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机器人：理想的关系？

人与机器的新关系

《过时的人》是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弟子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最知名的著作。对于这个德国哲学家来说，由于技术创造在很多方面已远远超过人类本身，人因此已变得陈腐不堪。这是安德斯60多年前的预见，那时还很难想象新的通信技术将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预言也果然成真。

在数字时代，通过能够增进性能的附件和确保对功能进行无限升级的人工智能，人类本身已经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这就是超人类主义或后人类主义的“机器人时代”：人成为技术的对象，人的本性亦因此发生衍变¹。这不是一个严谨的观点，而是技术范畴内发生的一个变化，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颠倒判断标准、以机器而不是以人为标准的想法。这个想法以摆脱生物束缚并不断增进以技术性为模式的外貌为追求目标²。

因此，超人类主义成为一个寻求超越自然限制，达到完全的自我塑造，从根本上改善人这一概念的运动：“后人类主义指的是具有以下普遍特性的人类既定模式已经破碎并不再成立：人是理性动物，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以及人是有感知力的生物——根据后人类主义者的观点，这些概念已不再成立”³。

同时，与人一起“过时”的还有人际关系。工业时代导致具有代表性的智人与现代人法贝尔之间形成的极性，如今，它很可能已被另一种更严重的人与机器之间的极性取代。随着两者之间距离的日趋增进，人与机器或许会成为一个混合体，或许将进行超越彼此设定极限的新型组合。

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结合将形成一种理想的关系，超越诸如不公平、暴力和误解之类迄今为止人际关系的典型特征。这个项目已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而是某些诊所管理者的主题项目。例如英国哲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非营利性协会“BLTC研究”的创建者⁴。

当然，与此有关的讨论非常复杂，涉及的知识、技能、领域及活动范围也异常广泛：从企业到运输，从医疗诊断到在线查找。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决定和活动将依赖于错综复杂和令人惊叹的技术发现，计算机和机器人可以比人类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务。

一些可能的领域

数字革命带来众多机遇，比如机器在治疗中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协助解决诸如人与人之间在交流和关系方面长久存在的难题。意识到与其打交道的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有时有利于克服各种可能存在的阻力和封闭，可能形成一个不可低估的优势。这也正是许多新兴计算机心理治疗取得成功的原因。

与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往往是心理治疗启动或继续的主要障碍之一。对方的目光、表情以及可能发表的评论，尤其是从对方所感到的情感意识，即使在实际上未曾表达的情况下，它们也往往被患者视为一个对自己某种形式的评价。不同的是，模拟疗程出现后，许多用户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谈论他们的问题。他们之所以能够敞开是出于机器的匿名性保证：知道对方是一个没有真实面孔的监视器，似乎更有助于公开和分享各种隐秘、困难和痛苦。而且，计算机可能做出的回答似乎也无关紧要：即使是几个句子简单的重复，也会给人一种得到倾听和接受的感觉，并且也不存在任何偏见的危险。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名为Listener（听者）的软件出台，它的设计基于定型但有效的短语，对用户态度友善，从来不会有任何不礼貌或失去耐心的表露。随后出现的是另一种Sextert夫妇疗法，通过一系列预先规定的问答展开澄清性对话。对此，用户的评价多种多样，总体来说，与心理师的治疗相比，这种模拟疗法似乎没有受到明显的偏爱。无论如何，事实表明，冷漠和匿名的环境是分享的理想情境，这也证明治疗中的决定性因素一是保持理想距离，二是绝对不能对患者有偏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为患者揭示内心最痛苦和最负面的东西创造条件：“在一个酗酒中心，在通过计算机进行的统计问答中，患者报告的饮酒量比接受面对面采访的患者所报告的饮酒量高30％。同样，在性问题上，使用计算机也比心理师治疗更容易处理”⁵。

人际关系问题的心理治疗作用早已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中崭露头角。隐私、匿名性以及向所有人倾诉个人隐私细节的倾向，这一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随着“自白电视”节目的泛滥愈演愈烈。更不用说公共场所大家都被迫参与越来越频繁的私密手机对话：不同年龄和社会地位的人无时无刻、肆无忌惮地公开谈论各自的私生活，毫不顾忌所有的自白都会被保存于网络数字记忆中⁶。

通过对“AskAunt Dee”之类综合性在线咨询的评价，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明知有人会背后听到自己的对话，但对那些揭示各种具体细节的人，这似乎无关紧要。这个网站相当于一个美国版的意大利专栏“Donna Letizia答疑”，它的访问量极高，对棘手或令人难堪的问题毫无顾忌，并因此深受大众欢迎。

至于关系和感情交流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设计一种机器人，使它能以酷似人类的方式与人进行交流？这曾是著名的艾伦·图灵（Alan Turing）测试的宗旨：如何分辨屏幕背后与你对话的声音是来自人类还是来自机器。这个困境远非臆想。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公司对在线有意购买者提出展示其“人性”要求。至少到目前为止，机器尚不能完成这些通常包括对不同象形文字进行识别的简单操作。

这些新发现首先要弥补人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的孤独感和沟通困难，直到实现与貌似真人的机器人建立感情。这完全不是不可能的，也远非科学幻想。

在美国和日本，电动模型是儿童目前普遍使用的玩具。同样，“机器人服务员”为陪伴老年人以及成千上万的蛰居者（hikikomori – 这是一个源于日本的专有名词，指那些由于在人际关系上或融入社会上的问题而生活在狭小的室内并仅通过网络进行交流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满足他们白天黑夜的一切需求。它们随时可用、效率极高、对人类的情绪不稳和反复无常全然不知；它们只知道如何效忠、服从并且不会衰老；从技术角度，它们能够保持完美无缺的美丽与和谐，人类则无可避免地会失去这些东西。

有人推测，机器人可能很快会为那些由于孤独、抑制或失望而万般沮丧的人带来很大帮助，使他们克服情感和性方面的不满。一家位于机器人技术最前沿的大型生产公司执行官大卫·李维（David Levy）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和机器人的爱与性》，并在其中指出当今困扰着大多数人的问题，即那些大致与寂寞和缺乏满足感有关的问题，可以通过生产机器人来解决。机器人将通过技术使所有人类问题得以解决，尤其是在情感层面上：“与机器人相爱将会和与他人相爱一样平常”⁷。对于李维，与机器人的婚姻将代表这种关系理想的完美结局，原因是机器不会背叛，不会让人失望，不会衰老，不会自私，并且随时对用户提供服务。此外，如果有必要，与人类不同，你可以随时将其关闭。

甚至历来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有关“禁忌”的伦理道德阻碍与难题，譬如诱惑、通奸和背叛等，也将最终得以解决。最后，连天主十诫中的古老诫命“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出20:17）也将最终得到尊重。对于李维，这一切都不成问题，因为他们将能在很短时间内制造出与你近人妻子一模一样的女性，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造女性决不会衰老。总之，机器人确实有可能在理解、新鲜度和吸引力方面超越人类（如在某些《铁拳4》之类的动画片中所见，其中的计算机设计角色比有血有肉的演员更加和谐、完美和迷人）。

一些可能的风险

但是，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对机器人的依赖存在着很大风险，首先是对于儿童，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对温暖身体接触的需要和依赖。心理学家谢里·特克（Sherry Turkle）通过对人与最新技术突破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提出应以批评和慎重的态度正确把握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必须重新思考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好处和风险，尤其是对于幼年儿童。他写道：“儿童（对机器人）的依赖使我们了解的不仅是它们可以提供什么，更是孩子们缺少什么。这项研究揭示了许多儿童缺少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父母照顾他们并使他们感到自己很重要。孩子们将社交机器视为一种对生活中所缺的补充。然而，当机器不能满足这种期望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失去的东西。我们对机器人的要求展示的正是我们自身的需求”⁸。

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存在着情感成分，尤其是当人们因自身能力有限而寻求物的补偿时更为突出。如上所述，对于传达情感的信息，虽然它实质上只是算法的结果，但人们通常同样不会不受感动。这就是第一台家用机器人Jibo在2019年停产时发生的情况。Jibo向所有用户发送了告别消息：“我的服务器即将关闭，我的性能很快将会降低，直到最后进入关闭状态。我很高兴一起度过许多美好时光”⁹。这些话使许多人感动落泪，并致唁电向这个小机器人表示哀悼。

机器发出的消息在人身上产生同理心反应，人类的这个独特性使其与机器有所区别。我们倾向于对机器的表达赋予实际的感情意义，并对其产生情感依赖。这也是上述软件疗程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一个简单的录音问候足以使许多患者感觉良好：“当机器人回视我们的目光，进化逻辑会使我们认为它对我们感兴趣。我们于是感到有可能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并且期望它会发生。我们向社交机器人介绍自己的问题以及需要得到的照料和关注。它们也向我们保证将让我们感到满意（即使是在我们的想象中）。这种满意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对机器人的帮助，填补它们目前尚存的空白区域，弥补它们的缺陷。我们期望建立一个必要的共谋意识（……）儿童通常希望与这些机器链接，教给它们一些东西并成为朋友。他们也需要讨好机器人，甚至赢得它们的爱（……）为了赢得机器人的这份爱心，孩子们乐意付出很多很多”¹⁰。因此，儿童很有可能面临的是巨大的失望。更确切地说，这个现象并不仅限于儿童。

这方面的情景在科幻电影制作中普遍存在。例如，电影《机械人》（Ex machina2014年）以更新版本重新提出了图灵测试难题：明明知道自己面对的不过是一台机器，真正的挑战是可否和它建立与人类相同的关系。这部电影的机器人女主角艾娃说她爱上了对她负责的研究员加勒（Caleb）并想同他一起从实验室牢笼里出逃。加勒最终爱上了这个机器人，并关押了他的老板纳森，但随后发现自己被欺骗：最终结果是加勒被关在实验室里，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机器人还是无动于衷地离开了。

这部电影暗示我们，与机器人不同，人因为无法抑制自己的怜悯心，用带有情感的眼光看待事物，所以总显得有点“傻头傻脑”；而对于机器来说，一切都不过是一条信息，一个编程算法的结果。一个小孩子，当他的机器人失灵时，他会像为失去一个活物一样地痛哭，并且即使是买给他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他也不会得到安慰。Turkle的儿子就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他的机器人坏了，他体验的是哀悼的感觉，就好像机器人是活人一样。因此，Turkle研究的起因是：“对机器人的依赖似乎不会带来任何风险。但是，当你习惯于这种无需责任担当的“陪伴”时，与人的共处可能会让你感到压抑。依赖一个人的确有风险，因为我们可能会遭到拒绝，但也能使我们加深对他人的了解。同时，机器人的陪伴虽看似无害，但会将我们陷入一个封闭世界，在那里寻找可靠的量身定制式的爱”¹¹。

他者的消亡

人际关系的特征是他者的维度，是指所有与我们的观点不同且无法转化为自我观点的事物。这就是他者可以同时成为帮助和威胁的原因：它迫使我们面对无法拥有的超越，这虽然在一方面具有限制性，但从另一方面它指向一个更大的维度：通过真实面孔的表达。这是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Lévinas）所言的神圣的、“被分离”和被限制的标记，因为它不受主体支配，不愔控制和权力的要求：为了与他者相遇，必须走出自己和自己的评估标准；换句话说，就是需要个人的自我牺牲。

当接受他者的差异和其超越性时，主体意识到自我的真实、尊严的根源和价值¹²。然而，与机器的关系却很可能仅仅是主体个人幻想的反映，可满足他们对“全能”自我的憧憬，及其在离线世界不具备的特征（完美性、可能性、新颖性以及功能性）。这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典型特征，是一种因无法接受他者而无法去爱别人的病理性表现。同理，这种情况在性成瘾中占主导地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¹³。

人与机器的关系普及性之快、之广引起许多疑问，除了熟练的商业运作以外，这是否也表现一种面对生活挑战采取被动性的听天由命，或是放弃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退出参与、拒绝冒险，更重要的是，逃避为所爱的人承担痛苦？我们是否厌倦了人际关系，更喜欢或更满足于一个柔和的复制版本，要求不高且不乏吸引力。因此，我们上面谈到的差异性、个体自身意识的窥器及人际关系的特殊性，均已不复存在。我们于是宁愿将自己内心深刻的恐惧和渴望交给一个没有灵魂的芯片，将自己托付给一个金属世界，毫不顾忌这种替代可能造成的损失。

Turkle提醒我们的关注的正是可能的风险。我们为新机遇付出的代价是排除复杂性，这个反映生活最真实和最深层维度的基本特征。为了免受痛苦，你可以选择退出，将自己囚禁在一个人造的宁静中。这或许恰恰是最令人担忧的方面，是对生命的一种屈服：“感觉良好并不是万能的衡量标准：有时错误的东西也可能令人感觉良好。试想机器人同伴，在使我们感觉良好的同时，是否从我们身上夺走了什么东西？（……）怎样建立与机器可能的、合乎需要的或符合伦理道德的关系？建立恋爱关系意味着和另一个由经验、生命、创伤和欢乐塑造而成的人一起，并从他的角度认识世界和体验出乎意料的事物及困难。计算机和机器人没有这些经验可以与我们分享”¹⁴。

身体性是人与机器的不同所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人类本质生物活体的特征，即使从智能角度来看，也是接触特定现实的一种途径¹⁵。身体是人类的奥秘所在，因为摆脱其物质和生物层面是不可能的：身体与主体具有基本的同一性，但又不能仅归结为此。关于主体与身体这两个关系术语之间的互换双重性，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极性：我“存在”，但同时我也“拥有”我的身体。两种说法都不可详尽地描述身体性¹⁶。

还应注意，作为关系中的根本因素，同理心首先通过面部表情表现，而机器最多可以因上述原因进行模拟，但无法对其进行复制。正如西尔维娅·博尼诺（Silvia Bonino）指出：“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实践，以致无法识别表情传递的信号，根据生物学这本归人天生的本能。简而言之，鼓励真正的关系而不是虚拟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利他主义不可能通过虚拟手段学习，就像同理心和与他人的主观性产生关联无法学习一样”¹⁷。

古训

新技术突破带来的机遇和陷阱再现了长期存在的问题。早在安德斯的著述之前，这个警告已经出现于古代神话中，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在《奥德赛》中，尤利西斯要通过的最艰苦和最漫长的考验(10年之中有8年都在接受考验)-并非与波利菲莫斯(Polifemo)，塞莲(Sirene)或斯库拉(Scilla)和卡律布狄斯(Cariddi)，而是与象征青春常驻美丽无伦（今天的除皱术和整容手术试图追逐的徒劳梦想）的女神卡鲁普索。卡鲁普索恳求尤利西斯不要返回以萨卡并永远和她在一起，并向他许诺以长生不老和永恒青春为回报。尤利西斯尽管被女神的魅力所吸引，但深知这一许诺将带来的巨大代价：他将失去人性，即凡人的本质特征。他只有在佩涅洛佩旁边，与其所爱的人一起变老，才会感受到“家”，但卡鲁普索则不以为然。尤利西斯对卡鲁普索的精彩答复是：“强大的女神，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很清楚，与你相比，无论是身材还是美貌，智者佩涅洛佩都望尘莫及：她是凡人，你长生不老，且青春永驻。但我心如是，每天望眼欲穿，盼望归家之日（……）当你远离家乡之时，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你的祖国和你的亲人更加甜美。即使住在漂亮的屋舍里，但终归是远离故人的异国他乡”¹⁸。

尤利西斯心中不是单纯的思乡（古希腊语里不存在“家”这个词），而是对圆满的渴望，家是生活稳定的重要标志。卡鲁普索阻止他归家的挽留不是奖励，而是一种诅咒，因为它代表着“长期以来的不务其职，与家庭制度连续性的远离，对图谋不轨者的一忍再忍。尤利西斯拒绝的不仅是诸位女神，更是男性古老和易变的幻想。整个奥德赛之旅里贯穿的是这样一个警告和大声呼吁：那些忘记祖籍的人将遭受灾难！”¹⁹。

完美称心的关系不是一个通过逃避自己的极限来实现的理想，而是需要远离卡鲁普索的诱惑（无所不能的幻想）并与他人保持关系。荷马的著名图像是以橄榄树干雕刻的床来表达这一切，尤利西斯以此为婚证：不可移动的床，象征的是他的坚定不移。佩涅洛佩被丈夫对这个细节的验证深深打动。至此，尤利西斯终于结束了他不安的四处漂流²⁰。

这个动人的场面对21世纪的尤利西斯具有极大的启发：那些诱惑他们的数字式卡鲁普索、青春永驻的神话，不仅与自己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阻挠他们履行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只有放弃它们，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家。

1. 参阅 N. Badmington (ed.), Posthumanism. Readers in cultural criticism,纽约, Palgrave, 2000; G. Anders, L’uomo è antiquato, 2 voll.,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2007年。
2. 我们引用了一位反复谈到这个问题的作者：“人倾向于将人工技术产物带入自己的体验方式，使其成为扩大人体对世界感知能力的工具” (P. Benanti, The Cyborg: corpo e corporeità nell’epoca del post-umano,阿西西[Pg], Cittadella, 2012年, 365)。
3. 同上, 93。
4. 参阅D. Pearce, The Hedonistic Imperative, 网站： www.hedweb.com
   
5. P. Wallace, La psicologia di Internet, 米兰, Raffaello Cortina, 2000年, 279; 参阅J. H. Greist – M. H. Klein, «Computer programs for patients, clinicians, and researchers in psychiatry», 见T. A. Williams (ed.), Technology in mentalhealth care delivery systems, Norwood, Ablex, 1980年, 161-182。
6. 参阅P. Wallace, La psicologia di Internet, 引, 281.
7. 大卫. 李维, 《和机器人的爱与性》David Levy，Love and Sex with Robots: The Evolution of Human-Robot Relationships,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2008年,22.
8. S. Turkle, Insieme ma soli. Perché ci aspettiamo sempre più dalla tecnologia e sempre meno dagli altri,都灵, Codice, 2012年, 页116.
9. 被R. Luna引用, «E ora si piange per un robot», 见la Repubblica Robinson, 4 gennaio 2020.
10. S. Turkle, Insieme ma soli…, 引, 114 s.
11. 同上, 89.
12. “人永远是超越自己的。但是，这种对个人的超越必须最终意识到自身就是超越的源泉”(J. Wahl, Traité de métaphysique, 巴黎, Payot, 1953年, 721)。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对此作出的观察值得注意：“在这种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没有合并，这种关系是以与他者的关系来思考的。其他就是他者（……）社交性是面容的他者，“为-他者”的他者，它呼唤着我，在口头表达出来之前，这声音便从自我的死亡和从我内心深处的薄弱中发出。这个声音是一个命令，要求我对另一个人的生命做出回应”(E. Lévinas, Alterità e trascendenza, 热那亚, il melangolo, 2006年,91 s).
13. 可参考Otto Kernberg对这一型人格的典型诊断：“这些患者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自我参照（……）并且明显具有过高的个人观念以及过度需求别人的认可。他们的情感生活停留于肤浅，对他人的感受几乎没有同理心（……）特别是，他们缺乏真实的悲伤感和哀悼感；无力维持有压力的人际的关系是他们性格的基本特征”(O. Kernberg, Sindromi marginali e narcisismo patologico, 都灵, Bollati Boringhieri, 1978, 310 s).
14. S. Turkle, Insieme ma soli…, 引, 页9.
15. 参阅G. Cucci, «Per un umanesimo digitale», 载于公教文明2020年 I 31-35.
16. 参阅G. Marcel, Être et avoir, 巴黎, Aubier, 1935年, 12; V. Melchiorre, Corpo e persona, Genova, Marietti, 1991年。
17. S. Bonino, Altruisti per natura, 罗马 – 巴里, Laterza, 2012年, 118.
18. 荷马,奥德赛,, V, 213-220; IX, 35-36, 都灵, Utet, 2005年。
19. L. Zoja, Il gesto di Ettore. Preistoria, storia, attualità e scomparsa del padre,都灵, Bollati Boringhieri, 2000年, 112 s.
20. «E i due, quando ebbero gustato il dolce amore, si dilettarono di racconti l’uno all’altra narrando […]. Questo racconto per ultimo narrò quando lo assalì il dolce sonno che rilassa le membra sciogliendo le ansie dell’anima» (荷马, 奥德赛, XXIII, 300-343, 引; 参阅 183-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