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在当选八年之际撰写了一道新通谕，该通谕汇集了他广泛的教会训导（参阅《众位弟兄》，5）[1]。“兄弟情谊”（fratellanza）是方济各就任教宗伊始提出的第一个主题，时当他俯瞰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广大民众。在那个场合，他将主教和民众的关系比作“兄弟之旅”，并表达了这一期望：“让我们始终为自己祈祷，也彼此祈祷。让我们为全世界祈祷，为能建立一份深厚的兄弟情谊”[2]。
《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这一标题直接引自圣方济各的《劝诫》（Ammonizioni）。这个标题所指示的兄弟情谊不仅触及人类，而且直指大地，其概念意涵与教宗另一道通谕《愿祢受赞颂》的主题完全相辅相成[3]。
社会层面的兄弟情谊和友谊
《众位弟兄》兼容社会层面的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这也是该通谕的文本及含义的核心之所在。贯穿全文的现实主义情怀淡化了一切虚幻的浪漫主义，后者总是潜伏在兄弟情谊的言论背后。对于方济各，兄弟情谊不只流于一种情绪、情感或理念—无论多么崇高，而是一个现实，这就意味着走出去，行动（和自由）：“我要成为谁的兄弟？”。
这个角度所理解的兄弟情谊推翻当今盛行的末世逻辑；一种与世界抗争的逻辑，因为它认为世界是天主的对立面，即偶像，所以要尽快予以摧毁为能加速时日的终结。在这种末日深渊前，不再有兄弟：只有背教者或与时间赛跑的“殉道者”。我们不是好战者或背教者，而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兄弟情谊既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也不会蒙昧我们的视线和心智。相反，兄弟情谊占用时间，也对时间有要求。不管是争吵的时间还是和好的时间。兄弟情谊都“花费”（perde）时间。世界末日却将时间化为灰烬。兄弟情谊需要经历郁闷的时间（时期）。仇恨则是纯粹的亢奋；兄弟情谊就是允许平等中有不同。仇恨则是铲除异己。兄弟情谊保全政治、调解、相遇、公民社会之建设和关怀的时间。原教旨主义（Fondamentalismo）却将时间视为电子游戏消遣的资本。
基于以上原因，2019年2月4日，教宗方济各和阿玆哈尔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伊布（Ahmed Al-Tayeb）于阿布扎比签署了一份关于兄弟情谊的历史性文件。两位领导人彼此都将对方视为兄弟，并谋求以同一的眼光携手审视今日世界。他们的启发是什么？挑战和阻止世界末日解决方案的唯一选择就是：兄弟情谊。
有必要重新发掘“兄弟情谊”这个词所具有的福音潜力，这个概念也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的座右铭中，但由于后革命时期的秩序逐渐弃用了“兄弟情谊”，直到它最终从政治经济学词汇中销声匿迹。我们也用力度更弱的“休戚与共”（solidarietà）取代了“兄弟情谊”，尽管如此，“休戚与共”仍然在《众位弟兄》中出现了22次（相较于44次的“兄弟情谊”）。方济各在他的一封信函中写道：“‘休戚与共’是一个社会计划之原则，它可以使不平等的人享受平等，然而，‘兄弟情谊’则允许平等中有不同”[4]。
对兄弟情谊的共识改变格局，也打破常规，并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强烈讯息：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并在兄弟情谊的荫庇下，众人都享有正义。
兄弟情谊也是实践“人际友爱人际友爱”（amicizia sociale）的坚实基础。2015年，在哈瓦那的讲话中，教宗方济各忆及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极贫困地区的访问。当地的本堂神父向他介绍一组正参与某些基建工作的年轻人时，说道：“这位是建筑师，是犹太人；这位是共产主义者；这位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友；这位是……”。教宗感慨说：“他们各不相同，但都在为公共福祉而携手工作”。方济各称这种精神为“人际友爱”，其内涵就是：为了公共福祉，懂得将权利和责任结合一起，将多样性和根深蒂固的兄弟情谊的共识结合一起。
没有疆界的兄弟情谊
开门见山地，《众位弟兄》呼吁一种开放的兄弟手足之情：这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被认可，被尊重和被爱，这是超越社交距离，超越时空的，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出生或居住。对上主的忠贞与对兄弟的关爱总是成正比。这种对称正是通谕的一个基本准则：如果谁不爱自己的兄弟，就不能说他爱天主。“那不爱自己所看见的弟兄的，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若一4:20）[5]
通谕一开篇就让亚西西的方济各脱颖而出，圣人不仅将兄弟情谊延伸到普罗大众——尤其是边缘人士、病患、低端人士和最弱势群体，而且，不问出身、国籍、肤色或宗教——更甚于此，也包括太阳，大海和清风（参阅1-3）。这是全球性和普世性的眼界。同样地，这种精神也贯穿在教宗方济各通谕的字里行间。
本通谕颁布于突发的新冠流行病毒（Covid-19）期间，这绝非偶然。面对各个国家给出的五花八门的回应—教宗写道—其背后所暴露的问题是：在联合行动方面的无能，尽管我们还能以高度紧密的联系而骄傲。方济各写道：“但愿事过境迁之后，天底下再没有「其他人」，而只有一个「我们」”（35）。
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分裂
方济各迈出的第一步是汇总一个关于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现象学，这是一种不利于弘扬普世兄弟情谊的现象。贝尔戈里奥分析的出发点通常是—尽管也有例外—从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中学到的方法，那就是邀请我们以设想天主俯视世界为定像来祈祷[6]。
教宗通过观察世界得出的总体印象是，个体与人类大家庭之间似乎正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破裂（参见30）。当今的世界正在失去历史意识，不仅未能从二十世纪的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参见13），相反，似乎正在重蹈覆辙：冲突及民族主义，迷失的社会意识（参见11），公共福祉似乎也堕为最不公共的利益。我们是这个全球化世界中的独行者，个人存在高于团体生活的维度（参见12）。人们扮演着消费者和旁观者的角色，弱肉强食。
接下来，方济各以马赛克式的拼图展示了当代悲剧的全景。
第一个版块涉及政治。在这种悲剧性的环境中，诸如民主、自由、正义、团结的崇高概念正在失去其圆融的含义，结果就导致历史意识、批判性思想、为正义的抗争和团结之路的淡化（参见14; 110）。对政治的判断尤为困难，因为今天的政治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每况愈下：“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政治不再是谋求全民和共同福祉发展的长期规划，而是以破坏他人利益而攫取最有效资源的短暂营销手段”（15）。
第二个版块是丢弃文化。政治堕为一种营销，由此助长了全球范围内的浪费和丢弃的文化恶果（参见19-20）。
接下来的版块是对人权的思考，尊重人权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参见22）。
第四个版块，在这个重要的段落讨论的是移民问题。如果非得将移民排除在权利范畴之外，那么，这是名副其实的仇外心理，所忘记的事实是：移民一定是自己求生命运的主人。对此，教宗坚决表示：“抱有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督徒完全不容接受”（39）。
之后，第五个版块是现代传媒本身带来的风险。数字化通讯固然缩短了距离，但同时也催生各种自闭和缺乏包容的态度，这两样孕育的是被推上仇恨舞台的“剧目”。相反，我们需要的是“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沉默和身体语言，甚至是气味、双手的震颤、害羞、汗水，因为所有这些细节都在传达某些信息，而且是人际沟通的一部分”（42）。
然而，教宗并不止于对当代的现实和悲剧给予一个冷冰冰的描述，他的解读沉浸在信德和同甘共苦的精神中。教宗关注的话题固然是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但从根本上却基于一个神学的视野。此处，所浮现的个人主义的每况愈下就是罪的结果。
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尽管本通谕的字里行间对阴暗面赋予浓重的笔墨，但方济各旨在引发人心对希望之路的共鸣，这些途径所通传的就是对圆满生命的渴慕，对内心渴望的满足，以及追求崇高之事的精神（参见54-55）。
在寻求光照的尝试中，而且，在指明行动路线之前，方济各以第二章的篇幅重温慈善的撒玛黎雅人的比喻。聆听天主圣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条途径，为帮助我们以福音精神来审时度势，并从这些悲观中寻得解决之道。鉴于此，慈善的撒玛黎雅人成为社会和公民生活之典范（参见66）。对路边伤者的接纳或排斥定性了所有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层面做出的决策。其实，圣父的关注点没有停留在个人选择层面，而是将这两种不同决择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但为了避免推卸责任感，通谕的落点终究返回到个人层面。
思索并缔造一个热情好客的世界：包容的愿景
教宗方济各要求我们迈出的第三步，不妨借用他本人的话称之为“超越”（al di là），即，需要走出自我。如果说第一章中描述的悲剧是消费之人的孤独，将自己故步自封于个人主义和看客心理的消极被动，那么，需要的就是找到一条出路。
第一个现实的因素是，如果没有具体的爱的面孔，任何人都无法体验到生命的价值。这是人最本真存在的奥秘所在（参见86）。爱缔造关系，也拓展人之存在。但是，这种“开放”本身并不堕为与一小群人的关系或家庭关系：若没有与他人建立更广泛的关系来丰盛我们，那么，人就不可能了解自己（参见88-91）。
这种爱是对“超越”和“热情好客”的开放，是建立人际友爱和兄弟情谊的行动基础。人际友爱和兄弟情谊互不排斥，却包容。它们不受生理和伦理层面的制约，或者，正如教宗所言，不以种族、社会和文化为界（参见95）。这种张力倾向于“普世的共融”（95），倾向于“兄弟姊妹间互相接纳、互相关照的共同体”（同上）。这虽是地理范畴内的开放，但更关乎人之为人的本质开放。
然而，在这一点上，教宗本人已经意识到产生误解的风险，源自那些以普世主义为幌子但实际上对自己的民众漠不关心的人。此外，专制和抽象的普世主义也潜藏巨大的风险，其目标是追求同质化、标准化和奴性化。真正的兄弟情谊以保护多元性为准则，这意味着拒绝同质化，并在其价值的释放中接纳和融合多样性。兄弟们之所以同居共处，因为求同存异：“我们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要一模一样”[7]。
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教宗呼吁我们不仅要在人际和国家层面，而且也要在国际关系上彻底地改变眼界：保障大地资源的全球共享。这种眼界改变格局，而且，“可以说，每个国家也都属于外方人，我们因而不应拒绝那些有需要的外地人使用本土资源”（124）。
随后，教宗预设了解读国际关系的另一种方式。他明确呼吁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并真正、针对性地谴责某些强国和大公司的双边方案：为了榨取最大利润，他们往往宁愿与其他弱小或贫穷的国家打交道（参见153）。关键是要“在谋求共同命运之际领悟到自己对他人的脆弱所负有的责任”（115）。对脆弱者的担当正是本通谕的关键所在。
向全世界敞开心扉
方济各也谈到必须面对的挑战，为的是兄弟情谊不止于抽象概念，却能有血有肉。
首先是移民问题，这个主题的诠释需要围绕四个动词来展开：接纳、保护、促进和融入。实际上，这不是关于“从上而下地实施福利计划，而是借着这四个行动，共同踏上一个旅程”（129）。
对此，方济各提出了一系列非常精准的指示（参见130），尤其是关注公民或公民身份（cittadinanza）主题，正如在阿布扎比签署的文件《为世界和平与共处的人类兄弟情谊》中所表述的那样。提及“公民”就去掉了“少数派”的观念，后者含有部落主义和仇视情结，而且，从他人面孔上看到的是“敌人”的面具。较之于正在蔓延的世界末日政治神学，方济各的方法论有着颠覆性。
另外，教宗明确强调了一个事实，对于接纳者而言，来自不同生活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不啻为一份礼物：这是介于人和文化的相遇，这种相遇构成了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机会。只要保证对方实现自我，那么，这一切都将指日可待。
本主题的指导原则始终如一：增进人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意识。任何“免疫”和孤立主义都属于自我丰盛之相遇的绊脚石。
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
方济各在下一章讨论的主题是寻求真正造福于大众的治国良策（参见154）。在这个版块，教宗直面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所存在的问题，二者能够以蛊惑人心的方式利用弱者，即，“人民群众”。教宗也趁机马上澄清误解，他引用了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的一整段回答，时当他允准本刊出版他在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期间的作品集。鉴于其重大意义，我们将原文引用如下：
“「民众」既不属一个逻辑范畴，也不属一种神秘范畴，假如我们以为大众所作的一切都是好的，或者，将民众视为天使。实则不然！这是一个属于神话的范畴（……）当你解释民众之为何物时，就诉诸于逻辑范畴，因为你必须自圆其说：它们（逻辑范畴）当然是需要的。可是，切勿用此方式来解读民众的归属感。「民众」一词还有更深层的意义，这是逻辑无法解释的。作为民众的一员，就是分享了一个共同身分，而这身分是由社会和文化的关系所构成。这不是自动完成的事项；相反地，这是迈向一个共同理想的（……）缓慢而困难的过程”（158）[8]。
因此，这个神话范畴可以表示一种与民相偕的领导力（leadership），与其文化活力相适应，也与民众渴望的公共福祉的社会大趋势相适应；要么，这个神话范畴也可能表示一种退化，一旦变成为选举成功而吸引共识的能力，并在意识形态方面利用民族文化谋取私利（参见159）。
然而，也不需要渲染民众的神话性，仿佛它是一个浪漫的表达，并以此为由拒绝讨论与社会组织、科学和公民社会制度等相关的更具体、更制度性的议题。
爱德是连接神话和制度两个维度的桥梁，它寓示着一条包罗万象的历史改造之路：制度、法律、技术、经验、专业贡献、科研、行政程序等等。其实，爱近人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为了解决问题，无论兄弟情谊的灵修还是更有效的组织结构都需要不断成长：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并不意味着幻想一个可以适用于每个人的经济配方：因为即使是最严谨的科学也可以提出不同的途径和解决方案（参见164-165）。
群众运动和国际组织
关于这个版块，方济各既谈到了群众运动，也包括国际组织。它们似乎属于两个对立面，而且，架构也不同，但最终二者在道德方面趋向一致，因为，它们使得地方、个体和全球、其他人都物尽其值，而且，始终基于多边主义。
群众运动“将失业工人、临时工人和非正规工人，以及许多无法在现有架构内找到生存空间的人聚集在一起”（169），这些运动有助于克服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就是“将社会政策视为处理穷人的政策，但从来不是与穷人同行、属于穷人的政策，更非将人民团结起来的行动”（同上）。
方济各也关注今天日趋衰弱的国际机构，特别是因为具有跨国特征的经济-金融较之于政治更具主导地位。联合国组织便是必须进行改革以避免失去其合法地位的国际组织之一，也是为了“使国际大家庭的概念真正具体化”（173）。联合国有促进法治的义务，因为正义是“实现普世兄弟情谊的先决条件”（同上）。
善政不应屈从于经济
为此，方济各对政治进行了广泛的论述。教宗曾多次对政治受制于经济的程度表示不满，而后者又受制于技术官僚的效率范式（paradigma efficientista della tecnocrazia）。与此相反，政治本应具有广阔的视野，为的是经济融入一个旨在谋求公共福祉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大众的规划（参见177; 17）。
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不是虚幻的乌托邦理想，却要求决心，并有能力找到化可能为现实的途径，也可能会牵涉到社会科学。这是一种“崇高的爱德行为”（180）。爱不仅体现于一对一的关系中，而且也落实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通过努力在不同层面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团体。这就是方济各所说的社会之爱（参见186）。这种政治爱德的先决条件在于拥有成熟的社会意识，正有赖于此，“当人属于一个民族时，才成为圆满的人；同时，若不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就无法形成真正的民族”（182）。简言之：大众和个人是两个紧密相联的概念。
社会之爱和政治爱德也以完全开放的态度面向所有人，并与所有人对话，甚至也包括政敌，其目的就是为了公共福祉，也为了能在某些议题上达成一致。无需害怕由差异造成的冲突，因为“划一会使人窒息，并导致文化的衰落”（191）。这种理想的生活是能够实现的，若政治家始终不忘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蒙召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活出爱的模样（参见193），若懂得如何生活，是的，此乃温柔之道。这种政治与温情之间的联系似乎前所未闻，但却真正有效，因为温柔是“是亲近别人和具体实在的爱”（194）。在政治活动中，必须让最弱小的人触动我们内心的温柔，他们有“占据我们的心灵的「权利」”（同上）。
对话与相遇文化
方济各将通谕中所使用过的某些动词归纳为一个词：对话。正如文本所言：“在多元社会中，对话是超越短暂共识的最佳途径，使人们认清应享有永久性肯定和尊重的事物”（211）。
教宗再次表达了他独具一格的见解：人际友爱产生于差异中的不断相遇。教宗指出，现在是对话的时刻。例如，有赖于网络，每个人都在社交网络上交流信息，但对话与唇枪舌剑的意见交流常常被混为一谈，实际的情况却是以冒犯为主导的各说各话。另外，教宗敏锐地观察到，这种风气似乎也在政治环境中变得盛行，反过来，它直接反映的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参见200-202）。
“真诚的社会对话的前提是能够尊重他人的观点，接受对方可能持有的信念或合法权益”（203）[9]。这是兄弟情谊的动力，毕竟，也是其本质特性，“有助于温和地对待不同观念，而不是任由因各持己见引起的冲突造成对兄弟情谊的严重破坏”[1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话与相对主义毫不相干。正如方济各在通谕《愿祢受赞颂》中所言，如果不是从客观真理或稳固原则出发，而是为了满足个人愿望和眼前需要，法律只会被视为任性的强加或是应避免的障碍。始终需要探索最高价值（参见206-210）。
相遇和对话因此而形成一种“相遇的文化”，这意味着民众愿意以热情投身于涉及所有人的事项；这本身虽然不是善，却是一种实现公共福祉的方式（参见216-221）。
通向新相遇的行程：冲突与修和
由此，方济各呼吁为相遇打下坚实的根基，为迎来一个治愈创伤的过程。相遇不基于空洞的外交辞令、虚与委蛇的言谈、隐瞒真相和客套等等。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促进相互了解，找到惠及各方的交汇点（参见225-226）。
教宗认为，真正的修和不是逃避冲突，而是在冲突中得以实现，通过透明、真诚和耐心的对话和谈判克服冲突（参见244）。此外，宽恕并不表示要在腐败的统治者、罪犯或侵犯我们尊严的人面前放弃自己的权利，而是必须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尊严（参见241）。
最重要的是，时刻谨记历史的前车之鉴：“今天，我们很容易陷入「开始人生新一页」的诱惑：说事过情迁已经多时，我们应该忘记，必须向前看。天啊，我们不能这样！没有记忆，人就无法前进”（249）。
战争与死刑
在这个版块，方济各分析了两种极端情况，它们可能成为紧急态势下的解决方案：战争与死刑。对此，教宗表达了极为明确的态度。
关于战争，他指出，不幸的是，战争不是过去的幽灵，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所以，必须澄清：“战争是对所有权利的一概否定，是对环境的重大冲击”（257）。
战争的课题还涉及到《天主教教理》的立场，其中，提到了透过军事力量进行合法自卫的可能性，前提是要证明存在一些严格的道德合法性的条件。然而，方济各也写道，对于这项权利，人们很容易就陷入到了过分宽泛的解读。实际上，今天，随着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发展，“战争的破坏力已经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影响到许多无辜平民”。对此，教宗的结论就是，“我们再也无法将战争视为解决方案，因为战争的风险很可能远高过其假设的利益。鉴于这一事实，今天很难依靠多个世纪前提出的理性标准来谈论可能的「正义战争」。但愿永无战争！”（258）。
对核武器和一切形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造成的威胁，必须在互信基础上采取集体性和协调一致的对策。教宗再次建议：“就让我们将用于军备和其它军事开支的金钱成立世界基金，以期最终消除饥饿，并促进最贫穷国家的发展，使他们的人民不用诉诸暴力或欺骗性的解决方法，也无需离乡背井寻求更有尊严的 生活”（262）。
关于死刑问题，方济各重拾了若望·保禄二世的思想。后者在其通谕《生命的福音》（56）中明确指出，死刑在道德上没有充分理据，而且，从刑罚制度来说也不再必要。方济各还提到了拉克坦提乌斯（Lattanzio）、尼各老一世和圣奥思定等，自教会初期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一贯反对死刑的作家。教宗明确指出，“死刑是不可接受的”（263），而且，教会坚定地致力于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废除死刑。这个审量的视野也延伸到无期徒刑，即“隐性的死刑”（268）。
为世界上兄弟情谊服务的各大宗教
通谕的最后一部分有关宗教及其服务兄弟情谊的角色。鉴于宗教蕴含着悠久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必须参与到诸如政治和科学的公共事务之讨论（参阅275）。出于这个原因，教会不会将自己的使命限制在私人领域。“的确”，方济各更具体地指出，“宗教神长不应参与政党政治，因为这是平信徒的范畴，但他们也不能摒弃生活的政治面向”（276）。因此，教会也承担一个公共角色，以促进普世兄弟情谊（参见同上）。
对基督徒而言，人类尊严和兄弟情谊的根源，特别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内，无论对人类思想还是对牧灵事工，关系、相遇和与全人类的普世共融之根本重要性都源出于福音（参见277）。教会“借着复活之主的力量，孕育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都是弟兄姊妹；这里可以容纳每一个被社会摒弃的人；这里正义与和平璀灿闪耀”（278）。
对和平与兄弟情谊的呼吁
《众位弟兄》以教宗的呼吁和两段祈祷文作结，这些祈祷文主旨鲜明地诠释了本通谕的意义和对象。
实际上，这项呼吁就是对教宗与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伊布在阿布扎比签署的文件的广泛引用，而且，涉及到的信念正是：“宗教绝不应引起战争、煽动仇恨的态度、挑发敌意和极端主义，也绝不应鼓励暴力和流血。这些悲惨的实象乃是偏离宗教教导所产生的结果，起因源于宗教被政治操控，以及某些宗教团体所做出的诸多诠释”（285）。
在文告提供的其他参考文献中，我们注意到教宗特意提到了真福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他的最终愿望是成为「普世的弟兄」。然而，正是由于他与弱小者站在一起，他才得以成为众人的弟兄”（287）。对于方济各来说，兄弟情谊是天国恰如其分的领域，圣神能够在其中临在、居住和运行[11]。
“……就这样，费城将为王——兄弟之城”
在通读了《众位弟兄》之后，尝试着将其中最基本的主题思想予以彰明较著，我想引用阿根廷作家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Leopoldo Marechal)为本文作结。教宗方济各曾在2013年接受本人采访时谈及这位他深爱的作家。
在他的知名作品《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Adàn Buenosayres）中，马雷夏尔描述了“费城——兄弟之城”，该作品讲述的是诗人亚当（Adàn）在超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理情景中经历的为期三天的象征性环游。尤其是从小说题为《黑暗的卡德彼费城之旅》（Viaje a la Oscura Ciudad de Cacodelphia）的第七章，我们可以识别出但丁的痕迹，因为是对《地狱篇》明显的滑稽模仿。
但是，让我们回到马雷夏尔笔下的费城，“一个个圆顶和钟楼被像孩童脸庞一样明亮的天空衬托着。宛如花中的玫瑰，雀鸟中的金翅雀，金属中的黄金，兄弟之城费城将位居世界大都市之首。平和快乐的人群将行走在大街小巷：盲人将重见光明，拒绝者将欣然接受，流放者将重踏故土，受诅咒者则终将得到救赎……”[12]。
宛如花中的玫瑰，“兄弟之城”将位居世界大都市之首，马雷夏尔曾这样写道。透过本通谕，方济各直指“天国”的来临，就像我们在天主经中所祈求的那样，天主经让我们发现众人都是兄弟姊妹，因为大家都是同一天父的子女。天国的含义是基督徒有能力将福音的喜讯毫无差别地通传给全人类，男人和女人，作为救恩和圆满的富藏。在这个语境下，也不妨说，兄弟情谊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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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文中，当提及通谕时，括号内都将省略全称，仅注明条目编号。另参：Fratellanza, Roma, La Civiltà Cattolica, 2020, in www.laciviltacattolica.it/prodotto/fratellanz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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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co, Primo saluto del Santo Padre, 13 marzo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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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fratelli）这一阳性称谓的使用引起了某些争议，似乎教宗有意排除女性。显然，由于通谕的标题是对圣方济各话语的直接引用，因此需要忠实于原文。这里不存在任何排他性。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最近在法国，鉴于已宣布对《宪法》进行修订，男女平等高级理事会（Hce）提议将共和国国家格言中的fraternité替换为adelphité，源自希腊语的术语，尽管也表示“兄弟情谊”，但却没有前者所具有的阳性概念特征。另有人为了避免新词的出现干脆提议使用solidarité（休戚与共）。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种选择的缺陷，特别是，借助教宗方济各的思想。参阅J. L. Narvaja, «Libertà, uguaglianza, fraternità», in Civ. Catt. 2018 II 394-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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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co, Messaggio alla prof.ssa Margaret Archer, Presidente della Pontificia Accademia delle Scienze Sociali, 24 aprile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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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题贯穿于方济各的教宗任期，所以也包括其训导文献。在此，以例证的方式回顾一些简短的段落就足够了。方济各在他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中写道：“天主委派家庭使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为使众人都感到彼此是兄弟姊妹”（183）。在《你们要欢喜踊跃》中：“耶稣冲破重重的规条和法规，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使我们得以看到两个面容：圣父的面容和兄弟姊妹的面容。祂不是再给我们施加两个准则或规条，而是向我们展示两个面容，更正确地说，祂只向我们展示一个面容：众人所反映的天主的面容。这是因为天主的肖象临现在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尤其是最微小、软弱、无助和有需要的兄弟姊妹”（61）。在《生活的基督》中：“你们要奔跑！「被我们所爱的基督的圣容所吸引。我们在圣体圣事中朝拜祂，并在受苦的弟兄姊妹的肉身上认出祂”（299）。这一主题也反复出现于通谕《愿祢受赞颂》中，例如：“他[方济各]的追随者圣文德说：「既思索万物根源，心中更加满怀虔敬之情，称一切受造物，不论大小，为他的『兄弟』或『姊妹』」”（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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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依纳爵∙罗耀拉，《神操》，第103-10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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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第139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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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adaro, «Le orme di un pastore. Una conversazione con Papa Francesco», in J. M. Bergoglio/Papa Francesco, Nei tuoi occhi è la mia parola. Omelie e discorsi di Buenos Aires 1999-2013, Milano, Rizzoli, 2016, X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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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依纳爵∙罗耀拉，《神操》，第2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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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ares, «La fratellanza umana. Il suo valore trascendentale e programmatico nell’itinerario di papa Francesco», in Civ. Catt. 2019 III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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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D. Fares, «La fratellanza umana…», cit.,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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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arechal, AdánBuenosayres, Firenze, Vallecchi, 2010, 342 s. 参阅：J. L. Narvaja, «“Libertà, uguaglianza, fraternità”. Un’alternativa al neoliberismo e al neostatalismo», in Civ. Catt. 2018 II 394-3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