动计算之间的交汇点。因此，了解对象、预测对象的作用，以及定义其职责变得越来越复杂。”（DP）。

道德行动表达了有意识和自由责任中阐述的决定。人类被赋予了良知和自由意志，并能够按照互惠逻辑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对方视为具有良知和自由等性质。尽管机器可以与其他实体进行交互，但是人类具有质疑机器做出决策标准和原则的独特特征。因此，人类具有了批判性反思和符合伦理道德决策过程的能力。再者，道德行为的故意性只能严格地归因于人类。然而，这并不排除机器的行为也可以根据其达到（或忽略）的值进行评估。

类似地，由于潜在认知和情感的过程，道德意义上的“自治”甚至也只能归因于人类 ²²。实际上，这意味着对自我的意识和知识，并使得基于理性和价值观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成为可能 ²³。因此，在使用该术语来指代机器时，我们必须要谨慎：通常，由于并不清楚它的含义是否相似，我们似乎忘了机器是在计算而不是思考，正在做出选择而不是决策。

对于关注复杂性的“跨学科”伦理

因此，教宗方济各坚持有必要发展一种反思 ²⁴：这种反思不仅仅满足于并置科学和人文知识的结果，而是实现真正的跨学科阐述。综上所述，借助系统的方法，我们可以增强当代科学对我们的贡献。这种观点尤其重视关系这个话题，并强调了它的三个层次。

首先，它关系到了组成各个系统的元素集合。这已经达到了新特质出现的水准。在以前，它无法从单个组件在孤立状态下所拥有的属性而推导出来 —— 想一想属于人体不同系统的各个器官间的协同作用。其次，关系到它在不同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层面上。因此，我们不可能独立于它们的相互影响而考虑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示例中，每种设备都与其他设备、或整个有机体存在相互作用：想一想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的影响，或为使大脑执行其认知功能，身体在整体上所起的作用。最后，它与认识的主体存在关联，这也一并界定了该考虑的系统范围。每个系统始终依赖于这种认知选择。也就是说，这是为何选择将肺血管归因于心脏循环系统或呼吸系统的结果。

在伦理学领域，系统方法的提出并不像一种特定的、或原始的方法，而是受到一种概念工具的启发而产生的。该概念工具已被证明对各种科学学科富有成果，并表明了对辨别的需要。这种辨别考虑到了人类的复杂性，以及当今世界中自然因素和人工制品的“超链接”性。可以认为，它是该原理的一种特定偏斜。根据该原理，由其划分为多个部分而组成的整体，无论如何都优于它们 ²⁵。

对于新技术，随之而来的任务是确定一个监控模型。在该模型中，不同的学科和技能会促进对道德的思考 —— 其中考虑了处理技术设备的整个过程：研究、设计、生产、分配、使用个人和集体。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检查生产周期中每个时刻的可预见影响，并验证它们对人与机器建立关系的影响。

因此，在整个技术设备的开发过程中，可以确定特定的责任领域，各大公司也应参与其中，并被要求参与共享化的处理事项。«在共同追求这些目标时，教会的社会训导原则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人的尊严、正义、辅助和团结。他们表示，将会致力于不歧视、不排斥每个个体的整体利益。但是，为了要使这一承诺真正具有说服力，技术世界的复杂性需要更加明确的道德规范。我们开始看到一门新学科，它涉及“算法的伦理发展”，或更简单的“算法” ²⁶。

因此，仅关注终端用户对正确使用数字系统的责任和教育是不够的。仅仅依靠那些研究和设计算法的人群的道德敏感性是不够的。取而代之的是，中级社会团体在该过程的全部阶段里，必须努力确保一种代表用户的道德敏感性。在这一事例中，“无国界工程师”（“无国界医生”的姊妹团体）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示例。它提出了一项宣言，以便工程师在这一领域发挥战略作用的同时，也在其工作的社会层面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它也同时建议将学科整合到大学课程中，引入不同的观点，并帮助理解技术制品在社会关系和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含义 ²⁷。

“呼吁”的含义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者专门针对人工智能伦理罗马呼吁 ²⁸作出了公开演示。该文本是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一组专家所撰写的。行动的目的，是聚集力量以面对我们世界正在经历的深刻形态变化，支持以道德的方式对待人工智能，并促进组织、政府和机构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些变化对我们作为人类，以及整体社会的人类生活质量提出了质疑。只有不同参与者的广泛合作，才能尝试创造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数字创新和技术发展将服务于人类的创造力和天才，而不是逐步取代人类。

最好关注本文档的文学体裁 —— 它既不是联合声明，也不是协议，也不是条约。除了参与这个主题的互动，“呼吁”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生命。合作伙伴认识到了个人在开展活动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并承诺会以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困难。因此，该文本不是任何人的财产，而属于那些所有致力于该文本的人群。没有一个个体对他人行使控制权，或负责执行其内容，但每个个体都构成多面体的多个面，在所有层面上都处于同一水平。

还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并非每个人都已经对此次呼吁上提出的建议达成一致，但是公开签署的人都承担起工作责任，以便在具体活动中有效地实施这些建议 —— 即使这是“支付费用”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认识到，并承担起责任的呼吁。这种责任来自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选择范围和危险。根据梵二大公会议的教导（《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第三号），教会传统的贡献、以及在共同寻找真正人类过程中的经验，可以促进当今世界的更大正义。

主要力量

起草该案文需要相互倾听，并确定共同的参考文献，同时还要寻求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共享的语言。无论在内容上，或是作为可能在中级层次上融合的例子，人类的权益都是有益的。实际上，尽管它们并非独立于人类学层面上的预设，但它们仍允许找到可以融合不同文化和宗教世界观的世界。并且，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没有制定过于详尽和特别的法律规范 ²⁹。

该文档沿三个主要方面发展。第一个是伦理学，它回顾了《世界人权宣言》背后的基本价值观框架。它申明：需要为每个在伦理上有效的技术发展建立一个框架。它特别强调包容性，同时关注全人类和个人的利益、尊重和维护地球 —— “我们共同的家园”。

第二，它强调了教育对青年一代的重要性。这将以新技术资源的可利用性为标志，以避免不平等的获取。鉴于变革的速度，还需要进行终身教育，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可能滞后的人群。教育还必须包括对良心和动机的关注。即使以个人利益为代价，这些良心和动机让它能够为社区的利益做出承诺。

最后一条准则是法律。在其中，有必要将阐明的原则转化为有效的法规，并通过符合道德的“设计”方法使之具有敏锐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伴随了技术生产周期的各个步骤 ³⁰。

从前提到原则

为了实现制定的目标，并就人工智能领域中的道德操守提供更精确的指示，一些原则已成为重点：1）透明度：通常意义上，人工智能系统必须是可解释的；2）包容：必须考虑到所有人的需求，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并为所有人提供表达和发展自己的最佳条件；3）责任：设计和实施这些技术的人员必须承担责任和保持透明；4）公正：避免造成偏见或以偏见行事，从而维护人的平等和尊严；5）可靠性：人工智能系统必须能够可靠运行；6）安全性和“隐私性” ：人工智能系统必须以保护用户和隐私的方式运行。

这些原则是积极创新的基本要素。有趣的是，它们与欧盟各个机构起草的文件相吻合：它们也可以与美国的大公司共享，这同时赞扬了它们在诸多情况下的有效性 ³¹。

活动以宗座生命学院院长文森佐·帕格里蒙席（Msgr. Vincenzo Paglia）、微软总裁布拉德福德·李·史密斯（Bradford Lee Smith）、IBM执行副总裁约翰·凯利三世（John Kelly III）、联合国粮农组织屈冬玉总干事和意大利政府技术创新和数字化部长保拉·皮萨诺（Paola Pisano）签署文件而结束。欧洲议会主席戴维·萨索里（David Sassoli）也出席了会议，表达了欧洲机构对开幕式进程的兴趣，并强调了“呼吁”发起者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从签署方的各种角色和概况可以看出，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来自生产、体制、政治、科学和学术领域。各个发挥其特定作用的人都将致力于传播呼吁，并扩大签署者的网络。这将对变化的搜索拥有更好的共享和了解，同时承担新增加的责任。

* * *

总之，我们注意到，生物伦理学的起源 ³²（因此，现在指定了一个在研究领域相当明确的旧词新义），与用“算法”这个新词提出的数字技术伦理学思想之间存在可能的并行性 ³³。在这两种情况下，在该领域工作，并处于其学科转换过程中心的人群都挑起了道德反思：彼时是遗传学家和医生，现在则是数据科学家和计算机。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看，该场景又进一步丰富了。如上所述，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不再分开，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相互融合、与其他技术的共同支持，它们的效果成倍地增加，并且出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新观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生物伦理学可以与算法伦理学进行对话和协同：这是一个“通往未来的全新桥梁”。

参考文献

《剑桥分析丑闻》，刊于Forward 16期（2019/4）26，标题为“进化”，见 https://issuu.com/pensiero/docs/fwd-16-revolution。参见 B. 凯瑟，数据独裁，米兰，HarperCollins，2019。
参见https://tg24.sky.it/tecnologia/software-app/2020/02/12/coronavirus-app-contagio.html/; https://www.wired.it/mobile/app/2020/02/12/app-coronavirus-avmap-covid-19/; https://www.internazionale.it/notizie/claudia-grisanti/
2020/03/18 / lesson-korea-sud-covid-19 / 其他示例可以在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I）的“对于数字人文主义”中找到。《公教文明》2020年I 27-40。
参见D. FASSIN，《不平等的生活》。一个人的身价是多少，米兰，Feltrinelli，2019年。
参见L. CAENAZZO-L. MARIANI-R. PEGORARO等，《新兴技术的融合：道德挑战和新责任》，帕多瓦，皮钦，2017年。
前缀“ nano”表示对应于10-9米的测量值，即一毫米的百万分之一。
有关该文档的介绍，请参见C. CASALONE，«“ 人类团体”：关系网中的人类生活”，《公教文明》2019 I 209-221。
会议的议事录可见于《机器人伦理》第五版，PAGLIA-R. PEGORARO（等）《人类，机器与健康》，罗马，PAV，2020年。
会议的标题是“好”算法？人工智能：伦理，法律，健康（2020年2月26日至28日）。有关人工资能的定义，请参见联合研究中心，《定义人工智能》，欧盟2020； A. SPADARO – P. TWOMEY，“人工智能与社会正义”，载于《公教文明》2020 I 121-131。
教宗方济各，致宗座生命学院全体会议代表（2020年2月28日），网址：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it/speeches/2020/february/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200228_accademia-perlavita.html/ D ‘ 现在缩写为DP。
参见L FLORIDI（编辑），《生命宣言》。作为超互联时代的人类，海德堡-纽约-多特勒支-伦敦，SpringerOpen，2015年， Kindle， 243 页。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量子革命所导致的物理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所导致的结果，特别是关于时间的观点：见罗维尔，《时间顺序》，米兰，阿德菲，2017年。
L. FLORIDI，第四次革命。信息圈如何改变世界，米兰，拉斐尔·科尔蒂纳（Raffaello Cortina），2017年。
参见L. FLORIDI（编），《生命宣言》 …，前引。
参见B.- C.HAN，《驱逐他人》，米兰，nottetempo，2017年。
参见M. DOUEIHI，《什么是数字？》，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13年。
参见C. ACCOTO，《给定的世界，数字哲学的五小节课》，米兰，Egea，2017年，第81-103页。
参见S. ZUBOFF，《监视资本主义，新力量时代人类的未来》，罗马，路易斯大学出版社，2019年。
B. SMITH-C. A. BROWNE，《工具和武器，数字时代的无极与危险》，纽约，企鹅出版社，2019年，XIV。
参见Y. LAOURIS，“在数字时代重新设计和改造民主与生活概念”，载于L. FLORIDI（编辑），《在线生活宣言…》，同前，第11页， 2756-3214； S. F. GILBERT，“一种共生的生命观：我们从未成为个人”，《生物学季刊》 87（2012/4）325-341； S. A. KAUFFMAN，《超越物理的世界，生命的产生与进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
参见S. ZUCAL，《出生的哲学》，布雷西亚，Morcelliana，2017年，第235页。«在这个开始[…]传记和悲痛互相指导[…]。生成语法的原型，在其中构成了存在和爱情，并被说成是在一起的：在生成的存在关系的经验结构中，它既是生物学的又是前期反思的，但同时又具有个性化和智能。（P. SEQUERI，《信仰与感情的正义》，锡耶纳，Cantagalli，2019年，第153页）。另见L. IRIGARAY，《起初，她曾是》，都灵，Bollati Boringhieri，2013年； M. GENSABELLA FURNARI，《母亲的身体：对于母亲的生命伦理学》，Soveria Mannelli（Cz），鲁贝蒂诺（Rubbettino），2018年。
参见F. CERAGIOLI，“同一性和主体间性：神经科学的贡献”，在P. SEQUERI（编辑）中，《技术和意义：超越人类》，米兰，Glossa，2015年，第19-38页，这里是36-38页； G. BONACCORSO，《对不正当理由的批评：对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比较》，亚西西，Cittadella，2016，69-101; 191-210； L. VANTINI，《暴露的自我：现象学神学与神经科学》，同上，2017，23-104。
参见 L FLORIDI，《第四次革命》，第165-235页。 G. CUCCI，《人类与机器人：理想的关系？》，载于《公教文明》2020年 I 427-438。
参阅欧洲联盟主教会议，《生活种的机器人化：面对新挑战的道德规范》，2019年3月，在www.comece.eu/comece-publishes-reflection-on-robotisation-of-life中
欧洲科学和新技术伦理小组《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自治”系统的声明》，2018年，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febe62e-4ce9-11e8-be1d-01aa75ed71a1/language-en/format-PDF/source-78120382
参见教宗方济各，《真理的喜乐》，4c。
参见M.-J. THIEL，“系统伦理学对神学的挑战”，载于《宗教科学杂志》74（2000/1）92-113。
C. P. Benanti，《神谕：在算法与演演算法统治之间》，博洛尼亚，卢卡·索塞拉（Luca Sossella），2018年。
参见无边界的工程师，《工程师公民培训宣言》，www.isf-france.org/node/1211
参见 https://romecall.org
参见M. LADIKAS-S. CHATURVEDI-Y. ZHAO-D. STEMERDING（等编辑），《科学技术治理与伦理学：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全球视野》，海德堡，施普林格，2015年； J.THAM-K.M.KWAN-A.GARCIA（等编辑），《生物伦理学与人权的宗教观点》，瑞士，施普林格，2017年。
参阅欧洲委员会专家组，《关于可靠人工智能的道德准则》，欧盟2018年; 欧洲委员会，《人工智能的欧洲视角》，欧盟2018年。
尤其参见B.SMITH，《工具和武器》，同上，第131-150页，微软总裁在其中审查了欧盟于2016年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非常积极地评估其效果，以及了它所带来的技术转化。
这个词的开头是非常成功的文字：V. R. POTTER，《生物动力学：通往未来的桥梁》，Nglewood Cliffs，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Prentice Hall），1971年。
参见 A. PESSINA，“ 算法伦理学：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新词”。见 https://cattolicanews.it/pessina-algor-etica-un-neologismo-per-un-progetto-ambizio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