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国的未来 —— 耶稣会士金鲁贤主教的遗产

牧灵工作视角

2008年是上海天主教开教400周年，也是徐光启受洗纪念日：400年前，这位翰林庶吉士由陪伴利玛窦神父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之一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神父傅洗。金鲁贤主教，在其届时91载的沧桑岁月中，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这四个世纪历史中的近四分之一¹。在纪念天主教在上海以往历史的同时，金主教还借此良机，指出了它的未来发展方向²。

金主教追忆了耶稣会士和其他外国传教士的非凡贡献，并指出：“上世纪中叶，梵二大公会议突出了平信徒的作用，并宣称平信徒时代的到来。中国也早在四百年前就已曾经历这种平信徒的时代”。实际上，天主教之所以在屡次教难中得以幸存，是因为“在传教士一律被驱逐出境的情况下，是中国的平信徒、会长和贞女们维持了教会，是他们继续‘宣讲福音’，使教会得以生存”。

随后，金主教进一步阐述了今后福传工作应具备的主要特点。首先，他明确地概括了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含义：“由于天主上智的安排，外国人来中国宣传福音的时代已告结束，天主把这个神圣使命交给了我们，我们要欣然接受这个使命，并把福传工作做得更好。”这个使命应具备四个特点：1）“福传工作是每一位教友都应做的”；2）“我们教友也应个个重视宣传福音，尽力配合神父、修女做好福传工作”；3）“我们尤其应效法传教士们的奉献精神和服务精神”；4）“学习了传教士们的奉献精神，我们还应学习传教士们的服务精神”。

金主教的这些声明具有深刻意义及先知性。在回忆这些话的同时，我们不禁联想到教宗方济各在对神父们谈话时用语也经常同样尖锐。金主教和教宗的期望是使司铎们警醒³，从毫无生气的昏沉状态摆脱出来，对他们坐享其成的功利思想以及许多不容忽视的自我赦免行为引以为耻。在中国，金主教的劝告显然是主要面对年轻神父，也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教会恢复正常时期进入成年的神职人员。

关于第一个要点-“福传工作是每一位教友都应做的”-金主教引用了本笃十六世的权威性训导。教宗在其第一部通谕《论爱德》（2005年）中指出了教会的三项主要任务：“第一是宣传福音，第二是勤行勤领圣事，第三是仁爱工作”。就此，金主教认为：“我们上海大多数教友只重视第二项而忽视了第一项和第三项”。尽管圣事本身及其价值不可或缺，行圣事的神职人员也很重要，但面对福传的挑战，仅靠以上因素远远不足。

对天主教信仰和实践中这种常见的失职现象，金主教毫不掩饰地指出了其后果：中国天主教会的增长率停滞不前，但与此同时，基督教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金主教来说，后者成功的原因显而易见：“我们的兄弟教会－基督教各宗派的信徒个个重视宣传福音和仁爱工作”。的确，天主教会中存在着比较严格的规章，但这不能构成福传工作上没有成绩的借口。

金主教坚持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教友也应个个重视宣传福音，尽力配合神父、修女做好福传工作”。这表明，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协调关系需要通过以相互责任和尊重为基础的合作。主教说：“我们度献身生活的神父、修女、修士更不能满足于每天共同举行的弥撒圣祭或诵念日课，然后就把圣堂大门关闭[…]。白天，教堂的大门应开着，神父、修女应热情接待来访的人员”。

神职人员或“度献身生活”的选择并不意味着过默默无闻、没有活力的生活。如果是在教难时期，神职人员采取防卫态度或远离尘世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值得推荐；但是，在这个新的福传时代，这些态度则应遭受谴责，它只不过是不积极履行“天主子民”使命的一个借口。

为了重新打造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共同责任感，在纪念开教四百周年之际，金主教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工作重点是加强宣传福音的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神修、祈祷。如果只注重形式，朝圣、开会、游园，都将徒劳无益。我们应在教区各堂区发起一个祈祷运动”。金主教非常清楚，乘坐空调大巴进行文化旅游，即使是去朝圣地朝圣，也无法与福音的传播相提并论。

金主教指出第三点是“我们尤其应效法传教士们的奉献精神”，并进一步阐明了上海教会应具备的“奉献精神”的含义。这种精神植根于天主教信众对利玛窦神父及其同伴的极高敬仰，当今，他们中的有些人选择作神职人员以及度奉献生活者，其中“也许有人会说：我来修道不是最大的奉献吗，我对天主说：我为你奉献了我自己、奉献了我的一切”。对此，金主教回顾了耶稣的告诫：“不是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玛7:21）。天主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他要我们做他真正的门徒”。

金主教警告别人，同时也提醒自己应对此用心思考。他回忆了过去“每位神父、修女每天作两次反省”的规定，并指出，这种习俗深深植根于儒家传统：“我想应该予以恢复，我们的神业工夫不应只是念了日课、玫瑰经就够了，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我日三省我身。我们至少每日一省吧”。金主教及其前辈利玛窦神父深知，传统智慧完全可以交融于真正的中国天主教之中，对依纳爵的“省察”和儒家的“省我身”的认知仅是其中一例。

金主教提出的第四点是：“学习了传教士们的奉献精神，我们还应学习传教士们的服务精神”。他强调指出，“服务精神”是“奉献精神”在福传工作中取得成果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天主教平信徒的平凡生活中，他们对子女任劳任怨的照顾便是感人的服务精神的体现。金主教详细描述并由衷赞美了中国父母操持家务的服务精神：“我很佩服他们[…]忙里忙外忙不停。但他们默默承受，口不出怨言，不发牢骚，甘心奉献。我感到他们真是伟大，自己真是渺小”。

这种基督徒家庭的服务精神与某些神职人员逃离现实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金主教反对这种与灵修格格不入的做法：“我们有个别的神父、修女，早上弥撒一结束，就把教堂大门关上，回到自己房间，或看电视、或玩计算机，电视、网上的内容的确是包罗万象，有新闻、有游戏、有赌博、有暴力、有色情、有买卖，当然也有学术讲座，总之无所不有，各取所需，一旦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早把事主救灵、福传、服务、奉献全都置于脑后。我们应记得自己作为修道人的天职”。

金主教认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中，教会需要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脚踏实地携手共行，设法修复以往种种迫害和困难所造成的创伤。如果上海天主教徒能够在自己的心中找到更新的恩宠，与所有怀着良好意愿的中国人团结一致，那么通往未来的大门会向我们敞开。

金主教以及全体中国天主教徒之间的和解工作

金主教的以上观点是他多年被软禁、在劳改所和监狱中经历的结晶。1982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政治形势下，共产党开始在中国宪法及法律规定中逐步确立宗教的合法性，金鲁贤接受佘山修院创院院长任命，负责培养未来神职人员，使他们通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成为新司铎。

几年后，1985年，在未经梵蒂冈任命的情况下，金接受了助理主教的委任。1988年，其前任，同是耶稣会士并于1960年经爱国会晋铎的张家树去世，金鲁贤成为上海主教。尽管有关这一任命争议纷纭，但金始终担任此职务。2005年，梵蒂冈正式认可他为“辅理”主教：这一举动成为他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之间和解的标志。

只有了解整个历史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才能对金主教的个人勇气和智慧做出正确评估。毋庸置疑，长达27年被剥夺自由的不幸遭遇是他对天主教信仰的忠诚见证。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初期，当时的金神父正在罗马进修博士学位。1951年，他不顾新政府对天主教会的仇视，冒着重重风险重返祖国，回到上海，力图向共产党表明：为实现共同目标，天主教徒可以与他们携手合作，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

当时，金意识到共产党对教堂仍由外国传教士管理的情况心怀恐惧，是一个必须得到解决的问题。他因此提议建立一个中国主教大会来管理教会，以便寻求中国自身利益而非迎合欧洲利益。后来，因围绕这个建议未能达成共识，金于是将注意力投入修院，集中精力在那里培育尽可能多的中国神父，以填补传教士离华后留下的空白。但在此后不几年的1955年，他便与其他主教和神父一同遭到逮捕。

1980年，在终于获释后，他又被迫乘受来自天主教兄弟的批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他都被指责为与爱国会合作的“叛徒”。金神父的这些经历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重操修院旧业以及后来接受上海主教任命的用心。他深知爱国会将对他进行严密监控，但中国当时有着更迫不及待的事实：为300万天主教徒提供服务的神父仅不过区区400名。他坚信中国教会为了存活下去，必须培养出自己训练有素的年轻司铎。于是，通过一个“外国朋友”，他向罗马教廷提出重开修会的请求。不料得到的回答是：必须“等待(共产党的)瓦解”。对此，金神父表示“他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不断地祈祷，最后决定以最符合中国天主教徒利益的方式行事：“我没有遵守罗马的指示。我只有一个愿望：‘要让天主教会存活下去’”⁴。

主教借用耶稣的话表达他举步维艰的选择及其付出的巨大努力⁵：“你们要机警如同蛇，纯朴如同鸽子”（玛10:16）。他说，“是的，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怎么说呢，我不得不既当蛇又当鸽子。 […]中国政府认为我和梵蒂冈的关系太近，梵蒂冈认为我和中国政府走的太近，我是夹在政府控制和梵蒂冈要求中间的一条滑溜溜的鱼。我出狱后，这里的教堂是凋零一片。继任我的前任（非梵蒂冈任命的耶稣会士张家树类思主教）之后，为了筹款修复天主教上海教区，我给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信友致函上百封。在我们收到的捐款中，大多数来自德国，另外还有一些来自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从梵蒂冈，我一无所得”。

金主教成功地获得在天主教弥撒中恢复为教宗祈祷的批准，他接着讲述了有关经历：“当时，政府禁止我们两件事：一是不允许实施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通过的礼仪改革，因为它被视为向梵蒂冈的让步；二是不得在弥撒中为教宗祈祷。为了要求当局同意为教宗祈祷，我去了北京十次，但总是以失败告终。由于我们必须举行传统弥撒，当时又正值梵二会议结束之际，很多人都在离席时将弥撒书丢置原地。我便联系了一位德国朋友，请他回收尽可能多的罗马弥撒经书。后来，我收到这位朋友搜集的四百多份弥撒书，里面有为教宗做的祈祷。将它们分发之后，我又收到了在上海印刷的新副本，于是我又往其他地方邮寄发送。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教宗的名字重新回到弥撒中”。

尽管出现了一些值得肯定的现象，中国天主教团体之间的和解仍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金主教对此毫不掩饰：“不，在中国，目前我们与地下团体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的说法毫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这种分化正在加剧。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我们官方团体遭受的苦难更多，因为我们处于完全公开的状态，需要接受政府的正常管理监督。我想首先谈一下总体情况。有些人认为地下团体是中国真正的天主教团体，其成员是唯一真正忠于教宗的人，此外，他们还认为自己比官方团体更服从教宗领导。这一切都不符实。今天，政府对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一清二楚，满足党的各项要求是我们的一个巨大压力”。

要做到“机警如同蛇，纯朴如同鸽子”着实并非易事。在列举了以上种种困难之后，金主教继续指出了地下团体向不规则网络发展的趋势。他说：“地下团体有活动上的自由。众所周知，根据教会法典，神职人员必须依法遵守教区的管辖，但是地下神职人员可以毫无拘束地在中国各地流动，这是遵守教会法律吗？当教宗发表了写给中国的信后⁶，官方团体以服从的精神做出了回答，地下团体则对其几乎完全置之不顾，这是对教宗的顺服吗？此外，当教宗呼吁中国的两个天主教团体调解分歧、携手合一时，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鼓励地下教会坚守反对官方团体的阵营，这是教宗的希望吗？”

金主教深知，自若望·保禄二世以来，历任教宗对待中国的态度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若望·保禄二世毫不迟疑地认可了金的主教任命，同样，本笃十六世也在2007年写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对此再次予以肯定。

更久以前，在接受意大利记者Gianni Valente《30天》杂志的专访中，金主教表达了他对和解进程的长期愿景⁷。他认为，为实现完全的合一，需要找到“临时解决方案[…]既可以满足政府管理监督的要求，同时又不损害教宗的权利”。“关于中国的主教任命问题，[…]理想的办法是由我们的教区呈报一名候选人，征求中国政府当局和梵蒂冈双方的同意。一旦通过，只要候选人本人也接受任命，就可以祝圣新主教”。

金主教强调指出，有人认为教会内部存在着正式的分裂，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要谈论中国的两个教会？中国天主教会只有一个。我们可以讨论其中的两个团体：一个承认梵蒂冈当局并与中国当局之间存在着不和；另一个既承认梵蒂冈也承认中国政府，与双方保持对话。我认为，应该通过对话克服对峙状态，实现与双方的共同合作和相互尊重。我认为我们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我们唯一的目标应该是共同寻求对话与合作”。

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基督徒对民政当局及其法律的实际观点是什么？”主教引用福音书中耶稣的话做出回答：“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玛22:21）。我相信大家都必须尊重这一原则”。本笃十六世在其2007年牧函中也有同样的引用。

金主教认为，近年来通过爱国会晋铎的神父确实在开展福传工作，至于世俗和宗教之间的摩擦和争议，那是基督徒宗教虔诚即成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个教会中，福传工作处于一个活跃的进行状态，与其他国家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我们遇到的困难和矛盾没有什么很大区别。上海教区的天主教徒不断增加，1950年以前晋铎的神父为数很少。在教区目前的76名神父中，90％经佘山修院培训并于最近20年间接受铎品。其他教区的神父几乎全部都是新一代。如果没有这些不可或缺的人才，教会决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局面”。

众所周知，金主教一直致力于谋求爱国会与梵蒂冈之间的和解，因此有人问他：“在中国保存和提供耶稣基督见证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有没有更适合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的新颖观念？”。金主教的回答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通过福音宣讲，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不仅必须重视宣讲而且还要活出福音。福音的中心内容是爱而不是恨，是团结而不是分裂，是对幼小者和穷人的关怀。今年，我们上海教区已致力于扩大和加强慈善活动。在存在穷人和失业者的地方，教会必须积极参与，她必须为穷人服务，而不是浪费精力，批评或攻击别人的错误。另外，不管从艺术、神学和文化角度，我们都必须在各领域维护、支持和捍卫当地教会的特征。在艺术方面，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艺术品都是从欧洲抄袭复制而来。我们需要鼓励和激发适合中国本国艺术、文化和神学的特征。但是，‘保守主义者’很难理解这些需求，因此这方面的工作经常遭到他们的阻挠。[…]毕竟，中国的教会仍处于过渡阶段，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如果能够开展对话，创造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能够一步一步地逐渐有所收获”。

2010年，金主教在接受Anthony Clark专访时指出，和解的主要障碍集中表现在两位中国天主教领袖之间的冲突：香港荣休主教主教陈日君·Joseph和爱国会主席刘柏年。他说：“目前，这两个人物是中国教会中的主要障碍，只要他们二者存在，就很难超越‘地下’团体与‘官方’团体的分化。刘希望当地教会保持完全独立，这就注定一些中国天主教徒将继续他们的‘地下’生涯；陈枢机鼓励‘地下’团体保持分裂状态，因此团结合一好比空中楼阁”。

2018年9月22日，梵蒂冈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金主教对中国天主教未来的夙愿⁸。尽管问题中仍存在复杂性，教宗方济各出于同样的愿景，也在近期不断积极表现出他的主动性。

金主教和利玛窦神父的遗产

2010年是利玛窦去世400周年纪念。2009年12月8日，金主教发表了题为《利玛窦颂》的牧函，强调了利玛窦神父对中国教会和社会的历史贡献，并以极高的敬仰阐述了这位伟大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金主教说，利玛窦拥有我们至今仍然可以效法的许多美德：“他热爱天主[…]爱中国的文化，[…]尊师爱友。中国自古以来有尊师爱友的美德。该效法利公的抓住机会[…]好学不倦”。

对于马切拉塔传教士利玛窦的工作，金主教的评价是，如果利玛窦不“学汉语，[…]肯定会被驱逐出境”，如果“利公没有交上徐光启这样的大儒为友，[…]他不会与人合译西方的科学名著，把最新的科技成就介绍给中国，[…]如果没有礼仪之争，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将是怎样的？我用孔汉斯写的一句话来回答：‘那今天西方的游客将在中国的都市中、名山里看到与佛教庙寺一样多的天主教圣堂和隐修院’。[…]如果当时皇帝采纳了徐光启、李之藻的建议[…]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中国不会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我国早已成为头等强国”。金主教说，以上“四个假设都未成为事实”，是因为教会和中国“双方领导的傲慢、偏见所造成”。

不管是利玛窦取得的成效，还是继其之后出现的各种失误，它们都清楚地展示，对于临时协议所提供的机遇，我们的回答应是在尊重正确的福传概念方面不断继续努力，谨记金主教的告诫：“到中国，成中国人，不要使中国人成为外国人”⁹。

1. 金鲁贤蒙席生于1916年6月20日，2013年4月27日安息主怀，享年97岁。
2. 参阅《类思金鲁贤主教2007年圣诞节牧函-天主教传入上海四百周年纪念》，载于《鼎》，号149，册28，2008年(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49_02.html）。
3. 在其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中，教宗方济各明确地阐述了他对教会所持观点并重申了加强福传工作的迫切需要。
4. A. Minter, 《坚持信仰》，载于《大西洋月刊》，2007年7-8月（«Keeping Faith», in The Atlantic Monthly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7/07/keeping-faith/305990)。
5. 金主教的讲话和随后的陈述摘自A. E. Clark的采访录,《困难的回答：上海主教耶稣会士金鲁贤访谈》，2010 年7月23 日（«No Easy Answers: An Interview with Shanghai’s Bishop Aloysius Jin Luxian, S.J.», 见Ignatius Insight， www.ignatiusinsight.com/features2010/aclark_noeasyanswers_july2010.asp)。
6. 金主教此处指的是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5月27日发表的《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 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
7. 参阅G. Valente对金鲁贤主教的专访《从上海展望未来》，载于《30天》杂志，2004年，第12期（“Il futuro visto da Shanghai”, www.30giorni.it/articoli_id_6264_l1.htm)。
8. 2018年9月22日的临时协议为金主教对和解的期待带来了希望，请参阅习安东（主编）《中国教会：待写的前 途》中收集的文章，米兰，Àncora, 2019年（A. Spadaro ed., La Chiesa in Cina: un futuro da scrivere）。
9. 参阅金主教牧函《利玛窦颂》, http://www.catholicsh.org/NewListIn.aspx?InfosID=690&InfoCategoryID=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