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护整个受造物” — 教宗，罗马主教的使命 – 公教文明

经由《公教文明》站务
2020年6月1日

1971年，真福保禄六世在为《新事》（Rerum novarum）出版80周年而写的牧函中，以其先知性的预见要求基督徒“必须注意这些新的观点，以便偕同其他人士，共同为今后人人有分的命运，负起责任”¹。教宗指出的这些新观点“关系整个人类大家庭的一个范围广大的社会问题”（同上），在题为《自然环境》的段落中有所论述。

在过去的近五十年里，教会如何解析生态问题引起的担忧？环境是否依然是我们的“家园”？随着这个主题日显突出，尤其在教宗方济各的通谕发布之后更加成为教会社会训导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发出的训导是什么？2013年3月19日，教宗在伯多禄继承人的就职大典弥撒讲道中回答：“看护整个受造物”是“罗马主教被召需要完成的任务”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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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同命运的责任。保禄六世以他的远见和智慧，用一种优雅甚至有些古板但却又完全符合当代现实的语调，怀着对未来的开放态度，在大约半个世纪前曾这样说：“就这样，人的视野一依为他选定的图像而变动。此时，人又感到另一种变动；这变动是由人们自己的活动而产生的戏剧性和意想不到的结果。人忽然意识到，人而滥用世物，不独有危险毁掉世物本身，而且人不免成为自己堕落的牺牲品。不单周遭的环境成为人的一种经常的威胁，如空气污染、垃圾、新的疾病及其可能招致绝对毁灭的种种，连对关系人们自身的社会生活亦失却控制力。于是，便不免为来日制造一种可能令人吃不消的环境”³。（《八十周年》，Octogesima adveniens, n. 21）。

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不仅严重破坏了环境，而且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和人类问题。保禄六世的重要信息在几十年内一直未受到经济和政治领导人的重视，至今仍需要我们对其加以重申和强调。

197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在许多社会中，对生态威胁的认识逐渐不断增加。圣若望·保禄二世是第一位教宗开始谈论工业增长、大规模城市集中化以及能源需求显著增长带来的后果。

对于在那些年代开始的生态意识的增长，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多年后的德国使徒之行期间，于2011年9月22日，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的讲话中进行了这样的评论：“生态运动在德国政治中从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尽管或许没有能够将窗户完全敞开，但却从此开始不断地发出渴望新鲜空气的呼唤。对此我们既不能漫不经心更不能置之不理，因为这意味着太大的非理智性。年轻人已经意识到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存在着问题。物质不仅是单纯为我们服务的，地球有它自身的尊严，我们必须遵循它的示意”。接着，他继续肯定了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当我们与现实的关系中出现问题时，我们必须一起回到自己的文化基础上，认真地对此进行全面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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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若望·保禄二世：环境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圣若望·保禄二世对时代的迹象很敏感。这种敏感性在他的通谕《论社会事务关怀》（Sollicitudo rei socialis，简称SRS，1987年12月30日）中有所表现，他说：“人必须注意每一物件的本性和它们在井然有序的系统中，尤其在‘宇宙’中，彼此之间的关连”⁴（SRS 34）。他指出生态问题起于圣经的源头，并强调“在起初造物主就定了这个限制，以‘不许吃这树上的果子’（创二：16－17）来表达此限制的象征意义，它清楚地说明，面对自然的世界时，我们不仅要服从生物学的法则，也要服从伦理法则，那是不得任意冒犯的”（同上）。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关于自然资源的使用，教宗警告我们有一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我们不应认为它们是取之不尽的。他还指出工业化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并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带来的危害（同上）。

另外，教宗在第23届世界和平日发布了专题文告《与造物主天主和好，与整个宇宙万物和好》（1990年1月1日），并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由于工业成长，城市密集和能源需要的大量增加的结果，工业废料，石化燃料的燃烧，无限制的树林砍伐，某些种类的农药、除草剂、冷却剂，推进剂的使用：所有这些已被认为有伤害于大气层和环境”⁵。

早在成为人们熟悉的概念之前，教宗已在这个文告中谈论全球变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主张：一个真正的“安全环境的权利”是“一个必须被列入合符现代的人权宪章中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生态危机说明对新的精诚合作有迫切的道德需要，尤其在开发中国家与高度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若望·保禄二世指出，在促进和平与健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发展中，各国应表现出既团结一致，又“相辅相成”。事实上，新工业化国家“不能被要求对他们刚出现的工业采用严格的环保标准，除非已工业化国家首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采用同样的标准”。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不能将正义排除在外。

此后，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其通谕《百年》（Centesimusannus，简称CA，1991年5月1日）中，将“生态问题”主题化，并把它与消费主义问题以及被他称为“人类学的错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写道，“人之贪欲，使人渴望拥有以及享有一切，却忽视了自己的存在与成长，同时以过份及混乱的方式，花费大地的资源、自己的生命。自然环境正受到无理的损毁，此事的根源在于一项人类学的错误；这错误不幸正在广泛蔓延之中。人一旦发现自身能以工作来改变世界甚或创造世界的能力以后，却忘记了这种能力是基于天主原先所赏赐的万有。人以为大地，就好似没有本身的条件、没有上主所订定的目的，能让人任意使用，随意让其意志驱使。人非但没有与上主创造大能合作，更斗胆取代主的位置，结果引发大自然的一场叛变，要求推翻人的暴政”⁶（CA 37）。

因此，教宗明确反对“人因对物质的欲望而产生的狭隘视野”，希望正确面对世界，以“惊叹万物与美善时的那种无求、无私、优美的态度，从可见的受造物中去发现不可见的造物主的启示”(同上）。

圣若望·保禄二世提出的是涉及更广范围并且与更复杂的人类环境有关的生态问题。它的目标是维护一个符合真正的“人类生态学”标准的道德水平（CA 38）。对各种濒临灭绝的动物，要注意保护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人类特有的生物和道德框架。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现代城市化现象带来的严重问题，需要一个关注人民生活的城市化规划，同时也不可忽视关于工作的‘社会生态学’”（同上）。教宗谈到需要有勇气和耐心来“消灭”与人类文明环境相反的架构，并“以更可靠的共存形式来代替它”（同上）。

通谕《生命的福音》（Evangelium vitae，简称EV，1995年3月25日）明确宣称，人类“对于自然界，我们不仅要服从生物法则，也要服从道德律，那是不得任意冒犯的”（EV 42）⁷。生态危机是道德危机的一面镜子。

随后，在1997年，在一次有关环境与健康的会议上，教宗在对与会代表的讲话中再次呼吁“将新的科学技能结合在一个大的伦理范畴内”，保护环境不应从“资源”的角度出发，而是把环境看作我们居住的“家园”。

总而言之，面对当时这一令人担忧的新挑战，圣若望·保禄二世确立了教会对它的衡量标准。破坏环境的和谐是一种罪过，因为它使人类与自身疏远，与地球疏远。问题的中心是，人类应该用爱和智慧来滋养与其它受造物之间的“关系”。环境危机不仅是科学和技术危机，从根本上讲它是一个道德危机。

自1990年的文告《与造物主天主和好，与整个宇宙万物和好》和1992的里约峰会以来，有关讨论已持续了25年。它所涉及的问题确实很复杂，首先是科学层面，其次是政治层面，最后是经济和商业层面。

我们也记得，大公巴尔多禄茂宗主教自1994年以来便率先开展进行有关生态问题的活动和倡议，包括在拔摩岛上的国际座谈会和各种研讨会，这些活动对有关问题的讨论至今一直做着很大贡献。在1997年，他也曾以非常明确且具说服力的方式从罪恶方面阐明了生态问题的含义。他说，“对自然界犯下罪行是一种罪过。对人类而言，它造成物种灭绝，破坏天主创造生物的多元性：他们使气候改变、剥夺森林资源、破坏湿地，使大地的完整性受损；他们污染了地球上的水、土地、空气和生命──这全是罪”⁸（巴尔多禄茂宗主教在美国圣巴巴拉举行的环境研讨会上的讲话，199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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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十六世：分辨并拟定新计划。拉辛格教宗经常被称为为“第一位绿色教宗”（参见，例如《国家地理》，2013年2月28日），他对继前任接手的许多环境和生态问题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要求，推动了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在为第十五届世界和平日发布的文告中（2007年1月1日），他重申并强调了“自然生态”、“人类生态”和“社会生态”这个不可分割的三部曲。文告指出，生态问题与地球上某些地区仍然生活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中的现实，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能源价格的上涨实际上也是阻碍落后地区发展的一个原因。教宗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地区的人民将何去何从？由于缺乏能源供应，他们将被迫接受什么样的发展或不发展？对能源的竞争将导致哪种不正义和对立？而那些被排拒在这场竞赛之外者将作如何反应？”⁹

在第十八届世界和平日的文告（2010年1月1日）中，教宗本笃十六世以同样的语气提出质疑，“面对气候的变化，土壤贫瘠化，广袤农地的出产不是变质就是歉收，河流和地下蓄水层被污染，不同种类的生物的消失，天灾的增加及赤道附近和热带地区的森林被砍伐等问题，我们怎么可能仍然漠不关心？怎么可能对所谓‘环境难民’这现象视若无睹？这些人因为所居住的环境不断恶化，而被迫离开——很多时候是带着他们所有的一切——去应付因为被迫迁徙带来的危险及不明前景。面对着因为要获取天然资源，那些已经出现及有可能出现的冲突，我们怎么可能依然毫无反应？”¹⁰。

“绿色教宗”的这些问题本身就构成一系列需要讨论的主题，它们对行使诸如生命权、食物权、健康权和发展权之类的人权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谕《在真理中实践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简称CV，2009年6月29日）的确是他的“绿色”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涉及了生态、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参见CV 48）。实际上，“尤其在我们这时代，大自然与社会文化的运作如此浑然一体，已成了几乎不可分的事实”¹¹（CV 51）。本笃十六世警告不要争夺和积累不可再生能源，并重申了团结互助的迫切需要，“我们仍须重新分配世界能源，让缺乏这些能源的国家能加以取用”（CV 49）。他呼吁，“地球上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每一个人：在那里，整个人类大家庭，藉着大自然──天主赐予其子女的礼物──以及自己的工作和创新，应能找到有尊严地生活所需的资源”（CV 50）。

本笃十六世在2009年8月26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重申，“为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和气候，需要国际领导人以法律和团结为基础，共同采取一致行动，特别是对世界上最薄弱的地区”。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转变当前全球发展模式的方向，大胆地承担起对受造物的共同责任。这不仅是环境危机，更是令人羞耻的饥饿和痛苦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教宗的提议是将当前的危机转变为“分辨和作新计划的机会”（CV 21）。我们可以将技术本身视为盟友，因为它体现了人类对发展和逐步超越某些物质束缚的期望，是去遵从“天主给人的吩咐，‘叫他耕种、看守乐园’”（CV 69）。

本笃十六世重申，生态问题与基督徒息息相关，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同样，出于信仰，“教会对造物有一个责任，且要向公众重申这责任。教会这样做，不仅是要捍卫土壤、清水和空气，因为这些都是造物界给予众人的礼物。她尤其要保护人类免自趋灭亡”（CV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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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看护与和谐。教宗方济各自上任两年以来，以他代表大公教会的声音加入了最近的世界性讨论。以其特有的直接有力的语调，教宗毫不迟疑地确认，“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在不断地打击自然。我们已经逐渐将大自然，地球姐妹，地球母亲占为己有。我记得，你们已经听我说过，一位老农民曾经告诉我：‘天主总是宽恕我们；我们作为人，有时也会宽恕；然而大自然永远不会宽恕’。如果你打她耳光，她必定会还给你”（2015年1月15日，斯里兰卡和菲律宾使徒之旅，前往马尼拉飞行途中的新闻发布会）。

他的训导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展现了在全球性、整体性视野上与其前任的连续性。人类、自然与环境、受造物与社会紧密相连：“人类生态与环境生态并肩同行”（公开接见活动，2013年6月5日）。在阅读他的发言时，我们特别注意到他具有人类学的视野，但并非出于片面的人类本位说角度。他的关键词之一是“和谐”，它比“和解”更广阔，并且能够扩展到受创万物。实际上，和谐牵涉到受造的整体以及受创万物之间的关系。这是天主所赐。

2015年4月22日，方济各在庆祝“地球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这样说：“我敦促所有人用造物天主的眼光看世界：地球是需要保护的环境，是需要耕种的花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以贪婪、操纵和剥削为指导，而是以尊重和关怀的逻辑保持受造物与受造之间的神圣和谐，让大自然也能够为兄弟及后代服务”。

这个开阔的视野关注的是“关系”，而不仅仅是被理解为“中心”的人，它对经济发展、新技术和金融体系对人类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提出疑问：“这个危险很大 – 教宗在2013年6月5日接见时说 – 因为问题的根源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伦理和人类问题。教会多次强调这一点。虽然许多人说：是的，没错，这是正确的……但是整个体系仍然像以前一样继续，因为起主导作用的是有伦理缺欠的经济和金融活动。今天发号命令的不是人，而是金钱，金钱，是钱发号命令。我们的天父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地球，而不是保护金钱，是保护我们自己：世上所有的男女，大家都有这个任务！然而世上的男女因金钱和消费的偶像而牺牲：这是一个‘丢弃文化’”。

教宗方济各自其就任伯多禄继承人就职大典弥撒以来多次重复的一个关键词是对地球的“看护”。这一方面是影射说出“要有！”的天主的创造力，另一方面是赞美受造的亚西西的方济各。2013年3月19日。教宗在开始他的任命时这样说：“看护者的圣召不仅仅关系到我们，它还有一个人性的层面，它关系到所有人。我们应该看护所有创造物及它的美丽，就像我们在创世纪里所读到的那样，也像圣亚西西方济各所告诉给我们的那样。尊重天主的一切创造物和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¹²。因此，所有人均需“做创造物的看护者，因为天主的计划就彰显在创造物里。做他人和环境的看护者，不允许我们让那些死亡和毁灭的标记横行在我们的世界”！天主向人保证的在世上的“统治”，不是指他们可以做主人，因为天地之间唯有天主才是主人，它意味着做看护和管理的主人。好的管理者会尊重自然，由此产生一种简单而恬淡的生活方式，这将有助于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

教宗方济各在他的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Evangeliigaudium，简称EG）（2013年11月24日）中又对此予以重申：“我们人不仅受惠于其它受造物，也是他们的管理人。借着我们的身体，天主如此亲密地把我们和周围的世界联系起来，所以当土地沙漠化时，我们能感觉到好像身体有病，当某一物种灭绝时，我们能感到如同痛苦的截肢。让我们不要沿途留下一长列毁坏和死亡的痕迹，影响自己和后代的生活”¹³（EG 215）。教宗明确谴责那个“一切阻碍利润增长的因素会被吞灭”的系统，因为其中“市场被人神化，其利益是唯一法则；凡是脆弱的，好比自然环境，一旦遇上利益当前，便抵挡不了”（EG 56）。因此，“对第一个受创物的第一个回答是：看护受创，使其成长”（讲道，圣玛尔大，2015年2月9日）。

教宗方济各以通谕的特定形式将他前任的声音发扬光大，继续提出问题和思考。作为一位世界领袖，教宗大胆呼吁所有人展望一个更加可持续和更加包容的未来。我们相信，许多从信仰和行动选择角度接受这些挑战的人将对他深表感激。方济各发出的绝不是微弱的呼声，而是强烈的抨击，就像他在利马会议（2014年11月27日）上所言，“寻找全球解决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只有共同行动并达成共识，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因此，从伦理角度出发，我们有明确的，具有决定性的和刻不容缓的的道德义务来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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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并非“绿色非政府组织”。一些人对教会，尤其是教宗，是否应该参与此类讨论提出异议。那些对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些科学发现表示最强烈反对的人，往往也是最喜欢持续开采化石燃料的人。他们说，教宗应该考虑比环境更重要的事情，作为牧者，教宗原本的义务应是救赎人灵。有人可能认为，信仰是对生态承诺的一种选择性补充，但这一观点遭到最近几任教宗的一致否认。原因是，这与“地基是建筑物的可选性补充”的说法同出一辙。正是通过信仰，我们知道自己是“受造物”，而不是盲目力量或偶然巧合的产物。

这种关注并未使教会成为一个“绿色非政府组织”。相反，我们必须以大公会议重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现代世界的演变，对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及任务，对私人及团体所做诸般奋斗的意义，对人类和万物的宗旨等问题，却往往感到踌躇不安”¹⁴（《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喜乐与希望》(Gaudium et Spes，n.3）。因此，为达到目标，“再没有比对上述诸难题，同人类直接交谈更妙。在这交谈内，教会将借助福音神光，将她在圣神教诲下。由其创立者所接受的神力神方。提供给人类。应予拯救者是人的人格；应于革新者是人的社会”（同上）。

对人类和环境生态的关注显示了信仰的一个基本方面，这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意味着拯救人类和进行社会生活。因此，它成为教会社会训导的一部分。也正是鉴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已不能满足于仅限于段落的篇幅来讨论生态问题，而是需要一个专门以它为主题的宗座通谕。

今天，我们通过已进行的许多研究工作，对环境有了很多了解。虽然对某些结果还不能达到一致同意，但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需要我们信友的特别注意，例如河流湖泊的污染、破坏土地和生计的农业种植单一化、人类进步造成的众多物种灭绝。信友们必须从基督信仰的角度对待这些分析。实际上，在1990年圣若望·保禄二世的文告之后，问题已不再是天主教徒是否应该从信仰的角度对待生态问题。真正问题是，包括基督宗教团体在内的所有社会应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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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谕在全球进程中的重要性。科学已经尽其所能，收集了尽可能多的数据，开展了许多专家之间的合作，互相分享了共同的技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存在的疑问非常多。气候变化是否是人为的，也就是说，是否是由人类造成？还是自然界的周期性过程？还是或许两者兼有？再者，无论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否有解决的可能？唯一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星球正在升温。

的确，2014年1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做的专家综合报告非常严厉。气专委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托马斯·斯托克（Thomas Stocker）评论说：“我们的评估确认大气和海洋变暖，冰雪减少，海平面上升是既成事实，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并且达到了至少在过去80万年中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http://www.un.org）。这是800多位IPCC科学家的一致意见，是向我们提出的一个巨大挑战。现在，即使我们绝大部分人并非科学家，但啓待每个人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

面对这些挑战，对有关气候变化，其成因和后果以及必要的补救措施的科学观点，教宗方济各予以相应的认可，并在此同时编写了他的有关通谕。这位世界主要宗教的领袖，以他的信仰、教会的训导以及具有很高价值的信息和建议说明，收集和筛选信息、作出判断和决定并采取行动是我们的义务。他的目标是：问题不是运用或依赖某种理论，而是邀请所有善良的人仔细考虑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于受造界的恩赐，信徒有着一个更好的理由去做称职的管理者，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天主的恩赐。为了履行对环境的责任，没有必要成为气候学家，仅因作为居住在地球上的信徒来说便足以。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这不是指对珍稀动植物的保护运动 – 虽说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 而是要确保亿万人拥有清洁的饮用水和新鲜空气。这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且不可回避的道德义务。对其置之不理实属罪过性的疏忽。

新通谕的发行时间很重要：2015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7月份，各国将在亚的斯亚贝巴联合举行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9月份，联合国大会将预计商定一套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将在2030年前付诸实行。12月份，巴黎气候变化会议将就每个政府致力于减缓或减小全球变暖的计划达成协议。因此，2015年的那几个月对有关土地的保护和管理规定，以及有效致力于世界发展和人类福祉至关重要。教宗方济各因此在飞往马尼拉的途中说：“为了取得成效，重要的是在通谕的发布日期和巴黎会议之间保持一段时间的距离。在秘鲁举行的会议效果不是很好，缺乏勇气，使我感到失望：他们在某一程度上停了下来。希望在巴黎会议上他们会有更大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生态和气候变化的这些挑战，我们处于什么情况？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一个不好的时期：人类的贪婪、愚蠢、疏忽和骄傲已经造成了许多不可逆转的损害，以至于我们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人类正在毁坏地球，他们的唯一家园。

但对当前形势也许有另一种看法。尽管有着强大的力量和令人不可揣测的进程，但直到最近，大自然似乎完全受制于为生存而挣扎奋斗的人类。尽管对于多数群体 – 尤其是弱势群体 – 情况依然如此，但在气候危机的推动下，整个人类大家庭却得以成长，并在一个新水平上承担起了一个新的责任。本笃十六世对此曾谈到，这是个进行分辨和制定新计划的好机会。我们必须以成熟的方式，以新的开端，对地球 – 我们共同的家园，承担起共同的责任。

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申《公教文明》早在25年前的文章中所言:“归根结底，只有以谦卑的态度检查并面对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的阴暗面，我们才能找到勇气和能力，以慈善来对待他人、子孙后代、地球及其所有生物。只有承认并接受我们的矛盾和伤痛，我们看似无可争辩的对权力、福祉和统治的渴望才会逐渐衰减。从这个角度看，环境问题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人类的问题，一个持续皈依和真正人性化的问题”（J. McCarthy，“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载于《公教文明》1992年第四期， 560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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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信仰的生态意义。在当下如此庞大的全球化进程中，宗座和教会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更概括地说，如今的确有这种情况：“正如巴尔多禄茂宗主教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所说，宗教可能是地球上最普遍和最强大的力量。实际上，信仰不仅在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而且在社会活动和国家机构活动中也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习安东，“对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访谈”，载于《公教文明》2015 II 3-16）。因此，生态学不仅是一个深刻涉及普世教会的话题（同上，11 s），而且涉及各宗教之间的对话，正如教宗本人于2015年1月15日飞往马尼拉时所言。

早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结束时，我们的杂志便已指出生态主题在灵修和宗教信仰上的重要意义：“人类的灵修资源多种多样并且根深蒂固。只有通过勇敢地探索每个社会的宗教传统财富，人类才能有可能达到道德和宗教信仰角度上的理解和观点，以便真正地在拯救地球和人类的道路上共同前进。这将是一个共同的经历，我们要勇敢地准备承担这个艰难的任务，探索我们的信仰的生态意义”（J. McCarthy，“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引自上文）。

这种从灵修和宗教信仰角度出发的方式（参见G. Salvini，“面对环境的科学和宗教”，载于《公教文明》，2002 III 151-163）对基督徒绝对成例。在弥撒上呈献祭品时，主祭说：“上主，万有的天主，祢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祢；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祢，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这个大家熟悉的祈祷表达了我们生活和行动，接受和给予，祈祷和工作的动态关系。在这些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宇宙，硕果累累的土地和少许面包，天主的慷慨以及人类的劳作和我们的奉献。

对于信徒来说，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环境”，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被解释为与天主相结合的地方，以基督的形式理解，并在信仰的基础上生活。我们需要重温一种“世界感恩祭观”，一位帕加马省总主教曾向我们建议的方式（参见I. Zizioulas，“受创如同圣体，以神学观点看生态问题”，Magnano [Bi]，Qiqajon， 1994年）。教宗方济各的努力将我们推向一种生态灵修，走向一种不脱离居住在受创造这一事实的灵修和圣事生活。

在等待教宗方济各的通谕之同时，我们可以此言作为勉励：“圣神在宇宙的每个元素中工作，使整个宇宙充满上主的荣耀和能量，并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活力，对富有创造力、善良、公正和高尚的一切充满热情”（“教会的责任”，普世教会委员会的信件，1992年）。