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在最近的一次公众接见中说：“我们不应让一生时光茫然逝去，人生奇妙的奥迹应唤起我们内心的诗意”。他继续说道：“当一个人内心缺乏诗意的维度，没有诗歌的共鸣时，他的灵魂必定动荡不安”1。就此，我再次造访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一个被生命激起了诗情火花的人物。关于生命和诗歌，在以往于罗马和纽约进行的访谈中，特别是在他接受本刊《公教文明》的专访2时，我们已曾有过诸多交流。正因如此，在大家由于冠状病毒而被迫居家隔离的情况下，我想探寻他如何度过这段时间的生活，哪些又是他内心产生的回响和共鸣？为了更确实地表达这段经历对他个人的深刻影响，导演先后七次对我们为时不长的问答对话加以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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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此期间，焦虑似乎是与世界各地众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遍感觉。你是否也经历了同样的感觉？目前的心理条件对你的创造力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二月份，当意识到一切都开始停顿下来并逐渐进入一种所谓的“暂停”状态，我必须与妻子自行居家隔离并且不知到何时为止时，我首先感到的便是焦虑。这是一种新的焦虑，一种令人茫然失措的焦虑。一切都沦入悬而未决和遥不可及，就像你在梦中拼命地奔跑，徒劳无止。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依然如此。这种状况要持续到何时为止？我们何时方能得以解脱？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我们的女儿？还有，什么时候可以继续我精心策划好的影片摄制工作？应该不会等很久吧？我们会有怎样的条件？是否会遇到拍摄景地问题？我是否能找到一种与演员和剧组合作的新方式？最后，我还有一个更实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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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问题？
答：如果我不曾拍摄电影，我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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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段“家”里的生活你是如何度过的？是否有新发现？家的感觉是避难所还是监狱？
答：我的焦虑越来越严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无法逃脱生命危险的意识。我生来患有哮喘，而这种病毒感染的首要人体器官正是肺部。我于是意识到，在我生活的那间屋子里，在那个曾经是避难所，然后又变成一个类似堡垒的地方，也许我真的可能会面对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我于是开始感觉它像我的监狱。我感到孤立无助，在自己的房间里，无奈地感受每一口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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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吗？
答：后来，不知什么事情……发生了，它降临于我的身心。真的是难以形容。随之而来的是茅塞顿开和豁然开朗。确实，我仍然不能预言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在那个房间里，我确实有可能患病，有可能被困于斗室中，但即使发生这些情况，我又能怎样？想到这些，一切又变得令人宽慰的简单。这种意识使我重归生活的根基：我的亲朋好友，我爱的人，我必须照顾的人；我蒙受的一切祝福，包括我的子女，与他们度过的每一刻，每个拥抱，每个亲吻和问候……还有我的妻子，我感到如此幸运，遇到与自己一起成长的爱人，并且共同养育我们的小女孩长大成人；另外，我还同时有幸做一份我心爱的工作。
我记得当年在影片《沉默》发行时你对我进行了采访，我们曾就有关感情和感知进行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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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的，那次采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非常感谢你！对我们有关情感问题的交流我仍然记忆犹新。
答：确实如此，但我当前感受的紧迫感越来越强，这种感觉在心中像火一样地燃烧。我们突然切实地共同意识到所有人共存在一起，四周原本维持我们生命的空气，如今竟可能置我们于死地。在我和亲朋好友中，这些新情况使大家更为亲近。被一扫而空的是那些社交媒体上涌现的各种“友谊”和“团体”形式及其委婉称呼：归根结底它们不过是对现实生活的过滤甚或障碍。此后，我们明悟到了些什么，一个赐予我们的恩宠。“你怎么样？”，“你还好吗？”，这些以往习惯性的问候突然间变得至关重要。所有人都发现，不管是在传染病中，还是在生存和生活中，我们真的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确实已经地成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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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否将此发现与你的过去、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答：《愤怒的公牛》的摄制之后，我在反省一个问题。最近的十年对于我来说更是错综复杂。我曾全身心地倾力于那部电影的制作，筋疲力尽之余，我问自己：“你难道不能独自呆在一个房间里，与自己独处为安吗？你难道不能满足于生存而已？”谁料多年以后，突然间，我果然必须独处一室，活在当下，活着生命每一刻宝贵的时光。这显然是一个沉重难当的局面，但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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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这段传染病流行时期，你有哪些心得想要传授给刚刚走入生活的年轻人？
答：我希望告诉年轻人，他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明的时刻是何等幸运！此时此刻，我们当中许多人都认为一切都将重归原状，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化中，这一时期更是向我们发出强烈的提醒，激励我们努力改善现状。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各地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的原因所在：年轻人正在为改善现状而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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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在这段时间内是否阅读了什么书籍？为什么？你对这些阅读有何心得？另外，你是否认为作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生活经历？你目前是否有拍摄电影的计划？
答：在这几个月中，通过与朋友的交谈或他们的建议，我看了很多电影，也阅读了很多书籍。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妻子一起重新看了罗伯特·西奥德梅克（Robert Siodmak）导演的《杀人者》（I gangsters），这一次我真的深受感动：也许与伯特·兰卡斯特（Burt Lancaster）有关，他在剧中生动地展现了对所爱女性的渴望，演技高超；另外，它的图像色调也非常独特，整个影片既逼真又梦幻。在一个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主持的英国广播公司节目中，我借用《杀人者》的一个出色场景进行了一些对家常问题的反思。
我重拾《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在一个上传到网络的文学节上朗读了其中的一些精彩片段。
我还在一个亲密合作伙伴的建议下，第一次阅读了斯坦贝克（Steinbeck）的《伊甸之东》。其中有两个深深打动我的片段几乎将我迷住。书中的一个人物重新解析了加音和亚伯尔的故事，他和他的明智长者在探讨如何翻译希伯来语“timshel”的过程中，发现正确的译法是“你可以”，而不是“你将必须”。也就是说，加音为凯旋而犯杀弟之罪并非命运或承诺，而是一个选择：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也和另一个朋友一起读了一些吉卜林（Kipling）的故事，尤其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叙事故事与使他成名的故事和诗歌截然不同，是他在年幼的女儿离世后写下的，以一种惟妙惟肖的方式表达了生活中发生的悲剧……我一想起便会感动不已。
还有，前几天晚上，我在另一个朋友的建议下看了一部电影：肯·伯恩斯（Ken Burns）拍摄的艺术家和灵修师威廉·西格尔（William Segal）的传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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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讲的这一切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旅程，一条伴随着你领悟的道路。这部西格尔的传记片对你有何触动？
答：在影片的一个场景中，西格尔以他的宁静和默想的经验，邀请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最根本的、每一次呼吸之间、即时发生的事物上：存在、呼吸、当下、现在。
这一切，难道不都是恩宠吗？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