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的迅速转变及其对新城市环境的适应，源于神职人员工作范围以外的多种因素的冲击。本文探讨中国天主教正在形成的一种特有的信众以及他们的动机、组织和影响：他们是那些从乡村走入飞速发展的中国城市的天主教徒，那些敢于闯荡的平信徒。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离乡寻求发展机遇的天主教徒已达数十万。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是较好融入当地社会的城市公民，并也将自己的宗教信仰转化为新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些人正在创建一种超越传统堂区生活的东西，大多数对中国教会感兴趣的人对此丝毫没有了解。如果说这些人的宗教组织方式确实在某些方面使人联想到新教团体，那么了解他们的具体特征和动态可能将有益于对中国教会的观察。
因此，我们的文章旨在通过对这些移民教友及其组织的介绍，说明他们在领导教会适应新社会条件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期的社会经济变化，揭示使农村天主教信友决定离乡的社会背景。然后，我们将分析天主教劳工组织在大城市逐渐形成的方式、具体组织以及平信徒领导者的指导动机。最后，我们将对这些中国现有的网络组织进行比较和描述，以突出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中国城市天主教教会近期演变的优势和特征。
中国的转型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已成为一个日益城市化的富裕社会，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许多地区可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农村状况和社会不平等仍属攻坚大问题，但拥挤的大都市是目前大部分人口聚居的地方，也是显示中国人生活特征的地方。
社会演变和地貌的变化使得近三分之二的人口离开农村，到市区寻找新生就业机会。如果说最初可以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属于低水平工业部门，那么后来它们则变得更加多样化、专业化和高收入。
为了引导这种迅速而彻底的转变并防止庞大贫民区的形成，中国政府已对空间使用进行严格监控制度，每个公民都必须持有居留许可。
在中国，城市规划由各个国家机关严格控制，确定和规化城市中每平方米的面积使用。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居民在出生时必须在住宅区、城市或农村地区进行登记，前往国内其他地区的永久性迁移需要获得批准并且价格昂贵。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数百万公民回避了这些规定，转变为廉价劳动力充斥于中国各地拥挤的郊区。他们日夜不停地在条件极差的环境里工作，组装那些要流入世界其他地区的廉价产品。但是，当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时，这种短暂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移民人口如今正在迅速地成为都市生活和法制管理的一部分。
另外，中国的根本转变也是由非经济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独生子女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决定对大多数中国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只许生育一个孩子。虽然对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及其后果作出正确评价还为时尚早，但它从根本上形成了目前中国家庭的现有情况。
经过数十年的内战以及政治变革和饥荒等严重动荡，中国社会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普及化、集体化和具有约束力的社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规范化，对如今所有家庭都必须遵守的模式进行了统一。亲属关系结构和家庭情况的区域性、民族性和阶级差异都有所减少。如今，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可以得到四个祖父母的照看。最近，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有所缓和，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拒绝生育二胎。因此，国家面临着快速老龄化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将在未来几年有所恶化1。
新生中国天主教徒团结形式
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许多天主教徒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离开了农村：和其他数百万中国人一样，他们决定迁移到正在迅速成长的城市，在蓬勃发展的新经济中一试身手。这些天主教信友通常是带有传统农民气息的年轻单身汉。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帮助家庭，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寻求生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像许多其他移民一样，这些从农村涌现出来的教友已经能够更好地融入新的城市环境。他们不仅建立了人际关系，也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21世纪初期，许多移民教友已将他们的居住情况基本正规化，并与来自原籍的同乡结姻。有些人甚至开始经营自己的事业，从自己的同乡中雇用工人，帮助他们在向城市生活过渡的道路上迈进。显然，他们已能够成功地在与“老家”保持牢固关系并向其提供大量经济帮助的同时，为自己、家庭和国家建立一个新生活。与此同时，中国城市不断地在向更广泛和更复杂的网络发展。不断改善的交通工具促进了全国各地日益紧密的联通，方便了庞大市区之间的结合。
应该知道，大多数这些移民教友最初都属于一个被不恰当地称为“地下”的教会。许多人在农村环境中长大，那里的教会在严格的国家监管之外发展起来，负责人可以尽量摆脱官方控制2。当那些决定移民的人搬到大都市时，他们很快就发觉城市里的天主教会与自己原住地的教会完全不同。尽管认为所有城市教区都具有相似特征并且都与农村郊区不同是错误的观点，但城市教会的现实确实总会让移民教友深感惊讶。当地的习惯、方言、礼仪和权力分配往往都有所不同。
每一个城市的具体情况都需要新移民寻找自己维持教友身份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在个人与宗教信仰之间寻求平衡。事实上，工作的强度、经济状况的不稳定以及城市教会的匮乏导致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去教堂。许多几乎每天都被迫长时间工作的人只能平时自己念玫瑰经，只有每年在农历新年期间回乡探亲时才有领受圣事的机会。
那些争取加入当地城市教会的人面临的是极大的文化多样性。首先，移民必须考虑当地天主教群体在国家控制和礼仪方面是否正统的情况，从而确定自己是否乐意加入。他们被迫面对的事实是，无论“官方的”还是“地下的”城市群体，如果两者俱存，说明它们都是已经具有自己的领导、规则和需求的良好组织网络，新来者未必总会受欢迎。例如，当有人想当然地以为群体共同语言是中国某地方语言，并发现实际上是普通话时，融入这个团体将并非易事。此外，当地教友比较富有和相对穷困的移民教友之间明显的阶级差异也对许多人持久加入已有教会团体形成障碍。
显然，移民教友的情况是他们需要不断对身边的事物进行分辨并做出决定。如何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本身已是他们的一个大问题，如果再有第一个孩子出生，事情往往会愈加复杂。最初，许多新婚移民通常选择的办法是将孩子送回原籍。
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生活消费较低，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农民工子女归属其家长的农村原住地。那里也是他们唯一的报名入学地。另一方面，从事艰苦工作的农民工家长被迫依赖仍在农村生活的祖父母和亲戚来照顾子女。这样，在以分离和距离为典型条件的情况下，如何将天主教信仰传给新一代的任务落在了农村亲戚的身上。
然而，这种情况很快使大家不满意。经济情况和城乡生活的社会差距继续迅速增加。随着移民在城市中生活质量得以提高，拥有各种优势和机会的情况使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将孩子留在农村，在那里接受的教育与城市环境无法相比。为竞争激烈的超级现代化中国做好新一代的准备常常使祖父母一代望尘莫及。这种文化和经济上正在形成的两个中国，差距之大不容忽视。
此外，最近关于规范居住地的新规定和日益加剧的腐败现象为进入城市生活不久的移民子女提供了入学机会。在2000年代的第一个十年，越来越多的移民夫妇决定接孩子与自己一起生活，并邀请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住在一起，以帮助他们照顾孩子。
在2000年代的同一背景下，许多条件较好的移民教友已经开始在新的经济和家庭情况中重新建立他们与教会的关系。起初，他们开始在私人住宅中聚会，进行传统的祈祷，进行一般与当地教会群体没有任何联系的活动。对他们来说，花费数小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市中心的教堂毫不现实。
因此，在没有任何国家批准或教会监督等外在因素的帮助下，移民教友最初只能恢复幼年在农村时获得的信仰生活。但是，当狭窄的私人住宅里参加人数变得过多时，他们开始寻求其他解决方案。一些开设生产车间的人于是在他们的公司里提供一个小房间进行集会祈祷，供本公司的教友员工和邻居使用。与此前的家庭解决方案不同所在是，这些相对私人的地方既容易保证机密性，又不会打扰任何人的家庭生活。此外，一些其他享有更高收入的人决定将自己拥有的公寓改造成一个非正式但长期开放的小教堂。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房产所有者通常与当地警察或领导有关系，并取得他们对这些活动不予干涉的默许。
此类祈祷所逐渐在中国大都市的广大郊区发展起来。只要它们貌似临时性小型活动，并且政府也无意对其实行限制性措施，进行聚会祈祷不存在问题。最初，在这些布置简单的临时性场所内，图像和宗教雕像通常沿着墙排列，很便于用大窗帘快速遮盖，折叠式椅子也都会在每次聚会后被带走。就这样，一个相当简单的组织却能使教友家庭可以每周聚会几次，举行传统的晚祷仪式，并对他们的孩子给予教会信仰教育。就这样，一个走出农村家庭环境的仪式化教会逐渐得以再现。
新型城市教会组织形式
频繁的聚会为移民教友带来了更大的自信，他们于是开始筹集资金，每年一次从农村老家邀请神父来举行圣事。虽然大多数移民教友劳工更愿意在农历新年期间回家时接受圣礼，特别是洗礼和结婚，但为祝福已完成的婚礼和已出生的儿女，或者办告解，来访的神父终究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随着这些新城市教友的财富日益增加以及交通的不断改善，神父的来访也愈加频繁。在一个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中国，越来越多的神父认为这种发展将为开展具有创新性和富有成效的牧灵活动提供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于是投身于一种新型的巡回使徒工作，并同时逐渐赢得了富有城市教友的尊重。
这种渐进式的转变也为平信徒领导者提供了新的机会。条件较好的教友开始竞相为大家提供自己的帮助及其地方关系。通过对教会组织产生的支持，这些富有的赞助人使自己家乡的集体威望在新兴城市教会中得到肯定，并在中国天主教中创造了一种新形等级制度。来自浙江、福建或河北的天主教信友因擅长创造高效城市网络而闻名，他们使大家的定期正常聚会和祈祷得到保证。由于能够成功地将对宗教信仰的承诺与城市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移民领导者赢得了他们在宗教信仰和实干效率方面的声誉。
除了对空间上的改造，移民教友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时间框架。多年来，非同大多数天主教群体，他们最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不是每周日上午，而是工作日晚上，没有工作的时候。直到最近，因为工作条件的大幅度改善，主日弥撒才得以重视。
除了每周一次的聚会和每年一次的回乡探亲之外，新城市教友还在其移居城市中创建了年度活动。例如，中国圣诞节赢得的新人气为他们每年和天主教信友以及同事和熟人聚会创造了机会。一些天主教赞助商代表他们的组织预订可以容纳上千名朋友及合作伙伴、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的大型酒店，用超过两天或更长的时间一起庆祝耶稣的诞生。21世纪后期，国家的宗教政策有所缓和，这些人头济济的圣诞节私人聚会开始纷纷流行。
其他年度活动还有少年夏令营。起初它们在农村进行，由当地教区为儿童组织每周一到两次的活动。在此经验之上，一些移民教友开始试探规划自己的夏令营，以便更多的孩子不必每年夏天返回农村。这些城市夏令营需要处理各种组织性问题，条件仍然相当有限。事实上，大多数移民教友更喜欢通过传统仪式传播宗教信仰，并因此认为每周的信仰生活比年度夏令营要重要得多。
但也有许多移民教友对以更理性的方式进行宗教信仰的主日学和现代的要理班持怀疑态度。同样，移民神父并没有真正领悟到夏令营的优势，因此即使能让孩子们开心，但并不能达到帮助他们真正生活信仰的目的。此外，夏令营需要大量资金，并且有很大的政治风险。近几十年来，为打造便于儿童具体学习礼仪的团体，移民教友付出了很大努力。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他们已经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自己的网络组织并以一种更稳定的形式雇用神父进行巡回圣职。在一些富有的赞助者带领下，移民教友工人开始奉献并支付确保神父正常圣职的固定资金。为了应对这个新的宗教信仰问题，中国北方的一些非官方组织目前正在为这类群体提供神职人员服务。
神父由这些组织录用，在无特定政治性或牧灵性紧张局势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会在城市定居，并每周在网络组织的各个小堂之间巡回走动，听告解和做弥撒。当组织对神父的行为予以肯定时，通常会为他提供汽车和其它工具，以支持他的圣职，鼓励他落户扎根。在一些大型城市组织中，也有为他录用其他神父做助手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这些新的城市教友组织已经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并对教会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他们的相互支持和组织资源，移民现在已占中国城市教友中的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例如，在一个拥有1500万居民的南部城市，当地教区只有四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并且都位于市中心。但非官方的移民教友已经在城市环郊区地带开设了十多个教堂。在这些位于工厂和住宅区内相当小的小堂里，每周末会有近千人的聚会，官方教区的本地信友则达到5,000至6,000名。许多移民教友指出绝大多数他们的信友已不再去教堂。
挑战和变化
新兴教会组织的成长和半制度化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从外部来看，非官方城市组织的增加，以及在其中服务的专职神职人员的建立，在各地引起了政治上的担忧。2010年之后，地方宗教政策开始收紧，移民组织的聚会有所减少，他们录用的神父也必须更加谨慎或暂时离开。
从内部来讲，同时加强教会领导权和祭司圣职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例如，2013年，一位教会领袖修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小圣堂，规模比他所在城市的其他非官方小堂大十倍，但他聘用的神父对他的回复却模棱两可。装饰精良的小教堂标志着组织内部取得的重要发展。在许多赞助商的支持下，它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教友，很快便成为组织默认的中心，为它的赞助商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
毫无疑问，祈祷所的规模之大导致当地警方向其要求正式登记。教会领导人于是向当地官方主教请求行政程序上的协助。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形式，因为主教在许多其他非官方小教堂的类似情况下已经做过同样的事情。于是，当地主教顺理成章地给予了他的认可和祝福。
出乎意料的是，被录用的神父则持反对态度。他不仅不希望这个地方做正式登记，反而要求对它进行关闭。他认为，一个如此之大的小圣堂会引起过多关注并将制造麻烦。在他看来，最好是创建一系列规模较小但信友经常出入的地方，他与同助手将定期进行走访。最后，为了回避和有关神父之间的公开矛盾，赞助者们最终采取了关闭小堂的决定。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我们尚未涉及的因素，那就是大规模的小堂使一些赞助者受到过高重视，而神父指导牧灵的中心地位间接地被降低。因此，这个规模过大的小堂昙花一现，它表明中国教会组织的扩展或收缩通常是神父和平信徒之间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
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不同地方的移民教友构建城市宗教生活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在存在非官方教会的城市，移民教友更倾向于与它们联系并参加它们的活动。但是，当地教友和移民教友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距却往往促使新移民自发地组织自己的活动。
在非官方教会不存在的地方，移民教友通常可以去官方教会领受圣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文化差距、与教堂的距离和交通以及移民的紧张工作和生活也同样促使他们在郊区建立自己的组织。这表明移民教友中存在的替代性组织首先取决于他们与当地教会之间存在的差异。
影响移民生活方式的不仅是每个城市教会背景的特点，当地的政治背景也是深刻影响了他们建立城市教友新生活方式能力的因素。在一些警方压力较大的城市，移民必须在二者中进行选择：或是置身于通常与地方官员有良好关系的当地群体（官方或非官方）保护下，或是将他们的聚会保持在一个更加有限和谨慎的范围内。在地方控制不太严密的地方，移民教友更倾向于独立开展自己的活动，而不是依靠那些已经存在的官方和非官方教会。很明显，政治原因只是解释中国天主教环境中如何发生分化的众多因素之一。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个庞大的城市中，多个移民教友组织可以共存。这些组织通常遵循民族和地区来源。移民教友选择与自己相似、来自同一地区或同一工作领域的人。因此，这些组织的优势和自主性取决于成员的数量以及经济富裕和条件优越的赞助人所占的比例。总之，在大都市中运作的各种组织可以存在交叉和协作，特别是在录用神父或与地方当局打交道时。
移民教友及其组织能力
移民教友使我们有机会观察中国天主教具体而迅速的城市转移。虽然关于他们的分布不存在官方统计数据，而且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也处于阴影中，但这并不阻碍他们仍然继续积极地参与当前中国教会的转型。
他们的主要优势在于相互支持。这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信仰作为财富传递给下一代。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受民族、地区和企业界限影响的事实影响了他们吸引非基督徒的能力。在移民教友的环境中，新的皈依者一般是与他们联姻的人。向外传福音不是大多数移民的优先考虑事项，尽管举行盛大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可以显示他们对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认识。
事实上，移民教友及其组织能力正在为最贫穷和最富有的天主教徒、赫赫有名的赞助者和年轻又缺乏经验的移民，以及城市教友和乡村教友之间有效建立团结做出重要贡献。他们的教会信仰成为家庭环境以外信任和支持的重要工具。实际上，移民教友所经历的社会经济转型为他们提供了资源和技能，使他们成为21世纪中国的活跃教会领袖。
在许多方面，这些教会组织与温州新教模式相似。来自温州的移民在中国境内境外也建立了重要的基督教网络。另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他们与新教一样，鼓励在领导者的保护下互相支持，不参与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之间的传统对立3。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温州的新教群体更致力于支持他们的商业活动和非基督徒合作者的皈依。与天主教赞助者不同的是，他们对成员子女没有太大关注。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为新生教会城市组织服务的天主教神父仅拥有一个合同地位。主教实际上对他们的任命问题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除非主教们能够开展新形式的牧灵工作并掌控大量资金，否则，移民教友很可能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实际领导权及其责任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神父的工作不言而喻地被局限于对圣事的管理，他们经常被迫通过谈判来争取自己的牧灵职能。尽管如此，随着移民教友的出现，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和跨地区的组织逐渐形成，它们为中国教会的传统堂区和教区给予宝贵的支持。这些组织在大城市的活动方式有助于教会在中国城市发展新的存在形式，同时为平信徒和被任命的传教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参考文献
- 详见S. Chen – J. Powell (eds), Aging in China Implications to Social Policy of a Changing Economic State, New York (NY), Springer, 2012年。
- 有关1990年代中国天主教的更多信息，请参见R. Madsen, 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年。
- 有关温州新教社团的介绍，请参阅梅谦立（T. Meynard）-M. Chambon合写文章《关于中国天主教会更新的道路》；欲深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曹南来，«Boss Christians: The Business of Religion in the “Wenzhou Model” of Christian Revival», China Journal, n. 59, 2008, 63-87; B. Fulton, China’s Urban Christians: A Light That Cannot Be Hidden, Eugene (OR), Pickwick Publications，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