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位弟兄》中的嘉禄·富高——充满希望地付诸行动

《众位弟兄》！在最新发布的通谕中，教宗方济各用这样的“急呼”开门见山地指出他撰写这部关于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的文告是再次得益于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的启发¹。圣人曾以手足情谊关爱了所有受造物，尤其是那些最被遗弃的弟兄。

教宗方济各的训导以宣扬基督宗教的基本真理为中心：敬拜天主和为他人服务。他明确指出：“作为信友，我们应激励自己寻根溯源，更好地关注本质：对天主的敬拜和对近人的爱，避免使我们教义的某些方面被断章取义，滋生任何形式的蔑视、仇恨、仇外心理和对他人的否定”（FT 282）。教宗再三强调初传讯息中为我们和世界悔改所需的主题。他依照圣依纳爵《神操》（ES）举一反三的重复，使我们能够对圣神向今天的教会和世界提供的真理进行“内在的体验和品尝”（ES 2）。

有些人批评教宗的讲话偏重政治而忽略关于末世的训导，对此，方济各并不在意。实际上，他依照主耶稣通过慈善的撒玛黎亚人的比喻给我们设立的标准把末世论从有关时间终结的断言和抽象的范畴内提炼出来，明确地放置到了我们当下面对的“道路”上，具体地“投射在寻求人类兄弟情谊道路上的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都难免会与受伤害的人相遇”（FT 69）。

如果仍有人对方济各在教宗任期内的宣告和见证持怀疑态度，那么他在这部新通谕中再一次的明确态度却不容置疑。教宗在指出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不可分割、不可混淆的共性及其关键所在时说：“今天，受伤害的人越来越多。对沿途受苦者收纳或排斥的两种态度将会决定我们对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所做的决策”（同上）。

真福富高的先知形象

通谕告终之前，嘉禄·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的出现与文告开端的亚西西方济各相呼应，在总结通谕内容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希望。教宗生动地阐述了他对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的良好祝愿：“在赋予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渴望每个人的尊严得到认可，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点燃对兄弟情谊的期望”（FT 8）。教宗在文告开头激励我们一起展开梦想，在结尾处以一个明确的呼吁重申：“愿天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激发出祂在真福富高身上激发的梦想”（参见FT 287）。

真福富高即将被册封为圣人²，对他的形象的凸显为《众位弟兄》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见证力量，是对亚西西方济各遗产的汇集和更新，对教宗在通谕中所阐述的福音内容的综合体现；同时此形象的凸显也是以具体的方式激励我们面对和迎接当下时代所存在的最大挑战。

关于真福富高，教宗明确提出的最后两点虽然简短，却蕴含着深邃的福音内容。方济各向我们展示了富高的梦想——通过对天主和兄弟姐妹的无私奉献而成为“众人的手足”、“普世的弟兄”——只有通过“与最需要帮助的人同舟共济”，真福才得以实现这一梦想（FT 287；参见2-4）。另外，教宗给我们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并非一个偶然的梦想，而是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气息：真福富高的梦想与天主在亚西西的方济各身上激发的梦想遥相呼应。他们那种梦寐以求的长远理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使我们也同样感受到这些圣人的转变历程，从而使我们自己也能成为众人的弟兄和朋友。

长期以来，这种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的梦想一直是教宗贝尔戈里奥最牵念的问题之一（参见FT 5）³。另外，我们注意到，富高的精神并不是只出现在通谕的最后几段，而是自始至终地贯穿于全文中。《众位弟兄》明确指出他特有的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除此之外，这位真福的精神的另外两个方面也贯穿于文告中，我们将在以下予以强调。

被遗弃者

在第三章中，教宗称那些“路上的外乡人”为“被遗弃者”。他在谈到圣方济各和真福富高的博爱精神时，也用了同样的称呼——“被遗弃者”——来指“那些被遗弃在非洲沙漠深处最需求帮助的人”，并且指出两位圣人如何与这些被遗弃者同舟共济的事迹（FT 287）。

这种对完全被遗弃者的优先关注，不仅具有伦理性质，而且具有深刻的神学性质。为嘉禄·富高来说，紧紧拥抱那些被遗弃的最弱小者和将其交托在天父手中（“交付于天主的祈祷”）具有同样的意义。他曾这样写道：“与马槽里的耶稣一起拥抱谦卑、贫穷、遗弃、卑劣、孤独和苦难；待人不重功名利禄，而是不分穷富、一视同仁。对我来说，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克己为人，在生活中处处谦卑，不求为己，但求为人”⁴。

值得注意的是，富高不仅对被遗弃的人一一照料，而且通过他们每一个人感知整个民族：更确切地说，他关照的是那些被遗弃于最边缘的民族。真福富高说：“我没有见到任何别的民族比这些民族更遭受世界的遗弃，因此，我请求最可敬的撒哈拉地区使徒省长并获得了他的许可，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定居，在那里过着孤独沉默、与世隔绝、手工劳动和圣洁贫穷的生活，独自或与一些神父及教友一起，过着与我们所爱的纳匝勒人耶稣相似的生活”⁵。

教宗方济各指出真福富高的另外一个品质是对遗弃者的拥抱。对被遗弃者的拥抱不仅代表嘉禄•富高的仁慈和正义，而且是他在个人和社会幅度所体现出的友谊。

关于友谊，需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教宗方济各将通常仅被当作好范例的情况进行了归纳。我们这里所说的“归纳”，是指教宗通过进一步深化和归纳那些很多时候只被当作个别情况的现象，而得出的普遍本质。他指出：“走向普世的社会友情和兄弟情谊需要一个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认识，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牢记人的价值，以人的价值为准绳。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的宝贵价值，那么必须明确而坚定地认识到，‘出生在资源不够充足或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的事实决不能成为他们就应该度过缺少尊严的生活的理由’。这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不管是出于不同的世界观，还是因为无利可图，某些人习以为常地对此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漠不关心”（FT 106）。

那么一个人的价值究竟有多高？方济各在这部通谕中表示，一个人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每个人都值得被正义和仁慈的对待，也不仅在于人与人之间所应有的兄弟之平等，更在于如果我们能以朋友相待，每个人的价值将更加宝贵。“正如[阿帕雷西达会议]拉丁美洲主教团所指出，‘只有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才能使我们深刻地理解当今穷人的价值、他们的合理愿望以及生活中奉行信仰的具体方式。有助于穷人的选择必将使我们与穷人建立友谊’[阿帕雷西达文件398]”(FT234)。

对话

通逾的第六章以对话和社会友情为中心。“多与卑微者沟通，缩短与权势者的对话”，当我们读到真福富高的这个决心时，一切便会豁然开朗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对话提升为接近穆斯林兄弟的方式：“接近他们，与他们接触，与他们交友，通过日常的友好往来使他们对我们的偏见日渐消除；通过对话和我们在生活中以身作则的表样，改变他们[对我们]的看法” ⁷。

富高与他人的这种对话不单单是因为他自身的的交际能力，也不仅是出于牧灵策略。对他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祈祷，也就是与天主对话：“祈祷是灵魂与天主随时随处的对话[…]，是亲密的对话，是一种令人欣慰的秘密” ⁸。富高与那些与他相遇的最卑微人所分享的正是这个宝贵的经验。可以说，真福富高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那种“和每个人都谈得来”的人：他对人向来一视同仁，不仅公正不阿、光明磊落，而且最为难得的是在与人谈话时能够待人如友。

制造假新闻、诽谤和诋毁他人等类似问题给对话带来的伤害正在严重影响着国家和世界的政治及社会生活。在标题为“一个封闭世界的阴影”的第一章中，在对此现象提出批评的同时，教宗方济各也着重探讨了友好对话的核心：这种唯一能够团结人类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用第一人称复数从内心发出“我们”的声音。教宗指出：“我们的生活需要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时而的静默和身体语言，甚至还有香水的味道、颤动的手、发红的脸和冒出的汗珠，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各种不同的表达和沟通，是人类进行交流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电子人际关系的形成虽然可以节省培养友谊的精力，也算得上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同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成熟并具有社交性，从而得到认可，但这种电子关系非但并未真正凝聚起一个‘我们’，反而掩盖甚至传播以仇外心理和蔑视弱者为表现的个人主义。网络关系起不到真正的桥梁作用，无力实现人类大团结”（FT 43）。

只有在社会友情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教宗的期望是大家同心协力，以每个人的绝对尊严为基本真理，以认可他人和相敬如宾为目标，一起努力寻求达成共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朋友间对话的方式。

彻底克服矛盾：最内在的和最普世的

在方济各的视角中，嘉禄•富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形象，好比发面用的酵母，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传播福音真理的催化剂。用瓜尔迪尼（Guardini）的话来说就是：只有最内在的才能转化为真正普世的；也只有最普世的才能彻底地内化。但这有别于各种形式虚假的普遍主义或亲密主义。

在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良性的张力，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89年学年初，当年的博士生贝尔戈利奥在圣弥额尔大学的政治人类学课堂上对此发表的讲话。他谈到内在性与整体性（或普遍性）之间的张力是必然存在的正常现象，并指出内在性的倾向可能会导致自我封闭和个人主义，而普遍性的倾向则可能造成极权主义和自我丧失。他的结论是：“整体性必须从我们的内心最深处寻找，否则它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结构，无法成为超越冲突的架构，而只是停留于一个充斥着自我丧失的整体：既不包含也更无法代表自身的真实内涵” ⁹。

如今，针对这一密切关注，教宗在通谕中在更广泛的背景下重新进行反思（参见FT 5），力图将诸如友谊等最自由和内在的价值普遍化，使兄弟情谊在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深深扎根。的确，兄弟情谊不足以解决问题。从加音开始，从继承权纠纷到内战，手足之间的冲突往往最为如火如荼。为了建立良好的兄弟关系，必须无私地培养友谊。由此，以交友来巩固兄弟关系这个自由选择为兄弟情谊增添了一个质的区别，由此，基于共同的选择或拒绝，兄弟关系既可以结出友谊之花，也可以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

教宗将社会排斥视为当代的重大问题，这使我们认识到，解决此问题需从亲密和无私的真实出发，比如说，对友谊的渴望，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在人格尊严上平等相待，而且将有助于在种族、宗教或社会条件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友谊。

真福富高的形象远非一个孤独的无名修士出于使命感进行独一无二的个人英勇献身，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真实的普世性人物，他执行的是绝对值得效仿的、纲领性的使命。例如，他察觉到，为了使穆斯林世界为福音和基督的到来做好准备，需要缓慢地进行纯友谊性的服务工作，而不是将任何普世真理强加于人。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富高所做的只是将基督徒的爱德实践普世化，而非基督宗教观念，对于后者，他一般都保持缄默。他宣称：“子民是反映牧者的镜子”，“一个人的善行与他内在的灵性成正比”，“在这个地区，子民的成圣取决于我！我的圣德是他们的救赎”¹⁰。

从真福富高的身上，我们看到扎根于他内心深处的圣德，以一种光芒四射的强大力量，照耀着各民族的子民。这正是酵母的比喻所表达的意义。但教宗方济各也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方面：内在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条随着内在性的增加则必然促进普遍性的单向通道。方济各表示，任何一种真正的普遍性都必须植根于自由和无私的根本价值的认同。只限于从外部操纵意志和选票而不培养人民对友谊的渴望的执政方式绝不是为共同利益服务的真正的政治。同样，在经济方面，虽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清晰的认识，但我们也可以发表同样的论点：一个经济体系，如果不能惠及最受社会排斥的人，它迟早将在全球范围内崩溃。

新冠疫情大流行病使得我们可以从生存的角度理解个人健康与整个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如果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可以说快乐和美丽也是同样的道理：那种只有一小部分人以自私的方式享受，而不是惠及大众的快乐，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快乐，它本身总有缺憾。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内在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理论，而是关乎生存的根本问题。

两个原则

这种内在性与普遍性之间既健康又根本的联系阐明了教宗早已为人所知并经常回顾的两个原则，那就是：一、整体大于部分或部分的总和（参见FT 78；145；215）；二、“以团结一致战胜矛盾冲突”（FT 245）。对于后者，我们不应以抽象的逻辑解读或仅仅停留于对每个概念作出不同的定义，只有灵活运用超越这些定义并且具有生命活力的方法来解读，我们才能发现：个人内在对自由的追求与普遍性诉求之间有着不成正比的张力。

教宗进一步以另一种方式申明，普遍性植根于更体现地方特色的内在性：“某些人对普遍性表现出一种虚假的开放态度，他们或是出于空洞肤浅而缺乏对祖国的透彻理解，或是对自己的人民宿怨未解。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拓宽视野，放眼展望能够惠及全民的更大利益。同时也要做到不回避现实，也不拔苗助长。我们必须扎根于自己当地的沃土和历史，它们是天主的恩赐。我们既要着手从小处、近处做起，又要放眼纵观全局。[…]既不应成为全球对地方的吞噬，也不应助长地方采取无益的封闭’，我们应共同形成一个多面体，既能使其中每个部分的价值都受到尊重，又能使‘整体不仅比每个组成部分重要，也超越它们累计在一起的总和’” 的原则得以实现(FT 145) 。

善良的撒玛黎亚人的形象概括了对一个人的热心相助可以发展并确立一个“我们”的关系。由此可见，“可以从最底层逐一做起，根据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争取在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最偏远的角落，都能像那个撒玛黎亚人对伤者的每一个伤痕都小心翼翼地加以护理一样去照顾他人。[…]但我们不能只靠自己的单独行动。撒玛黎亚人将那个伤者送进了一个能够照顾他的旅店，同样道理，我们的使命是邀请每个人加入一个更强大的 ‘我们’，并牢记‘整体不仅比每个组成部分重要，也超越它们累计在一起的总和’ ” (FT 78) 。

同样，能够战胜冲突的团结一致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至高追求”。“我曾多次提出‘建立社会友情不可缺少的原则是合一胜过冲突。[…] 这并不意味着寻求不同理论的结合，也不意味着任何一方被吸收或容纳，而是将差异性作为宝贵潜力予以保留，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解决方案’。我们清楚地知道，‘无论是个人或团体，只有当我们的目标超越自己的特定利益时，相互理解和努力就会打开[…]一个新局面，使那些在过去被看作势不两立的各种冲突和紧张关系都有可能实现一种多形式的统一，产生新的生命力’” (FT 245)。

在谈到自己想做一个普世兄弟的愿望时，真福富高说：“当地人很欢迎我们，但这是一种服从需要的接待，并非出于真诚……他们还需要多长时间来假装这种感情？还是永远也达不到真诚？如果能够真正体验到这种真挚的感情，那么那一天也将是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日子……那一天，他们是否将会区分士兵和司铎；是否会在我们身上看到天主的仆人，和平和有爱德的牧人，普世的兄弟？我不知道……如果我尽心尽责，耶稣会赐予无数的恩典，他们那时也许就会明白”¹¹。

方济各指出，宽恕和友谊是两个纯粹的自由选择，正因如此，它们也是最至高无上的隐秘。

宽恕

在详细的现象学描述中，教宗并不否认宽恕牵涉着一系列的困难和偏差，但随后，他向我们谈到了“自由和真诚的宽恕”，它的“伟大反映着天主无限量的宽恕”。他写道：“如果宽恕是白白得来的，那么即使对那些难以悔改或无力请求宽恕的人，也是可以宽恕的”（FT 250）。在通谕中最有创意的一段话中，教宗明确表示，宽恕并不意味着遗忘，他进一步对自己的建议予以具体说明：“可以说，有些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相对化或隐瞒，但我们可以宽恕。有些事情并不需要我们容忍、为其辩解或加以原谅，我们也可以宽恕。还有一些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能让我们遗忘的理由，但我们仍可以宽恕”（FT 250）。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建立兄弟情谊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就是：对宽恕的普遍性要求。这也就是说，除非作为一种自由、无偿和发自内心的行为，否则宽恕不可能产生。

教宗没有说“我们必须”宽恕，而是说“我们可以”宽恕。这种对宽恕的选择既不是一个乌托邦的空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性问题。任何团体、国家或世界范围的联盟，都必须在某些事情上做出宽恕的选择，才能摆脱困境，不断向前迈进。宽恕作为一种自由的决定，是一切寻求公益的政策之本。

友谊

在反思友谊时，方济各强调他所说的“神魂超拔法规”，也就是走出自己，在对方身上找到我们生存的更高境界。“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当爱促使人走出自己接近对方时，就会产生一种扩展我们生命的纽带。我们为爱而生，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神魂超拔的法规：走出自己，在他人身上找到生存的更高意义’。因此，‘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应该尝试一次摆脱自己的束缚’”(FT 88)。

这就是为什么敞开的心胸往往能够滋生最崇高的友谊。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爱的纽带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扉，使我们走出自己，拥抱他人（参见FT 89）。友谊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向对方奉献无私的爱，为对方的生活寻求最好的出路。“只有培养这种交往方式，我们才能实现不排斥任何人的社会友情和向所有人敞开的兄弟情谊”(FT94)。

最好的政策和各个宗教的最佳方面

因此，我们看到内在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不仅涉及如何建立最好的政策，而且关乎每个宗教在最佳方面之间进行对话的问题。教宗写道：“将每个人视为兄弟姐妹，寻求一种接纳所有人的社会友情，这不是纯粹的乌托邦空想，而是需要通过决策和能力来寻求有效方法，使其成为可能。任何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都是慈善的高尚行动。因为一个人可以帮助一个有需求的个人，但当他和其他人一起为社会进程赋予生命，为所有人寻求兄弟情谊和正义时，他就进入了‘最广泛的慈善领域，也就是政治慈善领域’。这是一个向社会和政治领域迈进，以社会慈善为核心的问题。我再次邀请人们重新评价政治，‘它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使命，也是最可贵的慈善形式之一，因为它追求的是公益’” (FT180)。

至于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方济各一贯倡导对话的导向不要以神的观念为中心，而应秉着每位受造的人都可蒙召成为天主的儿女的态度，从而便能促使每个宗教为“建设兄弟情谊，维护社会正义做出宝贵贡献。不同宗教人士之间的对话不应满足于外交、礼节或忍让。正如印度主教们所教导的，‘对话的宗旨是建立友谊、和平与和谐，并本着真理和爱的精神分享伦理道德和精神价值及经验’” (FT 271) 。

在第八章《为世界兄弟情谊服务的宗教》中，真福富高的一段话令人深受启发。他谈到在贝尼阿巴斯隐修时接待游牧民和当地群众的来访：“在‘兄弟情谊’中（他把他的隐修地称为‘兄弟情谊’），要保持谦卑、温和和服务的态度，就像耶稣和玛利亚及若瑟在纳匝肋圣家生活中那样……温和、谦卑、弃绝、慈善和服务他人”¹²。

充满希望的行动

最后，让我们一起对《通谕》第6段进行一个简要的省思。在此，方济各用“行动”一词表达了他的初衷：“我发布这部社会通谕是希望将它作为一份卑微的贡献，引起大家的反思，以便我们面对当前各种排斥他人或无视他人的行为，能够怀着对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的新梦想，付诸胜于言语的行动”（FT6）。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严重世界危机，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教宗的呼吁我们走出空谈，拥抱一个新的梦想：不论是亚西西的方济各，还是嘉禄·富高，他们都曾将自己的梦想具体到点点滴滴的行动，将普世传播的种子化入他们的坚定不移中。教宗举例说明，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病，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以具体行动作出了慷慨的奉献：“最近的大流行病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许多可敬的旅伴，他们在令人恐惧的情况下作出行动，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FT 54）。

教宗解释说，这部通谕“并未着重于对关于兄弟之爱的教义进行总结，而是强调它的普世性及其对所有人的开放性” (FT 6) 。那种能够超越一切疆界的爱，“无论在哪个城市和国家，都以我们所说的‘社会友情’为基础”。而且，“只有真挚的社会友情才能使它在全球得到真正普及成为可能”（FT 99）。这种动力正与圣方济各所言相符：“‘爱远方的人如近邻’的人是有福的” (FT 1)。我们最需要接近的，往往是那些从地理、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宗教角度来看与我们相距最远的。

《众位弟兄》的写作风格平易近人，好似朋友间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在热情洋溢地讨论吸引我们的重要话题时，我们更感兴趣的并非最后结果，而是兄弟般的友好谈话所带来的希望。方济各语重心长地说，“我邀请你们一定要有希望，因为‘不管生活在怎样的具体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人们都将希望深藏在心灵深处。[这种希望]向我们诉说着一种渴求，一种愿景，一种对充实和圆满生活的仰望，一种追求鼓舞人心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对真、善、美，正义和爱的向往。[……]希望无所畏惧，它可以超越个人的舒适区，超越那些不足挂齿的安全保障和酬劳所带来的狭隘视野，向伟大的理想敞开大门，使更加美好的生活充满尊严’。愿我们一起与希望结伴同行”（FT 55）。

愿天主赐予我们这种希望，就像祂赐予圣方济各和真福富高一样，正如玛德琳∙德尔布雷（Madeleine Delbrêl）所言，富高“本身就是许多对立面的统一[…]在我们眼中，他坚定不移地屹立于慈善的十字路口。[……]他沟通了爱的两个极点：身边的近邻和远方的世界”¹³。

1. 参见方济各，通谕《众位弟兄：关于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Fratelli tutti, sulla fraternità e l’amicizia sociale），2020年10月3日。本中对通谕进行引用的缩写是FT。
2. 2020年5月26日，教宗方济各授权圣座封圣部颁布了关于册封真福富高的法令。
3. 当年的贝尔格里奥枢机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青年要理班学员讲述了这样一个梦想，他可以使“天主的爱与自己同行，像圣德兰或嘉禄·富高修士那样，以无限的信任把自己交付于祂手中……”（贝尔格里奥枢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区教理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3月11日，载于同上。《Nei tuoi occhi è la mia parola: Omelie e discorsi di Buenos Aires 1999-2013》, 米兰, Rizzoli，2016年，413 s）。
4. CH. DE FOUCAULD，《灵修感想》（Scritti spirituali），亚西西(Pg)，Cittadella，1968年，第69页。
5. 同上，第182页。
6. 同上，Escritos espirituales，马德里，Studium，1964年，第124页（www.iesuscaritas.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kupdf.net_escritos-espirituales-carlos-de-foucauld.pdf）。
7. 同上，《神操》，引文，第199页。
8. 同上，第90页；第93页。
9. 方济各，《不要失去希望：让它照亮祈祷、罪、哲学和政治思想》（Non fatevi rubare la speranza. La preghiera, il peccato, la filosofia e la politica pensati alla luce della speranza），米兰，Mondadori，2013年，第179页。
10. CH. DE FOUCAULD, 《灵修文集》（Opere spirituali. Antologia），米兰，Paoline，1961年，第538页。
11. 同上，Escritos espirituales，引用，第144页。
12. 同上，Opere spirituali. Antologia，引文，第546页。
13. M.DELBRÊL，《我们爱富高神父的原因》（Perché amiamo il padre de Foucauld），见同上，《信仰的喜乐》（Che gioiacredere!），都灵，Gribaudi，1969年，第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