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基督宗教更中国化？牧灵前景展望

经由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 S.I.）
2020年10月5日

在过去三年中，中国领导层一再要求将中国的现有宗教“中国化”¹。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呢？在试图传达类似“中国化”这样的术语的含义时，官方文件翻译人员会感到困难。例如，习近平在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定位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²。在这里“中国化”被翻译为“具有中国导向”。

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官方定义

据当局称，最需要“中国化”的宗教是那些相对来说较晚进入中国的宗教，即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³。然而，大约2000年前进入中国的佛教和中国内生的道教也被要求这样做。以下便是道教协会官方网站在这方面的发言：“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是道教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学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就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坚定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发扬道教爱国优良传统，传承道教优秀教义思想和积极进步主张，挖掘道教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民族复兴、圆梦中华的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道教新风采”⁴。

因此很明显，“宗教中国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当地宗教仪式的发展及教义的前景展望，而是首先坚持习主席在第十九届人大会议上提出的中国文化的定义，这个定义具有政治性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最近，这些指导方针在一系列研讨会和活动中得到了深入研究，它们有时是专门针对教会人士和其他宗教领袖开展的。这些论坛所发布的文章和文件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愈发清晰：他们坚持认为中国化首先意味着信徒必须遵循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必须在此基础上以以下几点为目标进行运作：1）更多的中国“宗教价值观”; 2）更多的中国宗教符号; 3）“更多的中国信仰的实践”⁵。

避免双陷阱

“宗教中国化”的要求恰逢实施更严格的宗教实践规则之时⁶，更概括地说，即重新加强党在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主导作用之际⁷。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要求遭到宗教领域的反对：遵循上述强加政策存在明显的危险，即可能造成丧失本质上的同一性。任何一个宗教都不应成为政治机构的服务工具，无论此机构最终目标有如何高尚。

在其他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无论要求它隶属的政治制度性质如何，基督教会都曾经常坠入这个陷阱并蒙受欺骗。换言之，基本道德观念及对其信念核心的忠贞必应引导不仅是基督徒，也许包括其他宗教的追随者对当局提出的要求作出反抗。

我们也必须考虑第二个陷阱：基督教会不应忽视“中国化”的诉求，因为它来自政府。确实，这些社团为确保自己免受各种侵扰，倾向于形成一种阻止变革和创新的防御态度。对于基督徒来说，正确的态度是倾听这一诉求，在深刻认识它可能造成的危险的同时，对他们可能因此而想象和实行的变化进行研究。

正如我们已注明，政府对宗教组织和信徒所提出的要求尚离明文规定甚远。对于必须适应环境不断变化的宗教社团，仍存在进行比较和想象的空间。那么“中国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仍然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提出并加以思考，作为基督徒，尽管对他们存在着各种限制，但仍不妨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⁸。

一个完全中国的教会

首先，基督徒知道他们在中国的存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早得多，因为由叙利亚会士领导的东方教会（通常称为“景教”）在公元六世纪已经出现。为了能够翻译和充分表达他们的信仰，景教会士必须与佛教和道教僧侣合作，这就是理所当然他们非同一般的经历应被视为宗教对话和神学文化融合首例的原因。这个对话是双向的：景教会士的护教学受到道教和佛教词汇的影响，另一方面，景教传教士可能也影响了一些道教大师的著作，特别是闻名的道教祖师吕洞宾。

事实上，叙利亚教会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持续很短，因为在八世纪期间，教会被卷入镇压佛教迫害中，直到第十三和十四世纪蒙古王朝期间才得以再次回归。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尾。

实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1842年以后，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进行的福传往往缺乏文化敏感性。福音和与其无关的文化元素被联系在一起。基督教会至今仍遭受长期的分裂，是因为有些西方人将他们的矛盾冲突融到福传信仰里一起传播出去的最可悲的见证。

然而，真正的本地化是通过群众的适应过程进行的，没有人可以真正控制。今天最好不要说，中国基督徒诵念的玫瑰经和祷文，或颂咏的圣歌（就像圣诞期间在整个世界都唱的歌曲）是一个“西方”的东西：很可能他的这些敬礼是从母亲或祖母那里学来的，为他而言，它们是“中国的”，就像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来说这都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一个不断重塑自我的教会

中国基督徒也可以声明，他们确实是不断地在自己的国家更新他们的存在形式和祈祷方式。例如，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丰富的天主教音乐剧目已经发展起来了，每个教区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推广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从更传统的西方风格，到较古典的中国风，亦或更大众化等等。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切也都必须彻底改变，包括教区生活，教友与当局之间的关系，连祈祷方式也从拉丁文改为中文。

中国基督徒的这一自我更新是他们的“虚己”体验的见证。历史学家Henrietta Harrison通过她在山西天主教村搜集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本关于中国基督宗教旅程的日志。这些故事有三百多年的历史⁹，其中包括当地神职人员因抗议外国传教士的羞辱性待遇而“逃往罗马的中国神父”，甚至还有传教士殴打或诅咒村民的事件¹⁰。书中也记载了一些关于教友在二十世纪初因信仰而殉难的故事¹¹。

村民们特别回忆起郑粉桃的遭遇。这位天主教女教友于1970年春天被处决，“虽然是村里的一个贫穷妇女，她却是在牢房中被枪杀，而不是接受全副武装的公开处决。她因参与所谓‘天主教反革命骚扰’被判处十二年徒刑，但在新的运动期间，她却又因‘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指控而被判处死刑。 […] 受惊吓的儿媳连她的坟墓也没能找到，更谈不上她的尸体了”¹²。

如今，这个故事使村庄居民敬礼七苦圣母朝圣地的信仰充满活力¹³。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对七苦圣母的敬礼从根本上来说是“西方的”呢？通过这个中国村庄的经历及其集体记忆，难道能说它没有完全融入当地文化吗？

任何谈到“本地化”的人都必须首先记住这些事实，它们是基督信仰在中国现实中的体现方式的证据。对于中国的教会来说，本地化已经成为虚己（kenosi）和谦卑的代名词。

未来的任务

当今的中国基督徒再次被呼吁进行创新：政府的迫切要求促使他们进行对话，在人民语言和记号中加深诠释福音的任务。

无论这个对他们发出的邀请多么暧昧，对之充耳不闻将会置他们于尴尬之地。不仅是对政府，对全中国人民来说，基督宗教依然是一个“外国”宗教。中国基督徒的任务尽管既复杂又困难，但却是必要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团，在中国存在的可持续性都不能通过简单地固步自封来保证，而是需要一种改变和适应的精神。那么应该在哪些领域试探创造性本地化呢？

第一个领域涉及灵修和“灵修神学”。要想试图通过儒家和道家传统的思想来表达天主如何使人在内心活动中体验祂的存在未免有些高不可及。叙利亚教会和十七世纪皈依景教的知识分子已开始了这种“灵修本地化”的任务，但这种努力在十九世纪传教士回归后受到很大阻碍。中国灵修经典和实践非常丰富和令人感慨，基督徒的任务是重新发现、解释并重新拥有它们，从而使之成为不仅为自己，也为他们的人民和整个世界服务的法宝。

就个人而言，我记得“利氏学社”的创始人甘易逢神父（Yves Raguin，1912-1998），有一天向我倾诉他渴望看到中国的灵修财富“完全融入人类的灵修计算机”。他对中国古典名著和灵修比较的思考是希望建立桥梁和渠道的体现。通过这些桥梁和渠道，传统和文化可以互相更好地了解彼此的基本直觉。甘易逢一生都使用打字机，从不上网。他对计算机的含义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却很清楚地知道它的要害并因此打比方说计算机是一台能够处理作为一个整体输入数据的机器，而且可以在其中创建任何链接方向。现在到了将中国灵修财富纳入全人类设计的“灵修计算机”的时候了。

第二个需要创新的领域与文化有关，尤其是与艺术和文学有关。事实上，1920年以后，圣经故事和主题已通过茅盾、郁达夫、巴金和郭沫若等小说家和思想家的作品进入了中国人的想象世界。同样，中共第一任秘书长陈独秀¹⁴也曾告知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宗教是穷人的好消息，耶稣是穷人的朋友”¹⁵。

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代文化趋势及努力发展能够与更广泛的大众交流的文化形式，无疑对中国基督宗教和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优势。这些文化形式不需要明确地传播福音，而是要充满普遍性和人文主义精神，这正是福音激发那些敬拜天主的人应“以心神以真理”（若4:24），而不是在地方和固定仪式中寻找的。

促使基督徒更好地适应当前中国形势的第三种方式需通过社会意识和行动。习近平在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最积极方面之一是他强调当前中国的不平等和不平衡：“最明显的问题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这已经成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的主要因素。 […]我们必须努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足，并尽一切努力提高这一发展的质量和效果”。

从本质上讲，对宗教组织施加的限制使他们无法在争取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公正社会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仅以两个天主教组织为例，位于河北的天主教信德基金会和上海比较富裕的教区的社会服务已经逐步开展了一些试点计划。虽然这些举措范围有限，但可以帮助基督徒充分理解国家的挑战也是他们自己的挑战，并且开始个人和集体行动有助于那些因为发展模式的不足而遭受最大痛苦的人，这是一项需要创造力和勇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成熟的任务¹⁶。

对当前挑战之实质进行评估

以上我们只简略谈及中国基督徒可优先考虑的任务。基督信仰必需敢于面对风险。这不仅涉及在讲话时，而且在倾听、对话时也需要有勇气，要让自己经受别人的挑战，要投身于自己所归属的人类社团。

另一方面，很明显的是如果中国当局提出的要求过高，可能会引起宗教团体内部的沮丧和怨恨，并由此造成目前在中国尚不存在的不满和社会分裂。

我们知道，在宗教界中国当局试图支持的所谓新“公民宗教”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一些担忧。尽管每个国家都需要推广自己应受尊重和保护的传统性象征标志和故事，但目前中国重新将这些象征标志、故事和国家道德价值神圣化的方式可能引起各种传统宗教的担忧。

2000年至2004年间，我曾参与研究中国如何阐释和管理其国际地位提升的方式¹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分析师中普遍存在的谨慎。有分析师写道，历史上强权大国在其国际地位上升时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当它们的野心使之与其他国家形成强烈对抗时形成的。中国实际上得益于其诸多良好的愿望。其他国家也因此欣赏它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努力，及其为世界经济向“绿色发展”的重新定位所开始作出的积极贡献。中国公民自近四十年来一直享有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在谴责他们受到制约的同时，大多数信友都知道，自1978年以来，当局已经使实现重建朝圣地、重建宗教实践和组织成为可能。因此，所有这些良好愿望不应因任何不合理要求和限制而受损。

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 – 尤其是就宗教进一步促进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式方法问题 – 能够开展对话空间，那么它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未来的稳定，促进国家和平发展并进一步确定它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地位。基督宗教肯定可以更“中国化”，同时，它也将有助于中国变得更加开放与和谐。

参考文献

这个主题自2015年开始出现在习近平的讲话中，但在中共十九大前后不久，其出现频率有所增加。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全文（实录），见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7-10-18/doc-ifymvuyt4098830.shtml>，2017年10月18日。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五种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爱国会”（或具有类似目的的组织）负责监督以上各宗教的特性及其活动。
道教之音，www.daoisms.org/article/sort028/info-33193.html，中文。
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文字在撰写本文时（2018年3月）尚未发布，但我们引用了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表达方式。
见全球法规网上摘要，http://www.loc.gov/law/foreignnews/article/china-revised-regulations-on-religious-affairs/
例如，在最近几个月中，一切具有宗教性的内容，即使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在网络上传方面均受到更大限制。
隆巴尔迪(F. Lombardi) 在《建立一个完全中国化和天主教化的教会- 本笃十六世和方济各绘制的路线》(Verso una Chiesa pienamente cinese e cattolica. La via tracciata da Benedetto XVI e Francesco)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特别探讨，文章被收入斯巴达罗(A. Spadaro)编辑出版的《中国魂- 智慧，历史及信仰》，米兰-罗马，“船锚”丛书，《公教文明》，2017年。
参见H.哈里森（H.Harrison）《和来自中国天主教村庄的传教士的诅咒和其他故事》，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详见上书，124s。
同上， 16
同上
参见同上，209
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
陈独秀，《基督宗教与中国人》，载于《新青年》，一九二零年二月第二期。
另请参见J.Y. Guo Jiang，《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与贡献》，载于《公教文明》 2017 年第四期 565-574。
详见高敬文和魏明德(J.-P. Cabestan-B. Vermander)合著，《寻找界线的中国》，巴黎，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