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对所有国家都可能吗？

提要

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应如何发展经济和社会？我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应达到何等程度？当今，什么是真正的发展？

我们将从一个实际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站在赞同发展的一边。我们认为发展是有必要的；事实上，我们坚信增长是我们最基本的动力。在任何存在形式中，不寻求增长必然意味着倒退，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在基督宗教传统中，这也是自始至终一直被普遍接受的事实¹。

然而，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对这种自然推动进行调和并非易事，相反，由之产生的问题可谓层出不穷。第一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确信，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正面冲突证明，人性的主要特征恰与这种无休止追求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吻合：只有在遇到与其同样强大的相对力量时，才有可能受到限制或阻碍。成长（auxēsis）或增强自身权力的内在趋向，是以政治形式组织的人类社会特有，且不可分割的特征。因此，当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两个权力中心时，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实体将倾向于增强自身实力、进行扩张、征服较弱的城市，并且被双方势力影响的范围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冲突中²。

经济范围内的发展

在人类发展中，经济成分具有决定性，因为经济发展与人类整体发展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并且具有不可否认的证据³。

今天，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可避免并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同时相信停滞或小幅度增长是明显失败的表现。在这方面，我们目前正通过研究欧元的作用（是否有可能实现使整个欧盟经济复苏？）或在国家总产值的最新数据中寻找答案，比如意大利。事实上，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发展至今仍尤为必要，世界上许多人仍然处于饥饿状态之中——这在历史上并非一个持久性现象，而是例外。

历史上的经济增长

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新生事物。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典著作：“历史上，可以说自有史料记载以来，从公元前两千年直到十八世纪初，生活在各大世界文明中心的普通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当然，存在着相对的高低起伏。（…）进展缓慢或缺乏进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缺乏重要的技术创新，二是缺乏资本积累。（…）几乎所有人类在现代时期拥有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在远古时代就已为人所知。语言、火以及我们今天拥有的家畜。小麦、大麦、葡萄树和橄榄树、犁、轮、桨、船帆、皮革、亚麻制服装、砖和锅、金和银、铜、锡和铅等等。直到公元前一千年前，这个单子上又增加了铁、银行业务、政治管理、数学、天文学和宗教”⁴。

现代经济增长首次出现于英国，是不同因素产生的特殊趋势的反映。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许多互相关联的社会革新和技术创新相继在这个国家发生。首先，在农业生产率开始提高的同时，城市化和贸易也得到了发展。此后，一个更复杂的市场经济开始建立；产权变得更加复杂和灵活，新产业不断出现，新的发明创造专利权也得到保护。法制性原则得到加强，一场全面的科学革命发生了。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esco Bacone）曾指出，科学技术将为人类造福，对世界带来深刻改变。天才人物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等发明了蒸汽机，用煤和铁创造了有利的运输条件。从那时起，技术进步的各个阶段一直伴随着现代世界的塑造⁵。

但是，工业革命实际上也加剧了生活水平之间已经存在的差距。如果说1820年欧洲的平均收入高于非洲三倍，那么在1998年，这个差距扩大了20倍⁶。这个随着增长而扩大的差异表明，增长或不增长意味着处于什么样的幸福水平，非常高或非常低。

在当今经济形势中，上述水平在世界各国之间呈现出巨大差异。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不同地理区域和国家之间实现提高人均收入的能力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差异。仅举一个例子，1970年加纳和韩国的人均收入相近（分别约为250美元和260美元）。自此以后，韩国持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2001年，其人均收入已达到15,090美元，与此同时，加纳则在经历衰退阶段之后加入了贫穷国家的行列，同年人均收入仅为2250美元。

同样，从二战以后直到今天，西欧国家（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系统和基础设施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国家）的幸福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而许多非洲国家在同一时期内的极端贫困状况却保持不变，或仅得到略微缓解。被称为“东南亚四小龙”的国家分别达到了很高的经济水平，成为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长的主角。最后，中国和印度成为两个最新经济发展国家。

经济发展与集体幸福之间存在的联系在2013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中得到重视⁷。经济增长与个人幸福的诸多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有关分析清楚表明，集体创造经济价值是在有益于人类发展的资源（指在教育、卫生以及维持和保护环境资源方面的投资）方面进行投资的基础。由此可见，增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关系着个人幸福中其他非货币层面的发展。这个问题不应与纯粹的唯物主义相混淆⁸。

欠发达：我们的时代悲剧

欠发达现象——更确切地说，是贫困和苦难得不到消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悲剧，保禄六世对此予以谴责。教宗说，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已不可再被拖延，否则将会导致巨大的人类冲突。为此，他认为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欠发达令人悲痛的事实激起普遍反响，联合国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担负起这个责任，并制定出“千年发展目标”，随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它取代，其内容包括四个主要领域：1）经济的繁荣；2）社会的包容性和凝聚力；3）环境的可持续性；4）政治和商业上适当和良好的管理。

经济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福利，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仅以我们目前的可能性并与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Rothschild）进行比较为例：这个当年最富有的人连治疗简单的口腔感染的可能性都没有！今天，我们花上几欧元，在任何一家药店都可以买到治愈此病的青霉素。男爵当年则因为没有它，最终被带入坟墓。

经济增长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人口预期寿命有所增长、婴儿死亡率有所下降、收入有所增加、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覆盖面也越来越广。但是这一切的代价呢？排在首位的是环境问题，例如污染、自然资源枯竭以至全球气候变暖。
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副产品是不仅在各个国家之间，而且在每个国家内部均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也可能导致某些部门的消失。信息技术的改进也对电话服务人员和文秘人员的工作做了重新规定。1900年，美国4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今天，这个比例还不到2％。

经济学家之间普遍达成共识是，这些代价实际上可与发展带来的总的福利相抵销。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这个观点可以得到清楚的证实。20％的儿童在五岁之前死亡的事实仍发生在非洲的广大地区，它的根本问题既不是污染，也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经济发展的欠缺。

此外，在富裕国家，收益大于成本。例如，污染通常仅与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相关，比如在19世纪的伦敦或今天的墨西哥城。

绿色革命是新的工业革命

今天，发展意味着可以利用现有技术以及未来将要得到发展的技术来进行新的工业革命，以创造新的奇迹——一个与建立绿色经济同时进行的奇迹。

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所形成的困境一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传统上，人们往往认为对环境的更多关注意味着采取强迫性措施，并将不可避免地拖延经济发展。作为传统的补救措施，对排放污染量进行征税和监督会缩减生产和消费，对它们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对此，一些经济学家以持反对态度为基本立场。他们认为这种策略过于严厉，有损于通过创造必要的经济价值实现补贴福利制度和社会保护、为公共债务提供资金并为减轻贫困奠定基础的传统目标。

出于以上原因，支持负增长的选择似乎很难得到接受，但似乎可以引起人们的反思。应当承认的是，这一运动的捍卫者通过与传统的一维观点作斗争，成功地将争论的注意力引导向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关注；传统观点中的唯一目标是对物质利益增长的专一追求，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衡量。

负增长的支持者认为，鉴于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决于非货币因素，需要选择的方向应为缩小市场范围和扩大非商业领域（互惠、礼物交换、自我消费、自我生产以及非货币交换等）。他们强调，当前的经济体系已对非正式领域或未经市场登记的生产和价值交换领域逐渐予以限制。此外，他们还指出，在一切必需品都需要购买的发达国家中，每天少于两美元意味着非常贫穷；但在发展中国家土地肥沃的农村，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不能满足自己的温饱，因为那里有重要的非正式交换领域，有自我消费和自我生产的机会可以使人有尊严地生存。

尽管这一事实与衡量贫困的标准并非无关紧要，但很明显，当然不能在允许非正式交易区域并存的条件下，仅靠缩小市场交易范围来弥补（我们已经谈到的）负增长可能引起的损害。因此，从逻辑出发，负增长的支持者有责任向我们证实他们的论点。也就是，如果说为了证明负增长可行，他们必须保证适当的就业水平、避免突然的金融危机以及公共服务质量和集体利益有所下降。

毫无疑问，为了调解经济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要求，首先需要提高经济体系的能力，在保障环境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创造价值。这是否可能呢？

传统的肯定式答案为证明其合理性，通常参照所谓“库兹涅茨曲线”或“倒U型曲线关系”，由每个工人的人均收入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决定。这个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从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大量的实际研究表明，在研究对象国家中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取样调查中，确实存在这种相关性。我们已经观察到，就污染而言，今天的伦敦与一个世纪前无法相提并论。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人均收入从低向高移动，污染的强度也不断增加。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公民的主要关注问题，同时经济的特点是以农业和工业部门为主。一旦超过曲线的最高点，当人均收入从已经很高的水平上继续增加时，已达到合理收入水平的公民开始对生活质量、污染控制和绿地有所要求，经济也在发展的同时发生转型，第三产业日渐盛行。规章制度更加严格化以及对未来更加和谐的期望也都转化为动力，促使企业采用更环保的生产过程。

这里，我们不免要问，鉴于库兹涅茨曲线估测的结果，我们是否可以抱乐观态度？仅靠增长是否可以达到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经济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与气候有关：消费和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污染对气候造成损害。污染对气候的影响是一个累积性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常年排放总量堆积造成的结果。换句话说，大气需要花费很多年才能消除累积的污染。因此，即使一旦达到某个极限，即使排放量有所减少，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并且会持续很多年。

此外，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一个“不可返回点”，一旦污染达到峰值并超过这一点，它对地球造成的后果就很难被消除。

最后，面向降低排放强度的目标并不能确保避免我们在全年度内地球产生的污染总量继续增长：只要人口增长超过一定限度，或人口众多的国家位于库兹涅茨曲线呈上升趋势的起始段，而非滑向低谷的结尾段，全球年度污染总量就会增长。

因此，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似乎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困境。关于这一问题，一个决定性的文化变革标志是英国政府于2005年发布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该报告研究了全球变暖问题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

该报告计算，如果不采取重大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当前温度持续升高的趋势将继续对经济体系造成损失，大约相当于世界经济总产值的40％。相反，如果进行有利于减少排放的决定性政治层面改革，全球生产体系的重组将使能源部门转变为新的发展领先部门，并对经济增长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根据《斯特恩报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两难困境最终可以得到解决，为协调这两个目标之间开辟新的道路。

报告证明的事实在于，对于增长及有关研究，经济体系在环境问题上的转变是可以构思的最强劲的刺激之一。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一个真正的“绿色革命”，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它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并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时代。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以美国的经济情况反思了这一事实⁹。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遭到袭击时，没有人问：“我们能接受参战的奢侈吗？”那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没有选择，必须与那个敌人作战。同样，气候危机也是如此。对问题的忽略将导致直接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一样，如果与气候危机的战争进行得当，在实际上将会对经济产生有利影响。“绿色新政”将刺激需求，保证所有可利用资源的使用；而向绿色过渡则可能将经济引向新的高峰。可再生能源部门将创造的就业机率可能比今天煤炭业的失业率要高。没有理由要求21世纪的创新和绿色经济遵循20世纪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制造业经济，及其经济和社会模式，同样道理，也没有理由要求当前的这种经济遵循前几个世纪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基础的金融和社会模式。

一些反思

为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即创造财富，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关键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我们想要怎样的一个发展，我们需要实现怎样的发展？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认为应从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中受到启发。

在教会社会训导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甚至受人鄙视）的基本原则：辅助与休戚相关原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经济体系观点（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持异议）；市场作用；如何实施经济生活及发展。

狂野的全球化迫切需要我们拿出行动，因为它不受控制，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管理。与北美和中国模式相比，欧洲模式更人性化，其经济选择反映更多的社会性。

如今，国际市场上存在着激烈竞争，在其中常常能够逃避政府的基本监管。2008年的危机表明这种现象所导致的逻辑性后果。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去世前一年，2009年12月1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无规则的自由主义者的七个错误》，对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所坚持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出谴责，指出它是这场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根源¹⁰。他说，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危机毫无疑问地带有“美国制造”的标签。

除此之外，我们还须注意另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发展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美国抵押贷款的带来的灾难也不会对地球每个角落造成诸多的破坏。

我们需要的是新型企业形式。今天，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共融经济”的讨论很普及，另外也存在“合作模式”¹¹。宗座正义与和平理事会于2013年发布的文告《企业界的使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企业界愿景，它的重点在于：1）生产和提供满足人们实际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对生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以及公益服务分配链负责，并为满足穷人的需求寻找机会；2）以富有成效和有意义的方式组织工作，承认员工本身随着自己的工作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工作是为人的”，而不是“人为工作的”），努力创造具有辅助性的工作环境，对员工进行培训，鼓励他们的参与并对他们给予信任，从而使他们能够各尽所能地完成任务；3）“企业有责任管理好各种资源，生产利润，打造公益，创持久而可靠的财富并设法保证把它公正地分配给雇员们（依照给予合理工资的伦理原则），分配给顾客们（以公道的价格），分配给股主们（按合理的投资回报），分配给供应商们（以公道的价格），分配给国家团体（缴纳合理的税款）”¹²。

在其通谕《在真理中实践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简称CV）中，本笃十六世全面阐述了一个观点，即市场中的付出可以避免无情、投机、没有灵魂、不符合伦理和没有同情心的经济：“若要克服发展落后的问题，不但要采取行动去改善那建基在互换上的交易，也不只是公共援助机制的转移，而特别是全球性逐步向着不求偿及促进共融的经济活动开放”12（CV 39）。

今天，我们将机器人技术视为我们的未来。大家知道，这是当前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中美关系紧张的一个热点¹³。技术进步是增长的引擎，正在达到以前似乎无法想象的水平。凯恩斯（Keynes）早在多年前写下《关于子孙后代面临的经济可能性》的时候已对此有所预见。在他预见的尚为遥远的黄金时代中，技术带来的经济可能性将使人们能够轻松地满足基本需要，如此，经济问题和生存也将不再是人类的持久性首要任务。

凯恩斯只是一个空想者吗？也许不是，但是他预见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今天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在1895年提出的“黄祸论”表现了对东方人取代欧洲人领先地位的恐惧，这与拿破仑在1816年曾说过的话相呼应：“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颤抖。”但是，教宗方济各说，恐惧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顾问，每个人本身都有能力找到与别人共处和互尊互敬的方式。今天，中国在自己的实力基础上表现出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兴趣，但它在世界市场上表现出的竞争力并不总被作为公平竞争得到认可。同时，中国在技术发展上的决心也不排除有关产权问题的争议，另外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另一方面，北美政府也已经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并且对气候变化表示模棱两可的态度。最后，需要考虑的问题涉及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和灾难、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如何对移民问题进行人性化管理。

今天，我们谈论的“可持续经济”向我们提出很多要求。教宗方济各更喜欢秉承教会的伟大传统，对“整体发展”进行探讨。我们基督徒应该更加了解自身的思想传统，包括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这样的学者也赞赏我们的思想传统，他说，没有教会的启示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¹⁴。不管在情感上还是在深度上，教会训导的程度都很难达到。

结论

当代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正在与自己的极限发生冲突，继续增长是否可能?今天，我们知道这些极限主要涉及生态，同时气候变化是我们最严重的威胁。绿色经济不仅必要，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可以在发达国家和接近发达水平的国家创造财富。它可以成为一个将会实现的现实吗？

显而易见，为了能够面对世界上的实际问题、改善大量人口的生活并消除众多人口的苦难，增长是必须的——但这总是可能的吗？

我们讨论了一些提案，其中甚至包括负增长，这是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通过有效控制经济生产的下降，达到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新平衡的目的。根据法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赛吉·拉图什（Serge Latouche）的说法，这是放弃以增长为增长目标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生态而言，经济负增长不仅是可取的而且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社会而言，它的可持续性需要哪些条件？应如何组织负增长式经济生产？这种巨大的变化在怎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可能发生？传统经济理论和模型往往忽略这些问题。对它们来说，经济增长是一个不言而明的必要。

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6月发布了《愿祢受赞颂》（Laudato sì, 简称LS），其中涉及诸如生态债务、北方富有国家和南方贫困国家之间的社会债务、全球变暖的人为因素、建立强大国际领导机构的必要性、对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的必要，以及个人对不必要消费的放弃等问题。同时，通谕批评了引起一些人热衷的无限增长的观点及其暗示世界资源不可枯竭的谎言。关于北部地区的过度增长和相比之下南部地区的不平等，教宗强调当某些人仍无法有尊严地生活，另一些人不断消耗和破坏越来越多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并指出接受世界某些地区负增长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将提供资源予其它地方，使其可健康地增长（参LS 106; 109; 193）。

我们面临的全球经济问题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伦理挑战。人类已经两次成功地驾驭了马尔萨斯恶魔，它也会成功赢得这场挑战吗？圣经邀请我们“耕种，看守乐园”（参创2:15）。“耕种”是指耕作、劳动，“看守”是指保护、保养、防护和监督。这是呼吁人们对地球不可掉以轻心。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说过：“相信指数式增长可以在有限的世界中无限期延续的人或是疯子，或就是经济学家”。

我们希望能够共同迈向绿色经济，希望它建立于尊重受造物的基础上，成为属于全人类和所有人的共同的幸福，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能在共享幸福的基础上成长。

1. 这句格言出自圣亚纳大修所著《安东尼奥的一生》。圣伯尔纳德则创造了流传于世的名言“不 进则退”（Nolle proficere, deficere est）。（Sant’Atanasio， La vita di Antonio.）
2. 参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米兰, Rizzoli, 1996.（Tucidide, La guerra del Peloponneso, Milano, Rizzoli, 1996.）
   
3. 为了有效地证实这一判断，请参见L. Boggio – G. Seravalli，《经济发展》，博洛尼亚，il Mulino, 2015年, 页55:“结果是，人类发展水平通过对两个方面的考虑便可以得到充分把握：人 均收入水平及其分配。这不等于我们不必花费大量时间来定义和计算一系列其他人类发展指 数。相反，正是由于这些工作，才可能得出上述结论”。（L. Boggio – G. Seravalli, Lo sviluppo economico, Bologna, il Mulino, 2015, 55）
4. J. M. 凯恩斯，《关于子孙后代面临的经济可能性》, in Id., 《劝说集》, 纽约, W.W. Norton & Company, 1962年 (意大利文版《关于子孙后代面临的经济可能性》, 米兰, Adelphi, 2009年).（J. M.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Id.,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2 (in it., Possibilità economiche per i nostrinipoti, Milano, Adelphi, 2009).
   
5. 见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米兰， Egea, 2014年, 页85.（J. Sachs, L’era dello sviluppo sostenibile, Milano, Egea, 2014, 85.）
6. 见A. Maddison, 《世界经济千年史》,巴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2001年.（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2001.）
7. 见L. Becchetti – L. Bruni – S. Zamagni, 微观经济学. 关于民营经济, Bologna, ilMulino, 2014年, 页 431.（L. Becchetti – L. Bruni – S. Zamagni, Microeconomia. Un testo di economiacivile, 博洛尼亚, il Mulino，2014, 431.）
8. Francis Hackett 曾说: “我相信唯物主义。我相信良好的唯物主义的所有结果：美食、干燥的屋舍、 干燥的脚。下水道、管道，热水、厕所、电灯、汽车、良好的道路、有照明的街道、市外的长假、 新主意、快马、热烈的谈话、歌剧院、管弦乐队和乐队。我相信所有这一切 (被引用于保罗∙萨缪尔 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 马德里, Mc Graw Hill, 1999年,页531).（P. A. Samuelson – W. Nordhaus,Economía, Madrid, Mc Graw Hill, 1999, 531）
9. 斯蒂格利茨, «气候危机：我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需要一个大胆的回复», 卫报, 2019年6月4日。（J. Stiglitz, «The climate crisis is our third world war. It needs a bold response», in The Guardian, 4 giugno2019.）
10. 见保罗∙萨缪尔森,《无规则的自由主义者的七个错误》，载于意大利晚报, 2008年10月20日. 又见 F. 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十年后》,载于公教文明2018年 IV 页471-485. P. A. Samuelson, «I sette errori dei liberisti senza regole», in Corriere della Sera, 20 ottobre 2008. F. de la IglesiaViguiristi, «A dieci anni dal crollo di “Lehman Brothers”», in Civ. Catt. 2018 IV 471-485.
11. 巴斯克自治区（西班牙）的工人合作社发展规模很大，由一位天主教神父何塞·玛丽亚·阿里 斯门迪（José María Arizmendiarrieta）构想和创立，他后来被教会册封为真福。
12. 宗座正义与和平理事会，《一个反思 – 企业领导人的使命》, 2013年. （Pontificio Consiglio della Giustizia e della Pace, La vocazione del leader d’impresa. Una riflessione, 2013. ）
13. 见F. 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中美贸易战》，载于公教文明. 2019年 I 页362-376.(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Usa e Cina in guerra commerciale», in Civ. Catt. 2019 I 362-376.)
14. 见杰弗里·萨克斯, «播种未来。教会如何帮助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载于理性与信念, vol. 269, 2014年, 页27-33.（J. Sachs, «Sembrando un futuro. Decómo la Iglesia puede ayudar a promover objetivos de desarrollo sostenible», in Razón y Fe, vol. 269, 2014, 2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